【内容提要】近代日本，在旧有的世界霸权结构分崩离析而国际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的20世纪30年代，作为帝国主义的一极深深介入到称霸世界的进程中。与此相呼应，日本知识精英就现代性问题，发表了极具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特殊经验的见解。1942年召开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其议题不仅传达出二战前日本人对现代性的矛盾体验，还在战后一再被重述。然而，这个“超克”论式的叙述，并没有跳出叙述对象所规定的现代性思维架构，因此未能对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本身给出根本的反思。本文以“超克”论的话语史为分析对象，透过对日本国家“脱亚入欧（美）”现代化战略的批判性省察，尝试反思“东亚现代性”的问题。
【关 键 词】超克；脱亚入欧；东亚；现代性；日本
【作者简介】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一、引言
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依据个人的经验指出，二战前后广为流行的“现代性”一词包含着两种明确的含义：一个是指最先进的技术，且强调技术进步的不断创新和永无休止，这种现代性通常表现在有形的物质上，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和前瞻性；另一个是指反对中世纪、强调理性和社会的进步、解放、革命，而具有更多否定性和战斗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这两种现代性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密切相关，因而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致使人们失望幻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2002：126-127）。沃勒斯坦的上述理解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著《关键词》一书对“现代的”一词之解释基本一致（雷蒙·威廉斯，2005：309）。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有关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又使现代性的含蕴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沃勒斯坦等人乃是基于世界中心国家即现代性起源地西方的历史经验做出上述定义的，它与非西方的边缘或后发展地区如东亚在一百五十年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体验到的“现代性”多有不同。
1934年，日本文学家谷崎润一郎是这样描述他的“近代”①体验的：“既然日本已经沿着西洋文化（现代文化）发展之路迈出了第一步，那么便只好抛下老人勇敢地向前迈进。不过我们还必须觉悟到，限于我们肤色的无法改变，我们将永远背负着本民族文化之损失走下去。”（谷崎润一郎，1975：52）1942年，京都学派哲学家高坂正显则强调是西方“把我们拖入了这个近代‘世界’，而且与原来各自的意图相反，使我们不得不回归到东洋自身的立场上来，这里存在着世界理性的狡狯。”（参见高坂正顕，1942）科学哲学家下村寅太郎指出：“虽然近代来自于欧洲，但事实上也已成为我们自身的近代了，还包括我们获得了近代这种状况，都说明近代具有世界性。……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也便是对我们自身的超克。”（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12-113）1948年，反欧洲现代性的思想家竹内好则给“东亚之近代”以如下定义：“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没有的。欧洲通过东洋的抵抗，在将东洋包括到世界史中来的过程中，确证了自己的胜利。……而通过抵抗，东洋使自己近代化了。”（竹内好，2005：186-187）1994年，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在反省战争与日本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论时进而指出“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个认识不仅在那次座谈会上是个例外，即使在近代主义话语支配着言论界的战后，依然是一种例外。就是说，战争诱发下出现的现代化论话语其所暴露出来的现代视角，或者观察“近代”的认识架构，基本上被战后继承了下来，或者依然在时代转化的今天被不断再生、反复着。（子安宣邦，1996：155-156）
作为在非西方地区首先实现现代化并成为世界霸权体系中的一员，而于1945年又迎来了帝国之决定性毁灭的日本人，上述文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感受不仅显出严重的混乱和矛盾，而且更流露出对于因被动现代化而将丧失自我主体（东洋）的危机感。他们明显地感受到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存在一个东洋的现代性，或者说在被动接受了西方现代性之后才产生了东亚的现代性，两者在时间上先后有别而在关系上主动与被动分明，并把现代化本身等同与西方化。如果说，在西方对现代性理解的混乱来自于沃勒斯坦所谓物质技术的现代性与作为意识形态之现代性的两者间既联系又矛盾的关系，那么，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所感到的混乱，则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现代性与东亚自身的现代性两者之间既同一又矛盾对抗的关系所造成。从宏观的人类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讲，这个“东亚现代性”真的存在与否可能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如果将上述日本人的体验放到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脉络中观察，会发现它常常导致“脱亚入欧（美）”与“回归东亚”两种交替起伏或往复运动的思想心理趋向，而在日本国家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国策中则体现为“欧洲原理”和“亚洲原理”的分而用之，即面对欧洲要求其承认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时采用后者，而在面对亚洲主张驱逐旧殖民势力的欧美，并承认日本之“盟主”地位时则依据前者。笔者认为，这个“脱亚入欧（美）”路线，不仅可以用来说明日本的现代性含蕴，同时也能够呈现出“东亚现代性”的某些结构特征。
鉴于现代性概念的异常混乱和复杂，与其讨论它的规范含蕴，不如透过历史去了解它在不同地区内人们实践中的经验，从而达到认识我们自身的目的。在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曾经有过光荣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新兴国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现代化，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危机时期，即旧有的世界霸权结构分崩离析而国际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的时代，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的一极深深介入到以殖民侵略的方式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与此相呼应，日本知识精英阶层就现代化与现代性、物质技术进步与精神文化危机、西洋与东洋等等议题，发表了深浅不一而极具现代性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特殊历史经验的意见和见解。这些深浅不一、纷繁复杂的见解集中而凝缩地体现在1942年于京都召开的“知识合作会议”，即被命名为“近代的超克”之座谈会中。这个座谈会的议题不仅传达出了二战前日本人对现代性的矛盾体验，还在二战以后每当世界政治秩序发生重组和日本内部出现社会变动的时刻一再被提起和重述。然而，这个“近代的超克”论式的现代性叙述，一方面代表了几代日本知识者的思考而已然成为思想史的标本，另一方面由于它并没有跳出叙述对象所规定的现代性思维范畴，因此未能对日本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道路给出根本性的反思和批判。本文以二战前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之话语史为分析对象，在解构和反省内在于这一话语的东西方二元结构论弊端的同时，关注与此互为表里且更具政治实践性格的“脱亚入欧（美）”日本国家战略，通过对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分析，进而尝试思考“东亚现代性”的问题。
