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史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持此论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检旧史，征诸史实，自觉武帝因董生言复古更化为是，若谓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则深不以为然。纵儒学于武帝后日显，因其以“术”之面貌表征于内外，难脱儒表法里之讥。此论前贤多已揭示，而前贤持论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与武帝世政策之实际施行相结合。本篇则志矫此弊，以温公《通鉴》为经，辅之以马、班二史为纬，庶几有一二可见教于当世方家，果此足矣！
【关键词】汉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
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表露无遗。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皆法家纵横家者也。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
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4]然导其盛者，则首推黄老无为之影响，其时君臣，率尚黄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5]
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6]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7]
同书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也，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阴术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归。[8]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证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激烈也。据元年条，则上文所谓武帝世新兴势力为儒家者，无须多辩。在此新兴儒者之激励下，武帝后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及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一系列复古更化，则不难理解，而儒术之独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细读二年条，则知新兴儒者与黄老刑名者之冲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荣辱性命，则若将此一冲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难以服人也。据二年条所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东宫者，即汉长乐宫，太后居之，故当时为太皇窦太后所居，则赵绾所奏，与其归其于儒家之言，不若归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则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窦太后之夺权也，此不难猜测。明乎此，则知于此冲突，儒者不过一工具而，其结果，则因为武帝羽翼未丰，婴、玢下野，绾、臧自裁。若再从当事人角度观之，纵使婴、玢、绾、臧不脱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争与好大喜功之程度，远大于儒者之志也。然虽上位者动机之不纯，反对者力量之强大，然儒学之复兴，乃当时风气使然，无可阻挡也。[9]虽然现在复兴之儒学，已并非全为孔门之儒学，此点下文将详论之，然与现时儒学相较，毕竟“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虽经窦后一时之打压，然儒学之复兴，亦不可免。后武帝顺水推舟，将其归为己用，顺理成章也。然儒学复兴为一事，武帝后来大政方针缘饰以儒学为一事，不可将二者视为一体，谓至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读史者当自明之。
二、儒生与儒表法里政策之构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对汉武世影响巨大，在此当详论之。《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董仲舒对策，限于篇幅只摘取三策之大概）：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之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利太学以立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至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为第一策之基本内容）。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治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而耻犯其上……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业，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以上为第二策之基本内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显……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为第三策之基本内容）”天子善其对。[12]
上所引文即史书所称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观其大概，对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复古更化之内政，则谓董生此论为武帝一朝之“定国事诏”或“基本路线”，未尝不可。结合其对策末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实际情况，则后世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亦非空论。若如此，则余此论文有何立论之空间，所论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论依据？为解此疑问，在此需一一讲明。
