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阮籍五言《咏怀诗》的古代阐释史上，以史证诗是主流，阮籍被解读成曹魏的忠臣，并以此为出发点，牵合当时的时事来解读阮诗，大部分阮诗被阐释成政治讽喻诗。本文尝试借助解释美学理论来梳理此现象，认为是阮籍的家世和生平的召唤结构、阮诗的召唤结构及阐释者的定向期待三者合力的结果。
关键词：阮籍五言诗；阐释史；召唤结构；定向期待
引言
研究阮籍诗歌，因史料的缺乏，从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势必会有附会穿凿的尴尬，本文不打算趟此浑水，而欲另辟蹊径，借助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来梳理古代阮籍诗歌的阐释史，从作家及作品的召唤结构、阐释者定向期待三个方面，对阮籍诗歌研究史上以史证诗，甚至以政事来附会的现象作一解释。阮籍诗歌的阐释史现象作为典型的个案，对于解释我国古代与其相类的诗人（如温庭筠）的阐释现象也不乏借鉴意义。
一、绪论
阮嗣宗的诗歌自颜延年、沈约以来，为其五言诗作注的代不乏人，在阮嗣宗诗歌的接受史及传播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些注释参与建构了在阅读视野中阮诗的艺术特色。阮籍诗歌的阐释史，大致可按研究方法及理论视野的不同，分为古代与现代两段，本文只探讨古代部分。历代阐释阮籍五言《咏怀诗》的方法，张建伟认为可分以史证诗和以玄理解诗两种：“第一，以史证诗。五臣《文选注》、刘履《选诗补注》、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等多用以史证诗的方法。……第二，以玄理、生命意识的角度解释《咏怀诗》。从玄理的角度研究《咏怀》诗始于黄侃先生。”[1]笔者同意此观点。在阮籍诗歌阐释史上以史证诗乃主流，以玄理解诗的方法要到民初才有黄侃先生大量运用，因此在阮籍诗歌接受史上，以史证诗派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即意味着阮诗在古代阐释史中形成的艺术特色主要由以史证诗派建构，本文讨论的重点也就放在以史证诗派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将读者之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主要代表姚斯认为：“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2]也就是说读者（主要是阐释者，特别是在传播意义上）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建构。在接受美学意义上来看，研究阮籍诗歌的审美特色，就势必要将历代阐释者的解读考虑在内。阮籍诗歌总名为《咏怀诗》，而据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记载阮籍“成陈留八十余篇”[3](第419页)，可能阮籍并没有将其诗命名为《咏怀》，陈伯君就认为“《咏怀》之名，疑为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录十七首时所加。”[4](第209页)后世一直以《咏怀》命名阮诗，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咏怀》这个题目限定了后世阐释者的解读视野，预先给定了阮诗内容的大致范围，后世注者多是从此出发去理解及阐述阮诗的。题目影响了阮诗的阐释，其实也可说是拟定《咏怀》为总题的阐释者影响了后辈。据现有资料记载，阮籍诗歌的第一位阐释者是南朝宋的颜延年，“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3](第419页)他结合当时易代的政治背景，认为阮嗣宗写诗的原因是担忧祸患，为整个阮诗阐释定下了基调，纵观古代阮籍诗歌的阐释史，颜延年的影响可谓深远，后世很多注者都是从颜延年的论述出发的。梁钟嵘认为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怯言其志。”[5]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阮旨遥深”[6]，李善认为“咏怀者，谓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观其体趣，实为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3](第419页)此四人均认为阮籍诗歌的总体特点是幽深难测，很难探求诗歌的明确主旨。这种看法对后世阐释者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阮诗这种无法明确主旨的特色，后世的阐释者就有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与自由，这也是阮诗主旨人言人殊的原因之一。虽然众说纷纭，但在古代阐释视野中阮籍诗歌的特色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咏怀诗》其二，五臣张铣注：“言美貌倾人城，迷惑下蔡之邑，皆谓晋文王初有辅政之心，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后遂专权而欲篡位，使我感激生忧思。”