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赈贷是中国传统救荒政策的一项具体内容。宋代赈贷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提供赈贷资金的主要仓储不同为主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北宋前中期：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的赈贷；（2）北宋中后期：青苗法影响下以常平仓等为主的赈贷；（3）南宋前期：战乱破坏后政府多方位的赈贷；（4）南宋中后期：士绅主导下的社仓赈贷。这四个阶段赈贷的实施、发展，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对赈贷的专题性深入研究，因此，对赈贷的分类比较粗略，且作用也被低估。本文从赈贷较赈粜赈给之利、赈贷资金来源的丰富、赈贷实施及效用的多样化三个方面，论述宋代赈贷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讨论宋代赈贷的弊病、利息、蠲贷和倚阁等问题。力图勾勒宋代赈贷的发展框架，并对宋代赈贷的地位、作用作一个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赈贷 救荒 省仓 常平仓 社仓
一、赈贷源流、概述与研究史回顾
赈贷，即赈济性借贷，为中国古代灾荒救济的一项具体措施。传统的救荒政策，主要包括赈粜、赈贷、赈给三种，《宋史·食货志》言：“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1]其中“贷以种食”即为赈贷的主要措施。
赈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2]指官府借贷钱物给百姓，各地以其特色产品为利息，此为赈贷的理论源泉。至西汉时，赈贷开始较为广泛的实施。如汉文帝二年（前178）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讁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3]所谓“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意即百姓受官府赈贷种食而没有归还或者没有完全归还的，皆赦免蠲除之。可见当时已有赈贷、蠲免的相应措施了。此后，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章帝等，《文献通考》皆有其赈贷或者蠲免赈贷的记载。[4]汉以后赈贷的实施散见各处，《文献通考》所载不多，唯言：“以后，以各处水旱、饥馑，振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5]虽则不书，而实可见赈贷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实施。
唐代赈贷的实施又有所发展，以常平仓、义仓等备荒仓储在赈贷上的应用为标志。常平仓在汉代始设，初以籴粜、平物价为主要措施，至唐代已经是赈贷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了；其他的备荒仓储也或多或少有实施赈贷救荒。其具体实施如元和九年（814）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6]太和六年（832）二月，“以去岁苏湖大水，宜赈贷二十二万石，以本州常平义仓斛斗充给。”[7]等等。
从西周到汉唐赈贷的理论与实施，是宋代赈贷广泛实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宋代是赈贷措施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是在宋代救荒政策中得到了广泛的实施，而且其内容、形式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赈贷的实施，主要有赖于各种仓储提供的资金钱物。因此宋代赈贷的发展，以不同时期为赈贷提供资金来源的主要仓储的不同及其变化背景，可以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北宋前中期：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的赈贷；（2）北宋中后期：青苗法影响下以常平仓等为主的赈贷；（3）南宋前期：战乱破坏后政府多方位的赈贷；（4）南宋中后期：士绅主导下的社仓赈贷。
赈贷的广泛实施，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赈贷成为宋代救荒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且发展较为迅速，影响较大；第二，由于赈贷作为一种有偿乃至可以获利的救济方式，在宋代的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救荒的范畴，在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都得以广泛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0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古代荒政的研究，有过几次高潮，取得不俗的成果。其间多有涉及赈贷的研究，但是尚无对宋代赈贷作专门、系统研究的论著，对赈贷的作用也有所低估，缺乏明确的定位。[8]此外，在宋代农业金融史的研究中，通常也会涉及对赈贷的描述分析，但都未能深入或专门研究。[9]因此，本文拟对宋代赈贷的发展阶段、作用等作一个综合、整体的研究，首先以主要仓储的变化为主线，描述宋代赈贷的发展阶段，勾勒出宋代赈贷发展的基本框架；其次阐明赈贷发展对宋代农业经济发展、农村救济的贡献，对赈贷在宋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作一个新的考量；最后，为了更全面地分析宋代赈贷，对赈贷的弊端、利息、蠲贷等问题作一个补充说明。从而厘清宋代赈贷的发展历程及其地位、作用。
二、宋代赈贷的实施、发展阶段
宋代为赈贷提供资金的主要仓储有三类：一为国家为备荒而设立的仓储，如常平仓、惠民仓等，以常平仓为主；一为国家各级、各部门的财政仓储，包括地方上的省仓，中央内库、三司和户部的仓储资金，军储等，以省仓为主；一为南宋兴起的，以地方政府和士绅为主要出资者和管理力量的社仓形式。除了仓储外，赈贷也还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如士绅直接出资等。因不同时期对赈贷提供资金的主要仓储的不同，宋代赈贷呈现出阶段化发展的特点，各阶段的赈贷主体、赈贷形式、赈贷目标、赈贷效果等都各有所不同，对宋代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一致。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北宋前中期：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的赈贷
北宋前中期的赈贷，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要资金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省仓，王安石熙宁时说“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10]省仓不足，则有中央内库、三司财库、军储等其他仓储为补充。这一时期赈贷的主要内容，以“贷民种食（种粮）”为主，既贷给灾民维持生活的粮食，也贷与灾民恢复生产的种子，从而对赈救灾民生活、灾后恢复生产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朝赈贷的实施，始于北宋建国当年当月，太祖建隆元年（960）正月乙卯，“遣使往诸州赈贷。”[11]于此开国诸事杂乱之时，而不忘赈贷，并非赈贷如何为宋初君臣所重视，更多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表达，或为昭告天下，宣示宋政权的建立。而真正可以看出宋初君臣对赈贷真实看法的，是建隆三年（962）关于赈贷的一次争论：