二、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的重组与日本现代性叙述的产生
最近，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提出了一个观察世界现代史周期反复结构的分析模式。他认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于对历史采取了“结构性”的分析方法，发现1848年革命到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乃是对60年前拿破仑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当上皇帝的历史重演。受此启发，柄谷行人认为可采用60年一个周期的长时段视角来观察世界现代史的结构性演变过程。（参见柄谷行人，2004：1-37）由此可以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时期，世界现代史的变迁的确有一个大致遵循60年周期而变化的情况。另外，早在柄谷行人之前，沃勒斯坦也曾依据周期大循环的长期波动说分析过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他认为，如果说自由主义是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时期，那么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走向没落，而新兴霸权国家还没有确立起来，正处在相互抗衡状态的阶段。此期间大约六十年，它基于经济循环的长期波动周期。（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98：1-34）
在此，笔者介绍柄谷行人和沃勒斯坦两位学者的60年历史周期说，不仅是为了了解20世纪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变化与重组的历史结构，同时也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与这种变化重组的密切关系。笔者注意到，以日本为例，其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往往是在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发生变动并影响到日本国家走向的时候，形成高潮或论争的。比如，下面要集中讨论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就发生在二战爆发后不久的1942年；而1959年竹内好等思想家和学者重提这个“超克”的论题，正是在世界冷战体系迅速形成而日本国家面临着如何定位自己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位置的时刻；1995年前后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对“近代的超克”所代表的日本现代性叙述展开激烈的批判，也正是在世界冷战结构的崩溃和日本昭和时代的终结促使人们反思日本现代化道路乃至国家未来走向的时刻。②
1942年“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召开直接以1941年日本对英美开战即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背景，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帝国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来出现的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论战（劳农派与讲座派之争），还有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以《文学界》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学家等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等等。这种思想潮流当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有一种呼应的关系，但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本伴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使人们获得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实际感觉，也由此产生了对“故乡消失”的感伤和对都市现代性的怀疑。而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则在于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之中并参与其秩序重组的阶段，有关现代性讨论的出现亦是日本人定位自身并确认日本在世界史中之位置这样一种欲望的反映。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讲，也可以将这种现代性叙述视为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
沃勒斯坦所谓“帝国主义则是霸权国家走向没落，而新兴霸权国家还没有确立起来，正处在相互抗衡状态的阶段”，应该是指1914～1945年世界处于普遍危机和战争的时期。众所周知，这个时期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预告了欧洲之世纪的结束而传统国际关系中的势力均衡逻辑开始失去作用，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宣告了《凡尔赛条约》秩序的彻底失败并促成了美国霸权的诞生。而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休战乃是一战后欧洲经济衰退和资本主义发生信用危机（1929年大萧条）的时期，同时也是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变动重组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便是经济上的区域化和军事政治上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出现。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英国贸易形态为基础的英镑圈、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制国家集团、美国领导的美元集团和依赖于日本的远东日圆圈，以及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走“一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新经济体，等等。（参见ポ一ル·ケネディ，1988）军事政治上谋求区域霸权并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在欧洲有意大利和德国的出现。德国自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1938年大战即将爆发时其势力范围的扩大达到了顶峰，不仅吞并了奥地利而且抢占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从而使中欧成为德国的经济军事控制地带并迅速东扩；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则在法西斯主义领导者墨索里尼一党独裁下推行“协同组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军备得到强化，开始积极干涉周边乃至整个欧洲的事务。