李周翰注曰：“言臣主初为金石固交，一朝离伤，使如此也，旦朝也。”[3](第420页)刘履曰：“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辞以讽刺之。言甫能念二妃解佩于一遇之顷，犹且情爱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结欢，犹能感激思望，专心靡他，甚而至于忧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视同腹心者，一旦更变而有乖背之伤也？”[7](第317页)蒋师爚曰：“起六句喻宣（司马懿）景（司马师）专政已久，以二妃神况之，明为幻等也。‘倾城’二句，喻少帝又被迷之爽，但用晏等。以下喻司马氏终而成怨，有由然矣。神妃岂有怨者？司马氏亦岂待怨而后叛者？彼且为口实，亦与之为口实，则遂诘以君臣之分是何等交而遽尔离心也。”[4](第214页)《咏怀诗》其三，陈沆注云“司马懿尽录魏王公于邺，嘉树零落、繁华憔悴，皆宗枝剪除之喻也。不然，去何必于西山？身何至于不保。岂非周粟之耻，义形于色者乎？”[7](第319页)陈祚明曰：“忠爱缠绵，哀音萧瑟。”“此悲魏社将墟，矢心长往，亦不欲宗周也。”[4](第218页)不管阐释正确与否，这些注解尽管人言人殊，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是政治讽刺诗，是阮籍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在陈伯君《阮籍集校注》诗后附的集评中俯拾皆是，这些注释都指向这样一个观点：阮籍是魏的忠臣，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庸臣的败坏朝政及趋炎附势的小人叛魏依附司马氏，所写的诗歌多是政治讽喻诗。当然由于阮籍诗歌“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色，这些都是从诗面的背后结合类似的史实的，两相配合而得出的结论。这些阐释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大多显得底气不足，总有附会穿凿之嫌，有的更是将阮籍身后发生的事硬派在其名下，认为阮诗反映了该事，如《阮步兵咏怀诗注》其五十七黄节引蒋师爚注曰：“按此有所不足于郑冲也。《晋书·郑冲传》：冲，开封人。位登台辅，不预世事。魏帝告禅，使奉策。武帝践阼，拜太傅，抗表致仕，赐几杖床帷官骑二十人。”接着黄节力辨其非：“然考之《晋书·阮籍传》，籍以景元四年冬卒，而魏禅于晋，乃在咸熙二年，是籍死后阅二年魏阼始亡。又《郑冲传》：以泰始九年抗表致仕，赐几杖床帐。则更在籍死后十年矣。诗中何由及之？蒋氏之言未之深考耳。”[7](第402页)除了这种硬伤外，史料严重的不足给以史证诗派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予了索隐的空间及自由。正因史料的匮乏，阐释者只要不犯历史错误，将后世发生的事派在已死的阮嗣宗头上，阐释又有理可依，读者虽怀疑，但也不能起阮公于千古之下，死无对证，也就无所谓对错了。本文无意涉足这样的纷争，我感兴趣的是出现这种阐释情况的原因。接受美学的文本召唤结构及读者的期待视域理论正好提供了适当的框架与方法，本文便试图借助此理论，对阮籍诗歌阐释史上的这一现象进行一番梳理。
伊瑟尔严格地区分了文学“作品”与文学“文本”，作家创作的只是文学文本，是有待读者的阅读才能成为作品，作家的创作只是提供了某种潜在的文学性及文学价值。文学文本存在召唤结构，“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8](第294页)文本的不确定及空白有待于读者去填补，当然这种创造性的阅读不能超出文本的限度及可能性。朱立元先生将召唤结构分为语音语调语形层、语义建构层、修辞格层及意象意境层等四层[9](第113—122页)，窃以为作者生平经历的空白有时也会成为召唤结构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索隐癖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如在《红楼梦》的阐释史中，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和家世就对作品的阐释有着巨大的影响，很多学者就是以研究曹学为出发点的。因此本文在研究阮籍诗歌的阐释史时，亦将作者层纳入讨论。从作品及作者的召唤结构的角度入手，本文只讨论阮诗的语义建构层、修辞层、意象意境层和作者层。
接受美学另一重要的理论是“读者的期待视域”，“在姚斯那里，期待视域主要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相对确定的界域，此界域圈定了理解之可能的限度。”[8](第289页)朱立元先生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认为审美经验期待视野作为阅读的前结构应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及文学能力。审美经验期待视域可起到定向期待及创新期待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定向期待是说期待视域会在阅读时限制读者的理解方向，而创新期待则是说当读者阅读到与己期待视域不符的作品时，原来的视域会打破而形成新的期待视域[9](第135—147页)。