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峰，男，1960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现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任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史研究。
北宋历史上，在武将群体中长期存在着一支重要而核心的力量——潜邸出身将领，即君主称帝前身边的亲信和随从人员，可简称之潜邸亲随，或称藩邸亲随。大致而言，宋初两朝，潜邸亲随在武将群体中逐渐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宋太宗朝其影响相当大。至宋真宗、仁宗时代，潜邸亲随已成为武将群体中权贵势力，牢牢掌握了核心兵权。而到宋英宗朝及以后，潜邸亲随的影响力却大大下降。对于这样一批特殊背景的将领，前人虽曾注意，但系统、专门的论述尚未出现，本文即就此予以探讨。
北宋时期，潜邸亲随因有特殊出身背景，不仅升迁超常，而且受到极大的信任，以至于出为大将，入掌枢府，在统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北宋人张方平说：“臣窃见 国朝故事，所除军职或以边功，或以劳旧，或以肺腑。”[1]这里所说的 肺腑，即指潜邸亲信。宋人又将其称之为“随龙”。如司马光所云：“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 随龙’。” [2]
一、宋初的潜邸亲随将领
北宋在军中任用潜邸亲随的做法，无疑始于宋太祖时。确如司马光所言：当开国之际，“天步尚艰”，“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不如此不足以安天下、收兵权。而这其实是历代开国史上的普遍现象。
查阅《宋史》有关传中资料可知，赵匡胤登基前的亲信主要有：赵普、吕余庆、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张琼、杨信、史珪、米信、崔翰、李怀忠及田重进等人。其中赵普、吕余庆、李处耘、王仁赡及楚昭辅等人出身吏人，其余则出身为武将。因赵普、吕余庆后为文臣，故不予讨论。而李处耘、王仁赡及楚昭辅三人，以恭谨善计，得到赵匡胤的赏识，遂先后出任枢密院长贰等要职。张琼以下军伍出身者，入宋后乃继续从武为将，而张琼和杨信因受到特别信任，出任了殿前司首脑，以统领京师禁军。但就其余武将的情况来看，并未得到明显的超迁。如李怀忠在宋太祖朝至富州团练使、日骑左右厢都指挥使。到赵光义即位后，才授节钺，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3]。米信、崔翰及田重进则终宋太祖时代，仅至遥郡刺史[4]，史珪至光州刺史[5]。由此观之，赵匡胤对于自己潜邸出身的追随者，还能掌握一定尺度，并非一律委以重任。事实上，当时大批无 潜邸背景的武将仍然得到重用，特别是在统军出征和防守边关方面更为突出，如王全斌、曹彬及党进等人。
宋太宗一朝，可以说是大用潜邸亲随掌权握兵的时代。赵光义登基不久，便提拔身边亲随，“以商凤为东上个閤门使。上在藩邸时，凤居典客之任，践祚之五日，陈从信以右知客押衙为西上閤门使、枢密承旨，程德玄以药院押衙为翰林使，陈赞以弓箭库官为军器库副使，王延德以监厨为御厨副使”[6]。随之，再不断拔擢 陈从信等人及柴禹锡、王继升、弥德超诸人，“自从信而下皆尝给事藩邸，以旧恩进用也”[7]。以后，这些 潜邸亲随 不仅充斥枢密院上下，而且分布于京师和地方统军系统之中。所谓：“太宗即位后，未数年，旧为朱邸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8]仅就《宋史》中明确可查为 潜邸亲随将领者就有：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继英、王显、 弥德超、 傅潜、王超、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李重贵、刘用、耿全斌、周仁美、王荣、杨琼、李琪、赵延溥、张禹珪、裴济、高琼、葛霸、桑赞、卢斌、张煦、王延德、程德玄、王延德（与前者同名）、魏震、石普、元达、郭密、傅思让及李斌等等人。其中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镕及王显诸人在宋太宗朝至枢密院长贰，与此同时，傅潜、王超、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王荣、赵延溥、高琼、葛霸及桑赞等为禁军将帅，其余则或为高级武职，或为带兵将领。正因为宋太宗时代重用潜邸出身将领的现象非常突出，故有必要分别介绍其重要代表人物。首先，宋太宗朝潜邸出身任枢密院长贰者情况如下：