与德国、意大利势力的迅速崛起遥相呼应，在亚洲，则是新兴的日本帝国悄然展开的另一个区域主义运动。这个区域化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一战开始以军事工业为动力逐渐完成了国内的工业化，同时在1925年通过颁布治安维持法和普选法以及对共产党左翼势力的血腥封杀，逐渐确立起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为下一步夺取地区霸权建立了稳固的国内基础。第二个阶段始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制造“满洲国建国”事件，到1937年挑起中日全面战争为止。一般认为，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蓄意挑起“满洲”事件，意味着其帝国性质的根本转变。日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获得了诸多实际利益，为战争提供军火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工业化的发展，战后的分赃又为其在远东扩大势力范围提供了机会。然而，当时的日本帝国其野心还主要停留在争夺德国在远东的权益上，到了“满洲国”构想的出笼则标志着建立区域经济共同体以称霸世界的帝国战略的基本成形。1933年日本高调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则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与欧美协调合作的外交战略被军国主义之国防优先战略所取代（入江昭，1966：104-114）。“满洲国”的设计者们如石原莞尔、板原征四郎等强调的“满蒙生命线”说，更暴露了日本帝国以中国东北为中心构筑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区域化经济军事基地的战略。第三个阶段则是自1937年中日战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期，帝国日本不仅走出“满洲国”，把军事侵略的暴力扩大到中国大陆，而且开始迅速向“南方”即东南亚和南亚推进，不久之后的1938年，近卫内阁终于抛出“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和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已然堕入霸权争夺之世界大战的不归之途。
正是在上述历史语境之下，伴随着帝国日本成为世界霸权的挑战者和国际政治秩序重组的主要成员，自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日本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论述，而且是与一般社会中怀念“消失故乡”和对“亚洲”之大众消费式憧憬情绪纠缠在一起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不过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现代性叙述的浓重一笔而已。
三、1942年日本“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主要议题
“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由同仁杂志《文学界》于1942年7月组织召开，次年，其发言纪要及与会者准备的论文合二为一，出版了名为《近代的超克》的单行本。座谈会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有《文学界》杂志同人龟井胜一郎、林房雄、三好达治、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音乐家诸井三郎，电影界人士津村秀夫，神学家吉满义彦，哲学家西谷启治，历史学家铃木成高，科学哲学家下村寅太郎，物理学家菊地正士。大致来讲，这些与会者可以划归为三类，即具有日本浪漫派倾向的《文学界》成员、属于京都学派的西洋哲学史研究者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的学者、文化人等。座谈会的宗旨在于讨论日本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太平洋战争的时局和世界政治道德秩序重建的课题，以确立新的思想目标。其中，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危机与弊病，反省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式现代化道路，重估东洋文化，并以东洋精神文明克服和超越西洋物质文明的危机，重建当下日本人的道德秩序，乃是一个依稀可见的总议题。不管自觉与否，“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隐含着一个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提供思想依据和正当性基础的主旨。因此，直到1945年战败，“超克”一词仿佛一个象征符号式的“咒语”迅速扩散，其中既包含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带上了明显的战争意识形态色彩。二战以后，人们每提到这个座谈会往往要冠以“臭名昭著”的字样。
座谈会历时两天，分别就西方现代性（第一天）、日本“文明开化”式现代化道路，以及当下的日本、日本人如何定位的问题（第二天）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座谈会主持人河上彻太郎在会后的“结语”中这样写道：
此次会议是否成功，我还不十分清楚。不过，这是在开战一年来知性战栗之中召开的会议，这是不容隐蔽的事实。的确，我们知识人因为始终在知识活动的真正原动力之日本人的血和一直以来硬把它塞进体系里去的西欧知性之间相生相克，故即使在个人方面也无法心悦诚服。弥漫于会议全过程的那种异常的混乱和分歧的状态便源于此。这是鲜血淋漓的战斗之忠实的记录。
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之前，有关新日本精神之秩序的口号，便在大部分国民之间得到了同声齐唱。在这同声齐唱的背后，一切精神上的努力和力量被竭力掩盖了。……我们愤然而起，为的是打破此种安逸的无力状态。（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66-168）
这个“结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座谈会的现实背景、政治目的和未能达到预期结果的事实。第一，“开战一年来”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直接促成了座谈会的召开，这场被称为东洋对西洋的战争，使日本知识分子产生一时的亢奋状态，不仅再次明确意识到西洋这个“他者”的压迫，而且仿佛看到了“超克”此“他者”的希望之曙光。在此，西方现代性（西欧知性）与日本精神（日本人的血）的矛盾冲突被刻意凸显出来，成为座谈会的基本主题。第二，开战以来，重建“日本精神之秩序”还停留在国民大众口头上同声齐唱的层面，座谈会的召开其政治目的则在于从思想和学理上为这种道德秩序的重建提供理论根据。第三，从结果上看，这场座谈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一致的结论，“异常的混乱和分歧”源自于西欧知性与日本精神相生相克的矛盾关系。如上所言，与会者分别属于不同派别，其思想立场、知识背景的迥异造成对现代性认识的混乱，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与会者都涉及了哪些现代性的侧面与问题点呢?