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初，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归，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百余万可贷，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义伦曰：“若岁洊饥，将无所取偿，孰当执其咎者？”上以诘义伦，义伦曰：“国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气，立致丰稔，宁复忧水旱耶？”上悦，故有是命。[12]
有司“若岁洊饥，将无所取偿，孰当执其咎者”的疑问，主要是担心百姓无力偿还借贷而导致国家财政亏损。而宋太祖亦“以诘义伦”，可见宋初君臣对赈贷的怀疑态度。[13]实际上，这种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四月壬寅，“泗州临淮等县民逋开宝七年官所贷米麦三千八百余石，诏除之。”[14]太平兴国八年距开宝七年（974）有10年时间，而民终不能偿，只能蠲免。是国家财政的耗散，实亦有之。
既需要赈济百姓以救荒，又担忧百姓无法偿付本息，而有财政耗散的风险，这是宋初救荒、赈贷的两难处境。赈贷尚且如此，无偿发放给百姓钱物的赈给，就更难以实施了；赈粜减价售粮，对于缺钱少物的灾民而言，也难对其状况有太大的改善。这种情况下，赈贷“贷与种食”的措施，通过帮助百姓恢复生活、生产，从而增强其还贷能力，降低国家财政耗散的风险，成为这两难境地中的较好选择。
在救荒的三个措施中，赈给、赈粜，多数情况下都仅是针对灾荒后灾民的生活赈救，以发放粮食为主，赈粜减价售与之粮，赈给无偿与之。这自然是很重要的救荒内容，但对灾民而言，却显得不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15]维持灾后的生活，以及开展灾后的生产重建，本是一体的，二者不可偏废。所以，还必须对灾民进行生产上的救助，这就有赖于包含丰富救济内容的赈贷了。
这一时期赈贷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省仓，其次有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主要的赈贷内容包括钱、粮、种、牛四大类，其中以“贷与种食”，即粮食、种子的赈贷最为主要。在这四类赈贷内容中，贷粮，针对的自然是赈救灾民生活；贷种、牛，则为赈救灾民生产；贷钱则二者皆可。通观北宋前中期的赈贷，救助并恢复灾民的生活、生产是其主要目的。由此，既能实现对灾荒及时有效的救济，同时，随着受贷百姓农业生产的恢复进行，其还贷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国家财政耗散的风险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国家既较好地实现救荒赈济，又不致财政亏损，百姓不仅灾后生后有暂时的保障，也能恢复生产，持续再生产。由于赈贷的这种功用，其遂逐渐得以广泛的实施了。
随着赈贷措施的发展、实施，朝廷、士大夫对赈贷的态度也逐渐由怀疑到认同。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上书论水灾言：“乞量辍五七十万石物，与两浙一路，令及时赈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贷，他时米熟，不妨还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灾之术，亦救灾之一端也”，[16]极力夸赞赈济借贷在救济灾伤，赈民匮乏的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官员在实际的救荒操作中，也开始普遍地、主动地采取赈贷措施以救济灾荒和发展生产。如“唐州流人，自占旷土，（吴充）贷与五百万为买牛钱，约丰岁偿官。”[17]曾巩“为通判……又出钱粟五万，贷民为种粮，使随岁赋入官，农事赖以不乏。”[18]
通常而言，无论是中央下诏、遣使命发仓廪赈贷，还是上言地方官员主动采取赈贷措施，这种对国家财政的处理，终究是要通过中央政府的确认才能进行。而北宋中期，随着赈贷的广泛实施，及其在救荒中的重要作用的显现，促进了官员士绅对赈贷的认同，甚至有地方官员在灾荒时期，冒未曾请示的风险，赈贷与民。如范讽通判淄州时，“岁旱蝗，他谷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犹可艺，而患无种，讽行县至邹平，发官廪贷民，县令争不可，讽曰：‘有责令无与也。’即贷三万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输。”[19]又如范镇知陈州，“陈饥，公至三日，发库廪三万贯石以贷，不及奏，监司绳之急。公上书自劾，诏原之。是岁大熟，所贷悉还。”[20]
官员士绅对赈贷的认同，既是赈贷发展的结果，本身也推动了赈贷的广泛发展。在宋真宗、仁宗、英宗朝，赈贷遂得以广泛实施，为北宋前中期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的稳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献通考》概括仁宗、英宗时积极救荒的情形说：“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令，其德厚矣。灾之所被，必发仓禀振贷，或平价以粜。”[21]而在其所采用的赈给、赈贷、赈粜三种方式中，正如如前引王安石“今详比年（神宗朝以前）灾伤，赈贷多出省仓”话中所述，神宗朝以前的仁宗、英宗朝每逢灾伤，多出省仓赈贷以救济之。在北宋前期宋太祖、太宗、真宗赈贷发展的基础上，仁宗、英宗朝进一步积极救荒，推动了赈贷的广泛实施。
北宋前中期赈贷的实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常平仓等仓储的建设与实施。宋初常平仓的建设，始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六月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22]此仅于京城设置，而后真宗景德三年（1006）正月辛未，“始置常平仓也……每岁夏秋，准市估加钱收籴，贵则减价出粜，俟十年有增羡，则以本钱还三司……其后，有诏灾伤州军粜粟，斗勿过百钱。”[23]常平仓遂遍及天下矣。而此两次常平仓的设置，皆以籴粜救荒、平抑粮价为主要职责，未提及赈贷。但自常平仓的设置以后，常平仓赈贷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实施，如景祐元年（1034）二月癸巳，“又诏开封府界出常平仓粟贷中等户以下，户一斛。”[24]常平仓赈贷的广泛实施，则要在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对常平、广惠仓进行改革之后了。
（二）北宋中后期：青苗法影响下以常平仓等为主的赈贷
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期间，对常平仓、广惠仓等进行了改革，使其主要职能由赈粜转变为赈贷。并且，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的实施，多采取常平仓与赈贷相结合的形式，其以助农生产为目的的赈贷，是赈贷措施的一种多样化应用。在青苗法的影响下，北宋后期，以常平等仓为主要资金来源的赈贷形式，在救荒、开发水利、战争补给中都有所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赈贷的这些多样化应用，与常平等仓的救荒赈贷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促进了常平仓等仓储救荒赈贷的发展、实施，使常平等仓的救荒赈贷成为当时，乃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北宋后期赈贷、救荒的主要形式。