柴禹锡，在赵光义居晋邸时，“以善应对，获给事焉”。太平兴国初，历供奉官、如京使等，“每夜值，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太平兴国七年，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以后至知枢密院事等，授节钺。柴氏由供奉官至枢密副使，不过七年时间，升迁可谓超乎寻常[9]；杨守一，“事太宗于晋邸”。宋太宗即位初，补右班殿直，历枢密都承旨等。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签署枢密院事[10]；赵镕，“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补东头供奉宫”，历知沧州兼兵马部署等。淳化四年，同知枢密院，不久加知院事[11]；王显，“初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太平兴国初，才“补殿直”。到太平兴国八年，便出任枢密副使，随即再迁枢密使。史称：“显自三班不数年正枢任，奖擢之速，时无拟之者。”宋真宗朝再任枢密使，又出为河北前线的统军大帅[12]。
其次，同期潜邸出身任三衙将帅，或授节钺者情况如下：傅潜，“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隶殿前左班”。太平兴国中，已迁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雍熙北征失败后，一度遭贬。但不久擢殿前都虞候、副都指挥使及侍卫马步军都虞候等要职，授节度，先后出任高阳关、延州路及镇州都部署，成为当时地位最高的将领[13]。傅潜从卫士至三衙大将、节度使，为时也不过十三年间；戴兴，“太宗在藩邸，兴诣府求见，奇之，留帐下，即位，补御马左直，迁直长”。端拱初，已迁至步军都指挥使、领镇武军节度。再迁殿前副都指挥使、都指挥使，历天雄军、镇、定等路行营都部署等大将之职[14]。值得注意的是，三衙将帅傅氏、戴氏与西府中的柴禹锡、王显相对应，构成当时重用藩邸亲随的突出代表。高琼，“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端拱时，已擢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归义军节度，再出为并州、镇州都部署 [15]；葛霸，“善击刺骑射，始事太宗于藩邸”。淳化初，擢殿前都虞候。历高阳关、镇州都部署等，授节钺[16]；王超，“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隶御龙直”。到淳化二年，已迁至河西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17]；王汉忠，“太宗在藩邸，召见，奇其材力，置左右”。端拱二年，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领观察使。后迁殿前都虞候[18]；赵延溥，“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为帐下牙军”。太平兴国三年，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殿前白进超卒，即日以延溥为日骑、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兼权殿前都虞候事”。雍熙以后，历镇州兵马都部署、判冀州等[19]；王荣，“太宗在藩邸，得隶左右。即位，补殿前指挥使”。历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侍卫马军都虞候，加观察使，又出为定州行营都部署等[20]。
其余为将者的情况为：王能，“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在宋太宗朝至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遥郡刺史[21]；张凝，“太宗在藩邸，闻其名，以隶亲卫”。淳化初，领肃州刺史。历天雄军驻泊都监、高阳关行营钤辖等[22]；郭密，“以知瀛州马仁瑀荐，隶晋王帐下，给事左右”。至淳化间，为贝州驻泊兵马部署，不久擢领安州观察使，充灵州兵马都部署[23]；傅思让，“有勇力，善骑射。太宗居晋邸，补亲事都校”。在宋太宗朝累迁容州观察使、知莫州、陇州等，赠保顺军节度[24]；李斌，“太宗在晋邸，闻其状貌魁伟，召置左右”。历贝、冀二州驻泊都监。至道初，擢桂州观察使，判洺州、沧州[25]；石普，“十岁给事邸中，以谨信见亲，补寄班祗候”，历迁洛苑使、富州团练使、延州缘边都巡检使[26]；裴济，“少事晋邸”，宋太宗即位，历迁定州都监、知定州、镇州行营钤辖及知镇州等。咸平初，知灵州兼都部署，领顺州团练使。后灵州城被西夏军攻陷，死之[27]；李琪，累迁效忠都虞候、开封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领富州刺史等。后“改授屯卫大将军，领郡如故”[28]。
