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堡寨存在的历史久远，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修筑的三类堡寨在三种势力角逐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堡寨并未使三种势力真正维护了自身利益。
关键词：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
作者简介：付永正（1980—），男，满族，天津市蓟县人，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西北地方史研究。联系地址：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期间，陇右大地成为重要战场。西北大地主要“存在着三种势力，即回民军、清军和汉族流民队伍”[1]。另有将同治年间甘肃地区的势力划分为“头号回，二号勇，三号即难民也”[2]。回民军、清军、汉族民众这三种势力为维护各自利益，纷纷择险要之处修筑堡寨，希望藉此来捍卫自身利益，从而形成回堡、民堡①和军堡三类堡寨。对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三类堡寨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该次回民大起义的性质、各种势力的斗争情况、起义影响等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学界尚无人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料理。本文试图对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三类堡寨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回堡
回堡。系由回民军修建，或原有堡寨在回民军占领后修缮加固而成。清代，西北地区回民的住房在建造伊始就注重其防御功能，回民村落多是结堡连寨。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中，西北各地回民纷纷“筑寨修堡”[3]，甘肃地区回堡由此大兴。
回民大起义期间，甘肃地区的回堡在回民军的频繁地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用之一是充当回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和战斗堡垒。回民大起义期间，马化龙曾筑“环金鸡堡堡寨五百有奇，屯聚党众”[4]。由此可见，金鸡堡及附近堡寨成为回民起义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作为根据地的回堡，防御工事多很坚固。回民军修筑的连环堡寨在抗击清军进攻中给予清军巨大打击。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金鸡堡附近数百座连环堡寨。连攻打堡寨的清军也感叹道，“金鸡堡北各堡寨皆据险而坚，每攻一堡，各堡四出援应，官军伤亡尤众”[5]。同治八年十一月，清军各部会攻金积堡，各军如约会攻，“惟中隔金积堡，陕甘各逆回又住金积堡旁各堡寨，湖渠环绕，占地周数十里，各军声息难以径达，故彼此战争，未能尽归一致”[6]。可见，回堡中确有一批发挥了根据地和战斗堡垒作用。
回堡作用之二，充当了回民军补充给养的重要给养站和仓储中心。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军万人连日围攻长安县属之留村堡。究其原因，显然与“该处为附近第一大堡，财赋充足，墙厚壕深”[7]有密切关系。基于此，回民军遂对该堡“层层围住，昼夜环攻”[8]，力图通过攻占堡来补充给养。