在阮籍诗歌的历代阐释中，如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吕延济曰：“夜中，喻混乱。不能寐，言忧也。弹琴，欲以自慰其心。”吕向曰：“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号，痛声也。翔鸟，鸷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则晋文王也。”[3](第419页)这种阐释显然是在预设了阮籍是魏的忠臣这一前提下附会得来的，“翔鸟”在此期待定向下突兀地成了“鸷鸟”，其他意象的寓意也是在此影响下附会得来的。基于阮籍诗歌阐释史上定向期待的作用多于创新期待的现象，本文的重心自然放在定向期待作用对阮诗阐释史的影响上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从作者及作品的召唤结构、阐释者期待视域的定向期待作用入手，即从阮籍的家世和生平、阮籍的五言《咏怀诗》的语义建构层、修辞层和意象层、阐释者期待视域的定向期待作用等三个方面，对古代阮籍五言《咏怀诗》的阐释史做一简单的梳理。
二、阮籍家世及生平的召唤结构
阮籍的政治倾向是左右后世阐释者的关键问题，但是史书及阮籍的作品都没有明确表明其政治态度的材料，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供后人探求。由于史料的缺乏，阐释者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旁敲侧击地猜测阮籍的政治倾向，因此他的家世及生平言行的蛛丝马迹都极为重要。
（一）家世
阮籍的父亲阮瑀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出自两人之手。裴松之引《典略》记载，阮瑀曾随从曹操外出，曹操令其作书与韩遂，他在马上草就，“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莫不能增损。”[10](第601页)《文选》四十二卷中有其《为曹公与孙权书》。后来又做了曹操的仓曹掾属，“汉魏时，三公、丞相、大将军等开府治事，可依自辟僚属，其中高级的称为掾属，由开府的高官私人聘请，属幕僚性质，不是国家正式官职。因此，他们与主官的私人关系高于公务关系。”“按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为人道德标准，阮氏对曹氏有门生故吏关系。”[11](第2页)这种僚属关系自然会让后人产生阮氏忠于魏的猜想。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当其去世后，曹丕曾多次提及，《与吴质书》“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12](第1089页) 还专门写了一篇《寡妇赋》，其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12](第1073页)这些文字很容易令后人作出阮瑀与曹氏宗室关系密切的判断，如陈祚明在解读《咏怀诗》其二就说：“从来男女之合，托兴君臣。公既荣遇靡怀，非伤沦弃，‘一旦离伤’之叹，恐不能宣力用答旧恩耳。”“公既元瑜之子，自应千载不相忘。”[4](第214页)既然父亲与曹氏过从甚密，即使阮瑀去世时阮籍年方三岁，但这并不妨碍阐释者断定其与曹氏宗室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阮瑀与曹氏的关系是阐释者判断阮籍倾向于魏的一大原因。
（二）生平
至慎的处世态度及任纵不羁的行为。阮籍放纵不羁不守礼法，有种种蔑视礼法的行为，但与此相反在处世方式上却有着“至慎”之誉，《晋书 ·阮籍传》说他“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放诞与谨慎奇妙地集于一身，结合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3](第1359–1360页)的动荡不安、动则得咎、随时有杀身之祸的社会政治背景，阮籍的反常行为自然会逗引阐释者深思。《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共五十四则，关于阮籍的就有十则之多。其中第七则：“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曲礼》：叔嫂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14](第393页)，第八则：“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14](第393页)，阮籍之不守礼法可见一般，更有甚者如第九则注引邓粲《晋纪》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14](第393页)，按常情，听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就算有天大的事也要放下，阮籍却仍执意把棋下完，大违常理。在阮母的丧礼上，阮籍也没按丧礼的要求做，第十一则云：“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14](第394页)。按当时的丧礼，在守丧期间是不能饮酒食肉的，但据第二则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14](第390–391页)，幸好司马昭没听何曾的话，否则阮籍危矣。