至于宋太宗时代，某些藩邸亲随地位较低，或遭贬责，则往往有其特殊原因。如张禹珪“粗知书，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赵光义即位后，补东西班承旨，居禁卫之职[29]，张氏升迁有限，显然是因为其年龄过轻和资历太浅的缘故。王荣自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领遥郡刺史，先出为外州马军教练使，再削籍流海岛，乃在于“坐受秦王廷美宴劳”及“与秦王亲吏善”[30]的缘故。
二、宋真宗、仁宗朝的潜邸亲随将帅
自宋太宗之后，在军中重用藩邸亲随成为一种传统，而为后嗣诸帝所奉行不悖。其中，又以宋真宗及仁宗两朝最为突出。
宋真宗时期，王继忠、张耆、杨崇勋、刘谦、夏守恩与守赟兄弟、蔚昭敏、高化及阎日新等潜邸亲随，分居禁军及枢密院要职，成为当时武将群体之中的权贵。
王继忠，六岁便以父荫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宋真宗即位后，不过六年左右时间，已累迁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及高阳关、定州副都部署等。咸平六年，与契丹交战被俘[31]；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32]。又据宋人称，宋真宗为皇太子时，所宠爱的蜀姬刘氏（即以后的刘后），一度被宋太宗逐出东宫，遂“置于殿侍张耆之家”[33]。由此足见张氏为宋真宗藩邸时亲信。宋真宗 即位，张耆初授西头供奉官，历并、代州钤辖、管勾皇城司等。以后历迁侍卫马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节钺。大中祥符末，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至宋仁宗朝，因刘太后的关系，曾任枢密使等要职；杨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宋真宗登基，历迁枢密都承旨、侍卫马军都虞候、并代副都部署及群牧使等要职。到宋仁宗朝，历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枢密副使及枢密使等[34]；刘谦，“真宗升储邸，增补宫卫……授谦西头供奉官、 东宫亲卫都知”。宋真宗即位后，历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虞候、权步军都指挥使及殿前都指挥使等，授节钺[35]；夏守恩，以父战殁，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累迁西头供奉官”。宋真宗时期，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泰州防御使等。“帝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亲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36]，倍受重用。夏守恩弟守赟，以兄故自幼入宋真宗潜邸，“王为太子，守赟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历真定路走马承受公事、枢密都承旨、侍卫步军和马军都虞候、步军、马军及殿前都指挥使等，授节度使，“帝甚亲信之”[37]；蔚昭敏，出身军人之家，宋真宗为襄王，“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帝即位，授西头供奉官”。累迁冀贝行营兵马都监、殿前副都指挥使及都指挥使等，授保静军节度使[38]；阎日新，“少为本州牙职，补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选隶寿王府，主邸中记簿”。宋真宗登基后，历永兴军驻泊都监、知环州兼邠宁环庆路钤辖、缘边安抚都监等，至昭州团练使、知单州[39]；高化，“从州将入京师，遂隶禁军，选为襄王牵拢官”。宋真宗朝，累迁御龙骨朵直都虞候。到宋仁宗朝，至殿前副都指挥使，授节度使[40]。
除以上诸将外，据《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下附记称：
宋真宗宫邸攀附者，继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济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翟明至洺州团练使，王遵度至磁州团练使，杨保用至西上阁门使、康州刺史，郑怀德至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永州团练使，张承易至礼宾使，吴延昭至供备库使，白文肇至引进使、昭州团练使，彭睿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军节度，靳忠至侍卫马军都虞候、端州防御使，郝荣至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陈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济州团练使，高汉美至郑州团练使，杨谦至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河州刺史。
