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与宋诗、宋词一样，标志着有宋一代文学创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独占其六，可见宋文地位之重要。可是，长期以来，宋文研究与宋代诗词研究相比，显得相对薄弱。1997年至1999年，经过学人们的努力，在宋文这一比较寂寞的研究领域中仍涌现了许多可贵的成果。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这一方面，对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欧、苏两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着重探讨欧公人格与文风的关系，认为欧阳修在道德情操和学术修养两方面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及领导北宋诗文革新，都与其人格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欧阳修对于文学家人格建树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还在创作中充分发挥了其人格优势，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体现在作品中，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风格的转变。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内实刚健。”而”内实刚健”正是对欧文所蕴含的人格光辉的深刻认识。对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终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认为欧阳修散文语言美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具有神韵美。欧阳修擅长于运用一唱三叹、委婉含蓄的语言形式，以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围，透露和引发出自己美好的情怀，使他的散文语言呈现出情韵动人的特色。二是质朴生动、纯真自然，具有朴素美。朴而不俗，淡而见巧，往往造语平淡，却能光彩照人。三是句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错综美。欧文句式散整交错、长短结合、奇偶相配，不呆板，不凝滞，富有变化。四是探索人生，倾吐诗情，具有哲理美。在哲理光辉的折射下，我们看到既有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感慨。这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欧文的语言显示出独特的美感。徐姝《论苏轼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则从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入手，来探讨苏轼散文的风格，指出苏轼把诗性思维方式运用到散文创作中，大量地运用比喻来论事谈理。文章从苏文的比喻方式、苏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点与文章风格、比喻与时代风格四个方面探讨了苏文中的比喻。赵仁珪《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一文讨论的是苏文与禅宗的关系，认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对禅宗情有独钟。其表现有二：一是对伪禅学的批判，对真禅学的坚持；二是能从中提炼静而达的哲学精髓，取其实用、重人情及富有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想必然影响于苏轼散文，其表现有三：一是苏轼很多论文的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中去，这一特点在苏轼的小品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古文家之间的承继关系，曾子鲁《简述苏轼对韩欧古文成就的继承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苏轼对韩、欧古文的开拓与发展，从理论来看，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提倡”文以尽意”、”有道有艺”，更重视”文”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上，强调”不吐不快”、”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在创作手法与风格上，要求”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从实践来看，超凡入化的神韵，磅礴雄伟的气势，直率真挚的感情，构成苏文的独特风貌；而于圆活流转之中，呈现出一种创新求奇的锐气和错综变化的美感，则是苏文在韩、欧文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认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以及乐民所乐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都可见这种影响关系。
对欧、苏之外宋文诸大家创作的研究，在这三年中也有较大进展。如曾巩研究，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认为曾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为了研究其融合的过程，必须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不同时期的思想风貌。文章将曾巩一生苦读能文、坎坷不售、校书史馆、辗转州郡、回朝任职几个时期，结合宋、元、明、清诸家评论，论证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相结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历来都较为薄弱的苏洵散文研究方面，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散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格调高古，论说周详而析理精微；二、气势磅礴，明爽骏快而踔厉风发；三、意繁枝茂，开阖抑扬而结构谨严；四、妙喻连篇，穷情尽变而义理幽深。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洵试图用他的文章来疗救社会，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观点、军事思想，均能切中时弊，内容上则通权达变，不持一端，风格上老辣纵横，雄辩滔滔，颇有战国纵横家遗风。作者认为苏洵从《战国策》中寻找思想武器并不为过，因为单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理应打开思路，广采博纳各种学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动，绚烂多彩的《战国策》文章又滋养了苏洵，使他的散文有别于欧阳修的雍容委婉、曾巩的纤徐曲折、王安石的刚劲峭刻，而以老辣纵横的风格独树一帜于北宋文坛。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注重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很有眼光。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同时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既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又有共同的文学主张，追求文学的经术根底，”务为有补于世”，但他们并没停留于自身的创作实践，而是以科举为中介，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张和实践的组成部分，因而阻碍了文学自身规律的运行，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北宋文学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给后世文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年中，宋文研究中重大家而轻小家，重北宋而轻南宋的倾向有了可喜的改观。