首先，“西方近代”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铃木成高认为，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欧洲近代是有问题的，但却在晚近的一百年间支配了世界，大东亚战争就是要颠覆欧洲近代一统天下的局面。他强调，欧洲近代应当包括启蒙思想、工业革命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学问之独立和科学方法的确立。“学问不但是真理还规定着文明与社会的性质，于此出现了科学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形态。”这个完全非人格的科学精神与源自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大不相同，它所导致的机械文明造成了人道主义的危机。如果说大东亚战争要颠覆欧洲近代对世界秩序的外在支配，那么，“近代的超克”则应该是针对内在秩序的变革，即人类精神的变革（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75-180）。西谷启治认为，应当“超克”的是西方的“历史主义”，特别是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在西方近代，宗教与科学的对立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其解决之道在于从“无我的主体性”出发，化解两者的矛盾（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91-199）。吉满义彦也强调进化论不适合于精神领域，要改变西方近代物质技术文明造成的文化与精神的秩序紊乱，需重建“普遍统一的原理”即宗教的普世原理，用“绝对无”的观念重估宗教真理。（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95-198）而津村秀夫则认为，美国那种发达的物质文明恐怕难以“超克，建立能够统御这个物质文明的更高之精神理念，才是唯一的正道。（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259-160）
其次，与京都学派和有科学知识背景的学者关注欧洲现代本身的问题不同，《文学界》的同仁作家们更注意通过批判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来否定西方的现代性，其道德秩序重建的替代方案则是树立“日本精神”。龟井胜一郎认为，“近代”最大的问题是信仰的丧失，文明开化至今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因受到西式文化教育的毒害而成为“失掉了神的日本人”，造成了当今日本的混乱与悲惨。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回归神佛信仰、再造日本精神。（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233-234）中村光夫强调，“近代”的特征在于强迫人们的精神陷入未知的秩序当中，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混乱和不安，它源自于近代之永无休止的求变求新。（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66-168）林房雄则明确表示已经厌恶了进化论式的世界观，世界万物中既有变化之物也有永恒不变之物，而进化论已然成为一种迷信。文明开化乃是明治维新以后接受并屈服于欧洲的结果，其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文化之根”的丧失。眼下的大东亚战争将一举结束这种实用主义的文明开化，而寻找未受西方污染的永恒不变之“日本精神”则是思想上“超克”近代的途径。（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221，239-240）小林秀雄在质疑西方近代的发展史观的同时，批判现代人对古典的蔑视态度，强调理解古典之美需要“超克”西欧的近代思想。（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222-223）他试图以美学的方式看待历史，以此来对抗进化论史观。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座谈会上研究西方思想的学者和强调“日本精神”的文学家们在对现代性的认识上多有意见分歧，各方的讨论未能对接起来。而科学哲学家下村寅太郎提出的“近代便是我们自身”的观点，则与整个座谈会的东西方现代性二元对抗的基调大异其趣。下村寅太郎在事先提交的论文中指出：
虽然近代来自于欧洲，但事实上也已成为我们自身的近代了……总之必须承认因其具有世界性故得以成为历史基础全然有别的我们的近代。如果说结果与在欧洲一样我们这里也呈现出了近代性的病症，那么就不能只批判欧洲，同时也必须对我们自身予以批判。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也便是对我们自身的超克。若只批评他人则过于草率了。（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112-113）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相当冷静而深刻的认识，然而，遗憾的是在充满自大狂式的忙于声讨西洋现代性的座谈会上，下村寅太郎的观点根本没有成为话题。小林秀雄虽然在发言中曾表示：“从我们的立场来思考近代之超克，所谓近代不是那种因为不好就可以随便用别的东西替换的，近代人要依靠近代来战胜近代。”（河上彻太郎、竹内好，1979：253-254）但这也只是在艺术家如何创作的话题脉络下有所涉及而已，并没有上升到质疑“超克”论本身的高度。
纽约大学教授哈里·哈鲁图尼恩（Harry D. Harootunian）在其著作《基于现代的超克——战争期间日本的历史、文化、共同体》（Overcome By Modernity：History，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中，对“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给出这样一个结论：
作为一个事件的座谈会并没有在现代的外部获得一个批判性的空间位置，它只不过是在现代进程的内部出现的一个插曲。因此，这个座谈会成了以往那些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式的表态，以及为了抵抗最终的超克而提供了一个使现代得以延续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现代已经是一种超克了。而任何一种要描绘“超克”这一事态的尝试，都只能得到使现代的过程再次被肯定的结果。如此始料未及的反讽，在梦想现代之超克的日本人那里是绝难理解的。这正是对现代之历史的忘却。现代主义者的历史忘却给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难以超克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永恒表象。（转引自ハリ·ハルトゥ一ニアン2007：102-103）
这种“历史的忘却”导致了座谈会主题的杂乱无章和未能形成统一的思想与结论，正所谓“以思想形成为指向却以思想之丧失而告终”。（竹内好，2005：305）因此，战后日本思想界在重提这个“近代的超克”论时，往往不得不参照当时另外一些思想史事件。例如，竹内好在1959年主要是通过对日本浪漫派的解读，来呈现这个座谈会的思想倾向；广松涉在1980年则侧重讨论了竹内好未能深入辨析的京都学派特别是哲学家三木清的思想，以此来深入观察座谈会与会者刻意隐蔽战争之侵略性质而努力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实质；子安宣邦在1995年更进而引入了当时另一个名为“大陆政策十年之检讨”（1941）的座谈会，通过比较阐释了“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认识的缺乏，以及东西方现代性二元对抗模式如何造成了认识日本现代史的障碍。也正因为如此，可以看到以太平洋战争下“近代的超克”论为核心议题，在日本战后几代思想家、学者不断扩展开来的阐释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叙述的话语史。这个话语史经过岁月的变迁不断累积成丰富的思想史资源，如今已成为了解日本知识分子现代化论的极好标本。
四、战后日本有关“近代的超克”论的解读史