在其他问题上阮籍却显得小心谨慎，《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第十五则载：“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14](第10页)，连司马昭都认为阮籍在处世上态度至慎。阮籍的朋友嵇康也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15]。一面是放纵不羁被当时礼法之士疾之若仇，另一面却是小心谨慎地待人接物生怕因言行招来横祸，这种矛盾的行为难道就没有什么深意，后世的阐释者恐怕都会思之再三。《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第十三则：“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4](第394页)，为什么儿子不能学，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对，还是有其他原因？这也给阐释者留下了可供阐释的空白。《竹林七贤论》就做了一番模棱两可的猜测：“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14](第394页)。此说虽未明确说出阮籍不让儿子学他的原因，但由于不确定，遂留有空白而且是似乎有导向的空白去让后人填补。
无路可走的姿态。“途穷恸哭”是阮籍最著名的事之一，《三国志》：“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辙所穷，辄恸哭而返。”[10](第605页)在后人眼里就不单是事情表面所示的那么简单。《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13](第1360页)，《咏怀诗》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後，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7](第339页)，这两条材料都表明阮籍本来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但因为当时政局动荡，仕人多遭杀身之祸，所以阮籍只好纵酒自遣。结合上述材料，“途穷恸哭”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是阮籍济世志无法实现的象征，加上当时魏宗室大权旁落，司马氏专权打杀仕人的背景，阐释者就有产生这样的观点的可能：阮籍是忠于魏的，而且本有济世志，只是当时司马氏独掌大权，阮籍只好遗落世事。如其十五何焯的阐释“此言少时敦味诗书。期追颜、闵。及见世不可为。乃蔑礼法以自废。志在逃死。何暇顾身后荣名哉。因悟安期、羡门亦遭暴秦之代。诡托于神仙耳。”[16](第902页)
与司马氏若即若离的关系。讨论阮籍的政治倾向问题，关键在于搞清楚其与司马氏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任何材料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据白化文《阮籍年表》，阮籍一生做过七任官，而其中有三次分别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郎中，“从事郎中，是所属长官的最亲近僚属，常居左右，贴身扶持，并参与文书工作。”[11](第7页)司马昭大概很欣赏阮籍，如上引《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第二则，何曾企图以阮籍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合礼法、破坏“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为由，让司马昭治罪，但司马昭不仅没有治阮籍的罪，还训斥了何曾。还有《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第一则：“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14](第410页)，这种特别的优待却没有证明阮籍亲于司马氏，因为阐释者可以将其看作司马氏对阮籍的拉拢，但阮籍接受与否是另一回事。阮籍不像王沈、王业、成济等人有过明确的叛魏投靠司马氏的行动，与之相反，史书反而有不与司马氏合作的的证据：“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13](第1360页)，司马昭替儿子求婚，阮籍却借酒逃避，阐释者自然会想到阮籍反司马氏的可能。另一最能证明阮籍政治倾向的是《为郑冲劝晋王笺》，“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13](第1360—1361页)，如此大事居然因醉酒忘了，更是有令阐释者认为其不合作心怀魏氏的空白。何况此文尚有“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4](56页)，这种似乎是劝司马昭避世隐居的话，故陈德文说：“籍所草笺如此，故存魏惓惓之忠也；其亦异夫荀文若矣。”[4](第50页)证明其亲司马氏的有力证据，反成了证明其不合作态度的材料。阮籍与司马氏这种若即若离、难以确定的关系，留下了极大的空白，也给了后世阐释者认为阮籍忠魏反司马的理由。