这里所提及的蔚昭敏情况，已见前述，其余诸人官爵未必皆得于宋真宗时期，如彭睿出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在天圣三年[41]，但大致还是能够反映宋真宗潜邸攀附者任将的部分情况。另据富弼在康定初言：“殿前副都指挥使郑守忠、马军副都指挥使高化故亲事官，皆奴才小人。”[42]可知 郑守忠亦有宋真宗潜邸背景，其军职也有相当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景德二年，“枢密院议次补禁军列校，王继英奏曰：‘藩邸给事之人尚在外，议者皆聚议腾谤，谓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沉滞。’”这便说明重用潜邸亲随为将，已成为带有共识性的意见。宋真宗当时虽曾有过不予特殊照顾的表示[43]，但从以上诸多例证来看，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宋仁宗在位期间，其潜邸亲随依旧担任重要军职，突出者有郭承祐、安俊、张孜（茂实）及夏随数人。
郭承祐，宋初藩镇郭从义重孙，娶舒王元称女。宋仁宗为皇太子，“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宋仁宗称帝后，历知贝州、澶州兵马部署、定州等路及大名府副都部署。再迁殿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挥使，出代州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授节钺[44]；安俊，“仁宗为皇太子，俊以将家子谨厚，选为资善堂祗候”，及即位，累迁环州都监、环庆路都监、知忻州、代州及秦凤路部署。再历龙神卫、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虞候，加防御使衔[45]；夏随，乃夏守赟之子，以父荫为茶酒班殿侍，宋仁宗在东宫时，“为率府副率兼春坊谒者”。宋仁宗即位后，历天雄军兵马钤辖、领三班院、知邠州等，加防御使衔。对西夏战争开始后，为鄜延路副都部署、陕西副都部署兼缘边招讨副使。宋仁宗还特别对其嘱咐曰：“朝廷方以边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机密为嫌。”[46]张孜（茂实），以荫补三班奉职、“给事春坊司”，服务宋仁宗于东宫。在宋仁宗时代，历陈州兵马都监、并代副部署、殿前都虞候、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及马军副都指挥使等，授宁远军节度使[47]。
三、宋英宗朝以后 潜邸出身将领影响的下降
宋英宗及以后诸帝，也有提携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如宋神宗即位伊始，便授予原东宫随从郭昭选等四人閤门祗候，司马光对此曾有激烈的反对言辞：“今昭选等以贱隶而叨美职，是官不择人也。”[48]熙宁时期，仍有推恩潜邸亲随的举动[49]。以后，宋哲宗朝也有类似情况，如宋人文集中的一份制辞反映：武官冯世宁因曾有宋哲宗藩邸的关系而得到提拔，所谓：“恪勤公忠有补，兼系哲宗朝攀附之臣。”[50]臭名昭著的 高俅则出身宋徽宗潜邸旧人，所谓“俅以胥侩之才事上皇于潜邸”[51]，在北宋末期任殿前司主帅多年。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潜邸亲随在武将群体中的比例和影响却明显降低，不仅人数减少，而且出任将帅者不多。仅仅从《宋史》有关这一时期武将列传出身的情况，便不难发现这一事实。
由上可见，北宋使用潜邸亲随为将的现象，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宋太宗朝显然是最重要的阶段。赵光义登基后，对自己早年的亲随给予 极大的信任，多方倚重，以至于出现“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的情况。这便难怪， 开宝末曾在开封府补过牙职的 张煦，于 雍熙二年“自陈太宗尹京尝事左右”，遂当即被命为殿前承旨 ，再迁镇定、邢、赵、山西土门路都巡检使、权知环州及保安军等职[52]。而较其地位高的王荣也敢于狂言：“我不久当得节帅”[53]。 之所以如此，便与赵光义以阴谋手段称帝[54]和进一步防范武将队伍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即：宁愿用虽能力低下但可靠熟悉的亲随掌握军队，也不愿承担用他人而兵权旁落的风险。宋真宗、仁宗时期，政治上极为保守，处处以遵守祖宗之法为施政的要务，重用潜邸亲随的做法自然被沿袭下来。一时此类人员大获恩宠，如 夏守赟因有藩邸背景，故“帝甚亲信之”，宋仁宗还直接关注其升迁问题。据记载：宋仁宗曾遣中使问夏守赟：“ 欲管军乎？为横行使乎 ？”夏氏答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遂当即迁其西上閤门使[55]。 至宋英宗朝以后，一方面，文官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已空前大增，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而当政的文官大臣对以上重用潜邸亲随的传统予以猛烈地抨击，如前述司马光等人的言辞；另一方面，统治者长期忧虑的来自武将群体对皇权的威胁已彻底消弭，潜邸亲随在制约其他将帅方面的价值已不大，加之宋神宗锐意改革，所以这一陋习逐渐被放弃，潜邸亲随的影响遂明显下降。