现还从董仲舒对策末讲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为武帝日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先声，然其原因与目的，董仲舒于对策亦已详明，“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据此不难发觉，禁锢思想学术为其动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独尊儒术，而鲜有论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纵使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亦难脱儒表法里之讥也，仅作为政治之缘饰耳。若言武帝世儒学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13]
上所引文为李斯奏请焚书之文，现将其与董生对策末段奏请表彰六经相较，一为焚书，一位尊经，然其实质，则思想学术之禁锢一也。晓乎此，若论秦政焚书为学术文化之大厄，[14]汉武帝尊经为儒学之大显，则非诛心之论也。读史者当自明矣。且李斯之“以吏为师”，比起汉武帝所重用之酷吏，小巫见大巫。[15]论及此，则武帝政策之儒表法里，初见端倪矣。董生所谓之“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迎合人主之私欲，无须多论。现再就董仲舒所奏请“表彰六经”进行一番讨论，事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云：
（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16]
案：上文曾论及建元元年、二年武帝初即位时与窦太后所代表之黄老思想进行之一番冲突，以武帝之完败而结束。然而大有为之武帝，经过三、四年之卧薪，羽翼渐丰，反观将于一年后（建元六年五月）离世之窦太后，则双方实力之彼消此长，无须多言。且黄老之衰、儒学之兴，亦为风气使然。凭借此天时地利人和，不难想象汉武帝之英气风发，其置五经博士，即是一例也。今检《汉书·儒林传赞》：
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17]
此处亦足以讨论之。何则《汉书·儒林传赞》中言立五经博士，而只举《书》、《礼》、《易》、《春秋》四者乎？钱穆因《汉书·百官表》解释汉武帝之前之博士
为以古通今而设而武帝后之博士独为经学而设者[18]，较之王应麟以“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19]作解，更足以服人。且纵是“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为其儒书而尊，而汉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经”，且“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古代之王官学”，“故其系六艺而罢百家，若专就朝廷设官之用意言，则亦未见其有所大胜于秦之泯《诗》、《书》而守《家言》也。后世乃专以汉武尊儒为说，又未为得当时之真相矣”。[20]若是言之，则汉武帝世最为后世儒者盛赞之置五经博士，亦非真儒学之复兴，而仅仅是汉武帝文化高压，用今日话来讲，则为汉武帝文化之统战也。而所立五经博士，亦即凭上位者政治之权威，为功名利禄而打压异己者也，此开汉代今、古文之争也。然就实质言，非纯学术之争，亦是利禄之争也。[21]则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为其政策儒表法里之显证也。
现再论董仲舒其人其学，并结合另一位儒者公孙弘一同论之。之所以将二人同论，是因为两人同因儒学故，显于汉武帝时，然一野一朝，颇像文景时之贾谊、晁错，对当今后世有重要影响，故一同论之。检《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艺；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2]
又《汉书·儒林传》云：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玢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23]
据此，则执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显迹，均因《春秋》之对策（上文已言，武帝对董仲舒之对策，欲以政治来禁锢学术文化，《春秋》亦其缘饰耳，则不难推断公孙弘之治《春秋》，与董仲舒所治者，无甚大差别也。）且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为人，亦有可非者，先论董仲舒，王充《论衡》[24]云：
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者《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
又马端临《文献通考》[25]云：
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其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驱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公羊》、《谷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
再论及公孙弘，《汉书·汲黯传》云：
黯学黄老言，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荣。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26]
又《史记·儒林传》云：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业，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27]
又《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深厚，辩论又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悦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28]
据上文可言之，董仲舒、公孙弘皆可谓是阿谀取宠[29]，而年轻气盛、好大喜功之汉武帝，则重用之矣。尤其公孙弘开汉室布衣拜相而后封侯始，而尤可注意者，则为董生缘饰《春秋》而决狱和公孙弘所能缘饰之“儒术”上。前者当在下文汉武帝世酷吏时言之，现就儒学演变成儒术这一进程进行讨论。
