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本文所作的介绍并非全面性的讨论，而是针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议，同时在时序上采取“详今略古”的原则，亦即希望突显现今最新的研究成果，希望读者留意并请指教。
严格说来，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岛并无真正的宗教研究，相关的记载散见于清代官吏文人所撰的地方志、游记、诗文集、杂记等，诸如《裨海记游》、《海音诗》、《淡水厅志》、《诸罗县志》等，都记录了各地方人民的宗教习俗活动。以陈文达的《台湾县志》为例171，在〈岁时〉条下，列出在民间于一年中重要节日与活动；〈风俗〉条下，叙述汉人集会拜庙的头家制度；〈坛庙〉条列下，儒家先圣先贤之坛庙；〈典礼〉下，则叙述儒家圣贤之仪礼、祭品等，以及官方领导祭拜的城隍、社稷坛等官庙；〈寺庙〉下，则将道教与佛教等寺庙一并合记。不过，在官方文书史册中，作者多站在国家教化的立场，所记载的宗教信仰皆是政府认可的儒释道寺庙及其礼仪，对民间教派或巫觋术士者流则不入史载。
日本占领台湾后，出于统治需要，开始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宗教研究，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调查活动，以整理撰成报告书，这些已成为尔后学者研究台湾汉人宗教信仰活动的珍贵材料。最早进行调查是1900年总督府通知各地方长官上报宗教状况，其次是1901年日人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该组织分为法制科与经济科二部，法制科由部长冈松参太郎带领，调查的成果编成十三大册的《台湾私法》172，其内容包括民间许多有关出生、死亡、祭祀、宗教信仰等事项，其中还收罗不少民间文书资料，极具参考价值。另外，还有“台湾惯习研究会”编辑的《台湾惯习记事》七卷，相关的宗教信仰记载亦丰。这时，台湾各地方当局也对宗教有所调查，此成果即各厅志之宗教部分。
1915年8月台南发生“西来庵事件”，日本占领当局为防范未然并考虑加以管理，责成台湾总督府民政部社寺课，针对汉人展开全面性的宗教调查，在社寺课长丸井圭治郎的领导下，全岛各地的公学校教员、警察、宗教事务科员的努力，最后由各州厅编成“调查书”与“宗教寺庙台帐”，丸井圭治郎在此基础上，写出《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173，这也是台湾第一本系统性的宗教论著。日本当局对台湾的宗教调查并未结束，1929年4月继续由增田福太郎主持进行。和丸井相较，增田的研究较具有学术价值，其著作有《台湾本岛人の宗教》174、《台湾の宗教》175、《民族信仰そ中心どして》176等，另有专题论文数十篇。
日本占领后期，总督府为推行皇民化运动，极力整顿台湾民间寺庙，采用手段激烈，引来民怨，遂有新一波的调查，当时调查官宫本延人负责，撰有寺庙整顿问题调查报告177，另有宫崎直胜的《寺庙神の升天》178等。此外，还有一些年轻人投入相关研究，如铃木清一郎对婚丧葬仪等祭祀活动179、冈田谦对祭祀圈的研究180，以及曾景来对台湾宗教与迷信风俗等研究181，这些都是要了解早期汉人宗教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日本占领当局的调查活动曾经吸收了一些台湾学者参加，如李添春、曾景来等人，因此在台湾光复后，他们便成为台湾宗教研究的第一代学者，重要的著作如李添春所编纂的《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初步奠定了台湾宗教通史性论述的基础；在1950年台湾佛教界名人林普易（林学周），刊行了《台湾宗教沿革志》一书，在佛教与斋教部分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与史事，参考性极高。同期，从大陆来台的学者也加入宗教研究领域，促使研究迈向新的开端。
大致说来，1990年以前的台湾宗教研究成绩，不论就资料的整理刊布、理论的建构与诠释、集体的研究展现、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皆未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从各教派的研究而言，佛教研究较佳，道教次之，民间宗教信仰最弱。佛、道教具有较好的研究成果，与整体的外部环境有关，一方面来自当局的干预较少；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资源较充分，佛教的寺院道场、自视为道教的民间庙宇、个别的居士或信众，都是提供研究资源的地方。例如1978年由张曼涛所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便是得力于台北松山寺等佛教道场的财力支持。就明佛教的研究，在史料的整理出版、引介国外的研究成果、或个别的研究成果比道教更佳。但两者研究时限太过集中于明代以前，明、清及近代以降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贫乏。
到1990年代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随着政治的开放带动社会、学术朝自由多元的方向开展；加上经济的快速成长，各类型的寺院道场、学术文化社团蓬勃兴起，这使得来自民间资源的取得更为丰富容易，因而带动了许多新一代年轻研究者投入宗教研究的领域，不仅研究人口的量有所增长，学术背景也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史哲及教内人士外，还增加了出身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物理学等社会自然学科的研究者参与，使得台湾的宗教研究质量有相当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一批青壮辈的宗教研究学者组成“东方宗教研究会”，以认真的态度、专业的研究能力与严谨的批判，进行许多场宗教论文研讨会，为往后的宗教研究作了一次极佳的示范，也间接扮演1990年代宗教研究成长的推手。以下依各宗教教派的研究发展作评介。
二、佛教研究评介
日本佛教是伴随着政治的势力进入台湾，由于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佛教锐意吸收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结果，使得其佛学研究焕然一新，且获得相当优秀的成绩。影响所及，台湾佛学也因此受到现代化的洗礼，不仅开始用现代学术方式进行佛教研究，也造就了第一批的佛教研究人才，如留学日本驹泽大学的李添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刊物则是1930年创办的《南瀛佛教》（前身为《南瀛佛教会报》）。1945年台湾光复后，日本佛教的势力随之褪去，大陆佛教全面的取而代之，许多佛教僧侣、居士陆续播迁来台，开始了佛教的新局面。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从事寺院的经营、佛学的开创、经书杂志的发行、以及大藏经的影印，对台湾的佛教教育文化及宗教事业，作出相当的贡献。不过，在佛教的学术研究上仍然相当薄弱。