一生历经多次政治大事。阮籍如果生当太平之世，阐释者就不会有以史证诗的冲动，但是阮籍一生却经历了多次政治大事，这就让阐释者有了以史证诗、甚至以政治证诗的根据。十一岁，曹丕代汉称帝；三十岁，曹叡临终托孤于司马懿；四十岁，独揽大权日益骄横的曹爽被司马懿谋杀；四十五岁，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四十六岁，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毋丘俭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兵破毋丘俭，文钦降吴；四十八岁，诸葛诞反，司马昭挟持魏帝曹髦及太后征讨；五十一岁，魏帝曹髦讨司马昭，被杀；五十二岁，司马昭让九锡，阮籍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11](第72–79页)。这些政治事件只有曹丕称帝一事未被阐释者解读为阮籍诗歌暗示的内容。例如：《咏怀诗》其五十一，黄节认为该诗是讽刺司马氏恩将仇报的，理由就是司马懿接受托孤事[7](第392页)；阐释者认为是暗指曹爽事的就更多了，如其五、其八、其十、其十一、其十三、其二十等等；认为是托喻魏帝曹髦的也不少，如其五十五、其六十五等等。阮籍一生历经多次曹氏与司马氏间的政治斗争，而且曾三次担任司马父子的丛事郎中和魏帝曹髦的散骑常侍（皇帝的侍从官），身在事件的中心，许多事都有可能是亲身经历的，因此后世阐释者就有足够的理由说阮诗反映了当时的政治事件。
三、阮籍诗歌的召唤结构
仅仅是作者的家世和生平有可供阐释的空间，还不足以构成后人以史证诗的充分条件，作品有可供索隐的空白才会令阐释显得有理有据不是纯粹的附会。阮籍的五言诗在语义层、修辞层及意象层等三个方面均有可供后人阐释的余地，所以才会出现以史证诗成为主流的现象。
（一）阮籍诗歌语义建构层
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一个词往往可以生发出好几种意义，特别是诗歌这种打破日常语言规范的体裁，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也是形成阮籍诗歌的阐释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的阐释者往往抓住诗歌语言的多义性来阐释阮籍的五言诗。有利用借代原则来阐释的，如《咏怀诗》其五中的“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吕向及何焯注均认为是刺司马懿的，理由是司马懿是河内温人，而河内属于三河[4](第227—228页)。又如“大梁”一词出现在其十六“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及其二十九“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阐释者都认为是喻指曹魏，因为大梁是战国时魏国的国都[4](分别见于第273页、第303页)。有的认为阮籍利用古今同名、以古喻今的，如《咏怀诗》其三十一的“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蒋师爚、陈沆及黄节都认为是借战国的魏来暗指曹魏[4](第310页)。“王子”一词在阮诗中曾多次出现，以身份同为王子，阐释者多解读成暗指曹芳或曹髦，黄节曾总结说：“王子用王子晋事，与其二十二、其六十五诗王子二字同，即上言所思者，意指高贵乡公也。”[7](第398页)正是这种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使得阮诗的阐释者利用相关的规则来解读诗中的词语，并用之以牵合时政成为可能。
（二）阮籍诗歌修辞层
运用比兴手法及用典频繁是造成“阮旨遥深”的重要原因，这两种修辞的运用使得阮籍的诗歌意义的不确定及空白大增，阐释者因而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比兴。叶嘉莹认为“所谓‘比’者，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欲叙写之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法。而所谓‘兴’者，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事物之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之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17]比兴虽然有区别，但在用意象来间接表达感想而非直接表述上却是相同的，由于这种间接性，读者就有了较大的想象与联想的自由，又因各人的经验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读。阮籍的五言诗大量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如其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前四句赋而有比，借桃李从繁华到调零喻指人生富贵的无常，“凝霜被野草”又是比，此诗乃比体，造成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效果，又因全诗由几个意象组成，虽然明言去西山，但原因及意图不明，故留下了很多空白召唤后人索隐。