公孙弘之阿谀取宠而缘饰以儒术，可谓儒学演变为儒术这一过程之终结，然考其开始与其过程，则可谓是儒学在当时世风之影响下，与诸子百家融合的过程，而开其端者，则即是荀子。按中国传统讲法，荀子为儒家之代表，然在其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30]汉初大儒贾谊，则为此一过程之后继。[31]至董仲舒、公孙弘，则为此一过程之终结。然推其实质，则“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32]考董仲舒、公孙弘所治之《公羊春秋》，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意，其言多出黄、老，刑名，而仲舒之学，实主阴阳。[33]则此一转变，儒学之变儒术，离孔子之学远矣。而其见用于在上者之武帝、公孙弘，阴行千载尤行之秦法政，而缘饰以儒术，后世不可不查也。[34]此为汉武世政策儒表法里之力证也。
三、酷吏与儒表法里政策之实施
下面再谈及武帝世之酷吏，较之董生、公孙弘诸人，酷吏们更足以表明武帝世法家之本质，考以《史记`酷吏列传》共酷吏十人，除二人是景帝时，一人始于景帝终于武帝外，其余七人均为始终于武帝世之酷吏，如此酷吏高产之世，后世若谓之独尊儒术，定会愤激孔子起于九泉之下。而其时酷吏治下之实情如何？《史记·酷吏列传》云：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服，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缛郡太守，杀二千石，为其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吏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虽……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其治与宣相仿，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吏，周为廷尉，其治大仿张汤而善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亲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了、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35]
此等景象，应为亡秦之续，然之所以不踵亡秦之迹者，则有其缘饰儒术之功耳。据此亦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另一力证也。酷吏中，张汤位居公卿，较为突出，然其所持儒表法里之政策亦为最坚，《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武帝元光五年）上以张汤为大中大夫，与赵禹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36]
案：张汤之定律令，用法益刻，一改文景之轻刑之举也。[37]
又同书同卷同纪略云：
（武帝元朔三年）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向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者，与监、史清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38]
据此则可知张汤实为刀笔吏也，然观其与公卿之交，缘饰董仲舒、公孙弘之儒术，阴行奸诈残酷之法，较之公孙弘阿谀之术，亦不下也。而公孙弘、张汤之结合，前者为大儒，供以缘饰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笔吏，阴以法术阿谀人主之欢，其两者结合实为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谈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则其自欺欺人，不免为当世及后世有识之人笑矣。
汉武帝时其它一些复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对策，然其实质均为于民无利、帝王个人之好大喜功之举。其虽根源于董仲舒对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远也。对策之空文，只是其缘饰耳。至于汉武帝一世诸多经济政策如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币、增口赋、鬻爵等，纵使一二政策于客观上些许有利于民，然其实质，仍为在上者所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扰民也。钱穆将汉武帝一朝财政，视为汉室中衰之原因，确有创见。[39]
结论
文行至此可作结语。本文所论，为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归其原因，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谓天时者，盖盛世之黄老无为不足用，儒术之应运而生也；所谓地利，盖汉武帝世功臣、外戚、诸侯均已扫平，国内无大患也；所谓人和，盖大有为之君臣，协大有为之人民，共同奋发也。其结果，于内仍承秦之政，仅加以儒术饰以太平；然于外则驰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华夏民族两千年之神威也。论及此，则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
检《汉书·元帝纪》云：
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0]
宣帝所谓之汉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断定为儒表法里，还望就教于当世之贤达。
致谢
笔者论史，当盛谢者有二先生。先者钱穆先生，虽已作古然不妨与之神交，拜读其书折服其论，后学追友圣贤之心，还期九泉之下钱师之认可。再者邓师子美，道德文章言传身教，晚生受益匪浅，提携之恩更非只言片语可表感激者于万一。已受钱公再传东林之浩然，期闻邓师重演国专之幽香，无奈之旁客有如晚生者，于此一并感谢。
注释：
[1]《汉书·武帝本纪》
[2]《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8页。
[3]《史记·平准书》
[4]后世史家对文景之治鲜有非议者，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向曰“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以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皇帝。”(语载《秦汉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2-73页)，然余以为刘向之言，更多为阿谀之言，中兴之宣帝世，较文景之治，则远逊矣，史籍昭明，勿需多论。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6]《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0页。在书中，金氏进一步认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律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没有改变。（同上）钱穆先生也同样认为，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语见《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页。