在1970年之前，具有水准的佛教研究著作极为有限，其中《觉生》月刊和《海潮音》，不时有几篇佛学的论著，或翻译介绍当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对有心佛学研究的教界人士不啻开了一扇新知窗口，著名的印顺法师便受益于这样的环境。在印顺丰富庞大的著作中，不仅思考敏锐、触角广泛，更能深入经藏，自成系统。他的学术方向，主要是透过汉译佛典（但不受传统中国佛教宗派所囿），以思想史的方法，对佛教作一全面性的釐清、阐释和批判。因而对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皆有广泛而深入细致的探讨，例如《杂阿含经》组织型态的整理与复原、部派佛教分派关系问题、大乘三系的分判、中观与阿含的关系、净土思想的起源，皆有新颖而客观的论点，尤于中观学的研究与阐释，在佛教史上更有典范性的意义182。不过，印顺的学问并非纯然出于智识上的兴味，他其实深感于中国佛教的衰颓与变质，拟透过佛经本义深刻的理解，提出回归印度佛教和实践“人间佛教”之说，作为对治中国佛教积弊的指引，于当代中国佛教研究及发展方向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其24册讲学记录《妙云集》系列，曾接引许多有心人接近佛教与佛学之门室。不过就现代学术论著的要求来看，当时他的论著少注明徵引的资料及论点的出处，是一大遗憾。直到1970年，印顺写成《中国禅宗史》，无论在史料的运用及资料的考证判断皆颇严谨，堪称为真正且具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作品，本人也因此于1973年获得日本立正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在1967至1970年间还写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两部著作，都是以现代学术方法完成的成果，也是带动台湾佛教学术研究的里程碑。另外重要的著作有《印度之佛教》、《太虚大师年谱》、《如来藏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空之探究》等40余种。
在佛教研究人才的养成方面，1990年之前虽有中华佛研所、法光佛研所与中坜圆光佛研所，另外少数的公私立大学文史哲系所亦有个别的佛教课程，但所得成效有限。至1990年后，由于放宽宗教大学与宗教系所的限制，各宗教系所开设的佛教研究课程逐渐丰富。在佛教刊物杂志中，50年来应有百种以上，其中偶有学术论文刊出的大约有《海潮音》、《中国佛教》、《菩提树》、《狮子吼》、《慧炬》、《佛教文化》、《十方》、《法光》、《圆光新志》等。而专门以佛教学术刊物的形式出版者有《华冈佛学学报》、《中华佛学学报》、《华梵佛学年刊》、《佛光学报》、《圆光佛学学报》、《西藏会讯》、《西藏研究论集》、《谛观》等。其他人文学报或杂志也偶见相关论文。
在上述的研究机构与刊物中，由蓝吉富主编的《佛光学报》是最早有出色成绩的代表，其作者群涵括印顺、叶阿月等当时（1970年代）台湾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可惜该刊物寿命极短。另一具有代表性且持续至今的是由圣严法师所创办的中华佛研所与所属的《中华佛学学报》。《中华佛学学报》之前身为创刊于1968年之《华冈佛学学报》，原是由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附设之“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发行，其发行人兼主编即当时所长张曼涛，1973年5月，张氏去职。1978年10月，台湾第一个博士和尚（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圣严法师甫由日本回国不久，便受邀接任该所所长。1985年10月，由于该校创办人年老退休，校政方针改变，佛学研究所停止招生，圣严离开该文化学院，并于该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1987年3月，比照《华冈佛学学报》的型式及其学术水准，出版了第一期的《中华佛学学报》，持续至今。
在张曼涛主持佛研所期间，比较重要的研究者有道安、印顺、东初等人，道安研究藏经雕刻，印顺的研究已如前所述，东初则专攻佛教史，著作有《中国佛教近代史》等，另外张曼涛个人则专研涅槃思想。至圣严接续主持佛学院后，延聘了许多海外著名的学者参与研究、教学的工作，因而从国外引进学术观念及方法，同时圣严以优厚的稿酬鼓励国内外的学者，撰写研究佛教之论文，这使得台湾佛教研究的水平获得极大的提升，也带动了新的一批研究人才。根据圣严的统计，直到1991年为止，在他所主持下的佛学学报，已有38位华裔的学者撰写118篇有关佛教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以研究中国汉传佛教者最多，达70多篇183。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以释圣严、冉云华、曹仕邦三人，用力最勤，成果亦较丰硕。释圣严以《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关世谦中译，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一书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便以明末佛教为特长，另外也兼及禅宗思想与文化。冉云华为印度国际大学哲学博士，长于中、印禅学及华严思想。曹仕邦为澳州国立大学哲学博士，长于中国佛教发展史与戒律史。此外，李志夫之于印度宗教哲学、刘贵杰之于魏晋佛学、释惠敏之于瑜伽学与中观学及印度佛学、陈玉蛟之于西藏佛学、杨郁文之于阿含学等，皆各有所长184。
整体而言，中华佛研所是战后台湾佛教界从事佛教学术研究与教育最有贡献的代表，不仅会集众多佛教研究人才，也培养了新一代的研究者，其历史义意无庸置疑。不过，但开风气者未必能为师，对该所的学术成就评价不一，该所的创办人圣严法师在一篇〈现代台湾佛学的学术研究〉论文中，便以《中华佛学学报》为中心，评介其研究成果，明显地视其为佛教研究重大成就185。但是江灿腾却认为早期的《中华佛学学报》问题颇多，其学术开创性未能与时俱进，反有停滞的现象，原因可能是中华佛研所在草创阶段，并缺乏竞争环境186。尔后中华佛研所主事者认为台湾佛教学术界由于对佛教原典语文能力不足，只能在汉文佛教典籍中著手，因而对研究生的培养，逐渐强化对佛教原典语文及国际通用语文的教授。目前该所师生在梵文、巴利文、藏文原典研究逐渐看出成绩，对英、日、德文的训练也正在努力，不过对于原典语文的研究及相应的佛学研究成果，欧美、日本已起步甚早，且成果丰硕，要能与之同步齐驱，恐怕费力甚大，是否有必要将研究重点投入于此，犹待反思。
