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创造社作家是一个成立于日本，归国后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文学社团。它具有一种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其他社团的独特的异国品质，其成员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都表现出一种日本气质。创造社成员在日本留学过程中受到日本文化的冲击，而在性格、才识、人品和创作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之处。归国后，创造社作家将留学日本期间所学知识和社会体验在其创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为作家积极参与社会救治，反抗传统，倡导个性解放提供了精神支撑。本文从三个方面介绍创造社作家所具有的集体性格。首先，我将介绍创造社作家在留学日本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体验，他们在日本逐渐形成的独特个性气质，以及他们在困惑中的文学创作活动。这是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形成的基础。其次，创造社作家在归国后立刻投入到其拯救落后的祖国的志向中，他们以“异端”自居，书写个人在社会现实中的人生体验，挖掘人性中的弱点，力图用文学来拯救中国。最后，我把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做了概括，并对创造社的后期转向做了简单的分析。创造社作家在战争中，在民族的、时代的多重压力下，以个人的体验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对传统和外来的影响加以创造性的熔铸，最终建立了自身的艺术个性。
关键词：创造社；集体性格；日本留学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710127
引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掀起了一股东渡日本的热潮，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留日热潮的兴起。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留日热潮的发展。留日之便甚于西洋，故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去日本留学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最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的东游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留日热潮的高涨。回眸这段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有些留学生是为了获取功名和社会地位而东渡日本，但更多的热血青年是为了民族之振兴，在日本忍辱负重，刻苦学习，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孜孜以求、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磨炼出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军事政治人才，造就了一大批爱国者和革命家，他们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期在日本创立的创造社是由一群于20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日本的青年组建而成。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都曾在日本大正时期的都市社会学习生活了近十年时间，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他们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文艺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日本社会中浓郁而健康的文化氛围促进了他们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最终促使他们放弃了原来的专业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并决定组建自己的文学社团，创办自己的文学杂志，到国内文学界驰骋一番。创造社的诞生不仅依靠了郭沫若等人的热情和无比的勇气，也得益于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对他们的启示。
留学日本期间，创造社作家在旺盛的创作欲望驱动下创作了许多作品，日本的最有影响的如《白桦》《昴星》《奇迹》《新思潮》等同人杂志给与了他们一个重要的启示。1920年前后，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何畏、徐祖正等人便尝试创办了一份同人杂志，取名《绿色》。何畏在第一期的“编辑后话”中的一段话表明了大家热切的心情：“我们从此努力罢，这事业对我是极快活的事，我要把极热烈的期待看一年后这塔的高度，必是美丽得很啊”。这些杂志的文艺倾向或文艺观点鲜明，聚集在周围的作家志趣相同，主张相近。以同人杂志的形式表明其文艺主张，自成文学流派，杂志中的作家虽观点相近，但创作风格不求一致，手法迥异，处世为人也各有特色。经过辛苦的努力，1922年《创造季刊》创刊，在第一卷第二期的《编辑余谈》上，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可以看到，他们接受大正时期文学同人杂志的创办理念，创造社初期他们也基本上是沿着日本同人杂志的创办风格和思路在尝试和实行。通过这种相互欣赏批评指正的方法，加深了他们彼此的感情，尤其加强了这个群体的团结，坚强了他们创办杂志、组建社团的决心，也表明了这个新知识群体的形成。它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一群正在日本大学里读书的青年组成，属于五四时期留日群中的一个文化族群，它在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的引导和中介作用下，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种种营养因子，打下了其时日本文化特色的烙印，可以说它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化界衍生出来的产物。
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社作家归国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新文坛刮起一股股“创造”旋风。尤其是其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方向转换，看起来似乎是盲进而又无所依附的，像暴风骤雨般令人无暇思索，便又风卷残云而去。但留给我们的却是种种繁复集中而又对比鲜明的矛盾：郭沫若曾以罕见的“天狗”气概要求自我的确立，个性的发展，但一转而为坚定的自我否定论者；郁达夫向我们展现的大多是似《沉沦》中那样的“愤激颓废型”留学生形象，异国生活的苦闷，在茫茫世间孑然独行，自我毁灭，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①归国后的一切让他几燃热情，而幻灭感让他终究无法消去其内心中的颓废与自卑。成仿吾曾以自己的创作表明他对“流浪人”、“灰色鸟”的冷漠，灰黯情绪的耽溺，可后来又猛烈地反对这类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感伤根性，呼吁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王独清，冯乃超甚至在方向转换期间还发表着表现感伤，颓废情绪的作品，然而他们的批评文章，他们稍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却是那么激昂慷慨，明朗宏壮，情绪饱满。一切这些都显示了创造社作家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气质，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得巨大影响。
一、日本文化对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形成的影响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日本的社会文化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但同时日本文化又具有相当欧化的倾向。如古老的“能”、“歌舞伎”、“文乐”是日本戏剧的三种主要传统形式，而从欧美传来的现代戏剧和现代音乐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另外，日本的文学作品、影视艺术，就连书法都显现出新旧结合、东西交璧的特色。茶道和花道、富士山的雪景和樱花是日本的两种文化象征。日本的饮食、服饰、礼仪、体育运动等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1．樱花式的浪漫：“新浪漫主义”影响下的留日学生团体