如前所述，二战前后日本思想界围绕“近代的超克”论展开的现代性叙述，往往发生在世界政治秩序和霸权结构出现变动并影响到日本国家走向的时候。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不仅是日本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经验的学理性探讨，同时也是重新定位个人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极具思想史意义的知识活动。1945年的战败给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日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战后数年间的被占领使国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被征服的屈辱，1952年《旧金山和约》的签署虽使日本国家主权得以恢复，但在知识分子和部分国民看来，同时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无疑意味着日本将长期处于受美国掌控的次殖民地状态。1960年当《新安保条约》生效之际，日本社会内部曾发生有近600万民众参与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其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广可谓史无前例。原因就在于日本国家已经丧失了主动参与世界秩序重建的政治主体性和民族独立性，而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迫使每个民族国家必须做出归属于哪个阵营的抉择，这再次促使知识分子去思考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以确立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目标。另一疗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体制的崩溃，日本国家又一次遇到如何在世界政治秩序中定位自身的问题，而冷战体制下被长期遮蔽的对东亚之殖民侵略的历史再次浮出地表，于是在来自亚洲民间的谴责声浪中迎来战败50周年的1995年前后，日本思想界开始出现新一轮重估现代化包括战争历史的议论，换言之，他们又一次面临到“近代的超克”这一棘手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重点分析以下两位战后日本思想家、学者——竹内好和子安宣邦的“超克”论。
在安保斗争走向高潮的1959年，竹内好发表了著名论文《近代的超克》。他的基本立场是：为了形成新的思想传统，反思日本和亚洲的现代性，必须批判地吸收遗产，哪怕这遗产是负面失败的遗产。他认为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论虽因与大东亚战争一体化而臭名昭著，但“依然有许多可以拯救的余地”。（竹内好，2005：313）“超克”论试图要解决的课题，如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等，依然是今天的日本人缅想未来，为自己制定生存发展目标时需要解决的。他认为，“近代的超克”乃是日本现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他强调“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理念这一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就是这个‘超克’论。”（竹内好，2005：354）
竹内好论文的主要部分通过分析大东亚战争的性质而得出以下结论：“近代的超克”论其最大特征在于，它以思想之形成为志向却以思想之丧失而告终，在当时并未能充当法西斯战争的意识形态，然而它又确实与大东亚战争结为一体，发挥了一种象征符号的功能，这是为何呢?竹内好解释说，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认识到战争的二重结构性，即1931年以来对中国内地的战争是一种侵略和殖民战争，而1941年的对英美宣战则是帝国主义战争。直至看到后来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巴尔（Radhabinod Pal）的法庭陈述，他们才得以知道这种战争的二重结构性和帝国主义战争无法制裁帝国主义的道理。竹内好进而指出，这种战争的二重结构性源自近代日本国家对外决策上的双重原理，即在采用亚洲原理对抗西方的同时，又以西方帝国主义霸权逻辑对待东亚而实行殖民侵略。这也正是日本最后陷入战争深渊的主要原因之一。（竹内好，2005：322-325）
由于竹内好处理思想史的方法比较独特，他本人又与日本浪漫派乃至京都学派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这篇论文既有深刻独到的思想阐发，也包含着如“战争二重结构”论等多引起争议的问题。因此，在后来的“超克”论解读史中，此文也成了一个必须提及的历史性文本。例如，哲学家广松涉在《“近代的超克”论——昭和思想史之一视角》一书中就认为，竹内好所谓“超克”论未能成为法西斯战争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曾意识到“战争二重结构性”等观点是错误的。将“战争二重结构性”自我内在化后于意识形态上显示出“统一”来，这正是“超克”论的最大特征，也因此才给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体制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从京都学派的言论可以得知，他们是意识到了对中国战争和对英美战争之不同的，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刻意掩盖甚至强词夺理罢了。这种自我欺骗来自极端民族主义式的蔑视亚洲的傲慢。（広松涉，1989：178）
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对竹内好上述“超克”论特别是其中的“战争二重结构”说提出严厉批评的，是一向以批判性尖锐著称的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他的《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分子》一书中有一章集中讨论到战争期间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而且是直接从“日本的现代化论”这个视角切入的。子安宣邦在中村光夫的发言中观察到一个“反省日本近代性的模式”，即与会者关心的不是“近代性”本身而是肤浅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导致的日本近代社会的畸形与混乱。他们所指陈的“近代”或成为他们批判与“超克”对象的乃是西方的“近代”，而受到这个“近代”的侵犯使之陷入混乱和苦难的则是近代日本。就是说，座谈会上人们口口声声要“超克”近代，却几乎无人意识到正是将“近代”化为己有而成功实现了“近代国家化”的日本，其所奉行的帝国主义逻辑才导致了那场战争的爆发。他们不具备“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样一种认识视角，因此其批判只是针对西方近代的抨击而无法成为对日本近代的反省。（子安宣邦，1996：151-156）
在子安宣邦看来，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种缺乏“近代便是我们自身”意识的现代化论，在战后的日本思想界不仅没有得到清算，反而被竹内好、丸山真男等批判知识分子继承了下来。例如，极具思想深度的竹内好在《何谓近代》（1948）中，曾远比扎伊尔德深刻得多地意识到了东洋的存在有赖于西洋的东方主义，因抵抗而节节败退才使日本产生了对“东洋之近代”的自觉。（竹内好，2005）然而，竹内好要强调的是：东洋只有在不断抵抗不断使之感到败北的过程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主体性。由此看来，当他痛斥对西方现代性毫无抵抗的日本时，其现代性反思中也没：有“近代就是我们自身”这样一种认识视角。子安宣邦指出：竹内好试图颠覆以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文明欧洲先进于亚洲的历史构图，期待从败北而抵抗的亚洲深层建立起使“东洋之近代”成为可能的“自我”，结果“现代性”问题被抽象化为“主体”问题了。也因此，他后来对于“超克”论的批判，最终并没有达到深刻反省“现代性”本身的思想境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日本现代化论，或曰现代性叙述的重大缺失。（子安宣邦，1996：180-181，191）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竹内好所著《近代的超克》论文中提出的“战争二重结构”说及其所倡导的“亚洲原理”。（竹内好，2005）这也正是子安宣邦另一本著作《何谓“近代的超克”》（2008）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该书首先对1942年的座谈会做了这样一个定性：当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近代的超克”成为座谈会的主题时，这个“近代”已是外在于日本而必须克服的欧美世界秩序之构成国的“近代”，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通过接受西方文化实现了“近代国家化”，即“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一事实，则被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在日本讨论“近代的超克”只能成为一种反讽式的现代性叙述。（子安宣邦，2008：31）其次，子安宣邦认为，竹内好的“超克”论属于一种大东亚战争论，其“战争二重结构”说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它与战时日本帝国对于侵略战争的辩解之辞如出一辙，只能将人们引导到自我辩解式的右翼靖国神社史观上去。不过，将“战争二重结构”说推至日本现代史的整个过程，由此构筑起来的“亚洲原理”或“东亚之近代”则是竹内好对抗“欧洲原理”而划出的一条思想抵抗线。竹内好所谓的“东亚”是无法实体化的方法论概念，即在世界史上持续地划出一条抵抗的亚洲线，立足东亚转守为攻去革新和发展源自欧洲的现代价值。这是竹内好最值得继承和重构的思想遗产。（子安宣邦，2008：250）