除了中华佛研所的系统外，其他重要法师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简介如下：释水月，为台南湛然寺住持，自学因明学有成，1977年创刊因明学研究专刊《因明杂志》，1979年获美江大学名誉哲学博士。其论文著作集结成《水月全书》三册，多是因明学的讨论。释恒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为我国第一位留美的佛学博士比丘尼，现为台大哲学系教授，其博士论文为《永明延寿禅师禅净思想的融合》。释明复，出家于台北十普寺，礼白圣为师，明复长于整理佛教史料，对于我国佛教艺术史及佛教艺林高僧故实，钻研尤深。编辑有《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一巨册，共收罗缁素四千余人，成为我国第一部以佛门人物为主的工具书。该书虽属工具书，但用心极深，即希望从佛门人物的认识，进而探究人物的思想学说，以避免蹈空之弊。另编有《禅门逸书》初编，所收者为大藏经以外，诸录鲜载的宗门作品，共四十种。重要的著述有《石涛原济禅师行实考》、《中国僧官制度研究》等，前者曾获“画学会1978年度理论金爵奖”，该书从石涛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有关人物的活动，探讨石涛的画艺，有力澄清一般人片面地视他为失心狂人的说法。
除了佛学院内部及法师系统外，另一个佛教研究的主力则是在大学院校系统。最早的一代著名者有方东美、牟宗三、叶阿月、杨白衣、李世杰、欧阳无畏。方东美，二十六岁便取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原本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晚年专攻大乘佛法，于华严哲学有独到之见解，相关著作有《中国大乘哲学》、《华严宗哲学》。方氏之治佛学，主张佛教思想不能仅以宗教的眼光去看，还要具有西方哲学逻辑的训练，才能将宗教经验便成高度的智慧体系，因此倡言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叶阿月，早年毕业于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科，1978年远赴印度，钻研唯识，后任台大哲学系教授。叶氏专攻印度哲学，尤于唯识学研究最为独到，其重要论著为《唯识思想研究–根本真实三性说中心》。牟宗三，被誉为“当代新儒家宗师”，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牟氏认为儒释道三大系统是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智慧方向，其名著《佛性与般若》，拟透过中国佛教判教之权威天台宗智者的判释及其所自立的圆教为桥梁，以般若与佛性两观念为纲领，以把握中国佛教各义理系统之差异及相互关联。他另著有不少的佛学论文，其特长在于敏锐之哲学思考、圆熟的哲学术语运用及精确的掌握佛学义理关键。杨白衣，曾于1953年赴日本佛教大学专攻佛学，并以《圆测之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杨氏之重要贡献在于将日本佛教界之崭新成果，介绍给台湾佛教界，涉猎范围含括佛教史、义理、目录学等，且著重研究方法之创新，重要论著有《唯识要义》、《大乘佛教二系的研究法》等书。李世杰，研究重点在于印度佛教哲学与中国佛教思想，其著作多承日本学者之研究成果，用综合方法排比资料，抽理其演变之迹，归纳整理出一个哲学思维体系，颇利于初学者掌握概论性的叙述，1955年因著《天台宗的哲学及其历史》一书，获教育厅之学术奖金，其他重要著作有《华严哲学要义》等，译有《中国佛教史》、《华严思想》、《佛教思想——在印度的开展》等。欧阳无畏，1930年毕业于东北冯庸大学政治系，后因精研显密教法，于1952年获格鲁派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之候选人，来台后于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教授西藏语文、历史文化等课程，为台湾第一代藏学学者，亦对台湾西藏佛学传扬甚大，著作有〈西藏的喇嘛教〉、〈陈那以后之量论〉、〈钵的疆域〉等。
综观战后台湾第一代的佛教研究学者，因已接触现代的治学方式，故逐渐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典范，其中有不少人受日本的研究影响颇深，这固然是缘因于日本既有的深厚佛教研究基础，也因为过往的日本统治经验，使台湾理解日文的第一代学者得以快速地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留学与吸收海外研究成果除了取径于日本之外，还增加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研究方法与视野的扩充有相当之助益。另一个差异点是第一代学者除了个人专攻领域外，还长于撰写通史、通论等综论性著作，至第二、三代研究者则少见其类似格局，而多以专题性的研究见长。重要的研究者颇多，仅能略举如下。
蓝吉富，早年瞩目于隋唐佛教史，尔后对于佛教史料学用力较多，曾主编《大藏经补编》（三十六册）、《禅宗全书》（一百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现代佛学大系》（六十册），以及大型佛教工具书如《望月佛教大辞典》、《佛教大辞汇》、《南传大藏经索引》、《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这些在早期台湾佛教研究环境处于贫乏的条件下，有相当大的提携之功。杨惠南，从思想史的立场，本著《中论》“破邪”（以显正）的态度，批判印度大乘三系（中观、唯识、如来藏）的思想，并检讨中国大乘佛教没落之原因。杨氏早年受印顺影响颇大，其批判进路也与印顺类似，皆企图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中，探求人间佛教兴衰之依据，但在论证上，他改以现代逻辑分析，辅以外文资料参考，有助于佛学思想之釐清与阐发，其重要著作有《龙树与中观哲学》、《佛教思想新论》。以苦读自学有成的著名学者江灿腾，其用功甚勤，著作丰硕，最重要的成就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与台湾佛教史，就前者言，重要著作有《晚明佛教丛林改革与佛学诤辩之研究》、《人间净土的追寻》、《太虚大师前传（1890-1927）》。“晚明”一书乃就晚明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从历史事件具体印证的专题论文。“人间”一书则为论文集，选择明清以来重要之佛教人物道衍、李卓吾、印光、太虚、印顺等为窗口，探讨六百年来佛教思想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太虚”一书则是为太虚法师前半生立传之作，其中尤为注重相关时代背景及太虚性格的描述，广度与深度具足，可读性极高。就台湾佛教史而论，其代表著作为《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书中涵括研究史的回顾检讨、史料介绍、各个佛教发展阶段的重要专题，内容丰富，论点猛锐犀利。另外他的佛教杂论《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现代台湾佛教的新动向》、《台湾当代佛教》等，则对台湾佛教发展的动态提出许多有趣的观察，亦值得一读。林镇国，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博士，现为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专研中观哲学与唯识哲学，其博士论文为“The Samdinirmocana Sutra:a Liberating Hermeneutic”（《解深密经：解脱诠释学》）。