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我们现在来讨论禅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通过对禅宗的认识，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下一个世纪中国汉地佛教的发展规律或者是前进道路方向性问题，对未来的佛教定位会产生有一些有意义的想法，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我们不可能超越，也没法超越它，只能坐下对它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以期够在讨论中能取得一些共识。在此我作为一位研究工作者，愿意将自己的粗浅认识提出，抛砖引玉，献丑于方家。
一
今年5月21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西逝，这是国家和佛教的巨大损失，全国佛教徒“顿失舵手，痛何可言”，缅怀大德，同寄哀思。赵朴老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半个世纪，护持三宝，化度无数众生，功在国家，德铭教史。当代的中国佛教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一条“爱国守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的道路。朴老的西逝，是20世纪的中国佛教一个时代的结束，21世纪的中国佛教新时代正在开始，当然这个新时代仍然会继续提倡“爱国爱教、行菩萨道、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精神，继承并发扬赵朴老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完成朴老生前一再强调的信仰建设、道风建设、人才建设等等未竟遗愿。”
禅宗是中国汉地佛教中最有影响、最有特点、历史最长、且具民族化特点的一个宗派，如果按照宗门的传统说法，它已经有1400余年的历史；按学者的看法，也至少有1200余年的历史了。 对中国汉地佛教而言，禅宗的建立，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次变革，特别是六祖慧能的南宗出现，更被认为是中国汉地佛教史上的一次宗教改革，之后，中国的汉地佛教逐渐成为禅宗的天下，并且一直流传到现在。朴老曾在1983年提出要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和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往三大优良传统。其中“农禅并重”是禅宗的法门，这个传统已经被中国佛教徒保持了一千多年，至今仍然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要讨论21世纪的禅宗，我们还得从它的久远历史谈起，而且只有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之后，才能对未来的明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看法。就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认识历史事实，即我们要将宗教还原成历史，而不是将历史解释成宗教，所以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禅宗，应是我们学术研究的出发点。
禅宗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而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的。菩提达磨禅师来中国在南方与梁武帝不契，到北方少室山的山洞中苦修，面壁9年，正是在当时南北朝时期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的情况下而做出的一个抉择，他所提出的“二入四行”的禅法理论，虽为早期禅宗的修行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体，但是从中无不透出对当时佛教界和思想界的回应。“二入”的“理入”是理论，其特点是“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一般认为这一思想是受到当时流行的涅槃佛性思想的影响后而提出。至于“行入”的实践方法，虽然仍然坚持了以往的禅学的特点，但是“利根人知即心是道”，“钝根人处处求道，不知道处，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这些又为后人对禅法的改革提供了理论的基础。所以从达磨开始，已经奠定了未来的禅宗的理论与禅法的方向。正是由于这一点，达磨才被佛教徒奉为宗主。 约过了百年，四祖道信禅师“再敞禅门”，在湖北黄梅双峰山定居传法，开创农禅并作的新一代禅风，其重大意义在于将禅宗引上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雏型，为后来的禅宗发展提供了一个范式。继之五祖弘忍禅师开创“东山法门”，广招弟子，传度宗风，特别是开了即心即佛的新禅风形式，禅宗走上了宽广的光明大道，开始在社会上有了更大的影响。 之后将禅宗推向全社会的还是弘忍的众弟子们，其中慧能和神秀这一南一北的两大禅师贡献尤巨，特别是慧能大师的顿悟法门，提倡直指本心，简化了烦琐的修行方式，禅宗再次迸发出活泼泼的生命力，沿着祖师开创的大道再创辉煌。慧能之后的各代禅师竞相互演宗法，禅宗开出一花五叶，势力达及全国各地，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清规的制度确立，为禅宗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宋元明清的禅门大德融汇儒道二教，提倡走“三教合一”的道路，调整宗门发展的理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而使禅宗的法脉相继，慧命永延。总之，从菩提达磨禅师到慧能、神秀二位禅师，其间走过了200年的道路是禅宗历史的重要阶段。这条道路就是中国佛教僧人将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是从探索到成功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达磨禅师的“二入四行”的理论提出，中国禅宗就没有无根之本；如果没有道信禅师的定居传法，则禅宗子孙就没有一个可以长期住下来的地方，禅宗的子孙就不可能结为一体；如果没有实行农禅并作，则僧人们的生存问题就会碰到不少的麻烦，他们为生存的问题必是疲于奔波，也就谈不上修行的事情。如果没有后续的大德敷演宗法，不断地去适应社会，提出自己的新的理路，禅宗就不能流传到今天。