（1）20世纪20年代的留日学生群体
20世纪初，在政府的鼓励下，官费、自费留学走向高潮。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现代的留学热潮。这一时期的留学热潮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五四前后的留学英法的西欧国家的热潮；一是二十年代前后的留学日本以及美国等先进现代化国家的热潮。而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的创造社是一个清一色由留日学生组成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员留学日本的时间正是日本的大正时期(1912—1926)，这是日本历史上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是它非常短暂，只有十四年零四个月，夹在明治(1868—1912)和昭和(1926—1988)时期之间，像一座承前启后的桥。二是大正时期的社会主流是以人为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登上社会舞台中心的民众。相对于明治和昭和时期，大正时期是一段和平、繁荣、自由和民主的时期，“是跨近代和现代的、漫长而阴冷的雨季中短暂的晴朗天气。”②这种特殊的社会状况也为创造社这样一个留学日本的学生团体提供了特殊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大正时期的日本，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大量地涌入并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创造社成员置身于日本的文化场中，接受与日本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西方文艺思潮。2O世纪初，处于社会、经济及生活各方面快速发展的日本对中国明显歧视，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时为生计所累并常感到受侮与压抑。而当他们把目光转向一水之隔的祖国时，又发现自己力量的薄弱，感到不堪重负，国家的落后和未来的莫测，更加剧了他们感伤、悲凉乃至颓废的气息。郁达夫就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沉沦，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到遗憾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概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多余，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女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呜出来的”。
（2）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风行
日本新浪漫主义，是由日本明治30年代的后期浪漫主义脱胎而来的，其代表人物有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新浪漫主义把唯美、享乐当做艺术及人生的主要目的，比起感情，他们更加寻求情趣；比起外部的自然来，更重视内心世界。片山正雄指出：新浪漫主义是“神经性”的浪漫主义。因此，他们懂得现实、物质的力量，觉醒于感官的魅力，并由此产生颓废的倾向。只是他们不甘心于自然主义的日常性、对凡俗性的重视以及尊重写实的散文精神，憧憬美与异国情调，欲求想象的自由。
在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创造社作家在创作中融入了新浪漫主义的元素，在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学想缠绕在一起并互相作用后，诞生了由创造社作家所引领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的文学潮流。其中，郭沫若的文学主张和文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创造社主导性的文学倾向，而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则代表着中国新文学“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当郭沫若与创造社在新文坛崛起时，是被视为一支苍头异军突起。如果把郭沫若和创造社作家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代的日本近代文艺思潮发生及其流变的过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关系：郭沫若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倾向，是可以在大正文坛鼎足而立的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思潮以及“白桦派”的理想主义中找到渊源。所以我们从深一层面看到的，将是日本近代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在发生初期产生的影响。郭沫若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③，具有了某种新浪漫主义的风格。
（3）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义”创作特色
创造社所处的大正时期的日本知识界重视个人的创造，特别关注人性的自我本质的充分伸张，呼唤以群体为本位之下的个性张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正是在大正文坛的这种精神指引下纷纷书写个人的日本观照，他们的创作也正是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日本私小说，乃至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能“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浪漫主义进行各自的创作，诞生了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残春》；郁达夫的《秋柳》、《怀乡病者》、《银灰色的死》、《南迁》；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帝国的荣光》等早期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小说有着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或讲述弱国子民漂泊异邦备受欺凌的生活，或表现归国希望破灭后的青年在生活上的困顿与哀怨，在文本中四处弥漫的“感伤、苦闷”情调，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创作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着开拓意义的新诗集《女神》实际上是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品，是他们学习日本“新浪漫派”作家的创新之作。郭沫若运用自由体形式写作诗歌并非来自于国内文坛的启示，日本的新诗，譬如北村透谷、岛崎藤村那种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当时正活跃的“口语诗”，都给了他不少启发。《女神》与日本文学、日本文化都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对于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借鉴外国文学提供了许多借鉴和启示。
2．菊与刀的历练：日本体验中形成的日本气质
（1）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日本体验