黄敏枝，台大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重要著作为《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宋代寺院经济的研究》，黄氏之研究首开台湾佛教经济研究的风气，为一向偏重于研究宗教信仰与宗教理论的学术界，带来别开生面的新气象。万金川，现任佛光山系统南华管理学院佛学研究所所长，专长于中观哲学，著作有《龙树的语言概念》。熊琬，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受蒋维乔影响颇大，个人并有长期的修行体验，故其研究不只在思辨上用功，同时也从实践工夫来体认，其博士论文《宋代理学与佛学之探讨》为其代表。邓克铭，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对于宋代禅宗及其与儒学的交涉关系有深刻的研究，著作有《大慧宗杲之禅法》、《法眼文益禅师之研究》、《张九成思想之研究》、《宋代“理”概念之开展》。刘锐之，1959年赴印度学习宁玛派教法，现为香港密宗学会及台北金刚乘学会的主持人，著作有《西藏密宗静坐法详释》、《佛教对汉土文化之影响》、《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等，其中后书对于大手印修法之历史渊源、意义、传承及修法等问题，皆有详细之论述，为相关研究罕见之著述。蒋义斌，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专攻儒佛关系史，博士论文为《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赖鹏举，本职为医生，并任圆光佛研所教授，主要研究范围是以东晋慧远庐山教团的佛教，及鸠罗摩什长安僧团的佛教为中心，探讨东晋佛教与河西佛教、中亚佛教间的互动关系，在方法上除了掌握可见的文献外，并大量配合佛教图像与铭文，使实物与文字史料相互发明，解决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许多不可解之问题。主要著述有〈关河的般若学〉、〈东晋慧远大师“法性论”的义学还原〉、〈东晋庐山“佛影台”的佛影造像〉等。颜尚文，现为中正大学历史所副教授，专攻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南北朝寺院义邑团体、梁武帝与佛教，重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宗派研究》、《梁武帝“皇帝菩萨”理念的形成与政策的推展》等。吴永猛则对普安信仰有持续性的研究。
在佛教文学研究较为重要者有丁敏，重要著作为《佛教譬喻文学研究》，对于譬喻文学的全貌及意义，以及譬喻文学在中印佛教历史上的作用皆有精辟的见解。在佛教艺术上，有以下几位：李玉珉、林保尧、颜娟英、陈清香等。李玉珉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现任职于台北故宫，她认为佛教艺术不应偏重于形式的赞美，或冥想的诗情，以免流于浮泛空洞，唯有客观地剖析造形的精神，深入地探索作品的思想内涵，追究其产生的背景哲学，始能真正地认识佛教美术的真谛。重要之著作有：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1983）以及”Metumati Maitreya and Tusita Maitreya in Early China二书，另外在其他发表的论文中，以〈隋唐之弥勒信仰与图像〉及〈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二文最具有突破性的发现与成就，是台湾佛教艺术研究，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转捩点。林保尧，任职于艺术学院美术研究所，专长于金石造像铭记、法华经美术、佛教造像美术使研究等。重要作品有〈东魏武定元年铭石造释迦五尊立像略考–造像记文的造像主与造像对象试析〉等。颜娟英，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现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颜氏主攻唐代佛像艺术，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主张图像与历史文献并重之外，也很重视实际的田野调查，重要的论文有’The Double Tree Motife in Chinese Buddhist Iconography’、〈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此文对于武则天政教事业的独特解释，为其研究方法运用成功之例。陈清香，现任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对于中国历代佛教艺术均广泛涉猎，因出身于历史系，从广博的历史角度作小主题的研究，为其主要特色。重要著作有《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罗汉图像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5月，陈氏创办了海峡两岸有史以来第一份彩色页版的佛教艺术杂志–《佛教艺术》（半年刊），但只维持到第四期便停刊。
随着台湾佛教的兴盛与蓬勃，以及相关教育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开展，投入佛教研究的人口在质与量上都有增加的趋势，除了上述的既有人才继续耕耘外，1990年代中叶以降，陆续有新的研究者加入；再者，以往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多为佛学及文史哲，此时已增了加社会科学的人才。新进的研究者如李玉珍及卢惠馨对于佛教与女性的关系、王俊中对于近代西藏佛教发展史、丁仁杰对于台湾“慈济功德会”的组织运作、释见晔对于明代佛教的发展，都呈现一定的潜力与成绩。
必须一提的是，1990年代台湾出现一股重要的佛教研究潮流，便是对台湾佛教史的研究。较早投入此一领域并有出色表现的为江灿腾，江氏所涉猎的相关研究十分广博，时序上从日本占领时代到台湾当代台湾佛教发展，议题上从史料的挖掘探究、研究史的回顾、教团寺院的发展、佛教思想与社会变革、个别僧侣传记、当代佛教教育制度、佛教与政治、佛教与艺术等均有所发挥与作品。其代表作为《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虽然格局宏大、立论独到，不过，该书并非真正通论性的著作，而是一论文集，且文章形式与水平参差不齐，论文与讲稿、短论夹杂，且战后佛教史的探讨不如日据时期来得出色，是为遗憾。此外，其它个别的研究者有李筱峰所撰之《台湾革命僧林秋梧》。在议题探讨方面，“佛教与社会关怀”曾引发佛教界内外较大的讨论与回响：在1994年杨惠南于《当代》杂志104期发表一篇〈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内容针对台湾推动环保运动较具成效的佛教团体法鼓山和慈济功德会，认为他们仅重视内心净化运动，而未能批判污染源的资本家及决策不良的官僚，唯有真正净化社会，心净才有保障。该文发表后引起极大的震憾，并进一步促成台湾佛教界首次召开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另外，林朝成于1992年受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完成〈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将西方近代环保经验与理论的发展，结合佛教典籍的相关思想，对台湾当代佛教的放生行为与环境关怀，作有系统的反省与建言。