赈贷与其他措施的结合、多样化发展，在北宋前中期即已经有之，如真宗朝张士逊在河北转运使任上，“河啮棣州，有诏徙阳信，官见粮多，不可以迁，公视濒河数州方歉食，即计余以贷民，年如约输入新郡，振乏权嬴，众赖以纾”，[25]将仓储粮食的迁移与赈贷救灾相结合，收到良好的效果。又如至道三年（997）七月丙寅，田锡应诏上疏言：“置屯田，俾弃本竞末者，尽为户籍所收。铸农器以给之，储时种以贷之，免五年之租，征冀十年之生聚。如此输民，民无不安，如此安民，民无不泰”，[26]建言将赈贷与屯田相结合。
王安石变法之青苗法，源于仁宗朝陕西转运使李参的青苗钱：“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参视民阙乏，时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数年，兵食常有余。其后青苗法盖取诸此。”[27]其“预贷官钱”的形式，是赈贷的一种新形式。王安石本人为鄞县知县时，将赈贷与仓储存粮的“陈新相易”相结合的措施，也可谓是赈贷多样化的一个表现：“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28]这些宋神宗朝以前的赈贷多样化发展的内容，为神宗朝常平仓赈贷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常平等仓赈贷的多样化应用，首先表现在熙宁二年（1069）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制定青苗法时对常平仓、广惠仓的改革：
累有臣寮上言粜、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厥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益。
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歉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今通一路之有无，贵贱发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29]
常平仓、广惠仓在这样的改革以后，其主要运作方式遂由籴粜转而为借贷。改革后其首要职能，是供给青苗法实施的资金。[30]青苗法在立法上宣称：由于救荒赈贷不够广泛，“贷者常苦于不得”，因而饱受高利贷和兼并之苦，为了“抑民豪夺”，故散青苗钱。这表明青苗法在理论上源于赈贷，属于对灾荒赈贷之帮助农民恢复、发展生产方面的放大与应用，是赈贷的一种多样化应用。青苗法在熙宁、元丰年间得到了广泛的实施，[31]无论为善为恶，总归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2]其所采用的常平等仓借贷的运作方式，也对常平等仓的赈贷、救荒，及北宋后期赈贷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仅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也采用了常平等仓借贷的形式。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了“农田水利法”：
应逐县并令具管内大川沟渎行流所归，有无浅塞合要濬导，及所管陂塘堰埭之类可以取水灌溉者，有无废坏合要兴修；及有无可以增广创兴之处。如有，即计度所用工料多少，合如何出办，或系众户，即官中作何条约与紏率，众户不足，即如何擘画假贷，助其阙乏。
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利人户，于常平、广惠仓系官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33]
农田水利法规定，在兴修水利过程中，如果“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则由常平、广惠仓借贷予以支持，可见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方式，也属于常平、广惠等仓赈贷之助农生产方面作用的一种扩大应用。《宋史·食货志》载：“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34]这其中赈贷形式亦有力焉。
宋神宗熙宁年间，西北用兵拓边，所耗费甚大，尤其在地方军事建设及招抚、安置蕃户上。为此，在赈贷广泛实施的背景下，赈贷形式也被应用于此处，以助于西北边防与稳定。如熙宁五年九月壬申，“鄜延皆荒阜硗瘠……属岁饥，卨令蕃兵愿刺手者，贷常平谷一斛，于是人人愿刺惟恐后……土人劲捍，便习险阻，利其田产，乐其室家，以战若守，一可当正兵之十，敌惮之，为鄜延长利。”[35]此后数年间，屡屡有针对西北沿边弓箭手、蕃部的赈贷，如熙宁六年六月癸未，“诏泾原路经略司差策应熙河弓箭手贷常平粮斛，并免出息。”[36]熙宁六年八月丁酉，“诏赵卨体量：汉蕃弓箭手如将来阙食，即详度赈贷，或给借助钱谷及募人浚修城堑，给口食，多方存恤之。”[37]
以常平等仓借贷为形式的这些多样化应用，或在立法上，或在事实上起到了赈救生民、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青苗法以抑制高利贷、救助农民生产立意；农田水利法助民兴修水利；西北针对汉蕃弓箭手的借贷，虽掺杂着其他目的，但仍有赈济、救助之意在焉。相对于救荒赈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或可定义为广义的赈贷。
北宋中后期赈贷的这些多样化应用，也反过来促进了常平等仓救荒赈贷的实施。宋神宗时期，常平等仓赈贷、救荒屡屡实施，并逐渐取代了省仓等在赈贷中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下熙宁四年三月的一条记载见得分明：
丁亥，判大名府韩琦言：“怀州灾伤最甚，自春下户阙食。近申转运司贷以米粟，已下诸县支给，而提举常平仓司指挥罢给，止令转运司以省仓米赈贷。”上批：“方今河北有灾伤甚处，省仓岁计有限，必不能多赈给，常平、广惠仓斛斗须相兼支借。令河北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觉察，州县无得阻抑，人户不尽支散，致逃移失所。”[38]
由韩琦言可见提举常平仓司赈贷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而神宗的批复也强调，常平等仓必须于灾荒时发放赈贷，以补省仓之不足，则此时常平等仓赈贷似仍只是省仓赈贷的补充形式。
但是自此以后，文献记载中的赈贷却逐渐以常平仓为主了。在当时官员建言及实施中，多以常平仓赈贷为形式，如熙宁六年九月辛酉，“淮南等路发运使罗拯言：‘两浙、淮南东路灾伤，民多流移，恐向寒益致饥殍，乞行贷恤。’诏增赐两路常平粮斛各三万石，并依戊申诏旨施行，内两浙仍令沈括提举。”[39]并地方官员主动实施赈贷，亦发常平仓，如熙宁十年正月辛巳，“先是，范纯仁代建中知庆州，擅发常平封桩粟麦，收恤流亡，多所全活。会蓬生蔽野，结实如粟，公私取给焉。复为营求耕稼之具，岁以大穰。或言纯仁禀贷过多，遣使按视，民闻之，争先输官。比使者至，则已无负。”[40]
在变法失败之后，常平仓法的赈贷也依然得以广泛的实施，从大臣建言常平等仓赈贷中可见。如司马光上书哲宗言：“依常平仓法，谨伺谷价，贱籴贵粜，及准备灾伤赈贷，其余不得支用。”[41]如司马光等坚决反对青苗法之人，亦未否定常平仓赈贷在救荒上的效用。范祖禹上书哲宗中言：“臣镇至州，方值春种，即发常平仓贷民种粮。”[42]李纲《上徽宗论水灾》中言：“愿诏诸路应灾伤地分，今年秋租并与蠲免，水过之后，安集民居，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43]是青苗法等废除后的北宋后期，常平等仓的赈贷依然为当时救荒、赈贷的主要形式。
（三）南宋前期：战乱破坏后的多方位赈贷