四、北宋潜邸出身将领作为述评
北宋潜邸出身的武将，虽然升迁颇为迅速，往往执掌大权，但由于背景特殊的缘故，这些人常常具有恃宠骄横的特点。就其作为而言，多不足称道，甚至表现拙劣，这在宋太宗、真宗及仁宗三朝最为突出。以下就这方面的情况予以述评。
宋太祖时代，因潜邸出身而达到将帅者有：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张琼及杨信等人，作为 赵匡胤耳目亲信者则主要有史珪其人。王仁赡曾任枢密副使、凤州路行营前军都监及判三司兼宣徽北院事等，还在宋太祖出巡时，判留守司、三司兼知开封府事等，颇受信任。但他在征讨西蜀的过程中，因参与抢掠蜀中子女金宝事，一度遭贬。其后，据史籍称：“掌计司殆十年，恣下吏为奸，怙恩宠无敢发者。”因此再次被贬[56]；楚昭辅在宋初两朝任权判三司、枢密副使和枢密使，与王仁赡有类似经历，虽长期在枢密院掌兵，但更擅长的却是财计。史家对其有这样的评价：“昭辅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57]史珪则在替宋太祖刺探外情的同时，公报私仇，制造冤案[58]。李处耘、张琼及杨信三人的表现，相对为优。李处耘“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如他在参加平定李重进造反并出守扬州后，“境内凋弊，处耘勤于绥抚，奏减城中居民屋税，民皆悦服”。慕容延钊率大军征讨荆湖，他以枢密副使身份为都监，除了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外，还特别注意严明军纪，制止抢掠。也正因为如此，他与慕容氏产生矛盾，最终遭到贬谪。史称：“荆湖之役，处耘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制，不顾群议，遂至于贬。”[59]张琼性格刚烈，以武勇得到赵匡胤的任用。宋太祖在任命其为殿前都虞候时便承认：“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以后，张琼因遭到诬陷、猜忌，被赐死[60]。有关张琼的记载非常有限，但从其经历和宋太祖的评语，可以看出属于一员猛将；杨信是继张琼后主掌殿前司的将帅，其行事与张琼不同，以谨慎负责深得宋太祖乃至宋太宗的信赖，即使在患哑疾后，也继续受到重用。所谓：“信虽喑疾而质实自将，善部分士卒，指顾申儆，动有纪律，故见信任，而终始无疑焉。”[61]
从以上诸人的情况可以看出，由宋太祖潜邸出身的高级将帅，可谓优劣参半。王仁赡怙宠为奸自不用说，楚昭辅品性吝啬，张琼“性暴无机”，杨信谨小慎微，但都就本职角色而言，尚为称职。至于李处耘，则不能不说是一名良将。
宋太宗朝，藩邸亲随出入将帅和枢密院长贰，其有为者寥寥无几，而无能者竟居多数。其中任职枢密院的柴禹锡、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弥德超[62] 诸人，几乎都存在与武将角色不匹配的缺陷。他们名为武官，却几乎全无战场经历，或以恭谨见用，或以理财出名，或以告密得宠。如柴禹锡迎合宋太宗猜忌心理需要，积极刺探外臣动向。以“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但在国家武备方面上并无建树[63]；王显出身吏人，以“性谨介”得到重用。在枢密院任内，“显或失误，护短终不肯改”。在出任河北重镇大帅期间，无可称道业绩。故史称其“居中执政，矫情以厚胥吏，龊龊自固而已。在藩镇颇纵部曲扰下，论者非之”[64]；赵镕“以勤谨被眷”，但在西府的突出事 迹乃在于“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师察事”，甚至制造冤案；杨守一则“无他材术，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适会时机，故历职通显”；张逊以晋邸随从出身为武官，但长期料理香药榷货事务，因货利而升迁。在枢密院任内，“与同列寇准不协，每奏事，颇相矛盾”，乃制造罪状诬陷寇准[65]；而臭名一时的弭德超，以诬告曹彬而获枢密副使后不久，竟利令智昏，又与柴禹锡等争宠，遂被贬死[66]。周莹历西府长贰和前线大将，但连宋太宗也承认其“非将帅体”、“庸懦不智”。故宋代史家评论其“ 在右府无他谋略，及莅军旅， 畏懦自全，所历藩镇率无善状 ”[67]。以上诸人品行拙劣，表现又实在无能，难怪元朝人修《宋史》时称：“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 ……故莫逃于龊龊之讥。”[68]