向来不以散文著称的宋代诗人、词人，甚至理学家，都被纳入宋文研究的视野。吴蓓《论秦观策论》（《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词人秦观数量极为可观的策论，认为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秦观在文中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炽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他评价历史人物，显示出独具的史识和过人的眼光。其文具有豪隽慷慨，能言善辩，简洁畅快的风格。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认为南宋大文学家陆游文名为诗名所掩，长期以来不被重视。该文对陆游散文作了初步探讨。先从体裁角度对陆文进行分类，概述其创作成果。再着眼于陆文的精神内核，揭示出其两大文化品格：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精神，鲜明的文化认同心理。最后将陆游散文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以透视其艺术魅力。两宋理学家向来轻视文学，他们的散文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马茂军《北宋理学诗派诗文创作述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五子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具体分析，较为全面地探讨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文章先分析了柳开、石介的古文理论和创作，认为柳开、石介等道学先驱首先具有提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风之功，但道学家的重道轻文给他们的古文创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创作上走入怪奇涩僻的歧途。因此，道学先驱们于宋初古文运动可谓功过各半。关于北宋五子的古文创作，作者认为其文大有可观。周敦颐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邵雍有《皇极经世》、张载有《正蒙》、二程有《二程遗书》，风格平淡典要，其风格与宋文的平易吻合，而实为其中最深美之部分。周敦颐文笔平淡典雅，他力求以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每一个字都出于深思熟虑，反复揣摩，力求凝炼、精到。受象数学的影响，邵雍的文风表现为整齐繁叠。张载文章则有一种上天入地，大气磅礴的特点。二程语录体著作仿效《论语》，是平时讲道的文字，非常口语化，可以看出作者”醇厚温粹”的气象。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既发挥自己的心学理论，又接受韩愈的文道合一、以道为主的”载道”思想。把”道”与”艺”结合起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精美散文。其文既表现了宋文”自然平易，流畅婉转”的特点，又形成”不琢奇巧，正大纯粹”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的诸多散文派别和散文大家。这类对于诗人、词人和理学家散文的研究在宋文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虽然其中的若干观点尚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研究者们筚路蓝缕的功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二、宏观研究、文论研究与文献考证
随着学术界对宋文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宏观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在文体史上，文赋为宋代士大夫所独创，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此也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曾枣庄《论宋赋诸体》（《阴山学刊》1999年第1期）认为历代赋各有其特点，宋赋未必就逊于西汉、魏晋、隋唐。宋赋诸体（骚体赋、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皆备，且力求革新，不肯蹈袭前人。赋的题材较前代更为广泛，作家们好在赋中发议论，往往以文为赋，使赋的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变，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轼的散体赋特征在于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味、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又如”太学体”，在北宋曾盛极一时，也是古文革新的主要目标。但长期以来，由于文献材料稀少等原因，对”太学体”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太学建立之前的文体状况、早于欧阳修的张方平与”太学体”的斗争等问题，认为”太学体”是由景祐”变体”发展而来的，是”变体”的官方化，反映庆历年间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
在散文史研究上，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总体风格特征与唐文相异的宋代散文，其发展从北宋到南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应将其截然割裂为南北两段。如果立足于宋文发展的整体观来考察南宋散文，其成就还是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南宋散文继承并巩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始终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二、南宋散文在北宋散文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开拓，表现出新的面貌与特征；三、从创作实绩看，南宋散文从数量到质量都不容忽视。因此，在中国散文史上，南宋决不是散文发展处于低潮，作家作品沉寂的萧条时期，而是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活跃的相当繁盛的一个阶段。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南宋散文是宋文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北宋的古文运动是与儒学复兴交织在一起的，作家们在进行散文创作的同时，大都具有鲜明的文论主张，这些主张既体现了宋人对文道关系等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因此向来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在1997－1999三年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人注目。这其中，探讨欧阳修和”三苏”文论思想又是一个热点。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学术界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其实是对欧的误读。该文将欧阳修置于宋初文学思潮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着重辨析欧阳修反对”诞者之道”的实质，就是要与宋初柳开、石介等人道学化的古文理论划清界限。然后分析欧阳修所谓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会实践。因此，作者认为，他的古文理论与其说接近于道学家，还不如说”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欧氏文论中”道胜文至”是古文家思想、道德修养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事信言文”是对古文内容与形式特征的概括，”切中时弊”、”穷者之言易工”是对古文家如何反映现实，以及作者处境与古文创作关系的概括，”其言易明而可行”、流畅自然是对古文风格与语言特色的概括。