大正时期日本都市是创造社文学的起点。创造社的作家在东京生活的时间都比较长，成仿吾就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东京至少住了七八年……除了我的少小长离的故乡之外，我住了如此久的地方，算只有东京了。”东京是日本最繁华、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读书学习生活、弄文学，然后决定编纂自己的同人杂志，组建自己的文学社团。因此，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他们的文学“不是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留学时期的日本，从大学的讲义以及周边的环境中产生的”以东京为代表的日本都市是他们的文学的起始地。都市在培养他们都市人素质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他们的感觉和敏锐的神经。他们普遍表现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社会的物质现象的崇拜和礼赞。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人都对那“飘荡着淡淡的悲哀的汽油味”的汽车，对作为“日本的风俗渐渐欧化的象征”④的咖啡馆充满了敬意和向往，幽暗浪漫的咖啡馆也成为他们多愁心态付诸于外的最佳场所。田汉认为电影才是人类发明中最杰出的一项，都市情调与电影这个美妙事物的相得益彰促就了他事业的起步。而郭沫若则直接拿起笔赞美他眼中的现代事物。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诗集《女神》中流露出的对都市文明的憧憬和歌颂。
都市体验中表现出来的内心中的孤独迷茫与矛盾，在异国备受歧视的环境下屈辱地生存使他们在现实体验中表现出了对人及人的生存的思考。现实也使他们形成了用日本式的思维去面对种种问题的惯性。而所有的体验都离不开他们所处于的日本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而在日本菊与刀文化的合力下形成的日本气质是创造社作家性格中的独特之处。
（2）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之关系
从简单的文字上来看，“菊”代表了日本皇室，“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六十年前著的《菊与刀》是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一份调查分析报告。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⑤。他们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我们能够认识到形成这种双重性格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
在我看来，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刀这个符号，代表的就是顽冥不化的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优势和力量。刀，是古代最早被使用的暴力工具，日本在20世纪还继续崇拜由刀所代表的武士道精神，这说明日本在精神力量方面是怎样的原教旨。而日本幕府的“锁国时代”那种对于西方文明入侵的抵抗，和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对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确实是对菊与刀的文化内涵的最好解释。我们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两个方面，第一，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封建统治者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作出的强硬的决定，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但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丧失了对外交流的主动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第二，日本是一个极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忠和孝作为日本社会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则完全成为了合力。虽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历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个傀儡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消减天皇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菊“与“刀”的文化合力形成了日本性格中的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当然也会影响到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
（3）耳濡目染的日本气质的显露
创造社的同人都出生成长在中国落后的乡村，却又长时间生活在日本，深受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日渐形成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日本气质，这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常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又正当二十几岁的青年，加上他们本身气质开放，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接受较快。因此，他们很快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逐渐褪去了身上的乡村气，也变得时髦起来。不但习惯了穿和服拖木屐，喝大酱汤，还形成了和周围的日本同学一样的行为方式：泡咖啡馆，去图书馆，逛书店，在公园散步，洗海水浴，看时报、看电影、看戏剧、看西方小说，甚至谈恋爱。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持着他们与都市相融合，而几年都市文化的积淀，使他们成为了地道的都市中人，身上不自觉的也养成了现代都市人的一些特性，最突出的便是开放、浪漫、躁动和自我，甚至包括都市人的骄傲。而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文学意识也必定充满了都市的感觉：跳动的色彩，浪漫的情调，骄傲的自我。这点对创造社来说非常重要。都市是他们文学的起点，他们最初的创作都是在日本都市的氛围中完成的。而他们亲近浪漫主义，亲近新浪漫派，最基本的原因也在这里，即他们具备了现代都市人的意识和素质，具备了与浪漫主义发生心灵共鸣的精神资质和主观条件。
从创作的色彩来看，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的感情往往是跳跃的、狂躁的，色彩是斑斓的，因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显得有些神经质。他们的故事述说的是都市青年对性、对爱情的迷惑和追求，对前途的担忧，或对祖国的眷念和憧憬，对自己的远大抱负的激励。并且经常会出现咖啡馆、旅店、跳舞厅或郊外原野一类的字眼。他们的故事最根本的出发点不是阐述故事和展现生活，而是为了释放自我。现代都市文明让他们找到了与“自我”、“个性”精神相契合的外在物质层面，极大的催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和兴奋点，成为他们接受西方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这种逐渐显露的日本气质展示了作家们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他们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先进的现代国家正是落后的中国学习的榜样，在他们内心中对日本的好感与向日本学习的意愿构成了创造社作家的日本情结。
（4）创造社作家对于积弱已久的祖国的扶救之心
留日学生之于日本，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这里是留下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和追求的地方。他们怎样认识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也就决定着他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这一社会、这一文化。是做一个旁观的看客，还是融入其间，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融入其间？创造社作家留学之初，对在日本看到、感受到和经验到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仰慕、欣羡之情。例如，郭沫若曾在家书中写道：日本人“体魄既壮，而于科学方面，又非常进步。近数年来，竞骚驳乎有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之势。国无弃材，人有职守，吾国所素指为小鬼而耻不屑道者，方兴之焰，正未可艾也。”在他心目中，蓬蓬勃勃发展着的日本，应该就是日现衰颓之势的中华民族振兴崛起所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们要从日本文化中攫取“精华分子”用以拯救他们积弱已久的祖国，用他们业已掌握的知识去拯救祖国人民的已被麻醉的精神，希望中国某一天能够像日本一样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创造社作家归国后多以自由知识者身份出现，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这就可以更理性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路向、特征与发展方向。