能够有效筹集粮草是回民军开展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连年战乱使得同治年间的甘肃各地田地荒芜，粮食供应异常紧张。回民军为有效筹集到充足军粮，遂以回堡为其粮草给养站。同治四年，陕西回民军与金鸡堡回民军马化龙部合股，“自夏往秋攻土回堡寨殆尽，虽穷乡僻壤如笆如剃，杀戮尤惨。土回之凋敝以此”[9]。同治九年二月十七日，“回民报，是夜二鼓有贼千余，将阿布条回堡攻陷，杀伤良回李万梗等，现犹踞堡搬粮物”[10]。攻掠并非上策，甘肃地区许多回族堡寨纷纷响应回民起义军，参加或协同回民军战斗，并依托回堡支援回民军。同治二年元月，宁远回民张满喇据清水县属盐官镇起事，“其与盐官毗连之东西八堡及大小何庄同时响应”[11]。同治二年二月，盐官回民军进攻秦州天水镇，在天水镇近镇回民协助下，“张满喇遂陷牟家堡，堡长牟创业战死。进围刘家堡，堡溃。又围侯家堡，各堡起团赴救”[12]。
回堡成为回民军斗争的坚强后盾，不仅成为回民军根据地和战斗堡垒，并及时成为要给养站和仓储中心。
二、民堡
清代甘肃地区汉族村落多结堡寨聚落而居，世家大族尤然。以汉族民众为主体的堡寨被称为“民堡”。清地方政府在人口密集的民堡内设置堡长或堡总，以管辖本堡的居民。如乾隆九年，宁夏府平罗县地区就已设立堡长一职，“按户设门牌一张，开明丁口，选立堡长，编排保甲，稽查匪类”[13]。
清代甘肃地区民堡的修筑，首要是重视其防御功能。学者王绚言，“在以往变乱动荡、匪乱丛生的社会环境中，堡寨聚落的择址意向更倾向于险要地势，作为安全的保障”[14]。出于安全考虑，同治年间甘肃地区修筑的众多民堡也十分注重选址，多选在地势陡峭，易守难攻的塬上、悬崖附近或山顶上，以更有效抵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如渭源县天成堡修筑在山顶，易守难攻，“同治时，蒲川、莲峰等地的富户居民避居其内，回民起义队伍，多次攻袭，未能登上山顶，避乱居民安然无恙”[15]。
民堡既系各地村落民众自行修建，其管理模式中最主要特点是政府间接领导下的自治统治。以定西薛家岔堡为例：
“同治间，在岔里东北山头建堡一座，南北长52米、东西宽52米，高5米，占地约六亩，南北面有炮台各一，西南堡墙正中开堡门一，门上凿枪眼三，为当时本地防御性土堡。堡总一人，除负责本堡群众安全外，并有统计户口，摊派杂项差徭等事。”[16]
上则史料表明：同治年间修筑的薛家岔堡规模较小，防御力量十分薄弱。但从建制上看，薛家岔堡的建制比较正规，堡内专门设置了堡总一职，负责本堡群众安全和统计户口，摊派杂项差徭等事。
同治年间，甘肃各地汉族民众因回民大起义中与回民隔阂很深，互相攻掠。许多汉族民众认为，修筑堡寨是最有效的自保手段，遂于甘肃各地掀起修筑堡寨的高潮。如平番地区（今甘肃永登县），何占彪“家贫尚武，以保镳为生。同治朝陇回乱起，何与董福祥、张俊共起兵，筑堡乡里”[17]。民勤马氏族人马丕运在回民起义时“筑堡寨，练团勇”[18]。
民堡的修筑最大目的是保境安民，保证本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治年间，甘肃地区修筑的众多民堡的防御对象主要有三。对象一、回民军的袭扰。同治年间，规模空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席卷了甘肃各地，回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仇杀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回汉仇杀的现象在初期尤为普遍”[19]。仇杀中有汉民仇杀回民的。如同治三年，“赵桂芳现署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河州城内回民，因汉人不容，已搬出城”[20]。 也有回民仇杀汉民的。如“陕回窃据（董志原）以来，远近城邑堡塞惨遭杀掠，民靡孑遗”[21]。左宗棠在其奏疏中慨叹，“陕甘汉回错处，互相仇杀，六七年以来无宁宇”[22]。回汉民族间的仇杀加剧了两个民族间的隔阂，使得回汉人民均陷入旷日持久的互相攻掠中。攻掠中，许多汉族民众及民团修筑的堡寨成为回民军进攻劫掠的重要目标。
如同治八年，“贼众扰及西和，攻扑民堡”[23]。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贼骑百余攻环县之大柴沟民堡”[24]。榆中地区，“逆回所过尽成蔓草荒烟，举家之人忽如伯劳飞燕，由是十庄九空百不存一，避藏窑洞总不及堡寨之显明”[25]。
上述史料可证：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许多民堡确实不同程度受到回民军的袭掠。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同治年间甘肃地区修筑的民堡确有抵抗回民军的袭扰的目的。