五、现代日本“脱亚入欧（美）”的国家战略与东亚现代性问题
以上，笔者就1942年“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主要议题以及战后日本思想界对“超克”论的解读史，做了简要的梳理和辨析。从中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曾对此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反思与批判，而尤其以子安宣邦的观点最为深刻，即日本的现代性叙述缺乏对“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一历史事实的认识，由此导致一个重大的缺失：无法获得从“现代性”思维的外部来观察现代性这样一种批判视角。而在笔者看来，也正因为此，座谈会当初所设定的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结构中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方式一直未能得到突破，它严重阻碍了人们对日本现代化历程中那个更为根本的“脱亚入欧（美）”国家战略的彻底反省。今天，回顾战争期间日本知识分子抛出的“近代的超克”论以及该议题在战后一再被重新提起的过往历史，目的就在于通过反思它的缺失，并将其缺失作为进一步推进思考的起点，从而加深对于现代性的认识。
以下，笔者将改换一个视角，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诞生于明治日本且贯穿其近代史全过程的“脱亚入欧（美）”模式，进行结构性分析与反思，进而触及东亚现代性问题。如果说，“近代的超克”论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日本知识阶层和舆论界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脱亚入欧（美）”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极力推行的更具政治实践性格的现代化方案或国家理念。从表面上看，虽然两者对西方的态度时有不同甚至背反，但从“近代的超克”论并未跳出现代性的逻辑思维架构从而获得真正的批判性视角这一点观之，它与“脱亚入欧（美）”国家战略的关系实乃一个硬币的两面，最终目标都在于重新确立日本国家在世界史和霸权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关注“脱亚入欧（美）”问题，可以将“近代的超克”论进一步置于政治实践的层面和日本现代化全部历史中来考察其问题的所在。
作为后发展地区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案，“脱亚入欧（美）”乃是在明治维新初期伴随着“文明开化”运动而出现的，它最初的原型包含在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及稍后的《脱亚论》之中，后来才逐渐成为日本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福泽谕吉，1994）因此，有必要通过对福泽谕吉著作文本的分析来观察其内涵。笔者认为，“脱亚入欧（美）”在结构上具有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逻辑层面：
第一，作为非西方的后发展地区和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完成“一国之独立”以免受被殖民地化的危机，这是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脱亚入欧（美）”现代化战略的最直接也是最迫切的逻辑归结和政治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主权国家。现代主权国家主要的特征是对“内与外”做出明确的区分。对于国内主要依靠民事法规保障市民和平而有秩序的活动，推动商业发展以繁荣国民的生活；对于国外则依靠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不受侵犯，甚至以武力去扩大本国的利益。现代国家间的战争正源自于此，而避免被别的主权国家所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首先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最后一章《论我国之独立》就强调：
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做“富国强兵”……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福泽谕吉，1994：174）
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所谓文明论其最终的关怀亦在于如何实现“一国之独立”，这实在是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和霸权结构（殖民扩张）所使然。
第二，“脱亚入欧（美）”的“一国之独立”指向，虽然源自19世纪的世界大势，但福泽谕吉更赋予了它一个文明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依据，这就是《文明论概略》开篇所阐述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福泽谕吉指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福泽谕吉，1994：9）人类文明的历史既然是“变化和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福泽谕吉，1994：11）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与19世纪后期殖民主义扩张的理论如出一辙，福泽谕吉也是以进化论之历史主义和文明同化论的逻辑来论证“一国之独立”的，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完全将先进之西方帝国主义的逻辑内在化了。而福泽谕吉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文明与野蛮”二元关系中增设了“半开化”一项，并以此为核心构筑了一个“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极结构。他解释说：
像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但是，这些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的时期，也不妨以半开化为最高阶段。这种文明对半开化来说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福泽谕吉，1994：10）
在此，福泽谕吉为如何定位日本这个国家而苦心孤诣的神情已经跃然纸上。面对当时的日本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之为文明一等国的现实，福泽谕吉用“半开化”（在最高的文明境界没有出现之前，这是无限接近于文明的状态）来定位日本，从而达到使之与“野蛮”划清界限的目的，其用心之良苦当然不难理解。但必须指出，这个三极结构内含着一个歧视和宰制的机制，即如果没有“野蛮”的衬托就无法映照出文明，因此，必须不断地发现别的“野蛮”从而忘却自己的“野蛮”状态。有日本学者称这种思想心理造就了后来日本人的“殖民主义无意识”（小森陽一，2001：44），而在笔者看来，它更昭示了福泽谕吉不久之后提出“脱亚论”的必然性。
第三，“脱亚入欧（美）”最深层的逻辑依据乃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之文明论，这个文明论使原本以“一国之独立”为志向的“脱亚入欧（美）”国家战略最终变成了由老牌帝国主义殖民逻辑衍生出来的另一个掠夺与宰制的现代化方案。今天看来，它与人类平等和文明共存的正义观念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强调，文明乃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社会史即是相对于野蛮社会史、停滞社会史的历史叙述。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尖锐地指出：福泽将欧洲文明史作为自己的文明论乃至文明史叙述的背景，意味着其叙述同样具有欧洲文明史的结构性特征，即以文明史的方式来叙述人类社会，必然要去发现和叙述出一个原始野蛮社会来。（子安宣邦，2005：199，289-290）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是造成福泽谕吉文明论或文明史叙述的根本矛盾所在，而且牵扯到他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脱亚论”。正如西方人的文明史叙述必定伴随着对非文明乃至反文明的东洋史叙述那样，如果说黑格尔乃至马克思通过“先进”的欧洲看到的是“落后”的印度及中国，那么，在福泽谕吉那里，其反文明的亚洲则意味着专制王国中国和古代的专制日本。就是说，只要以文明论的方式叙述历史，而且是以欧洲为文明史的基准和楷模，那么，这种历史叙述就必然要创造甚至捏造出一个对立面即落后野蛮的存在；以这样的叙述为根基所设计出来的有关日本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现代化方案，在逻辑上也就必然要导致“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而步入“进步”的欧洲这样一种“脱亚论”路线。