又如其四“天马出西北，繇来从东道。春秋非有讬，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霑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首联起兴以引出下文人生无常的叙写，故吴淇说：“汉以后之诗率多比赋，求之《选》诗合兴义者只此。”[7](第320页)三四句为比，用皋兰野草互文见意，以比喻“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此诗仿佛主旨明确，但因首联兴起无端，造成了意义的不确定，故也留下了索隐的空间，张琦就认为：“此与上章同旨。‘天马’而据喻司马有毕兴之势。春秋更代，魏祚将移，不能常保矣。”[4](第221页)由此可见，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以意象间接地表达情意，很容易形成一种不确定的空白，使得后人可以进行索隐。
用典。张中行将用典定义为“用较少的词语拈举特指的古事或古语以表达较多的今意。”[18]用典固然可以起到以简驭繁、含蓄典雅的效果，但是古事古语不可能与所要表达的内容完全吻合，使用者可能是只用一点而不及其余，可是知道古事古语全貌的读者就难免不会误会作者的原意。举个过火的例子，有人用“绿珠弄笛”来作诗赞美女友的相貌及才华，女友可能想到绿珠是石崇的妾反而不高兴，这就是用典者与读者对典故在诗中应用部分的意见不吻合而造成的误会。阮籍好用典，其五言诗几乎没有不用典的，因而引起这种误会的可能性就大增。阮诗多次运用了与伯夷叔齐有关的典故，如其三、其九、其十三等等，伯夷和叔齐是在殷周易代之际耻食周粟的，这就有让阐释者解读成阮籍耻食晋粟的可能，如张铣在解读其三时就说：“西山，伯夷叔齐隐处也。言晋无始终，不及夷齐，故上西山也。”[4](第217页)其九刘履、蒋师爚、吴淇等人都认为阮籍欲学夷齐耻食周粟之行[4](第245—246页)。还有其六及其六十六的关于东陵侯的典故，东陵侯邵平本是秦朝的侯，易代后在东门种西瓜，因此何焯注其六云：“东陵瓜。西山蕨。徒然有易世之感。”“言古人即易代失侯。可以种瓜食力。何事不能固穷。欲事二姓乎。此又为虽非党恶而依违者讽也。”[16](第901页)这样因所用典故暗含的意义使得阐释者有可能以史证诗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一些被阐释为暗指曹爽的诗。典故在阮诗中的大量运用而形成的召唤结构，也是造成阮诗阐释史上以史证诗派占主流的原因之一。
（三）阮籍诗歌意象
研究阮籍诗歌意象的著作很多，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成果，故本文对此不做过多的讨论，只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意象来剖析其意象的召唤结构。意象是诗歌的主要部分，运用意象来营造意境可以达到含不尽之余意见于言外的效果，但因其要靠读者的联想及想象来填充，所得的感悟难免不因人而异，甚至对同一首诗会有相反的理解。据张素芹统计《咏怀诗》出现了十一次“白日西颓”意象[19]：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按：陈沆：“明帝崩也。”[4](第228页)
“灼灼西颓日，馀光照我衣。”（其八）按：张铣：“颓日，喻魏也”[3](第423页)
“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其十八）按：刘履：“言魏之将亡，犹日之将倾也。”[4](第278页)
“於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其二十一）按：吕阳：“‘怀存阴’，忧魏祚之将倾也。‘挥袂’‘扶剑’盖用虞公以剑指日使不落之意。”[4](第286页)
“逍遥未终晏，朱阳忽西倾。”（其二十四）按：蒋师爚：“朱明西倾，喻国运将终也。”[7](第354页)
“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其二十七）按：无。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按：方东树：“以‘朝阳’兴魏。”[7](第367页)
“经天耀四海，倏忽潜蒙汜。”（其五十二）按：陈沆：“汉灭魏兴，不旋踵而魏蹙，则将来典午之潜替，亦行可俟也。”[7](第394页)
“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其七十一）按：王闿运：“言亡国之臣与国俱亡，木槿共白日俱颓也。”[7](第423页)
“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其八十）按：蒋师爚：“喻曹氏享国不永也。”[7](第437页)
“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其八十一）按：蒋师爚：“‘白日’一韵，即上首所谓‘忽忽朝日隤’也（故以游仙作结）。”[7](第439页)