对象二、土匪、溃军的劫掠。同治年间，甘肃地区“逆回而外，土匪横行，溃军迭起”[26]。甘肃地区众多土匪、溃军力量不可小视。这里所言“土匪”，是指由广大汉族流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这些所谓的“土匪”为生存所迫，时常劫掠富裕民堡。如“有盐茶厅民张贵纠党窃踞静宁、庄浪辖境威戎堡、水洛城，攻破民堡五十余处。其党侯得应亦攻破会宁、秦安各民堡”[27]。至于溃军，是指在镇压回民军中因各种原因而哗变或逃跑的清军官兵。以狄道黑勇哗变为例，“（同治）九年冬闰十月，破闾井里之东台堡，屠杀甚惨。各堡惧而与之粮，遂走”[28]。
对象三，清军的勒索。同治年间，旷日持久的回民大起义也给清军的补给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清政府长期拖欠官兵粮饷，以至“陶茂林所部勇丁因索取积年欠饷，携带军器、号衣纷纷溃逃者约数千名”[29]等类似事件屡屡发生。在“甘肃粮运将竭，官军与贼，皆无从得食”[30]窘境下，“清朝军队和地主的乡勇借维持地方秩序和搜捕起义军为名，也在汉族群众聚居的地区骚扰、抢掠”[31]。
面对清军“劝粮”、“劝捐”等多种形式的勒索，许多民众丧失了对清军的好感，对清军的许多差役消极对抗。在众多抵制清军勒索的手段中，一个重要抵制手段是以民堡为依托长期拖欠。如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穆隆阿回言，南山某堡，有已捐未交麦三百石，令速往运，以备开差”[32]。更有甚者，抗拒官兵。如同治三年十二月，“穆隆阿、秦国胜赴小河口办粮，堡有刁民文生马仲乐，把持武断，官吏莫敢究治。昨副将杨广德、穆隆阿劝粮，几又抗拒情状；今特派秦将同往，马仲乐已逃走。堡中认捐，因驮二十驮而回”[33]。可见，同治年间甘肃地区修筑的民堡确有防御清军无休止地勒索的目的。
三、军堡
军堡。系由清军或地方政府修筑。该类堡寨修筑后，清政府派驻一定数额的官兵。军堡因系由清军驻扎，驻扎的清军的总体军事实力要强于回民军及各股土匪。军堡的防御作用退居次要位置，而物质储备功能、镇压回民军和流民起义的据点功能更为显著。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清军在甘肃地区修筑或加固的许多堡寨，以此作为清军屯兵屯粮处。清代甘肃各地长期存在着众多军堡。如嘉庆十年，祁韵士遣戍伊犁途经甘肃时见到：
“至甘省隆德以西，乃又有堡，过兰州，则堡益多，所过驿亭，无不有堡。盖地近边，官为之，与民间自筑者不同矣。”[34]
就清军而言，堡寨的军事价值是清军在实战中逐渐认识到的，在许多军事行动中，均以攻占堡寨作为其军事行动的重要目标。同治九年，甘肃河西王曈发起反清起义，清军派金顺等部进剿，得手后，清政府命令清军对“河西附近各堡，自应乘胜进攻”[35]。实战中清军发现“甘省逆党多盘堡寨，非用火器不能摧坚及远”[36]，从而充分认识到堡寨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堡寨，清军派重兵把守。如金县（今甘肃省榆中县）系省城兰州的东部屏藩，同治回民大起义时，靖远新城堡、会宁王家集处处有贼盘踞，威胁到省城兰州的安全，鉴于此，清军不得不命令“陶茂林等酌留三营扼扎金县以顾东路”[37]。又有“静宁州高家堡久为逆回盘踞”[38]，致使清军静宁驿道阻塞，为清军所患。清军张集馨部将该堡攻克后，“静宁一带，驿路渐可疏通”[39]。
清军正是考虑到保持省城兰州的安全和兰州向东通往天水、西安驿道畅通的重要性，才极力肃清驿道附近地区的敌对势力。对于盘踞在这些地区堡寨中的回民军，清军调集重兵进行围剿。并在各战略要地修筑堡寨，驻扎军队，以保护驿道的畅通。
其次，实战中清军和回民军均已认识到堡寨的战略价值及防御功能，纷纷在各地富庶之处屯筑堡寨，籍此相互抗争。此外，在镇压回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中，清军还多次利用战场附近的堡寨攻袭回民军。同治二年夏四月，清军林之望部屯天水，盐官回民军“越万家嘴堡，谋劫大营。之望先令大兵藏堡内，以数百人阵堡外诱之。贼至，与堡众内外夹击，大败之”[40]。
此外，与回民军对阵的前沿军堡成为清军封锁瓦解回民军的前沿据点，城邑附近之军堡，成为拱卫城邑之重要据点。一旦城邑有事，附近军堡屯驻之清军及民团即可迅速驰援。大型军堡成为清军各级军队的指挥部所在，如此安排，可以更好的保证指挥部的安全。