与此同时，赵光义重用的潜邸出身禁军将帅，也大都存在失职，甚至严重的问题。其中傅潜，在宋太宗及真宗朝曾任过三衙最高军职，又出为御辽前线大帅，但其表现却令时人大失所望。如早在雍熙北征中，他便因“师败于拒马河”，遭到贬官。咸平二年，傅潜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面对辽军的进攻，“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逗留惧战，见死不救，直至被夺官流放[69]；王超是与傅潜同时的大将，虽“为将善部分，御下有恩”，但“临军寡谋，拙于战斗”。如咸平六年，辽军围望都，王超与葛霸率兵救援，当王继忠与敌军战斗时，“超、赞皆畏缩退师，竟不赴援”，致“继忠孤军没焉”[70]。景德元年，宋真宗准备亲征，“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寇益南侵”[71]；戴兴虽为三衙高级将领，但在数次领兵出征的过程中，皆无显著功绩可言[72]；葛霸身为统军将官，但性懦弱，常临阵退却。当出守地方时，又无力约束部下，所谓“霸昏耆，为所罔” 73]；更可笑的是王荣其人，不仅贪婪无德，而且素来胆怯，史称：“无将才，但能走马驰射，性恇怯。”如咸平三年，南下的辽军北撤，他接到追击命令后，率领五千骑兵绯徊数日，不敢行动，最终到界河南岸奔跑一番，然后迅速返回，结果战马因饥劳而损失近半[74]。随后，王荣率军向灵武护送军粮，结果“疏于智略，不严斥候，至积石，夜为蕃寇所劫，营部大乱，众亡殆尽”[75]。其余王汉忠、王能、李重贵、刘用及耿全斌等人，不过略算称职，如王汉忠所谓“有识略，军政甚肃”[76]，至于战功则与失败参半。像咸平五年，王汉忠为邠宁环庆两路都部署，领大军对付西夏，以违诏无功遭贬。而桑赞、赵延溥及元达等人，则实在事迹平平。
在宋太宗晋邸出身将领中，惟有高琼、张凝、石普及裴济诸将有所作为。高琼虽无明显战绩，但在景德初抗辽行动的关键时刻，代表军队支持过寇准，可谓功不可没[77]；张凝颇有战功，“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训士卒，缮完器仗”[78]；石普敢战，“倜傥有胆略，凡预讨伐，闻敌所在即驰赴之。两平蜀盗，大小数十战，摧锋与贼角，众推其勇。颇通兵书……”。当宋真宗君臣狂热地大搞祥瑞、天书活动时，石普上书反对，请求加强西北防御，结果遭到贬逐[79]；裴济虽然出身宋太宗藩邸，但其为人行事却与前述柴禹锡 、傅潜等同僚不同。据记载：“济少事晋邸，同辈有忮悍者，济屡纠其过失，被谗，出补太康镇将”。咸平时，裴济出守西陲重镇灵州后，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谋辑八镇，兴屯田之利，民甚赖之”，前后坚守两年之久。最终“城陷，死之”[80]。但类似将领在赵光义潜邸出身者中实在太少。以后，宋真宗也不得不承认： “ 太宗所擢甚众，而优等者惟（张）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 ”[81]
宋真宗潜邸出身的将领，其事迹、表现与乃父时代大致雷同。王继忠因藩邸背景而迅速迁至领兵大将，但缺乏战场和用兵经验，遂在与辽军的望都之战中，兵败被俘[82]；张耆既无战功，又无谋略，在 任马军都帅时，还因选兵处置不当几乎引发兵变[83]。张氏入主枢密院后，只会坐享厚禄，又品行低劣，贪财吝啬[84]；杨崇勋以好攻讦出名，“人以是畏之”，然无他才能，又性贪鄙[85]。至于宋祁所谓杨氏历任要职，“皆国家腹心柱石，天下所以安危者”云云，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隐讳而已，倒是“公既藩邸雅旧，故敢言无所回隐”之语，才道出了些许真相[86]；夏守恩、守赟兄弟，一个贪财不法，被除名编管，另一个出任对夏前线主将，却“ 性怯寡谋，士卒不附”，“既为天下笑”[87]。 对于这些将领，当世史家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耆、崇勋材质庸下，致位将相，盖出幸会云。”[88]而元人修史时则鄙视道：“耆、崇勋、二夏奋阘茸，位将相，皆骄侈贪吝，恃私恩，违清议，君子所不取也。”[89]刘谦作为高级将领，实在于史籍中难觅足称道的事迹，于是仅留下这样的评语：“虽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职，能寡过者也。”[90]蔚昭敏略有边功，高化不过“谨质少过，驭军有法”[91]；阎日新“起胥史，好云为以进取”，惟以逢迎宋真宗为能事[92]。