1996年之后，陆续有大量的研究者投身于台湾佛教，且成果日益丰硕，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新史料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许多陈说旧论。这些新史料大致有几个来源：
一是旧书收藏家所提供的资料，例如《李添春手稿》187、《台湾佛教新报》等；
二是原为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所藏的《台湾日日新报》，其中有不少日据时代的佛教活动新闻与相关议论，是绝佳的第一手史料，目前已由中坜圆光佛研所分类整理完毕；
三是台湾省文献会将台湾总督府档案整理而成的宗教档案，目前已由温国良编辑出版为《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
四是日本所藏的各佛教宗派有关对台湾布教的史料，如留日的释慧严发掘曹洞宗发行的《宗报》、日本学者松金公正所发掘的《净土教报》、胎中千鹤所发掘的临济宗刊物《正法轮》等，他们并有效的运用这批资料，发表相关的论文；
五、保留于台湾寺院道场（如斋明寺、台湾会馆等）的资料，如《中道》、《灵泉》、《亚光》等日据时代与战后初期的佛教刊物。这些史料大量出土以后，台湾佛教史的研究也因而呈现一番新的样貌，例如释慧严所撰的〈西来庵事件前后曹洞宗的动向〉，王见川所撰的〈略论日僧东海宜诚及其在台之佛教事业〉、〈妙果禅师与慈航法师–战后初期台湾佛教史上的一段办学因缘〉、〈李炳南与战后初期台湾的佛教（1949-1952）〉，都是充分运用新史料的成果。而在佛教研究所的系统中最积极投入此一新领域的是中坜圆光佛研所，目前已开辟有“宗教史料特藏室”，其中便大量搜藏台湾佛教史料，研究生投入者渐多，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台湾佛教的研究虽然在起步阶段，但其前景应该比中国佛教的研究更可观，其原因有二，一是前述的新史料的陆续出土，自然能带动新领域的形成，一如民初时期敦煌佛学、道教、摩尼教资料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宗教史的旧说；清宫档案的公布与宝卷的收集出版，开拓民间宗教的新领域等。伴随著新资料的问世，台湾佛教史的研究前景可期。第二个原因是外在环境的变化，随著台湾的解严与“本土化”的潮流，台湾本土历史文化逐渐成为一个显学，佛教研究也连带受到影响，不仅吸引了许多新手的投入，连许多以往研究中国佛教者也转变其方向，侧身于台湾佛教之林，释慧严、丁敏、释见晔等均为其代表，此一发展态势应会持续下去。
综观1990年代的台湾佛教研究，整体的水平有极大的进展，在研究的议题上，传统佛教的研究仍然是一大主流，同时对佛教原典的语文能力要求加深，以期有效地探析古代的佛教发展。不过在学术市场竞争上，除了要面对既有的欧美、日本的成果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佛教研究也是另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也因此台湾佛教的研究课题有相当的转向，一部分开始探究中国近代佛教与台湾佛教；另一部分则受到西方流行的学术议题，以及台湾社会的冲击，探讨一些新兴课题，如佛教与女性、佛教与环保、佛教与社会关怀等，这一股新兴的研究潮流因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势必带入到下一个世纪中。
三、 道教研究评介
战后台湾的道教研究乍观之下，研究的成果颇多，根据林富士的调查研究，道教研究的议题，举凡工具书、文献的考订与研究、道士与仙人、方术与仪式、信仰、道教与外教之交涉、道教的政治社会关系、道教与文化、道教史、道教的区域研究，都有人投入研究188。如此缤纷繁多的作品表象下，却不意味著相对品质的提升。就文献整理与刊布而言，最著名者为1962年新文丰出版公司和艺文印书馆重印之《道藏》，该项出版工作固然间接促成了海内外道教研究的蓬勃发展，但这是旧书重印，其贡献在推广而非创新，此外，就看不到什么新的道教文献刊布了。就专业期刊而言，仅有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丁煌所主编的《道教学探索》（1989年创刊，至今已第十四辑），这份刊物主要是提供初学者发表的园地，虽有一定之功能，但整体的水平不高。就引介国外道教研究成果而言，除了上述《道教学探索》，不时会翻译一些国外研究的论著外，就很难再看到其他的人愿尽其功。在诸多条件贫乏的情形下，道教研究的成就其实有限，除了研究元代道教的孙克宽外，早期的研究者当中，最具有代表且有影响力的是李丰懋和刘枝万二人。
刘枝万，早年在日本读大学，专研中国民俗学，战后回到台湾，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职。由于重斋醮的正一派道士在台湾仍然相当活跃，台湾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可对此从事观察、记录。而刘氏长于田野调查工作，他从民俗与民间信仰的角度出发，记录了许多由道士主持的醮祭活动。他不仅巨细靡遗的记录了台北市松山、桃园县龙潭乡、台北县中和市、台北县树林镇、桃园县中坜市、台南县西港乡等地的建醮祭典，对于道教醮祭的意涵以及历代的修斋也有相当精详的考述。值得一提的是，刘氏也是极少数受到日本道教学界重视的台湾学者，许多研究论著皆在日本发表、出版。重要的论文收入于其名著《台湾民间信仰论集》、《中国道教の祭リど信仰》（东京，樱风社，1984），获得相当不错的评价。
李丰懋，现职为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员，他所涉猎的道教研究范畴极广，含括道教文学、道教思想、经典、养生、仪式、修行、道教史等面向，他个人亦有丰富的宗教体验，以及长期的投入，故累积的大量的研究成果。再者，李氏因长期在各大学任教，追随他作研究的学生颇多，新一代的研究者泰半出自其门下。在诸多研究范畴中，因李氏出身于中文系，最早是由道教文学入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且有成就，例如《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许逊与萨守坚》等，皆为高水准的论著。而接踵其后的有林帅月研究古上清派经典中的诗歌、张美樱探讨汉末六朝仙传集的叙述形式和主题、陈万成谈孙绰“游天台山赋”与道教的关系、萧丽华探讨李商隐与文学创作与道教的关系等，他们大多为李氏之学生。1990年代以降，李丰懋也开始重视台湾道士及道教生态的基础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多，例如〈台湾中部“客仔师”与客家社会〉、〈东港王船的瘟神与送王习俗之研究〉、〈台湾道教拔度仪中的目莲戏〉等。