北宋中后期常平仓赈贷的广泛实施，延续到南宋，《宋史·食货志》言：“绍兴以来，岁有水旱，发常平义仓，或济或粜或贷，如恐不及。”[44]此言或许夸大，而常平仓在南宋初年，用于救荒、赈贷的实施亦时时有之。孝宗乾道七年（1171）“十一月十日，详定一司敕令所修立下条：诸灾伤路，分安抚司体量指置，转运司检放展阁，常平司粜给、借贷，提刑司觉察妄滥，如或违戾，许互相按举，仍各具已行事件，申尚书省。”[45]此处明确地方各部门在灾伤时的职责，常平仓赈贷为其中之一，亦可见南宋前期常平等仓赈贷之实行。
而南宋初期，经宋金之战，兵祸连年，导致江淮一带，农业生产、经济破坏严重，《宋史·食货志》称“建炎以来，内外用兵，所在多逃绝之田。”[46]因此，招诱农民复业生产、恢复经济，便为南宋初一项重要内容。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朝廷及官员多采用赈贷的方式，在建炎元年（1127）五月，高宗即位之初，就“命有司招诱农民，归业者振贷之，蠲欠租，免耕牛税。”[47]而政府用于赈贷的资金来源，则是多方位的，既有来源专门备荒的常平仓、义仓，也有地方的省仓，还包括军储、中央户部资金等。
恢复生产的赈贷，常平等仓也有参与实施，如绍兴十一年（1141）三月七日诏：
寿春府、庐州，濠、滁、和、舒州，无为军，曾经贼马，民间耕牛多被杀虏，可委江浙常平司支拨常平等钱收买耕牛，交付淮南常平司，给与州县，借给人户耕种，免纳租课，候及三年外，分限还纳价钱。内贫乏之户，不能自存者，依常平法，赈给一季。其阙乏种粮之家，亦与借贷，分宽限还纳。其合用种粮，就近于江浙常平司支拨应副，具数以闻。[48]
诏书所言赈贷钱、牛、种粮事，皆以常平司、常平法行之。同时，常平仓赈贷也被实施于水利之修建，如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丁丑，“宣州化成、惠民二圩，芜湖县万春……衍惠十圩，当涂县广济一圩，每圩长者数十里，用工数百万计，乞以常平钱米，贷民修筑。”从之。[49]
但总体而言，在赈贷以恢复生产的措施中，省仓、军储、户部资金等的应用要比常平仓更为广泛。相关赈贷多称“官贷牛种”之类，其资金钱物往往是由省仓、户部资金等拨付。如绍兴三十一年七月戊子，“宰执言淮南诸郡近日怀来流民甚众，上曰：‘可谕刘琦选其壮者为效用，余皆授田贷种，且以常平钱米济之。’”[50]将常平钱米赈济与“授田贷种”区分而言，显见其并非同一路径。而绍兴二年五月丙戌，“监察御史刘一止言：‘……愿诏郡邑招集流散，官贷之种，俟三年收，始责其赋，置籍书之以课。’”[51]此类主张郡邑“官贷之种”，亦多出自省仓、户部的资金。
南宋前期为恢复受战乱破坏地方的经济，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生产，往往采用营田和地方招诱两种形式，而赈贷在这两种形式中应用极为普遍。其中营田又称屯田，如绍兴六年二月壬寅：
先是，言屯田者甚众，而行之未见其效。会张浚出行边，因出户帖钱二十万缗为本，浚请应事务并申行府措置，俟就绪日归省部，许之。于是官田逃田并行拘籍，依民间例，召庄客承佃，每五顷为一庄，客户五家相保共佃，一人为佃头，每庄官给牛五具，种子农器副之，每家别给菜田十亩，又贷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勿取息，若收成日愿以斛斗折还者，听。[52]
地方的招诱则如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权户部侍郎王俣言：“籍荒闲之田，计口分授，官为借贷，给与牛种，使之垦辟。”[53]相较而言，营田的强制性和剥削都较地方的招诱为重，故绍兴六年七月，监察御史刘长源应诏上书言：“欲乞营田只行于江北，所有江南民未归业处，诏守令诱劝百姓归，素有力者令其自营，无力者官为假贷，以招复逋逃。”[54]将营田的实施限于江北，这种限制，本身是营田广泛推行的结果。
无论屯田或者地方招诱，由于流民缺少生活和生产资料，都只能依赖政府提供。而采用赈贷的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政府可以更积极、广泛地组织复产；另一方面，也能迅速提供流民以生活、生产资料，重新安定其生活，使因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得到重新开垦，从而为南宋前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由于赈贷在救荒、恢复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及其切实有效结果，推动着官员士大夫积极参与、组织赈贷，恢复生产，促成了南宋孝宗朝以后，新的仓储及其赈贷形式的形成，并取代常平仓、省仓等的赈贷方式，成为南宋中后期最主要的赈贷形式。
（四）南宋中后期：士绅主导下的社仓赈贷
在北宋初年以来，各种赈贷形式广泛实施的同时，士绅也在探索新的赈贷、仓储形式。前述无论是省仓、军储、内库、三司户部资金还是常平仓、广惠仓、义仓等等，赈贷的主体都是国家，而随着士绅阶层的兴起，士绅阶层也逐渐参与到赈贷救荒的行列，并成为其重要力量。[55]到南宋中后期，以士绅为主导的社仓赈贷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当时赈贷的主要形式，为南宋中后期救荒、赈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56]
宋初以来，随着赈贷的发展，又因为官僚与士绅的同位一体，则抱有社会责任感的士绅、富民遂亦参与到赈贷中，成为赈贷的一支重要力量。明道二年（1033），“诸道旱蝗疾疫，关中尤甚，公（范雍）自减廪食以为民先，富人皆争出财，助官贷，活数万人。”[57]可见官员士大夫的示范作用，从而促成了士绅、富民赈贷的兴起，成为国家救荒赈贷措施的补充、辅助。
与此同时，各种褒扬、提倡士绅、富民赈贷的言论也逐渐多起来了，如司马光言“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曰，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58]是夸赞士绅、富室赈贷的效果。这种在灾荒时由政府劝谕士绅、富民减息放贷，官方负责保证放贷本息收回的方式，又称为“劝分”。[59]其较之官府救济、富民主动赈贷，在性质上有所区别，带有一定的盈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绅对赈贷、救荒事业的参与。
南宋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央财政的日渐窘迫，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60]士绅在救荒、赈贷中的地位、作用逐渐加强。在各种有关士绅、富民赈贷的言论中，已经是常视赈贷为士绅、富民的义务了。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十一日，“诏浙西江东路州军被水去处，令两浙提举司，多方劝谕有田之家，将本户佃客优加借贷，候秋成归还”，[61]认为有田之家，有赈贷本户佃客之责任。再如宁宗庆元元年（1195）七月二日，“臣僚奏……江浙号为泽国，田悉腴润，远非瘠地之比。然旱干为害，视他处特甚……为富民之有田者，独不能出力贷资以为农民救旱之助乎？旱禾瘁矣，独不当亟为潴水导泉之计以为晚未之备乎？仕此责者，独非字民之官乎？令以劝农为职，兴修水利，又令丞之责。”[62]此处认为县令、丞之义务在于劝农，兴修水利，而赈贷乃为“富民之有田者”的义务。
士绅对救荒、赈贷的参与，在社仓制确立并推行过程中，有更进一步的表现。仓储作为赈贷的重要资金来源，不论常平等仓之于国家的救荒赈贷，或者社仓之于士绅富民的赈贷皆然。是以北宋以来在论及仓储赈贷时，论者多有主张赈贷的仓储当为地方、士绅所掌握，以免为官吏移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熙宁末，王尚书为司农簿，奏复行之，仍令就县仓输，自是义仓入县仓矣。元丰八年，又罢之。绍圣初，复立。然议者谓义仓当留诸乡，以备水旱可也，今并入县仓，悉为官吏移用。后又命上三等户输郡仓，转充军仓或资他用。故凶年无以救民之死，失古人立法之意矣……今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令乡人之有行谊者掌之，则合先王之遗意矣。[63]