特别是当禅宗的物质基础解决以后，僧人的修行生活也就必然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于是才有可能创出了一个更加适应社会和僧伽特点的新禅法，总之，禅宗的宗门历史，无不说明了禅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出的历史产物，它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况而发生了自己的相应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积极与社会相适应，给自己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最后趋于定型。走与社会相适应，不断创新的道路，是禅宗能够不断流传下来的一个内在动力，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今天我们重温禅宗的历史，就是想说明即将到来的21世纪禅宗的生命力仍然依靠的是活泼泼的精神和契理契机的原则，调整自己的心态，不断的与社会相适应，勇于进行创新是禅宗在未来的社会中继续发展的唯一的一条道路。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宗教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信息时代和数字化的时代，世界上各种宗教都无一不借助于新科技的浪潮，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来给自己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和建立最大的影响，禅宗自然也不能例外。我认为，禅宗在21世纪里无疑仍然拥有自己的广泛生存空间，这是因为首先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可以在印度佛教里找到它的源泉，但它毕竟是经中国人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后而再建立的一个宗教，所以在它的身上有着充分的中国化的特点，并与中国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中国人的宗教观。作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中国人来讲，不管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受现实社会生活的驱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接受宗教的影响时，禅宗无疑都是最容易而且最能够接受的首选宗教。其二，禅宗已经流传了1000多年，这个漫长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只要是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的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印度佛教进入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只有禅宗最后能流传下来，并且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说明它始终与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可，因此过去它能够得到人们的青睐，被人们所接受，将来它也将继续仍然被人们接纳，仍然能够继续流传下去。第三，中国佛教自创立后不久，就开始向外传播，禅宗则在中国佛教对外传播交流史中据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上受中国佛教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佛教里，属于禅宗系的佛教在各国佛教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例如日本的曹洞宗、临济宗，韩国的曹溪宗和越南的临济宗等等，虽然这些国家的禅宗在不同程度地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且有了自己的民族化特点，但是他们仍然是以禅宗的面目出现的，且承认中国的祖庭，并一直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上发挥重大的影响。赵朴初老人生前曾经称赞佛教是联结中外各国的“黄金纽带”，那么禅宗就是这条“黄金纽带”上的最大的“纽带”，因为他不仅联结了过去，也联结了现在，还要连结将来，所以它的现代意义不可低估。第四，当我们再次审视20世纪的中国汉地佛教走向全世界的历史时，禅宗则在这一伟大的活动中表现最为突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日本禅宗僧人先是释宗演，后是铃木大作的弘扬，日本的禅宗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影响了西方国家的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并在60年代曾在西方国家掀起过一个禅宗热的浪潮。80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的佛教徒的努力，中国的禅宗开始在西方国家立足，建起了禅寺，进住了禅僧，如今禅宗已经进入了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上不断地提高，又经僧侣们的不断努力和进取，禅宗的影响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越来越大，其覆盖面也会越来越广。
二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佛教也在这个变化巨大的时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明清时代，中国汉地佛教已经基本上是禅宗一统天下的局面，所谓“七分临济，三分曹洞”就是这一格局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言，禅宗成了中国汉地佛教代名词。我们现在谈到的中国汉地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的禅宗。但是这一时期禅宗所拥有的那种过去曾经爆发出来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已经风光不再，剩下的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外壳而已，所谓“法门秋晚”就是这一时期佛教情况的具体写照。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西方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佛教界和学术界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振动，禅宗虽然仍然保持了以往的僧伽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它缺少人才，鲜有新的理论提出，因此在20世纪初掀起的反宗教和崇尚科学与民主的运动中，缺少回应的能力，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国人的抨击，以至发生了将寺产充公去办学校的悲剧，同时又随着佛教法相唯识学的兴起，禅宗在佛学研究中也没有能够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这种情况到了后来才有了改观。60年代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冲击，禅宗不仅不能发展，甚至连守成也谈不上，寺庙或被毁坏，或被关闭，僧人被赶出寺门，经书被烧毁，整个佛教停滞不前。