从按语所引各家注释可知（除了其二十七）阮籍诗中“白日西颓”意象均被阐释成曹魏将要灭亡的象征，这种认为“白日”是皇帝或王朝的象征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尾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以白日比帝都长安即是此意。“白日”意象因与诗歌阐释传统的关系，致使阐释者认为其表达了对曹魏即将灭亡的忧心。宋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经章句第一》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20]这种连类譬喻的阐释方法势必构成阐释传统，对宋后阮诗的阐释产生影响。阮籍好用动植物及飞鸟意象，这些意象几乎都被阐释者按洪兴祖所总结的方法予以解读，如其三中“堂上生荆杞”，闵齐华注曰：“荆杞，喻时乱也。”[4](第217页)作为恶草自然被阐释成时乱的象征；其十九“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闲，挥袖凌虚翔。飘飖恍惚中，流盼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朱嘉徵曰：“西方有佳人，伤明王不作，世莫宗余也。”[7](第346页)，此即是按“灵修美人，以譬于君”来解读的。综观《阮籍集校注》诗后所附集注，这种按香草美人的逻辑解读的尚有很多，可说是诗歌意象在互为文本的阐释视野中解读的结果。
四、阐释者的定向期待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需读者的阅读才能成为作品，读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阮籍诗歌阐释史之所以出现以史证诗为主流，认为阮籍乃魏氏忠臣的现象，阐释者在解读时的定向期待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下文将从古代政治文化氛围、阮诗的来源说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三个方面来分析其定向期待。
（一）“以忠为本”的政治文化
儒家提倡忠孝治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日益重要，隋朝发明科举，使得统治者得以间接的利用试题来引导读书人的政治观念，以忠为本更是深入人心，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汗牛充栋，故本文不拟详说。这种政治观念甚至会影响仕人的人格，每当朝代更迭之后总有两种典型的人物出现：遗民及贰臣，如明末清初之际的遗民傅山、顾炎武等守节不仕的遗民，钱谦益、吴伟业等贰臣，而这种观念甚至会形成身份意识缠绕终生。阮诗的阐释者多是明清时代的人，生活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难免不受影响，而在中国批评传统中又好以人品断定作品成就，如果人格上有污点就要受到压制，如傅山就因为赵孟頫是宋宗室而入仕元朝而看不起其书法。基于这样的氛围，阮籍早享有大名又没有证据确凿的人格污点，阐释者就很容易陷入阮籍乃忠臣的期待定向中，因此阮诗才会被众多阐释者几乎一致地解读成政治诗。
（二）阮诗源于《小雅》、《离骚》
钟嵘在《诗品》中首次提出了阮籍《咏怀诗》的来源问题，既然有人开了头，后世的知音或反对者自然会发表意见，故此问题成了阮诗研究的大问题之一。钟镇京总结说“关于嗣宗咏怀诗的源流问题，历代学者约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派认为源出于《小雅》，首倡者为梁钟嵘，诗品云：晋步兵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明张溥亦承其说，于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题辞中说：晋王九锡，公卿劝进，嗣宗制词，婉而善讽，司马孤雏人主，豺声震发，亦无所加，正言感人，尚逾寺人孟子之诗乎？黄节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中也道：钟嵘有言，嗣宗之诗源于小雅，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今注嗣宗诗，开编鸿号翔鸟，徘徊伤心，视四牧之诗，翩翩者鵻，载飛载止，集于苞栩，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抑复何异？嗣宗其小雅诗人之志乎！”“第二派主张咏怀诗源于离骚。持此观点的有陈祚明、王闿运、何义门、沈德潜等人。”“另一种主张是折衷的看法，方东树昭昧詹言：何（义门）云：阮公出于骚，而钟记室以为出于小雅，愚谓骚与雅，特文体不同耳，其闵时病俗，忧伤之情，岂有二哉！阮公之时与世，真小雅之时与世也，其心则屈子之心也，以为骚，以为小雅皆无不可，而其文之宏放高迈，沉痛幽深，则于骚雅皆近之，钟、何之论，皆滞见也。”[21]本文的目的不在辨明阮诗的来源，故阮诗源于《小雅》或《离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源流研究究竟给阐释者带来了何种期待。“《史记·司马相如传赞》：‘《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22]《小雅》既然是政治讽刺诗，阮诗源于《小雅》说，必定会引出认为它也是政治讽刺诗的期待，上引张溥及黄节的解读就是如此。《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为讽喻楚王以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缱绻之心而作的，故源于《离骚》说也会导向将阮诗解读成政治诗。不管阐释者认为阮诗源于《小雅》或《离骚》，都会产生效果几乎相同的定向期待作用，这种为阮诗探源的努力是形成阮诗阐释现象的原因之一。