论者对政府赈贷之低效、不及时表示不满，认为仓储、赈贷之管理权限，当归于地方乡里，“乡人之有行谊者掌之”，而不当置于县，归官吏所管理。这种态度与前述士绅赈贷的发展，构成了社仓制诞生、发展的重要背景。
社仓制渊源于南宋初魏掞在建宁府建阳县设仓，以谷贷民的做法。而朱熹实行社仓制自淳熙八年起。《宋史·食货志》载其大概，今摘录如下：
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于仓司。”[64]
据此社仓赈贷之救荒效果及其运行的良好状态可见。其后，从孝宗朝至度宗朝，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东、湖南、湖北、淮南、广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至南宋晚期，社仓遍布全国”。[65]而赈贷也随之广行于各地。在社仓制的实施、推广过程中，士绅与地方官府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始资本多赖地方官府提供，运作则多由士绅负责，士绅与地方官府皆用力于此，而士绅乃居主要负责之地位。[66]
综而言之，南宋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仓制的广泛实施，社仓的普遍设立，由士大夫主导的社仓遂成为南宋中后期赈贷的一个主要力量，在各地方赈贷、救荒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宋代赈贷的地位、作用分析
在前述宋代赈贷的发展阶段中，虽有涉及对赈贷在宋代社会、经济作用的论述，但因主要的论述目的并不在此，所以未能全面表明其地位作用，此节将从赈贷较赈粜赈给之利、赈贷资金来源的丰富、赈贷实施及效用的多样化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赈贷在宋代的地位、作用。
（一）赈贷较赈粜、赈给之利
在宋代救荒三策之赈给、赈粜、赈贷中，此前应用较少的赈贷，在宋代获得了广泛实施、发展迅速。而宋代赈贷广泛实施的背景，是自耕农、佃农的增多，灾荒赈救难度增大，“自田制坏，而兼并之法行，贫民下户极多”，[67]而贫民下户正是灾荒发生时，最无力抵抗灾害又最需要国家及社会各界予以赈救的对象，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同时也导致了救荒成本的增大。如天禧二年（1018）二月己卯，“京西转运使言管内饥民甚多，无以赈济，望发绛州粟十万斛，赴白波出粜，从之。”[68]此处言“饥民甚多，无以赈济”，灾荒救济压力之大可见。
因此，赈粜、赈贷这两种成本较少的救荒方式，便比较为人所青睐。理宗绍定元年（1228）八月，“资政殿学士知潭州曾从龙奏：‘州县赈民之法有三，曰济、曰贷、曰粜。济不可常，惟贷与粜为利可久。今拨缗钱一十万有奇，分下潭湘十县，委令佐粜米置惠民仓，乞比附常平法。’从之。”[69]而在赈粜、赈贷两种方式中，其应用又有所差别：
（元祐元年[1086]三月乙亥）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尝计天下青苗钱，除昨来支俵外，见在钱数尚多，欲乞将一州见在数混同，斟酌诸县户口多寡，并用收籴可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小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候丰岁输还，更不出息。”[70]
其言“遇岁小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则可见赈粜只适合在较轻的灾害中使用，而赈贷的应用显然要更为灵活、广泛、有效得多。且赈贷又有前述“贷以种食”兼赈生活、生产之利，则赈贷之较更为广泛实施可见。而从宋神宗朝起，原作为籴粜、平抑物价之赈粜使用的常平广惠等仓，开始以赈贷为主要的救荒方式，亦可见赈贷之发展及优胜。
曾巩《救灾议》以河北地震、水灾后的救济展开论述，认为赈给之耗费大、使百姓“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等等，而后称许赈贷说：“贷之于今而取之于后，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蓄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71]及其耗费较少等利，再结合宋代官员士绅对赈贷的认同、实施，则赈贷之便利、效用可见，赈贷在宋代救荒中的作用、地位亦显然要在赈给、赈粜之上。
（二）赈贷资金来源的丰富
宋代赈贷较前有极大的发展，其中的一个表现即为赈贷资金来源的更加全面丰富。在宋代以前，救荒的主要资金，一是朝廷拨付，二是常平、广惠等备荒仓储，且多采取赈给、赈粜的形式，赈贷实施较少。如常平等仓的主要功能原为赈粜，其次赈给，赈贷最少。
王安石变法时，对常平、广惠仓进行改革，赈贷取代赈粜成为其主要的救荒形式。此后一直到南宋，常平、广惠等仓的赈贷，都是赈贷的一个重要来源。
南宋中后期新出现的社仓，也主要采用赈贷方式进行救荒。随着社仓在全国范围的普及，社仓成为后期赈贷的主要资金来源。
综合两宋常平仓、社仓等仓储赈贷功能的加强、实施，可以发现，宋代赈贷的资金来源，较之以前要丰富得多。这既是赈贷发展的结果，也对赈贷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赈贷实施及效用的多样化
赈贷原初只为救荒，赈贷种食乃将生活、生产一并救济。而随着宋代赈贷的发展，逐渐的将赈贷应用于其他的领域，出现赈贷实施及其效用的多样化，在宋代社会、经济，乃至于军事政治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赈贷多样化发展、应用最显著的是北宋中后期，已如前述，此处补充宋朝其他时期赈贷多样化应用的一些例子。
1．屯田。宋代组织屯田、开垦土地的活动中，常采用赈贷的形式。宋初如太宗至道二年（996），陈靖主持的屯田：
秋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曰：“……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估，纳之于仓，以其成数关白户部。”
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田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种粮、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
乃诏以靖为劝农使……劝民垦田……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72]
虽然陈靖的屯田因计划过大，三司担心发生水旱，无法收回官本，其事遂寝。但是其后的屯田活动中，仍时常采用赈贷的方式。赈贷与屯田相结合的情形，最常见于南宋前期的赈贷中，具见上文，此处不再重复。
2．兴修水利。除熙宁、元丰年间，“农业水利法”之外，其他时期宋朝也有对一些兴修水利的活动采取赈贷的形式进行资助。如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丁丑，“‘宣州化成、惠民二圩，芜湖县万春……衍惠十圩，当涂县广济一圩，每圩长者数十里，用工数百万计，乞以常平钱米，贷民修筑。’亦从之。”[73]
3．沿边的补给赈救。宋仁宗朝时期，宋朝西北沿边的弓箭手、蕃部常遭水旱而乏食，政府通过赈贷以对其提供补给、赈救。如景祐二年三月己丑，“诏镇戎军岁比不登，其弓箭手五十八指挥，共贷以粟六万斛。”[74]皇祐三年（1051）十二月戊寅，“诏环州向以风雹霜旱之灾，蕃部阙食，其贷弓箭手种粮。”[75]至于不采用赈给等方式，则尚有政治意义的其他考虑。
综合上述赈贷较赈粜、赈给之利、赈贷资金来源的丰富、赈贷实施及效用的多样化三个方面，结合前言宋代赈贷实施发展阶段中的论述，大体可见随着赈贷在宋代的实施、发展，其在宋代救荒，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乃至军事政治的一些具体方面，都日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四、宋代赈贷相关问题的补充分析