宋仁宗朝及其以后的藩邸大将郭承祐、张孜（茂实）、安俊、夏随及高俅之流，其所作所为更令人失望。如郭承祐“骄侈狡狯，所至多兴作，为烦扰，又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93]，又有贪污劣迹， 故被认为是“闟冗小人”[94]。 更重要的是，郭氏不是称职的军事将领，他在出任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时，监察御史包拯便指出：“按累任无状，朝野佥知，物议喧然以为不可。”[95]张孜出任三衙大将和地方长吏，安俊、夏随历仕边关守将，但皆无明显事迹可称，所谓“张孜虽称持重，迹其所长，无足取者”；安氏则“无多战功”[96]；夏随不过“在边陲无多战功，然慎重少过”[97]。至于 高俅之无能与胡作非为，更与武将的角色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存在着重用潜邸出身将领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少见。这些胥史、卫兵乃至于仆从之类的潜邸亲随，虽然大都明显地存在着素质低下的问题，但在主子称帝后，却往往自恃特殊背景，不注意改善自身素质及条件，遂产生出无能、拙劣的表现，从而对当时的军队和国防造成了颇大的消极影响。北宋诸帝明知潜邸出身将领存在的诸多问题，却仍然重用这些攀龙附凤之辈掌握军队，正是当时君主政治过度独断、狭隘和专制的时代特征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而这一现象也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体制下“任人唯亲”弊端的突出反映。
注释：
[1]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除兵官事》。
[2]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阁职》，《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百官门·谨名器》。
[3]《宋史》卷二六○《李怀忠传》。
[4]《宋史》卷二六○《米信传》《崔翰传》《田重进传》。
[5]《宋史》卷二七四《史珪传》。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癸酉。（以下简称《长编》）
[7]《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戊申。
[8]《丁晋公谈录》。
[9]《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锡传》。
[10]《宋史》卷二六八《杨守一传》；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三《杨守一传》。
[11]《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
[12]《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13]《宋史》卷二七九《傅潜传》。
[14]《宋史》卷二七九《戴兴传》。
[15]《宋史》卷二八九《高琼传》。
[16]《宋史》卷二八九《葛霸传》。
[17]《宋史》卷二七八《王超传》。
[18]《宋史》卷二七九《王汉忠传》。
[19]《宋史》卷二五四《赵晁传附延溥》。
[20]《宋史》卷二八○《王荣传》。
[21]《宋史》卷二七九《王能传》。
[22]《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
[23]《宋史》卷二七五《郭密传》。
[24]《宋史》卷二七五《傅思让传》。
[25]《宋史》卷二七五《李斌传》。
[26]《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
[27]《宋史》卷二八○《裴济传》。
[28]《宋史》卷二八○《李琪传》。
[29]《宋史》卷二六一《张铎传》。
[30]《宋史》卷二八○《王荣传》。
[31]《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
[32]《宋史》卷二九○《张耆传》，另见《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四月甲辰。
[3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
[34]《宋史》卷二九○《杨崇勋传》。
[35]《宋史》卷二七五《刘谦传》。
[36]《宋史》卷二九○《夏守恩传》。
[37]《宋史》卷二九○《夏守恩传附守赟》。
[38]《宋史》卷三二三《蔚昭敏传》。
[39]《宋史》卷三○九《阎日新传》。
[40]《宋史》卷三二三《高化传》。
[41]郭倪：《侍卫马军司题名记》，载于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六《官守志·侍卫马军司》。
[42]《长编》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壬午。
[43]《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正月甲寅。
[44]《宋史》卷二五二《郭从义传附承祐》；宋祁《景文集》卷三三《赐郭承祐批答》 。
[45]《宋史》卷三二三《安俊传》。
[46]《宋史》卷二九○《夏守恩传附随》。
[47]《宋史》卷三二四《张孜传》。