而从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由殖民大陆到挑起世界大战的半个世纪之历史观之，就会清楚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论叙述，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推动了日本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更导致了它对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逻辑的模仿和复制，而这种模仿和复制一旦完成，就会以同样的逻辑向世界中心国家的位置进军，在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要求霸权的过程中不惜挑起战争。而20世纪前期日本帝国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殖民和侵略战争，其给东亚地区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六、东亚现代性的根本在于如何走出“脱亚入欧（美）”模式
那么，源自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式现代性方案，或者日本国家“脱亚入欧（美）”之现代化道路与“东亚现代性”问题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又是怎样一种关联呢?众所周知，东亚地区的内部曾经存在着以“汉字—儒教”为中心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总体同一性的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威逼而被迫“开国”，又在应对西方冲击的过程中显出差异，因此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中，最先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对本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无论是在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方面。综观一百五十年来的东亚现代史，至少可以说有日本式对西方模仿和复制型的现代性、中国大陆革命型的现代性，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的殖民地现代性（包括二战以后“脱亚入欧[美]”型的现代化道路）。而于现代性的发源地西方之外被迫尝试现代化从而构成各自的现代史，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整个东亚地区又是相同的。在此，作为后发展地区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脱亚入欧（美）”方案，特别是其中强调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以实现“一国之独立”从而避免被殖民地化的危机，这一“模仿与复制”的文明国家化逻辑思路，就曾给东亚地区以极大的影响。
当然相比而言，中国内地的现代化历程最为复杂。针对以往人们习惯以“革命范式”来解释中国的近现代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阐释视角。比如，汪晖曾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概念，用以解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乃是另一种特殊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汪晖，2008）而在日本也有学者跳出“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从20世纪“中华民族式民族国家凝聚力”的角度重新观察中国现代政治史及其现代性问题。例如，西村成雄不仅在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体制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体制上看到了“党国体制”这一特殊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制上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更参照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极结构说，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做了如下概括：在20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即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政府时代，中国被动地包含在世界资本主义之中，从政治经济上所处的从属地位来讲，依然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参加“开罗会议”之后，获得了对战后世界秩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能动性地位。在进入20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中国开始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制而获得了社会主义体制中一员的地位，但对比苏联而言依然属于从属地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核试验的成功则表现出向半边缘地位上升的志向，通过脱离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而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而在20世纪最后25年时间里，则可以说又成功地实现了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回归，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完成了与世界经济的主动对接，并逐渐走向世纪经济体系的中心。（西村成雄，2009：88）
1840年以来中国内地的现代化运动虽然经历了多次战争与革命的暴风雨，其历程迥异于东亚的其它国家，但是作为同样的后发展地区和国家，其现代性的形成依然隐含着一个从边缘向中心或半边缘地位移动的模式，它与日本的“脱亚入欧（美）”特别是其第一个层面的结构逻辑有重叠的地方，虽然“一国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更为缓慢而成熟度依然不够。而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在1900～1945年的被殖民期间，其现代化的发展基本上是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脱亚入欧（美）”战略之下的。1945年至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则在世界冷战格局下作为西方民主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明显地走过了一条“脱亚入欧（美）”的现代化之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新经济体形成过程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可以说，“脱亚入欧（美）”也体现了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主要是韩国）的现代性结构模式的某些重要方面。