（三）牵合社会政治的文学批评传统
“美刺说”。在先秦时期的政治外交中赋诗言志是非常普遍的，诗在当时是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3](第143页)，这种应用必然导致诗歌意义的政治化。孔子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对诗歌意义的一种偏向政治化的解读，特别是“观”与“怨”，认为诗歌可以观风俗得失，可以用来讽喻。这种观念是对早在《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24]及《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平公说的话“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25]的发展，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在先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代的《毛诗大序》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诗歌的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26]后世阐释者很容易在解读诗歌时，不由自主地联系到美刺讽谏上去。孟子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之说[23](第273页)，认为圣人以微言大义寓于其中，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诗歌阐释上使得阐释者好求字面背后的微言大义。《毛诗》对《诗经》的深求可能就受其影响。在这种阐释传统下，阐释者很容易形成诗歌有美刺讽谏作用的定向期待，从而去解读诗歌文本，对阮籍的解读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如陈沆就说：“阮公冯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冯古吊今，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4](第208页)，此注就是在定向期待作用的结果。
“以意逆志”及“知人论世说”。这是孟子提出的观点，在传统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极大。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认为读诗者应按自己对诗意的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是为了避免因文字的表面意思出现误读而提出的，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开了阐释者的手脚，可以大胆地去按自己的理解去解读诗歌。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诗无达诂”说，则对此更是有推波助澜之功。“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23](第324页)此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在后世的诗歌批评史中，记事诗话如唐孟棨《本事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等是诗话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有“知人论世”说的影响。作为诗话的主要形式之一，阮籍诗歌的阐释者受到此方法的影响就在所难免。阐释者可能就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来解读的，特别是“知人论世”说可说是以史证诗的理论支柱。正是在这些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下，阮籍诗歌的阐释者形成了定向期待，从而去解读诗歌文本，造成了阐释史上特别的现象。
五、结论
本文借助接受美学理论，从阮籍的家世及生平的召唤结构、阮诗的召唤结构和阐释者的定向期待三方面入手，对阮籍五言《咏怀诗》阐释史上以史证诗派占主流、阮籍被解读成曹魏的忠臣、阮诗被当作政治讽刺诗来阐释的现象做了一番粗略的梳理，总的来说，三者的合力造成这种特别的现象。阮籍诗歌阐释史的这种现象在古代绝不是唯一的，如温庭筠的词就被阐释成有政治深意的作品，所以本文或许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之用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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