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实行了拨乱反正，重新贯彻落实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活动开始全面恢复，佛教，特别是禅宗重新焕发了青春，再次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随着党提出的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国策实施，佛教也随着这一历史任务而展现出新的风姿。全国各地的佛教寺庙得到重修或新建，佛教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已经初见成果，佛教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逢勃开展，中国的佛教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也为中国佛教顺利地进入21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汉地佛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寺院经济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在经济改革的浪潮下，佛教明显地适应了这种改革的浪潮，并积极投身于这一历史性的伟大事业中间。特别是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各地的佛教寺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经济的重点地区，像禅宗的祖庭少林寺，一座寺院可以养活一个县的现象在中国旅游经济活动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禅宗的寺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代寺院经济的发展，既是对禅宗祖训“农禅并作”，“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禅宗在当代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契理契机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在21世纪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禅宗的寺院经济实力仍然会不断地增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按过去的历史记载，佛教的寺院经济多数是依靠达官贵人的布施，僧人主要是修行。既使在农禅并作的寺院里，僧人们的生活温饱问题可以解决，但是由于它自身缺少旅游的功能，前来拜谒的主要是一些礼佛的香客，因此在经济上的收入毕竟是有限的，最终还是离不开信徒的布施。但是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独立的禅宗寺院的经济功能超强的发挥，21世纪的禅宗寺院早已可以摆脱以往那种依靠布施而发展的陈袭做法，完全做到了自办自养。越来越多的香客游人来寺里旅游，仅门票的收入一项不仅做到了自养，而且在养活了全寺的僧人之外还富裕有余，对富裕的一部分钱的怎样使用，也成为寺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有很多寺院将富裕的钱投到重修寺院，或将原有的寺院推倒重修，或者不断地扩大寺院的规模，搞的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在21世纪里会有越来越多的寺院得到修缮或重建或新建，人们对禅宗寺院遍布全国各地将会习以为常。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对旅游者来说，人们更多的是怀着一种怀古和回归自然的心态去谒拜名山大寺，如果各地的寺院都是金碧辉煌，看上去豪华耀眼，极具现代化，实际上它并不能激起游客的兴趣，而且这种现代的东西在大城市里都可以比比看到，不必远足到郊外参观，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的佛教界就做的比较好，他们对古老的寺院轻易不去拆除，而是尽可能地加以保护，整修，充分保持寺院的古老原样和自己的特色，因此才会吸引了更多游人香客的前去参拜。
21世纪禅宗寺院经济的增强，势必还会引起宗教自身的变化。强有力的禅宗寺院经济实力和它对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本身就有增强佛教界自身地位的作用，禅宗的生存空间和实力，以及社会地位都会得到明显地改善，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增大，这对禅宗来讲是一件好事。由于有了经济实力，禅宗的社会功能也会进一步加强，佛教界过去一直存在的慈悲救世的优良传统，行使慈善事业的公益活动也会更加活跃，近年来佛教界赈灾办学，捐款助人的善事从没有中断，在21世纪时，这种行善的义举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佛教对社会稳定，为国家排忧解难作出的贡献也将得到整个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人的肯定。此外，在21世纪，禅宗的文化功能也将日益发挥，佛教界的佛教教育与文化事业蒸蒸日上，佛学院培养的学僧和人才遍布在各个寺院，僧侣的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学术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也会得到加强，教内的研究将会成为佛学研究的又一支重要的力量。
总之，21世纪的中国佛教禅宗会有一个全新的发展，对国家和社会将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影响也会进一步增大。当然禅宗在21世纪的发展时也会碰到一些问题，1993年赵朴老就提出佛教要加强五个自身建设，就是信仰、道风、人才、教制、组织建设，这些都是事关续佛慧命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佛教和禅宗在新世纪的发展，它必定会逐步得到解决和完善的。我们对21世纪的禅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