事实早已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要用现代意识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鲁迅后来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就民元以后的政体情形所说：“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里，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不在于招牌的更换、政体的变更，而在于“人”的现代化。所以，在鲁迅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立人”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因而，在辛亥革命之后，留学生开始改变了对文学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无补于实际”的文学，由于她能够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受到中国现代化动力群体，尤其是留学精英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3.川端康成式的伤感：困惑中的日本情绪的书写
（1）感伤文学在日本的历史与现实
作为日本唯美主义的一类，感伤文学因其所具有的物哀传统的作用，很自然地吸纳了西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和颓废的特性，而弱化了其反叛社会这一较为本质性的立场。病态的忧郁、哀伤成为日本感伤文学的基调与总体氛围。正如中村新太郎所言：日本感伤派作家，“一旦意识到现实的厚壁，往往就逃进美和享乐的世界”，“创造一个美的世界，自己陶醉于其中”，他们“是一群拜倒在艺术之神脚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们最重视官能的快感；他们虽然有时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采取一些反俗的、反社会的言行，但这种批判往往是凭感觉进行的，没有什么成效就消失了。”例如，荷风虽对现代文明弊端不满，但缺少积极的批评态度，相反一味地沉迷于早已化为历史烟云的江户情趣中。
创造社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写历史还是表现现实，是刻画历史人物还是自我抒怀，无不充溢着一种低沉、抑郁的情绪，青春的感伤、对沉沦的恐惧成为多数作品的情感基调。“物哀”被认为是日本的文学精神。“物哀”就是凝视无限定的对象而引起的种种感触，包括对男女恋情的哀感，对世态人情的咏叹，对自然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变化引起的无常感。但“哀”是最主要的一种感触情绪，所以日本文学作品中大都流溢着一种淡淡的哀绪。正是这种文学传统、审美趣味，使日本文学对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有一种先在的亲近感，这是感伤文学在日本生根、形成思潮的主要缘由。
（2）书写自我内心的伤感
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创造社所创造的伤感文学作品大都是在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之下产生的。作家将个人内心的情感植入文本之中，给一个本已固定的格式输入新鲜的血液，这样就能够很清晰的表达自我在非常态下的种种感受，当然是伤感文学占据了最重要的部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美”的描写上，往往堕入荒诞、怪异的境地，热衷于展示主人公病态的美感与行为，使美丑颠倒，对“丑恶”的东西极具兴趣，这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又一特点。如谷崎润一郎的《恶魔》，写了主人公将情人感冒时用过的粘满感冒细菌与鼻涕的手帕，带到学校偷偷舔吃的情形。郁达夫、郭沫若等同样写过人物这种病态的美感与行为。郁达夫的《茫茫夜》写主人公将从陌生妇人那里骗来的用旧了的针与手帕视为宝物，不断地玩味，为之陶醉。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一样，主人公因性的渴望而化丑为美。这是一种病态的美、怪异的美，一种通过官能性、肉体性的自我陶醉创造出的一种虚幻的感觉美。吉田精一说过：“谷崎润一郎的作风是以空想和幻想作为生命”，“他的空想和幻想比较缺乏变化，专用肉体和感觉紧密结合，却不飞翔到观念上。”显然，创造社作家对病态美的描写与谷崎润一郎颇为相似，主要也是从肉体与感觉的角度进行的。
（3）对创造社作家的感伤类作品的分析
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充溢着一股愤懑不平之气，一种因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而产生的孤独感、失落感。如郭沫若的小说，从《鼠灾》开始，《残春》、《落叶》、《漂流三部曲》、《行路难》、《未央》、《后悔》等，所写多为身边琐事，所抒多为痛苦与失落的悲哀，充满了懊恼、苦闷、后悔的情调。主人公从“我”、爱牟到王凯云，总是诉说漂泊者的经历，表现漂泊者的心绪，倾诉漂泊者的痛苦，真实地再现了漂泊生涯的举步维艰和浪迹天涯的苦闷心理，其情感基调都是感伤。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这种漂泊、孤独、感伤的情绪更多表现为“性的苦闷”。《沉沦》中的“他”最鲜明最强烈的心理感受就是“孤冷”：“他近乎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他……孤冷得几乎到将死的地步”。“他”到底为什么孤独呢？正是对未来前途和命运的迷惘和恐惧，引发了“他”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生出来的爱情。”郁达夫早期的一系列小说几乎都涉及“性的苦闷”以及由此而来的感伤。当然，主人公“性的苦闷”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贫弱和社会的压抑所致，这使得郁达夫对人性的表现很自然地演变为对“生的苦闷”的抒写。在《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失业、辗转的生活所造成的生计的艰难，以及对于孤苦无依的弱小者的同情和对不公平社会的诅咒。在“生的苦闷”的抒写中，其基本的情感状态仍然是感伤。情感欲求和理想的渴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全部破碎和落空，导致了既不甘堕落又不愿同流合污的矛盾心态，他们总是处在压抑与抗争、追求与失望、挣扎与沉沦的尖锐冲突中，一切的悲哀、感伤乃至幻灭的情感都由此而生。
（4）创造社作家具备了一种日本情绪
日本的近代的新都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都市功能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大正时期的文化则建立在繁荣的近代都市的背景上，具有鲜明的都市特点。郁达夫在提到日本的都市时说：“自从欧洲文化输入以后，各都会都摩登化了，跳舞场、酒吧间、西乐会、电影院等等文化设备，几乎欧化到了不能再欧，现在连男女的服装，旧剧的布景说白，都带上了牛酪奶油的气味；银座大街上的商店，门面改换了洋楼，名称也唤作了欧语……”⑥。除了这些，还有相扑、棒球、公园、图书馆和海水浴等等，与西方的大都市风景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与都市面貌的西化相呼应的是，随着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的生活和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从郁达夫的笔下就可以感受到那时东京的年轻人的时髦，有“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妆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还有“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社作家将自己所熟悉的日本视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最好的模板，他们认为可以把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替换到中国去。创造社作家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不仅在创作中表现出来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了日本生活的气息，甚至于在思想深处有一种日本观念在左右着他们。他们陶醉于现代文明，梦想将来也会在中国实现。这样一种对于日本向往与赞美是对先进国的褒扬，也是对现代文明的呼唤，