上文对宋代赈贷的发展阶段、赈贷的地位作用作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基本揭示了宋代赈贷发展的主线与框架，重新定位了宋代赈贷的地位作用。但是，从完整的角度说，宋代赈贷还有一些问题必须予以说明。主要有赈贷弊病、利息、蠲贷与倚阁问题。
（一）赈贷的弊病
前述赈贷的地位、作用，都较少涉及赈贷的弊病，但事实上，有宋一代，与赈贷广泛实施相消长，对赈贷弊病的批评始终不绝于书，而社仓赈贷之发展，取代国家的官仓、常平仓赈贷，转而为士绅、富民的赈贷，其中的原因，亦多与赈贷，尤其是国家赈贷的弊端相紧密联系。是以要完整分析宋代赈贷，则赈贷之弊病不可不述。
《救荒活民书》引宋代胡安国言：
致堂胡氏曰：“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纾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征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诡贷而征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76]
是言赈贷之弊，根源在于赈贷归还时种种是非。此论固然未必完全正确，但赈贷在要求百姓归还借贷钱物时的种种弊端毕竟屡见不鲜。如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寅，“周显德中，宋州民饥，官出义仓米三万四千石以贷，其后征督，民多流移入它郡。乙酉，诏悉除之”，[77]是赈贷追偿而导致民众逃亡。又元丰二年（1079）三月癸未，诏“闻鄜延路缘边蕃部有积年借贷钱谷，主事催督迫急，贫下户艰于送纳，甚有自尽及亡出外界者，可更展限半年”，[78]皆见赈贷催索之弊。
又有抑配之弊，抑配之弊，发生在发放借贷时。关于抑配，较早见于皇祐四年正月己巳，“诏许诸路转运司灾伤处贷民种食，即不得以劝诱为名，抑配人户”，[79]明令禁止，不许抑配，正是抑配之存在。而抑配最多的时候，在青苗法实施期间。关于青苗法实施时抑配之有无，变法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各有其依据，然此非本文重点，故不繁述，而仅引欧阳修一段话，证明抑配之难免：
窃闻议者多以抑配人户为患，所以朝廷屡降指挥，丁宁约束州县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诸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尽钱俵散而后止。朝廷虽指挥州县不得抑逼百姓请钱，而提举等官又却催促尽数散俵，故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尽数散俵为失职，州县之吏亦以俵钱不尽为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递相督责者，势使之然，各不获已也。由是言之，理难独责州县抑配矣。[80]
而且，除了上述在要求百姓借、还赈贷时的弊病，其他环节亦可能产生各种弊病。如借贷兴利，熙宁八年十月辛丑，“又诏江浙、淮南灾伤州军除用常平借贷兴利外，更赐上供米三十万石赈济，令体量安抚司均给措置。”[81]借贷兴利还有以陈粟贷民，收回新粟的情况，如咸平六年（1003）三月辛亥，“（梁鼎）始请运咸阳积粟以实边，而岁久不堪兵食，复请假贷于民，俟秋成赐纳新粟。朝命不许。”[82]此外，前引李参青苗钱，熙丰变法之青苗法，皆有赈贷兴利的意义在。
又有赈贷不实的情况，如咸平六年三月辛卯，侍御史知杂事田锡言：“臣伏覩去秋已来，霖雨作沴，近畿诸处，水潦为灾……检灾伤乃是虚名，行赈贷且非实事，斯乃今日之务最急，也非时之患可忧也。”[83]
赈贷之上述种种弊病，随着赈贷的广泛实施，日渐的暴露，不免使人们开始对赈贷进行反思并探索更好的方式。遂有士绅、富民的赈贷的提倡与兴起，如前引司马光言“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84]是夸赞士绅、富室赈贷的效果，而以官府的职责为“官为收索，示以必信”。此种情状之发展，遂最终导致了士绅、富民主导的社仓赈贷的出现，及在救荒、赈贷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利息问题
赈贷作为一种借贷形式，在借出钱物之后，有一个收回本息的过程。如皇祐四年二月“庚辰，兵部郎中傅永为户部副使。庆历末，永自梓州路转运使移陕西……至境，问民所乏，贷以种粮钱，令麦熟纳偿，而薄取其息，民大悦。”[85]此条史料鲜明反映了赈贷利息的普遍存在，以及民众对赈贷收取利息的认同。
王安石变法中，围绕着青苗法是否需要收取利息的讨论，十分热烈。青苗法规定“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实际收取至有三分之息者，引起了时人争议：
当是时，争青苗钱者甚众，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纭，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86]
青苗法立法时，标榜只为便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反对派认为收取息钱与此原则相悖，而王安石则坚持青苗法的利息当为二分，并认为这是“常平之中正也”。他说：
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87]
不论如何，青苗法要求受贷者出息二分或三分的规定，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始终推行着。南宋前期的赈贷也多取息钱，绍兴六年二月壬寅，措置屯田时诏称：“每庄官给牛五具，种子农器副之。每家别给菜田十亩，又贷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勿取息。”[88]其特意交代“勿取息”则反证了收息之普遍。南宋中后期，社仓在其创建、赈贷之初，亦通过收利息以维持其运转：“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89]因此利息的收取，是宋代赈贷的普遍现象。
因收取利息之普遍、正常，而减免息钱遂成为一项德政、优惠措施，上言“薄取其息，民大悦”，即为如此。其他赈贷形式，亦皆有减免利息的记载，前引社仓制称“自后随年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也是如此。
（三）倚阁、蠲贷
正常情况下，只要是借贷，都会有逋负，不能偿还的情况，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对逋负的蠲免或者倚阁。倚阁，即推迟还贷期限；蠲免，即免除逋负金额，又称蠲贷，《文献通考》称“汉以来始有蠲贷之事，其所蠲贷者有二：田赋一也，逋债二也。”[90]其中之逋债，即包括了赈贷的逋负。
宋代有关倚阁实施记载较少。倚阁多于灾荒后进行，如皇祐五年三月甲辰，“诏江南东路、淮南路皇祐四年，京东路庆历八年、皇祐元年，人户所逋贷粮见行催纳者，其令转运司候夏秋丰熟举行之。初，上谓辅臣曰：‘方春东作，民颇艰食，而诸路转运司督责远年贷粮，非所以恤民也。’至是，中书检勘年分，具其目以进，而降是诏。”[91]乃在入春之初，饥荒时倚阁。又如熙宁八年十一月辛未诏：“河东路灾伤州县第三等以下户所贷豆麦种与倚阁，并所欠倚阁和籴，并候次年丰熟，依料次输官。”[92]在灾伤后倚阁。这种在灾荒之后的倚阁，实际上相当于灾荒救济的一种补充、辅助。[93]
宋代的蠲贷，自赈贷实施以来即不绝如缕，与赈贷的实施相始终，大者如熙宁四年十一月甲申，“诏蠲天下见欠贷粮，总计米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上以诸路民欠贷粮积日已久，岁催索无已时，故尽蠲之。百姓闻诏，莫不称庆。”[94]又蠲贷的实施，常在屡经催索，民众实在无力偿还之后，如熙宁五年二月丁巳诏：“天下贷粮，近已与除破。闻尚有远年倚阁蚕盐、麦种，至今依旧催纳，可令司农寺契勘，并与蠲免。”[95]