这些看法，构成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与唐代古文运动理论同中有异的特点和自身的创新意识。寇养后《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则认为：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是指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之道。但是，欧阳修的儒家之道又非陈旧抽象的儒家说教，而是赋予新鲜具体的时代内容，这表现在欧阳修之道既与反对佛老相联系，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对”三苏”文论，有总体性的研究，如周楚汉《苏洵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和《”文者气之所形”：苏辙文章论》（《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两文分别阐述了苏氏父子的文论思想。论及苏洵时，作者就认为其文论的核心是”风水相遭而为至文”的观念，因此，他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并出”文几于道”。他认为文章如五谷可以疗饥、如药物可以治病，”犹工人之作器，见其形以知其用”，这又是”文章工具论”的雏形。他用”风水相遭”为喻解决了令陆机困惑不解的灵感的实质问题。他的思想倾向对苏轼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圣元《苏轼的文章理论体系及其美学特质》（《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提出苏轼的文章创作理论系统主要由”立意”、”辞达”、”自然”三说构成，在苏轼看来，文章的第一要义是先需”立意”，其”立意”说的着眼点并非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而是在强调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独创性，兼有弘扬创作主体之个性特点和拓展文章表现的时、空境界之意。苏轼之”意”，不同于”道”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是个性化、情感化、审美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当下的境遇、精神状态，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而非如”道”那样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思想范式。苏轼的”辞达”说的基本命题是”辞”以”达意”，主要理论内涵是创建文学创作表现过程的美学原则，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辞”的功用发表意见。”辞达”说的主旨是意在阐明传达过程中的美学原则以及文本的独立价值。又有阶段性的研究，如白清、王启和《论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论述了苏轼早期散文的创作思想，尤其对其散文中体现的保国安民的民本思想、贯通说以及反映生活真实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当然，还有对重要理论命题的分析和研究，如孙民《关于苏轼的”辞达”说》（《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认为”辞达”说是苏轼后期提出的一个重要文论命题。”辞达”的说法源自孔子，但苏轼却作出了独特的发挥。他认为”辞”之”达”决非易事。一难难在对”物理”、”物之妙”和”己意”认识不易；二难难在即使已有认识，但表达更为不易，非有高超的语言技巧不可。这一观点是针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给文坛造成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有力地纠正了当时”千人一腔”粗陋文风，有效地保证了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苏轼的古文理论有与苏洵相似和继承之处。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视角。首先是不仅仅局限于作家这一个体。如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就着眼于整个欧苏文人集团，来探讨”文统”的形成。作者认为，在宋代文人”道统”观的背后，强烈而鲜明的”文统”意识较”道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宋代文学，对宋代文学特质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宋人”文统”观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两大文人集团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前者主要表现在创建”文统”，使之摆脱”道统”的束缚，后者则使之进一步完善，并更关注”文统”的内部矛盾，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分”派”重”法”的特色。其次是通过古文选本来认识文论。如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一文就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作者认为，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通过古文选本来阐发散文理论，这一作法开了风气。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楼肪编《崇古文诀》，他的朋友陈亮编《欧阳文粹》和《苏门六君子文粹》。之后，王霆震《古文集成》、汤汉《妙绝古今》、榭枋得《文章轨范》等古文选本相继问世。他们以选本的形式传播古文，同时也对唐宋古文运动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从而在南宋文论中形成一种特殊形态。再次是对理学家文论的研究。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晋阳学刊 》1998年第1期）分析了陆九渊的古文理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陆认为学好了道，文也就自然学好了，韩愈把文与道的本末关系搞颠到了，所以一开始就错了。道是充满宇宙，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万事万物之理，理与心相贯通，理存乎吾心，满心而发。道也包括人之性情。文在道中，道与文为一体，人能穷理则文亦充实。据文道合一的原则，陆氏还提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艺”是写作之类的本领，是因学道而长进的。”艺”如果离开了道，就会导致人欲燃炽。由此，他归结为一个定律：”文道为一体，有道则有文。文道若背驰，人欲必炽燃。”他的主张对提倡文质相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提倡真善美的一致，反对雕琢模拟之风有积极作用，但从不利方面看，将文统一到道的基点上来，强调末即是本，又势必使人忽视对艺术的探索及对美的追求。
文献考证是宋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无论是对文学史上关键环节与关键问题的考证，还是对宋文文献的整理、考订、辑佚都是推动整个宋文研究发展的动力。如洪本健《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一文就对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文章援用大量文献材料，证明欧阳修在庆历时已主盟文坛，此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投入不断提高着他的声望，与朋辈后学的广泛交流又继续扩大着他的影响。他的成熟的散文作品的不断涌现，充分显示非凡的创作实力。沈杰《〈文章轨范〉简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则较全面地研究了《文章轨范》这一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认为它对选文的评点公正合理，能抓住其主要的艺术特点，它开了宋代另一评点格式之先河，具有独创性，在历代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本身提供了研究编者思想的资料。在辑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河《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一文。作者非但确定了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而且还从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及《锦绣万花谷》中辑出曾巩佚文七篇。此文堪称曾文辑佚的一个重要成果。