二、创造社作家归国后集体性格的体现
1．释放与建构：反抗传统与呼唤个性解放
在五四新文坛上，创造社“异军苍头特起”。他们以决绝的反抗力、蓬勃的创造力、奔放恣肆的自我表现力，把五四个性解放运动推向最高峰。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浪潮中，创造社作家站在浪尖上，是个性解放的代表。同时，创造社作家首先已在传统中存在，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人格塑造是深层的、决定性的。他们大多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文化素养的复杂性还是深刻性上。创造社从整体上表现出受双重文化的影响，从而具有了双重文化人格及其形成的文化机制。
（1）打倒传统，肯定“个人”
郁达夫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在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个人开始觉醒，一切束缚、压抑个性的东西都受到了否定和批判，人的独立、自由得到尊重和肯定。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要反对一切束缚和扼杀人性的旧传统——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等；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倡导“个人本位主义”；鲁迅反对“爱国的自大”、“合群的自大”，而提倡“个人的自大”。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话语。批判压抑个性的传统文化，宣扬自我独立、承认自我价值、肯定自我的权利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包括创造社作家在内的新文学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创造社作家的姿态远比其他团体的作家更决绝。他们对自我的极度张扬，呼天抢地、涕泪俱下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理论与行动上的一致，在五四时代都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创造社高度肯定自我，甚至达到放任自我的程度。创造社作家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乃至行为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张扬自我出发，他们提倡文学即使在反映社会生活时也不要忘记“表现自我”，要用文学“以鸣我的存在”。基于这种文学观，创造社几乎完全否定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是无能的、俗气的，惟有创造社表现“内心的要求”的作品，才是“天才的创作”。
在文学创作中，创造社作家也是从自我这一中心出发的。这一方面是指创造社作家更多地关注自我的情感世界，个人爱情的苦闷、性的压抑、经济上的困顿等，局限于“小我”之一隅；另一方面．创造社作家即使在表现社会的黑暗，封建专制的残酷时，也是从“自我”的切身感受出发的。在五四反封建礼教的战斗中，创造社无疑是最具力量的一支队伍，他们从自我的人生体验、人生苦闷出发，揭露传统道德的虚伪、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显得特别真切和有力。因为执著于自我，他们的揭露也分外大胆。创造社作家这种赤裸裸的表露与其“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这些都是天行”的态度相得益彰。
（2）创造社作家的双重文化人格
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大都在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他们在外国住得久了，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必然会影响到他们。”陶晶孙曾指出，“使得产生这一批文学同人，不可疑的是他们的留学日本，和日本文学界的影响(可是并不是日本文学或日本文学作家的影响)。”创造社的作家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近现代文学、文化思潮，并从中选择性地吸取了营养，形成了个性主义的思想取向和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斯宾诺莎、泰戈尔、尼采、柏格森等，这些浪漫派的诗人和主观的哲学家是创造社作家所最崇拜的。尽管创造社的各个作家因为不同的经历、环境、性格，各有所偏好，但是在“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否定现实”上，却都是相同的。同时，日本的私小说——表现主观情绪，也对创造社产生了实在的影响。这种外来文化的刺激经过国内的社会现实的催化作用以及个体的自我选择，最终孕育了极度张扬自我、崇尚个性的创造社作家群。
创造社作家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间地带，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既汲取了传统文化的养分，又吸收了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创造社作家留学日本时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促成了他们个性主义的一面，他们从小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哺育，自然更会潜移默化地深入他们的血液、骨髓，构成他们文化人格的本质的方面。把个性的解放置于民族解放之下，牺牲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创造社作家人格的另一面。
2.弱国子民的颓废：创造社作家的心态、情态、姿态
（1）异端、流浪、新流氓主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总是不停地与其他文学社团和作家论战。因而，创造社历来都是论争制造的肇端者和被非议的焦点，“善变”和“鲁莽好斗”是其一贯脾性。在理解整个社团特性时，光辉的一面与阴暗的一面同样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从人们可能并不欢迎的流氓习气等角度理解异端或天才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
呼唤异端，追求异端，自居为异端，以之冲击既定秩序，改造原有社会，乃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执著地寻觅自身现代性的一大特色。长期的日本留学生涯，使创造社作家们多少与中国现代文坛有了疏离，甫登文坛，是一股完全陌生的力量。留学生涯造成的疏离并非仅指文学而言，它是全方位的，确切地说，无论在生活还是创作等方面，归来的学子在自己的祖国里却都有着异国的感受。穆木天也有同感。“啊广大的故国／人格的殿堂／啊憧憬的故乡呀／我对你为什么出现了异国的情肠”。正是这种矛盾情感的存在，使他们在家园故土却深切地感受到了流浪乃至被放逐的命运，一个不被接受的异端般的存在。
创造社成员们本质上的流浪性，才是驱使他们走向异端，开展创造运动的根本原因所在。创造社从1921年成立到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将近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始终如一地以异端角色扮演“反叛”急先锋，保持着罕见的挑斗精神，与文学研究会斗，与胡适斗，与鲁迅斗，像未成熟的少年一般鲁莽暴躁，虽然有时不免意气用事，夹杂文人相轻的恶习，但同样也时时闪现出真知卓见，就像叮在新文学之上的一只牛虻，使她始终保持在警醒状态，这也正是“青春型”创造者最富有魅力的因素所在。