笔者的问题意识是，作为非西方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脱亚入欧（美）”可能是一个更有普遍性的结构逻辑，在日本之外的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找到它的影子并不困难，对它的采用也无可厚非，甚至可能有不得已的历史和现实理由。但是，鉴于日本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史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扩张及其惨败的历史教训，应该思考如何解构和剔除这个模式深层的结构性症结——在模仿和复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体制的同时，也将其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弱肉强食的歧视与宰制的逻辑内在化，从而在世界政治秩序重组的游戏中酿成新的压迫与宰割!20世纪前期的东亚各国曾经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多受其影响，同时也因日本的压迫和制约而避开了“脱亚入欧（美）”模式深层结构中的那个歧视和宰制的逻辑，这或许是不幸中的幸运。然而，在据说是“亚洲时代”的21世纪，在如今又一次面临世界政治秩序重组和霸权结构变动的危机时代，东亚地区特别是曾经拥有中华帝国记忆的中国，能否于发展的同时有效抑制19世纪以来霸权结构中那个谋求中心国家地位的欲望，能否从总体上超越源自西方现代性而另寻一条生存发展之路，能否真正致力于文明多元共生的世界政治生态之达成，这恐怕将是21世纪最大的政治哲学课题。
七、结语
以上，通过回顾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重组背景下日本“近代的超克”论的话语史，探讨了东亚现代性中那个“脱亚入欧（美）”方案的问题和症结所在。归纳起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日本“近代的超克”论其最主要的缺失是始终没有清醒意识到“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这一重要的事实。日本乃至东亚虽然属于现代性起源地之外的非西方后发展地区和国家，但是在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早已被深深拖入到这个现代性运动之中，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国家制度层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现代性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都已经内在化于自身了。因此，任何试图在现代性的内部“超克”现代的欲望都将成为一种反讽，如鲁迅所言，乃是“抓住自己的头发欲离开地面而不得的滑稽行为”。在现代性和资本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任何区域主义的现代性理念都不能真正达到“超克”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我们应该摆脱那种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幻想，努力从总体把握世界资本主义现代性体系的层面去寻找克服其弊端的根本性解决方案。日本战争期间出现的“近代的超克”论，其刻意强调东西方现代性的二元对抗并追求以地区性的东亚来挑战西洋，最终成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之意识形态话语。这个历史教训，亦可作为今天的参考。
第二，最初由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而后来成为日本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战略之“脱亚入欧（美）”方案，比之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近代的超克”论，更具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实践的性格，两者的关系虽时有矛盾和背驰，但在把西方作为现代性楷模并努力谋求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和重新定位其在世界史中的位置这一点上是互为表里的。“脱亚入欧（美）”的现代化方案，其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也折射出了“近代的超克”论之重大缺失。与此同时，东亚现代化过程中那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脱亚入欧（美）”模式，在今天也应当引起再次关注和反省。源自日本的“脱亚入欧（美）”理念，其中通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来实现“一国之独立”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曾经是东亚地区各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样板，作为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路线，这恐怕是一条不得已而行之有效的途径。但是，如福泽谕吉当初所设计的那样，“脱亚入欧（美）”理念背后那个文明论或文明史叙述的逻辑——以西方为“文明”而将其它视为“野蛮”——的等级结构，必须予以彻底地反省和排斥。因为这个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结构，不仅可以推动后发展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同时也为其进一步的扩张和称霸提供了逻辑依据。以“文明”征服“野蛮”，乃是两百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理论核心和正当性逻辑基础，这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逻辑需要不断地反省和批判，虽然今天殖民主义体制已经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但其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依然阴魂不散。
总之，日本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化道路已然证实，“脱亚入欧（美）”的现代化战略未能真正“超克”那个千疮百孔的“现代”。1945年帝国日本的土崩瓦解，乃至当今的日本依然被死死地绑在超级霸权美国的世界战略之战车上，这样曲折的命运都在告诫人们：非西方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现代化运动中的那个“脱亚入欧（美）”模式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因而，未来“东亚现代性”的发展需要另寻他途。
注释：
①英语的Modern在中国内地译为“现代”，在日语中则是“近代”。目前学术界也有“现代”与“近代”并用的情况。为在书名、固有名词上保持日语的原貌，本文在引文和转述日本学者观点时采用“近代”一词，其余部分则用“现代”表述Modern的意思。
②可将视野扩大到日本以外的东亚。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过“东西方文化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帝国主义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而世界政治秩序发生大变动背景下出现的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60年代的中苏论战以及对“第三世界”和“反霸权”原则的强调，亦可以视为冷战时期“紧张与缓和”此消彼长结构之下发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论；而90年代由现代化转到现代性的大论争，则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中国试图重新定位自己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秩序中的位置这样一种欲望。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50年日据时期在殖民主义压迫下难有真正的公共讨论空间，但70年代之后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是不是也可以视为一种反思本土现代性和重新思考“脱亚入欧（美）”路线的现代化论呢?韩国的情况与中国台湾相近，始于60年代的大规模民主化和社会抗议运动，其反“独裁开发型”之经济政治体制的指向与“现代性”议题密切相关。而作为冷战下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成员，台湾地区和韩国这种持续到80年代之后的“现代性反思”运动，也可视为呼应世界冷战格局变化而出现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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