90年代初期崛起的道教研究者有：林富士，早期研究汉代的巫，后来研究《太平经》的疾病观念，说明早期的道教虽然吸收了不少巫祝和民间信仰的成分，但仍有其独特性格；另外他还整理了两份道教研究回顾的文章，即〈台湾地区的“道教研究”概述（1945-1995）〉、〈欧美地区的“道教研究”概述（1950-1994）〉，虽然深度不足，但有综览全局之功。龚鹏程，对于道教的思想、相关文化及经典（如《太平经》、《阴符经》）都有相关之讨论，其论点有犀利独到之处，出版有《道教新论》二部。萧天石，曾编有《道藏精华》，并专研道教丹鼎派的修真要旨。萧登福，撰述许多道教的符、箓和咒的文章，同时也介绍汉魏六朝道教天界诸神的阶次和职司以及天堂和地狱的信仰，另外也涉及道教星斗崇拜对于佛教的影响，但其论著引介性居多，其中以《道教与密宗》较为著名。王天麟，早期探讨2至6世纪天师道的戒律及宗教伦理，后来则投入于台湾的道教科仪与戏曲的研究。庄宏谊，探讨明代道教正一派的符箓斋醮，具有参考价值。胡其德和郑素春，因研究蒙古、元史，进而触及金元时期的道教。许丽玲，出身于中文系，留学法国研习人类学，对台湾的道教仪式颇有研究，另亦译介劳格文等法国学者的文章。吕锤宽，是少见对台湾道教音乐有研究且有成就者，其代表作为《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
整体而言，台湾的道教研究人员不少，但成果却不多，关怀的焦点不明显；加上人力过于分散，大多是个别作战，以致于整体力量无法形成，即以道教史的研究为例，台湾学者至今未尝写出一本真正的道教通史。在研究取径上也出现一些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道教研究，过度集中于金元时期，其次是唐宋，至于早期的发展（尤其是汉魏晋时期），以及宋元之后的发展，则乏人问津。这种偏食的研究取径，对于中国道教历史发展与流变的整体掌握自然是不利的。而对于台湾道教的研究，则过度集中于个别道士与相关的祭仪活动，然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1949年张天师来台后，在形式上已有了“中国道教会”的组织，该组织的发展与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未受到注意。兹举一例说明，台湾在戒严时期，因宗教结社受到限制，许多民间宗教团体或个人往往会依附于道教会中，以求寄生发展，如一贯道及鸾堂便是189。另外一个研究上的盲点是，民间信仰与道教的重叠混合太多，如何有效的区隔说明，并在本质上加以辨清？包括李丰懋、刘枝万等人皆有意无意的漠视此一问题，而刘氏对有些信仰活动与道教有关者（如瘟神信仰），却又忽略。双方这种复杂的交涉情形该如何釐清，也将是以后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190。
四、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
“民间宗教”（或称民间教派）与“民间信仰”应属两种类别，这和“宗教”有很大的区别。所谓“宗教”是指制度化或正统的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民间宗教”则含有制度化宗教的某些基本成分，例如明确的教义、教主、经典、执事等，但通常不为官方所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如戒严时期台湾的一贯道、慈惠堂等。而“民间信仰”则是指常民的信仰型态，通常没有制度化宗教的必要条件，如妈祖、王爷等神明信仰，以及迎神赛会、岁时节庆等相关活动。
在解除戒严以前，由于官方、民间皆不重视，相关研究资源与条件均十分有限，因此投入者少，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只见个别性的成就。在宗教调查方面，只在1959年举行由“台湾省文献会”透过各县市的礼俗文献课，发一份仿造日本占时期寺庙台帐的表格至各乡镇主管寺庙的负责单位，再由其派人到各地调查，并于一年内将表格送交“省文献会”汇整。该计划负责人刘枝万根据这些调查，写成一篇〈台湾省寺庙教堂（名称、主神、地址）调查表〉。因该计划完全委托地方的基层人员，没有动用其他的力量，因而所得的资料参差不齐。另外，在1970、80年代，一个私人的“全国寺庙整编委员会”，依神明来分类，进行全台的寺庙调查，之后写成《王爷》、《天上圣母》等好几本书，这些书基本上具有参考价值。在研究方面，妈祖、王爷等民间信仰到1990年代初才有大量的研究与质的提升，相对于此，民间教派的研究在此一时期成果较佳，其中戴玄之、庄吉发是较为重要者。他们二人都研究明清以来（尤以清代为重）的民间宗教，戴氏重要著作集成为《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庄氏则有〈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元教及其支派〉、〈清代青莲教的发展〉等文章。不过，他们所用的资料略异，戴氏以清实录为主，庄氏以清宫档案为主，就资料价值而言，庄氏是较为重要者。大致说来，戴、庄二人的研究存在相当多缺陷，所用的资料皆是官方档案，却不见教派内部资料；也少参考国际学人的研究成果，因而相关论点多有简化、夸大之处，除了先行者的意义外，其研究的重要性日减。
1980年代以后，随政治环境的松动、经济的繁荣与本土化的趋势，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在质、量上都有相当的进展。林万传的《先天大道之研究》便是一出色的论著，作者花费相当的心血从事田野调查，辅以四处搜集的资料，而写成此一扎实的书，尤以一民间人士的身分进行独立研究，相当不易。柯毓贤对于五公信仰与民间宗教流行的谶纬书《转天图经》下了相当的工夫，几篇相关的论文都有可观之处。宋光宇因缘际会对一贯道进行一、二年的密集调查，写成《天道钩沉》一书，这是台湾第一本全面而系统的介绍这个地下化、信徒众多的教派研究著述，具有开创之功。至1996年又出版前书的续著《天道传灯》二册，虽然比前书增添许多内容，但对一贯道信仰并未进一步深入分析，是为遗憾。另外，他的另一著作《宗教与社会》，其中有几篇论文是较早利用日据时期的报纸探讨宗教信仰与商业关系之佳作，值得一读。郑志明曾出版《台湾民间宗教论集》一书，取得一定的成绩，不过因田野工夫不深，也未能参考相关研究，同时其研究也缺少历史感，同一个宗教在不同的时代却都使用同样的讨论方式，导致大量的著作未获好评。董芳苑则是以基督教背景研究调查台湾民间宗教信仰，虽然有不少因不同宗教立场而作出粗躁的批判之处，但为台湾基督教的宗教研究，打开一条活路。其学生陈志荣、游谦、吕一中也承此路径，努力钻研中。
1990年代以后，新生代的研究者辈出，其中取得较大成就者为王见川，他最早从摩尼教入手，写成《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因论证细致、并具有国际研究之视野，故取得海内外同行颇高的好评。尔后寻此进路展开对中国近代与台湾民间教派的基础研究，取得丰硕之成果，重要著作有《台湾斋教与鸾堂》、《台湾的宗教与文化》（与李世伟合著），并编有《台湾斋教的历史观察与展望》（与江灿腾合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与蒋竹山合编）二书，收入之论文均有一定的水平。此外，由于民间宗教资料的取得不易，影响其学术进程，但王氏颇重视资料的搜罗与刊布，许多论著均在书后附有“资料刊布”一栏，1999年更将多年搜罗之史料编成《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十二大册（与林万传合编）。另外，他还在1995年创办《民间宗教》杂志迄今，此为近半世纪海峡两岸第一本民间宗教的专业学术刊物，意义重大，加上所刊载之论文、重要史料、名著翻译均有颇高之水平，广受各方之重视。另外李世伟、王志宇、范纯武在同一时期都对鸾堂的历史发展作研究，范纯武著有《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1996），该书对于近代中国鸾堂的兴起，及与地方士绅、所进行的慈善事业之关系，进行相当的釐清与诠释。王志宇的博士论文《台湾恩主公信仰——儒宗神教之研究》（1997），则是针对台湾起源于日本占领时期鸾堂的一个支派“儒宗神教”作了研究，该文最大贡献乃是将日据晚期至光复初期北部重要鸾手杨明机的生平事迹，以及鸾堂事业，作出清楚的整理；同时也发掘出彰化三兴堂的系谱，是为其贡献所在，不过全书讨论对象有些散乱，也将鸾堂的发展过于孤立看待，未能好好地放在时代与相关环境中看待，是为遗憾。李世伟的博士论文为《日据时代儒教结社与活动》（1999），该书之主旨在于：在异族所统治下的台湾，面对日本当局现代化与同化压力，受儒家教化的地方士绅文人为挽救文化危机，进行儒教结社与活动。该书奠基于丰富的史料如报纸、官方文书、善书、文集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另外该书也放置在近代中国儒家宗教化的脉络来讨论，引起学界颇多的讨论。以上三部著作加上王见川的研究，可以说将鸾堂研究推向一个高峰，也可隐约窥见新生代的研究活力。