[7]《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8]同上
[9]关于汉武帝世儒学之兴为风气之使然，此点，钱穆与吕思勉两先生虽然于具体细节上有分歧，然都在大体上肯定此点。钱穆认为除风气之外，汉武帝太子时师傅王臧对汉武帝很强的言传身教，不容忽视，见钱穆著《秦汉史》第100-101页。而吕思勉则认为非一两人功使然。见吕著《秦汉史》第88-89页。要之儒学之兴为风气使然，此点，二者均无异议。
[10]《国学概论》，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88页。
[11]董生对策，《汉书·武帝纪》载于元光元年五日。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载此事于武帝建元元年，其所著之《通鉴考异》详论其所以然，但并不为后世史家所公认。吕著《秦汉史》则是《汉书》而非《通鉴》，语见吕著《秦汉史》第88页。然钱穆则另提及四论据是《通鉴》而非《汉书》，钱穆著《秦汉史》，第88-89页，此一时间问题，因关系汉武帝世作用者巨大，从一般思想史逻辑来讲，笔者认为《资治通鉴》较《汉书·武帝纪》更为可信，固在此说明所用《通鉴》之依据。
[12]《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3]《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14]典籍损失，几无一代无之，隋牛弘著《五厄论》以推究之，语见《隋书·牛弘传》。秦皇焚书，即典籍所遭之第一厄。典籍之遭厄，学术文化亦随之，故谓秦火为学术文化一厄，可也。
[15]李斯之“以吏为师”，盖古者政教合一，学术出于官司耳。清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之中极称其法，以谓合乎三代旧典，被钱穆讥之以“得其事而未得其理者也”。语见《国学概论》第67页，余引以“以吏为师”，不全是以吏为师道之意，更有以吏治天下之意也。在此加以说明，以佐儒表法里之证。然清王夫之以“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语见王夫之《通鉴论·卷一·二世·六》），怀疑秦之法治，然王氏不知秦时为法治之初创，有些许例外不足为奇。到明清之时“与胥吏共治天下”，可谓法治之定型也，然仍有徇情枉法之吏大量存在。然则法治思想则一以贯之，毛泽东所谓“千载犹行秦法政”，非谬也。然王氏之“法愈密，吏权愈重”（同上王书），证之以汉之酷吏，则足以佐余之儒表法里之证。
[16]《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7]《汉书·儒林传赞》
[18]同注释2第92页。
[19]王应麟《国学纪闻》，转引《国学概论》第103页。
[20]同注释2第94-96页。
[21]在此言汉代学者利禄之争，只是一大概耳。其中之优秀分子，固不乏矣。至后汉而学者之清流，亦足以转一时之风气，影响实际之政治，并延续自今，则汉代之博士与博士弟子，亦非可全盘否定也。
[22]《汉书·董仲舒传》
[23]《汉书·儒林传》
[24]王充《论衡》，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6]《汉书·汲黯传》
[27]《史记·儒林传》
[2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29]汲黯责公孙弘布被为诈（见《汉书·汲黯传》）。王夫之言黯不责其大而责其小（语见《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一二》。王氏所指“小”者，当为其“布被为诈”；王氏之所谓“大”者，推之当为阿谀取宠也。据此则知王氏之一针见血也。
[30]《十批判书》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页。
[31]《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第100页。
[32]《中国思想史论（上）》，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3]同注释10第92-94页。
[34]董生、公孙二人，若论学术，后不如前；若论为官，则前不如后也。而正因为董生之学术较公孙为胜，其为儒更醇，因此虽对策第一，仍难重用于汉武帝；较董生，公孙之儒学精义远逊矣，而其“司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以布衣拜相封侯，位及终身也。然亦不可谓董生、公孙二人之儒术无一可取之处，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依据，而在观念上也已突破了专制政治……，以致能缓和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语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徐复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35]《史记·酷吏列传》
[36]《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7]文帝世废肉刑，因缇萦请代父受刑而致（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元十三年，然其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有景帝世再减刑之事（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景帝前元年条〉，其间虽有反复，然要之减刑之宗旨与趋势不变。然汉武帝元光五年张汤改刑律之举，则一转文景之轻刑之政策也。
[3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9]同注释2第163-198页。
[40]《汉书·元帝纪》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
[7]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W.M.Tu，“The Continuity of Being：Chinese Versions of Nature.”Confucian Thought．Albany：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
[11]郭沫若. 十批判书.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4]Nicholas Emilioa,“The Principle of Prope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