在创造社诸作家那里，异端角色往往以流浪、流氓或新流氓主义等的言说连在一起，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对自身流浪的描述和言说来表达自身对异端角色的体认。边缘地位及其体认自然使他们产生泊无归依的感觉，孤独寂寞等被抛弃的感觉始终如毒蛇一般萦绕在他们心中，在意识中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另一方面，作为同时代人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时时呼唤天才，也自居为天才，而当时盛行的启蒙思想，使他们给自身涂抹了先知先觉的神圣色彩，确立了自身启蒙者的地位，一个与众不同高于众人的引导者，而这必然是孤独寂寞的。“古来的艺术家，都是孤独的人”，作为流浪者或异端出现的创造社诸作家，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古今中外一切优秀人物的身上，而现实则只能给他们以刺激，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两者间的差距。两种截然相对立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使创造社作家无论是在言语行动还是文学创作中，都表现出趋向极端的极性特征。一方面他们极端骄傲自大，以启蒙者救世者自居，仿佛一无缺陷的圣者；另一方面却极端自卑自贱，将自己贬得一无是处。郁达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在《病闲日记》中，他曾与发表《艺文私见》时一样放言，“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可是就在两天前的日记中，他还悲哀着自己的无用，“异地的寒宵，流人的身世，我俩都是人类中的渣滓。”
（2）颓废的文学创作
所谓“郁式愤激颓废型”留学生形象主要是指“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笔下的留学生形象。这些留学生形象的标志性特征是“愤激”和“颓废”；“愤激”即愤怒、激动、愤慨之意。“颓废”一词在《词海》中被解释为倒塌，荒废，引申为意志消沉，萎靡不振；而颓废作为一种情绪性的精神状态，指的是对现实丑恶和世界本体的一种虚无绝望的内心体验，在感受到空虚、绝望后，往往以一种消极的放纵感官本能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紧张。这些“愤激颓废型”留学生形象大多带有郁达夫的影子，多穿一件长衫，在异国生活苦闷，思想丰富，挺着瘦削孱弱的身形，在茫茫世间孑然独行。显然这又以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最具代表性，故定义为“郁式愤激颓废型”留学生形象。如郁达夫《银灰色的死》“Y君”有脑溢血，《南迁》中“伊人”患严重肺结核病，《风铃》中“质夫”患神经病……
这些创造社作家笔下的留学生，也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他们在异地也难耐爱情的渴求，甚至有着比常人更强烈的性苦闷，他们往往和异国女子展开恋情。《漂流三部曲》中的“爱牟”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落日》讲述了不满旧式婚姻而去了海外(日本)的洪师武和一位年轻日本看护小姐的爱情，感人至深。《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竞与“吴迟生”搞同性恋。这种性苦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由性苦闷转变到性变态。
民族理想的破灭，爱情愿望的失落更加重了这些留学生本来的孤独感。孤独意识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精神现象，它的产生根源，如果从社会角度看，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冲突中所产生的寂寞、苦闷、忧虑等难以描述的微妙而波动的心理状态，他们把一切黑暗，腐朽、落后与丑恶都看作敌人，对他们进行猛烈抨击、批判，他们难以和世俗相容。在世人皆醉我独醒中，有一种置身沙漠的感觉，这是和传统社会庸众的隔膜分离而产生的孤独。
3．理性精神下的迷狂：对中国社会、人性的解剖
（1）个人欲望的言说
在那样一个清冷的夜晚，《沉沦》中的中国留学生禁不住“粉花香气”的引诱，踏人了海边的妓馆，然而他又一次遭遇了日本侍女的轻蔑。将近自杀之际，留下了这些文学史上的著名呼唤：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今天的读者很可能怀疑这里存在着某些“虚张声势”的意味，其实，这恰恰就是那一代留日青年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个人生存欲望与国家民族大义的直接对接。在个人生存的困境中寻求民族困境的解释，又通过对民族道义的某种追求实现个人生存的解困。从个人生存欲望到国家民族大义，这里完成的是一种平行的对接，在本质上区别于鲁迅“任个人”——“荐轩辕”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田汉的留日体验中，他说：“你要交我，我只是这么一个‘不良少年’，去你理想中的‘模范少年’田汉，不知道多少远。劝你还是不交我的好。我自己不好，已经痛苦。加上你若识破我的元身，消灭你的幻象，使你痛苦，那么我更痛苦了。”
（2）沿袭日本私小说中的“自我”
在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冲击之下，人人平等、自我觉醒、追求个性解放等观念逐渐建立起来。创造社作家纷纷参与到个性解放潮流中，力图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和秩序。郭沫若的《女神》鲜明的反映出诗人在五四时期的那种彻底革命而非改良的态度；《凤凰涅槃》中，郭沫若表现出与旧时代彻底的决裂，再创造新的自我，再创新中国的英雄气概。郁达夫笔下的“自我”多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他信奉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中“文学作品应是反应作家自身生活”的信条，《沉沦》、《南迁》、《茫茫夜》和《怀乡病情》等都是如此。创造社作家深受日本大正时期“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适合于表现自我的觉醒、个性解放，作者可以在创作中充分的张扬自我，发挥个性才气，这就给创造社作家提供了一个自由展示自我意识的途径。因而，创造社作家沿袭“私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努力用自我意识去打破封建社会的藩篱。
（3）创造社作家的生命意识
郭沫若在《生命底艺术》中说到：“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生命底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是普遍的文学”，“是不朽的文学”，“生命的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因而“创造生命底文学，第一当创造人”。郭沫若强调表现作家审美体验和情感冲动的生命的艺术，也就是“创造”的艺术。郁达夫对于创作有著名的“自叙传”说，可以看做是文学“自我表现”论的具体体现。成仿吾是以近乎极端的态度论述真的艺术家时说：“他们是自己在建设自己，在创造自己，在表现自己。”创造社作家对于生命的理解都渗入了文学的理解，自我生命意识中流露出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这在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在郭沫若的《天狗》一诗中一共用了39个“我”字，以“我”为中心，充分表达了他那反抗一切旧传统、一切既成道德和礼教，要求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大胆叛逆思想。
（4）先锋意识的显露
传统与先锋是永远的矛盾，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当然也与现代中国文学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在个人的创作与活动中逐渐显露出群体的先锋意识，并在作品中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展示与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的不同，对于传统的文体理论及观念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文体解构。创造社作家是以一种反叛和激进的姿态来实现自己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样一种对于文本的先锋创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独创性、反叛性与不可重复性，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是体现在作家审美理想中的自由、反抗、探索和创新的艺术表现，是作家与世俗潮流逆向而行的个人操守，是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前景的不断发现。创造社作家所具有的先锋意识正是其在对传统文化的占有之后，添加对西方文化思潮的理解而产生的独特的个性意识，从而使创造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独具风格的文学社团。