有关宋文的研究专著
近三年来，在宋文研究与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有影响力的著作面世。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观念和学术著作模式，以专题的方式组织全书框架。该书力避多年来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存在重北轻南、重词轻诗轻文的偏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部以专题方式写成的通论，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参证，著者以这种网状结构代替以往该类著作”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线状结构，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及其底蕴，从理论上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关于宋代散文，该书各章节涉及，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如在”尊体与破体”一节中对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赋为文等问题的探讨，从”尊”与”破”的角度对宋文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评价；《宋文流派绎述》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群体研究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项热点，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就是在这一领域中引起学界重视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士人群体研究入手，揭示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文人、文学、文化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激化的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这场绵延数十年，触及宋代社会敏感神经和士人灵魂的纷争，是否直接影响宋代文学发展轨迹，前人很少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党争对集官僚、学者、作家于一身的北宋文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党争与此期文学创作的关系等，理应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广引资料，立论鲜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上述课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北宋士人创作主体、参政主体、学术主体的合一，形成了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又决定了创作心态和创作价值、主题的取向，并随着党争变化而变化。
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虽非专论宋代文学，但诚如著者所言，文章四大家之间以”道”相联，”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作者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察的论证，指出四大家讲”文”与”道”的关系时，总是通过作家主体为其间中介的，”文以载道”一语中的”道”，并不是某种强加于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作家自己的独立见解，它不但不是枷锁，而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精神境界。故”道”之为言，就其为人们思考的对象来说，是真善美的统一，而就其为人们思考的所得成果来说，则是指每个人的独立见解。该书力图证明，四大家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思想史上，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1999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庐陵文章耀千古》收集了论文四十二篇，其中有不少是探讨欧阳修散文创作与文论思想的，对宋文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
在宋代文献资料整理方面，四川大学祝尚书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堪称功德无量的大手笔。著者在参与编纂《全宋文》的过程中，考察全部宋人别集的版本源流，重点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体系，又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各本优劣作了简要述评。在对前哲今贤的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等有关成果汲取利用的基础上，作出必要的考订，断以己意。该书资料完备翔实，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富有实用性，可谓是治宋代文学一部不可不备的工具书。该书虽然考察了五百数十家宋人别集，数千种版本，但考察对象浩繁而叙录精简得当，也为版本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便利。
据悉，宋文总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册也即将出版，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这些总集的最终问世必将开创宋文研究的崭新局面。
纵观1997－1999年的宋文研究状况，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一，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为宋文研究中的一种主要倾向。南宋散文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史的梳理、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理应成为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其二，宋文研究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怎样拓展散文研究的视域，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来检视宋文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独特现象与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其三，宋文与宋代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着眼于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宋文研究在未来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而这有赖于学人们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