相对于鸾堂，其他的民间宗教研究便显得不足，重要者如刘文星的《李玉阶年谱》，乃针对天帝教创始人李玉阶的一生经历作出基础研究，该书有许多是教内的资料，颇为珍贵，只是对于李玉阶的宗教生活著墨有限，是为缺憾。另外如林荣泽的《台湾民间教之研究–一贯道发一灵隐的个案分析》、王见川与李世伟合著的〈台湾轩辕教之研究〉、周用兰的〈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看台湾一新兴宗教–轩辕教〉、王见川的〈同善社早期历史（1912-1945）初探〉、宋光宇的《在理教之中国民间三教合一信仰的研究》等，都有个别性的研究。
在民间信仰方面，有许多人类学学者投身其间，李亦园是其先驱，不过其研究成果不多，他主要的成就在于培养学生，尤其是影响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所学生从事该领域之研究。其中林美容是较为著名者，她以祭祀圈与信仰圈的理论来研究民间信仰的现象，重要论文如〈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从祭祀圈来看台湾民间信仰的社会面〉等，不过，“祭祀圈”的概念目前仍引起极大的争议与质疑。再者，寺庙不单只有信仰层面而已，尚有其它附属组织，林氏以彰化南瑶宫信仰圈内的武管与曲馆为研究对象，将民间信仰的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这是她的另一贡献。另外，林氏也编著有《台湾民间信仰研究书目》，搜罗清代以降有关台湾民间信仰的论文、书，并涵括中、日、西文等研究论著，是此一领域的极佳工具书。张珣引介西方的朝圣理论，并以该理论探讨大甲镇澜宫的进香现象，另外，她撰写《百年来台湾汉人宗教研究的人类学回顾》191，对于人类学者研究民间信仰的成果有广泛深入的介绍与评论。另外有一些人类学者探讨民间信仰与汉人社会组织的关系，如庄英章、许嘉明、施振民、徐雨村等皆是。
在寺庙堂史方面，以往成果与水平均有限，近期因寺庙斋堂历史皆委请学者撰写，水准有了提升，例如蔡相煇的《北港朝天宫志》、王见川的《台南德化堂史》。在祭典记录方面，由于本土化与社区总体营造的风潮影响，各地著名的宗教祭典，逐渐引起重视与关注，而庙方或文化中心亦委托学者记录、分析此类祭典，其中以李丰懋的《东港王船祭》、《基隆中元祭》较受瞩目。
除了学界的成果外，还有一些民间（或业余）的学者值得重视。老一辈的黄有兴著有《澎湖的民间信仰》，其扎实详细的田野调查，可说是区域研究的良好典范。黄文博则对台南县境内的民间信仰调查最受肯定，遗憾的是未能吸收外文、
日据时期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刘还月，采用报导文学的方式，记录民间信仰和寺庙活动现象。刘氏将其研究成果与理念透过报纸与自营的出版社助力，辅以动态的营队活动方式，吸引许多有心人士的热烈参与，对于民间信仰知识的普及化与扩展，有颇大的贡献。不过，因其浓厚的本土色彩，使其涉及与中国有关的渊源与关联者，往往采取断裂的观点，必须留意。新生代中，邱彦贵是较为积极者，他对于田野工作颇为用心，其中对于三山国王信仰的研究最重要：一般人认为三山国王是客家人信仰的神明，但邱氏推翻此一说法，认为三山国王是粤东的地区信仰，其族群含括闽南人与客家人，故该信仰的信徒即含盖闽、客，而非客家人所专有，此一研究论点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五、基督宗教、新兴宗教与其他研究
台湾的基督宗教研究（含括基督教与天主教）自成一格，较少与外界对话，因此相对的影响力亦属有限。传统的研究除了在神学院内部所引介西方神学理论外，中国基督教史为其研究重点，早期的研究者有方豪、罗光、张奉箴等人，其中又以方豪最著名，他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人物研究最力，其《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影响较广的著作。方氏作为陈垣的私淑弟子，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与陈氏一脉相承，另外他因神父身分之便，得以运用教会所藏的天主教史料以及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史料，为许多学者所不及之处。1980年代则有古伟瀛、查时杰、林东阳、张永堂、张增信、黄一农、林治平、王成勉、林美玫等研究者投身其间。再者，辅仁大学出版有《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暨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林治平编有《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入华七十年纪念集》等书。在中国基督教通史方面仅有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1968）一书，该书出版虽早，但内容含括东正教、边疆地区与台湾地区，及海外地区的教会历史、中华圣经翻译的历史；在史料上还引用日文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2。
1980年以来有两个新的研究主题出现：一个是非基督教运动与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即基督教如何肆应于中国社会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林治平编的《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0）、吴利明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叶仁昌的《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王成勉的《文社的兴衰–二十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个案研究》、邢福增的《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的研究》，都有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第二个主题是台湾基督教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台湾本土化潮流的影响，重要研究成果有林治平主编之《台湾基督教史–史料与研究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基督教长老会所编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等。不过，相关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不如前述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发展。一般来说，台湾在基督宗教的研究并不理想，因缺乏相关的学科知识配合，也较少与外界对话，限制了其研究视野。