[48]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阁职》，《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百官门·谨名器》。
[49]《长编》卷二三○熙宁五年二月 癸亥。
[50]慕容彦逢：《摛平堂集》卷四《观察使冯世宁可节度观察留后制》。
[51]李若水：《忠愍集》卷一《驳不当为高俅举掛札子》。
[52]《宋史》卷三○八《张煦传》。
[53]《宋史》卷二八○《王荣传》。
[54]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载于《邓广铭治史丛稿》第495～5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5]《宋史》卷二九○《夏守恩传附守赟》。
[56]《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二月庚午、辛未；《宋史》卷二五七《王仁赡传》。
[57]《宋史》卷二五七《楚昭辅传》。
[58]《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八月壬午、卷一五开宝七年二月庚辰。
[59]《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
[60]《宋史》卷二五九《张琼传》。
[61]《宋史》卷二六○《杨信传》，并参阅拙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第17～1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2]《隆平集》卷九。
[63]《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锡传》。
[64]《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
[65]《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杨守一传》《张逊传》。
[66]《宋史》卷四七○《佞幸传·弭德超》；张鎡《仕学规范》卷一○引陶乐道《王氏谈渊》。
[67]《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东都事略》卷四三《周莹传》 。
[68]《宋史》卷二六八“论曰”。
[69]《宋史》卷二七九《傅潜》。
[70]《宋史》卷二七八《王超传》、卷二七九《王继忠》。
[71]《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
[72]《宋史》卷二七九《戴兴传》。
[73]《宋史》卷二八九《葛霸传》。
[74]《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庚寅。
[75]《宋史》卷二八○《王荣传》。
[76]《宋史》卷二七九《王汉忠传》。
[77]《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涑水记闻》卷六。
[78]《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
[79]《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宋史》卷三二四《石普传》。
[80]《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三月甲辰；《宋史》卷三○八《裴济传》。
[81]《长编》卷六○景德二年五月辛亥。
[82]《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传》。
[83]王素：《文正王公遗事》。
[84]《宋史》卷二九○《张耆传》。
[85]《长编》卷一五六庆历五年闰五月庚戌；《宋史》卷二九○《杨崇勋传》。
[86]宋祁：《景文集》卷五七《杨太尉神道碑》。
[87]《东都事略》卷六二《夏守贇传》；《苏轼文集》卷一八《富郑公神道碑》。
[88]《东都事略》卷五○《杨崇勋传》。
[89]《宋史》卷二九○“论曰”。
[90]《宋史》卷二七五“论曰”。
[91]《宋史》卷三二三《蔚昭敏传》《高化传》。
[92]《宋史》卷三○九《阎日新传》。
[93]《隆平集》卷一一。
[94]《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癸巳；《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附彦远》。
[95]《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二月癸丑。
[96]《宋史》卷三二四《张孜传》、卷三二三《安俊传》及“论曰”。
[97]《宋史》卷二九○《夏守恩传附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