（5）对人性的真实解剖
创造社作家以近乎冷酷的姿态解剖人性的卑陋和扭曲，及其中的孤独漂浮感和虚无幻灭感。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着同样的敏感性，他们的性格也同样纤细脆弱、多愁善感。《沉沦》中的“他”，一个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身在“无情的岛国”，内心感到“孤冷得可怜”，“好象有万千哀怨，横亘在心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他为自己年华虚度而愧疚，为无人理解他的内心而痛苦。这个感伤的青年，不仅出现在《沉沦》中，而且成为了郁达夫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郁达夫称之为“零余者”，一个“生则与世无补，死亦与人无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青年知识分子。“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有些事物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青烟》)于是，他们只有悲悲切切、自怜自艾、怨天尤人，甚至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麻醉自己，戕害自己；或者意志消沉，看穿世事。
郭沫若小说的主人公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很相似，他们多受民族歧视，备受欺压，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他们有才华，有抱负，但又无用武之地。他们尽情诉说穷苦、孤寂、悲哀和苦闷，赤裸裸地袒露自己的情感世界，无所顾忌地诅咒现实的不平与丑恶。正是通过这些人物，作加们尽情抒发了苦闷哀怨的情怀。创造社作家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度解剖展示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是作家对人性中存在的东西进行解读。
三、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的外现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1．由末梢开始的“疗治”：困境下自我意识的涌动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用“精神胜利法”来诠释现代中国人的品性，我们可以看到对人的精神的拯救才是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根本。创造社作家致力于揭露现代中国人在人性中存在的弱点和弊病，力图以此引起社会的重视，救治衰败中的中国和麻木了的中国人民。创造社作家从自我出发，以个性化的创作来唤醒人们内心中的自我意识，解放被压抑和控制的人的个性，实现疗治人的精神的目的。
（1）创造社作家内心中自我意识的张扬
五四文学革命在批判传统、解放思想的同时，也促成了人本思想的形成。被压抑的“个人”第一次成为主体，以独立的个体出现，“呐喊”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并汇入了时代洪流。郁达夫在《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中这样说：“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现，……自我发现以后，文学的范围就扩大，文学的内容和思想，自然就丰富起来了。创造社的出现正是时代洪流推动的产物，它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自我表现并形成了自我认同下的“自叙传’的文学创作。郭沫若在《印象与表现》中说过：“艺术家总要打破一切客观的束缚，在自己的内心中寻找出一个纯粹的自我来，再由这一点出发出去……要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要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出现。”这正是对自我的价值的认可和张扬，创造社的作家努力地践行着寻找‘自我”的准则，从而在当时的文坛上独树一帜。
（2）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在疗治社会弊病中的体现
创造社作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最混乱而又黑暗的一段，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新旧军阀混战，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人民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艰难的生存。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创造社作家的留学日本的经历给予了他们学习先进文化的机会，也让他们有能力提出自己关于社会救治的主张。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底层人民疾苦，关注最新文化发展方向，力求在掌握最基础的信息的同时用创作来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创作出符合社会形势发展的文学作品。创造社作家在承认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作用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来改变社会现状，这样的美好愿望也是创造社作家的集体希求，是创造社作家面对现实社会弊病做出的转变。
在具体的创作中，每一位作家都表现出了或孤冷伤感，或悲壮激越，或躁动虚无的集体性格，这种集体性格也是创造社作家面对社会现状存在的问题做出的总结，对于用文学疗治社会的愿望是一种解读。郭沫若的小说《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和奋斗，充满了愤怒的咆哮和响亮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写青春的忧郁，《银灰色的死》是对于生命的绝望，《南迁》是理想的没落。对于创造社作家的理解大多是认为他们过于颓废消极，其实在这样的情绪之后存在的却是对未来的希望，对理想的追求。创造社作家欲拯救衰败中的社会现状，唯一可用的就是他们的笔，书写他们对社会的认知，把社会中存在的弊病一一披露，这就是对社会弊病最好的疗治。
2．向内转的探索：由“为艺术而艺术”到“表同情于无产阶级”
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启蒙运动回落，启蒙理论受到质疑，个性理论遭到批判，革命取代启蒙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创造社作家的人格冲突外现、人格张力加剧。人格对立面的平衡和统一被打破，个性主义被否定，群体精神被凸现，创造社作家迅速、彻底地实现了方向转换。
（1）“为艺术而艺术”的最初的梦想的展示
创造社作家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乃至行为方式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张扬自我出发，他们提倡文学即使在反映社会生活时也不要忘记“表现自我”，要用文学“以鸣我的存在”。基于这种文学观，创造社几乎完全否定了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是无能的、俗气的，惟有创造社表现“内心的要求”的作品，才是“天才的创作”。
创造社是在肯定和承认文学的功利主义——“外界的使命”的前提下追求艺术的非功利——“对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创造社来说，“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实际上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创造社起初还没有标榜什么主义，只知道创造者的孤苦，苦恼，狂欢，光耀而已。可是他们常用‘艺术之神’、‘内心的要求’、‘自我的创造’等语，致使被世人称为‘艺术至上主义者’……就是他们自身，也不知不觉间，染成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了。因此，创造社倡导个性主义，“不得已”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同鲁迅主张改造国民性、文学研究会作家主张从揭示人生社会问题入手去批判现存秩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2）个性写作在面对现实时做出的妥协