前述赈贷之弊，其中之一为催索以致民众流亡、自尽等，而在一定程度言，蠲贷便是对催索之弊的一种应对，一种解决。虽然未能真正根绝，但终究是赈贷广泛实施的一个保障，对宋代赈贷的广泛实施，也有积极作用。而从另一角度看，蠲贷又是国家财政不能回收的耗散，而要尽量避免这种耗散，则有赖于“贷与种食”的措施，通过恢复生产，增加农民还贷能力来解决。
五、结语
通过对上述宋代赈贷实施、发展阶段的论述，对宋代赈贷地位、作用的重新定位，以及对赈贷弊病、利息、蠲贷与倚阁问题的补充说明，大致勾勒了宋代赈贷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由此可以总结出宋代赈贷的两个特点：
第一，宋代赈贷的资金来源较为丰富，主要是各种官、私仓储，尤其以省仓、常平仓、社仓为主。不同时期因社会背景之不同、对赈贷提供资金的主要仓储的不同，形成了宋代赈贷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随着宋代赈贷的普遍实施，赈贷还显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赈贷形式被广泛应用在宋代农业生产领域，乃至在政治、军事的一些具体方面，也有所应用，并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
入步由于本文仅是对赈贷的初步探索，所得有限。实际上宋代赈贷本身可供研究的内容，远远超出本文的上述探讨。譬如赈贷的利息变化、户等的要求、赈贷的手段、赈贷途径的选择、赈贷的变种等，都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本文抛砖引玉，对赈贷更全面、深刻的分析，尚有待来者。
（责任编辑：封越健）
[1]《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35页。
[2][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98页。
[3]《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页。
[4]参见《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振恤》、卷27《国用考五·蠲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振恤》，考251中。
[6][宋]王溥：《唐会要》卷88《仓及常平仓》，北京：中华书局1955版，第1616页。
[7]《唐会要》卷44《水灾下》，第786页。
[8]相关的论著很多，笔者不一一罗列，可参见邵永忠《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以及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第一章《绪论》的研究史回顾部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4页。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荒政研究都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综述，本文不再重复。下文涉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时，相关学者的研究，笔者会在注释中另行补充说明。
[9]如刘秋根《中国封建社会农业金融发展阶段初探》，《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徐唐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16，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1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乙卯，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到1995年版，第7页。
[12]《长编》卷3，建隆三年正月己巳，第60页。
[13]宋初朝臣对赈贷的怀疑，并可参见《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振恤》：周显德六年（959），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犹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安责其必偿也？”（考252上）此时距上述宋初建隆三年，不过仅四年的时间，并可证当时人们对赈贷的态度。
[14]《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寅，第543页。
[15] [宋]曾巩：《曾巩集》卷第9《救灾议》，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0页。
[16]《欧阳修全集·奏议》卷第14《再论水灾状》，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866页。
[17] [宋]李清臣：《吴正宪公充墓志铭》，[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2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796页。注：此书分上、中、下三集，而该版本各集的目录，却分别为目录上、目录上、目录下，误，中集的目录当写“目录上”，今依改正后书写。
[18] [宋]曾准：《曾舍人巩行状》，《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49，第1126页。
[19]《长编》卷98，乾兴元年二月戊辰，第2275—2276页。
[20] [宋]苏轼：《范忠文镇墓志铭》，《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18，第671页。
[21]《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振恤》，考254上。
[22]《长编》卷33，淳化三年六月辛卯，第737页。
[23]《长编》卷62，景德三年正月辛未，第1385页。
[24]《长编》卷104，景祐元年二月癸巳，第2663页。
[25] [宋]宋祁：《张文懿公士逊旧德之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4，第67页。此条亦可参见《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正月戊戌条。
[26]《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第871页。
[27]《长编》卷174，皇祐五年四月庚午，第4204页。
[28][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页。
[29]《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16。
[30]有关常平仓与青苗法的关系，相关研究如刘秋根《唐宋常平仓的经营与青苗法的推行》，《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4期，可供参考，本文不赘。
[31]据《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69《青苗法下》（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228—2229页）载其散敛情况，可见其实施之广泛：熙宁三年，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元丰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