1990年代随著台湾社会的快速转型，加上政治环境的改变，顿时涌现各种类型的新兴宗教，著名的新兴宗教的领导人如清海、妙天、卢胜彦、李元松等均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也带来可观的宗教声势，确为一值得注意的现象。然而他们对台湾宗教界与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尚须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掌握，单就现象面发展的观察与理解而言，应是社会学、人类学处理的重要课题，但最早进行研究者却是中文学界出身的郑志明，他以极快的时间进行各种新兴宗教的研究，并集结论文出版《台湾当代新兴宗教–禅教篇》。这显现出郑氏高度的研究敏锐感，他所作出初步的整理工作也值得肯定，但缺点也极明显，诸如相关的研究欠缺研究的视野、论述松散粗略，因而论文类似记者所作的专题报导，加上所用的资料多属内部资料，其可读性又大打折扣。这二年社会学家意识到此一问题，由瞿海源、林本炫等人展开大型的研究计划，深入调查访谈，应该会有较令人期许的成果。
在宗教与政治、社会的互动研究上，较早进行者为瞿海源，他长于以问卷调查、访谈、统计分析等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探讨台湾宗教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关论文集结成《台湾的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一书。他的学生林本炫则专长于政教关系，曾出版有《台湾的政教冲突》一书，该书以一贯道、基督教长老教会作为个案研究，并加以比较，说明当局的宗教政策，以及宗教团体的因应方式，其观点清晰深入，颇获好评。另外他的博士论文《当代台湾民众宗教信仰变迁的分析》（1998），也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另外，在日据时期的宗教政策研究，有陈玲蓉与蔡锦堂二人，陈氏著有《日据时期神道统治下的台湾之宗教政策》（1992），蔡氏则有博士论文《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 宗教政策》（1994）。这两本书大致已将这一课题作出清楚的论述，唯多侧重于探讨殖民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但台湾宗教界适应之道为何则所论有限，另外在资料上也未有效地运用报纸资料，细部的课题尚有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古代宗教研究方面，尚有蒲慕洲经营其间，目前已有两部著作《追求一己之幸福》、《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值得参考。
此外，台湾还有一些学者积极引介西方的宗教理论，引起一定的重视，早期以李亦园最具代表性，现阶段则以蔡彦仁较著名。李氏为台湾人类学界进行宗教研究的始作俑者，并曾领导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等学术重镇，重要著作有《信仰与文化》、《文化的图像》等，均大量地援引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诠释台湾的宗教问题，受其影响的学生与读者不少，不过他个人在此一领域的研究与田野工作并不突出，也未警觉他所领导的学术机构，其训练过于强调英文，而不重视日文的倾向，导致相关的研究无法得到更大的开展。蔡氏所引介的诸多西方宗教学理论，有相当的启发性，不过植基于西方宗教社会环境的理论，对于诠释本土的宗教具有多大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争议不少，他本人是否能作出示范性的研究，犹待进一步观察。
六、结语
检视台湾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宗教研究，其成果并不均衡，大致说来，佛教最佳，民间宗教信仰与道教次之，基督宗教最弱。虽有这样的差别，但整体上说来，若放在国际研究的视野来看，质量上并无明显的提升；尽管有个别性的研究有出色的表现，但未形成一整体性的力量，也普遍缺乏一个对该研究领域的合理规划，令人遗憾。
在佛教研究方面，不仅研究人才最多，探讨的主题也广泛深入，故其成绩最为丰硕。然而，长年以来，佛教研究并未能作好一个理性可行的规划，较有活力的“现代佛教学会”虽有交流联谊的功用，但未能严肃地面对佛教研究如何设计开展的问题，尤与国外的研究发展相对照，窘态更形明显，如此长期以往，即便有再多的人力与物力投入，也不甚乐观。就目前台湾的条件而言，明清以来的近代佛教与台湾佛教的研究应是值得开发的领域，也较有可能在国际研究上取得一席之地。在道教研究上，以道教文学的研究最有成绩，未来在资料整理刊布上，似可着重于道士手抄本与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报告。在研究的时代上，以往的研究者多钟情于宋元以上，以后的道教发展则乏人问津，也有必要作一调整。在研究主题上，有关台湾道坛的生态发展可再开展，另外，台湾道教与闽、粤的互动交涉亦值得投入研究。在民间宗教信仰研究方面，近十年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尤其在史料刊布、整体性的发展、与国际的对话都有较好的发展，若能持续以行，台湾有可能成为此一研究领域的重镇。不过，该研究也有诸多不足之处犹待强化，例如理论的建构、不同华人地区信仰型态的比较、与儒释道三教的交涉关系、与相关民间文化的互动情形等。基督宗教的研究一向薄弱，值得投入者应是近代中国与台湾基督教的研究，另外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互动与影响也可开发。
前述中提及，台湾的宗教研究大多属个别性作战，较少集结成一批学术团队，其间有学者个别性的因素与外在大环境的制约。就前者而言，主事者多迁就个人的研究资源与学生出路，在这种本位主义的考虑下，导致整体的研究设计、或者宗教系所的规划与人才养成，均严重的偏斜向自己的一方。就后者而言，主要是来自于当局对宗教团体兴学的制约，在必须先办大学才能设立宗教系所的规定下，不仅耗费大量的资源以迁就该法令，也导致主事者难以作合理的宗教研究规划；另外，许多宗教团体所创设的宗教系所，以自身的宗教需求为主导，也加剧这种非理性的倾向。此一局势能否改变，犹待后续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