留日期间，创造社作家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困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自觉承担对于社会、民族的责任。这种人格特征渗透在文学实践中，使得创造社作家在注重文学的审美，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同时，也十分看重文学干预社会现实的功能，从而和传统的文学观念和现实精神保持了内在一致性，也和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实际上，冷静地分析创造社作家的文学观，可以发现他们是在承认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作用的前提下，追求文学的审美、文学之本体的。
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创造社作家纷纷放弃个性追求、否定“自我表现”，率先由“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又一次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对创造社的这种由追求个性解放、表现自我到批判、否定个性解放、否定自我的方向转换，历来的研究认为是时代特点、阶级关系、社会思潮的变化等原因导致的，是任何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中的必然选择。固然，我们不能忽视时代社会的影响，但是对于有着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作家主体来说，这种描述无疑过于简单化。一般说来，任何外部的因素都必须经由主体的内在机制才能得以实现。创造社作家的逆向性突变，内在的、自身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
（3）新的思想指导下孕育的新理想主义的写作
创造社作家人格的这一面，已经预示了创造社作家的发展方向。“它(创造社)以后的发展在它的发端就预约了的。”实际上，创造社作家的转向只是对他们文化人格的另一面的一种延伸。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人格结构中已经内含了忧患意识、群体精神，所以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而个性解放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同时革命理沦话语也对个性解放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的背景之下，创造社作家理所当然的倡导群体精神，认为“彻底的个性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下是追求不到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与此相一致，在文学上，他们宣布，表现“个性”、“自我”的“个人主义艺术”灭亡了，“大众(主义)艺术”复活了；文艺应该服务于现实战斗，“现在是宣传的时代，文艺是宣传的利器。”创造社作家个性主义的一面消退，群体主义的一面凸现，并被放大，创造社作家彻底地实现了转变，从人格的一端转向了对立的另一端。
（4）“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转向
创造社能够实行方向转换首先同他们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分不开。早在《创造周报》后期，创造社的同人们就有趋向于政治的要求。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震撼着中国大地，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进步知识界和工农民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创造社的一群，对此更有强烈的感受。他们抱着“创造”的精神回到中国后，不能不承认“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去了路标”。因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们要求从“纯文学”活动中走出来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创造社转换方向，根本上是基于这一作家群“内在要求”的向前发展，也可以说是他们前期“创造”精神的一个飞跃。
3．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使其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群体型性格特征，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浪漫、颓废、激进等等。这些集体性格特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引发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性叙述小说的热潮，开启了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热潮，树立了现代散文不拘形式、张扬才情的创作方法；第二、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对这一时期的青年作家的创作意识有很大影响，众多青年作家纷纷向创造社作家学习，专注于“创造”，像激进的太阳社、浪漫的湖畔诗社等等文学社团都多少受其集体性格的影响；第三、创造社作家围绕集体性格进行的创作也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们创作的新诗、“自叙传”抒情小说和主观抒情散文都让读者产生了新的阅读兴趣，这样在读者慢慢的改变了阅读习惯之后，新文学也得以建立自己稳固的阵地，并更好的发展下去。
结语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社团。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作家在日本留学期间，以及归国后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集体性格。创造社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与文格上的异国品质，以及在创作与生活中展示给我们的浪漫情怀与革命激情，乃至其中被人所诟病的颓废色彩都是他们的性格特征。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异国风情的喜爱，对弱国子民身份的恐慌，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民众麻木精神的失望，以及用文学拯救心灵的美好愿望。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这些作品大都植根于现实人生，显示出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愤怒和反抗。创造社大多数作家的浪漫主义的倾向，使他们的理论和创作都包含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因而他们有可能跟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一步地靠近革命，直到最后转变方向。
自创立开始就标榜“异端”的创造社具有其独特的特色，其成员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具有共同的留学经历，归国后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形成共同的性格特征。提出集体性格这一问题，正是对这一共同的性格特征的研究，这是建立在对文学的集体性气质与性格问题的关注之上。研究创造社作家的集体性格是基于当下中国文学对于文学的集团与地域研究的重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思考和研究。
注释：
①郁达夫.郁达夫诗词笺注：南洋部分.
②中野久夫.大正的日本人[M].日本：鹈鹕出版社，昭和56年.
③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见《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④小谷一郎.《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⑤鲁思·本尼迪克特.译者：北塔.《菊与刀》.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⑥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见《郁达夫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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