四、结论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期间，甘肃地区无论是广大汉族民众、回民军，还是清军，均在战争中认识到堡寨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沦为战场的各地民众为求自保，主要做了两项工作：编练民团和修筑民堡。而民团首要事务有二，即“购戎器，缮堡寨”[41]，各地民团均视修建堡寨为其要务。修筑的众多民堡究竟真正发挥了何种作用呢？是否能够防御三类对象的袭掠呢？的确，如上所述，同治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修建的部分民堡成功抵御住了部分袭掠，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当地士绅及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渭源县“长安堡。位于蒲川乡蒲河村。清同治时由当地士绅蒲本秀、赵希根主持修筑，筑成后当地居民避乱多在此堡”[42]。但鲜有民堡能成功抵御回民军、土匪及清军三方面的掠夺。有的民堡在回民军数次或持续攻击下陷落。在多种势力的攻击下，民堡存完者无多。正如《重修通渭县新志》所载，“同治初，回变蜂起。县三面近贼巢。频年不解，西北被害尤惨。加以刚匪逆兵接踵攻略，堡砦存者仅十之二”[43]。回堡和军堡亦如此，多有陷落，双方反复争夺。战争使得回堡、民堡及军堡三类堡寨频频易主。从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全局来看，上述三类堡寨的相互转变都是存在的。其中，军堡与回堡之间，民堡与军堡之间的类型转变最为普遍。这也就根本证实了三类堡寨都不是牢不可摧、固若金汤的。三类堡寨无法从根本上捍卫三股势力的利益。同治西北回民大起义中，回民军、汉族民众及清军都不同程度企图依恃堡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战争结果表明，三股势力均失败了。战争给三方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三方都应对战争负责。其中，清政府应负主要责任。正如学者杨永福所言，是次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成为战场的主要原因在于甘肃回汉两族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矛盾，其中，“更主要的矛盾表现在对土地的争夺”[44]。武沐先生亦指出，“这次回民大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北回、汉民族的强劲发展与生存环境全面恶化所引起”[45]。清政府歧视性的民族政策及残酷的经济剥削造成了西北各地民众生存压力，因此，解决这次回民大起义矛盾的关键在于清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发展西北地区包括汉族、回族等民族在内的全体民众的生产，改善民生。如此一来，各民族共同繁荣，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水到渠成了。
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中回堡、民堡及军堡发挥的实际作用对于我们今天开发西部，建设西部仍有借鉴作用，我们要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作为搞好民族团结的最有效途径。
注释：
①在众多堡寨中，存在一类独特的堡寨，当时甘肃民众称之为“寺堡”。该类堡寨以修筑在险要位置的寺庙为基础，进一步修葺加固而成。用于地方民众躲避战乱。以漳县华清寺为例，同治年间，华清寺为避兵患，四周加修高墙，民间遂呼寺曰：‘寺堡’。堡内水枯粮竭，不支而破。避难寺中的百姓无一幸免，华清寺亦被付之一炬。该类堡寨在陕甘同治回民大起义中不同程度地收容了许多民众，实际上发挥了民堡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其归入民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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