[32]关于青苗法实施及其效果的争论、研究，为宋史学界热门话题，原始资料可参考《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义仓》，《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68《青苗法上》、第69《青苗法下》，《宋会要辑稿》食货4等，《长编》熙宁三年以后亦可供参考。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如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卷《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青苗法部分，以及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青苗法部分。这一问题无关本文主旨，故不繁述。
[33]《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7、28。
[34]《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67页。
[35]《长编》卷238，熙宁五年九月壬申，第5803页。
[36]《长编》卷245，熙宁六年六月癸未，第5967页。
[37]《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丁酉，第5998页。
[38]《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亥，第5367页。
[39]《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九月辛酉，第6014页。
[40]《长编》卷280，熙宁十年正月辛巳，第6858页。
[41][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51《乞罢提举官劄子》，第四册，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49页。
[42][宋]范祖禹：《上哲宗封还臣寮论浙西赈济事》，[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卷106《财赋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562页。
[43][宋]李纲：《上徽宗论水灾》（系第二状），《诸臣奏议》卷45《天道门》，第1687—1688页。
[44]《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第4340页。
[45]《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7。
[46]《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70页。
[47]《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第4169页。
[48]《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64。
[4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丁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册，第327—317页（下）—第327—318页（上）。
[50]《系年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戊子，第三册，第327—726页（下）—第327—727页（上）。
[51]《系年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丙戌，第一册，第325—735页（上、下）。
[52]《系年要录》卷98，绍兴六年二月壬寅，第二册，第326—363（上）。
[53]《系年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第二册，第326—346页（上、下）。
[54]《系年要录》卷103，绍兴六年七月，第二册，第326—426页（上）。
[55]如林文勋《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分析了富民救荒及其态度的发展，亦有涉及赈贷者。
[56]有关社仓的研究，本文多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的第五章第二节《南宋农村的贫穷救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因其对社仓制本身及相关问题已经做出了相当深入、精辟的分析，故为避免重复，本文于社仓制本身的许多问题都略过不提，唯根据本文需要，另查资料稍作裁剪和补充。此外，相关研究还可参见梁庚尧《南宋的社仓》，《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张全明：《试论朱熹的社仓制》，《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1987年第1期；[日]户田裕司：《黄震の広德军社仓改革——南宋社仓制度の再検讨》，《史林》73卷1期（1990年1月）。
[57][宋]范镇：《范忠献公雍神道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26，第403页。
[58]《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振恤》，考254下。
[59]参见李华瑞《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0]李华瑞：《劝分与宋代救荒》，《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61页。
[61]《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64。
[62]《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37。
[63][宋]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6—317页。
[64]《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第4342页。
[65]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二节《南宋农村的贫穷救济》，第290、291页。
[66]关于社仓的管理及其在南宋的实施，都可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二节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67][宋]董煟《救荒活民书》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
[68]《长编》卷91，天禧二年二月己卯，第2101页。
[6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1《宋理宗本纪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460—2461页。
[70]《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乙亥，第9017页。
[71]《曾巩集》卷第9《救灾议》，第150—151页。
[72]《长编》卷40，至道二年七月庚申，第843—846页。
[73]《系年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丁丑，第三册，第327—317页（下）—第327—318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