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娘在唐代《莺莺传》中只是一个普通的婢女形象，到了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则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自唐至元，经过数百年的接力式创作，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就变成了正义勇敢、机智幽默而又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红娘形象还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发展变化。本文通过分析红娘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探出红娘形象经历这些演变的原因：一是作品所处时代主流思想的反映；二是作者道德观念的反映；三是作品的形式和受众的要求。
【关键词】“西厢故事”；红娘形象；演变；原因
前言
“西厢故事”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并流传，此后很多人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进行了接力式的改编创作，写就了多种文学样式的“西厢故事”作品。“西厢故事”不仅有动人的故事情节，还有人物形象的曲折演变，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人物除了男女主角以外，还有一位地位并不显赫却显得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红娘。学术界对于红娘这一形象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大多只是就一部作品进行孤立的静止的研究。如有的研究红娘形象的性格特征和语言特色，有的研究红娘形象在作品中的作用。即使偶尔有人涉猎红娘形象的塑造与流变问题，但关于红娘形象的演变原因的研究却有浅尝辄止之嫌，且缺乏系统性。本文就以《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的方法，经过逻辑推理，对红娘形象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和阐释。通过比较分析形成这样的看法，不同时代塑造出不同的红娘形象，都与作者表现主观思想和作品主题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红娘形象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使人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红娘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艺术追求的价值取向，作家每一次重塑塑红娘形象都有着深层的原因。
一、红娘形象的萌生期：大众化的婢女形象
红娘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中唐元稹的着名传奇《莺莺传》中，但他的形象仅仅是士人阶层笔下的一个普通的婢女形象，是故事情节的引线人。她在《莺莺传》中仅出现过几次，与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婢女形象一样，绝无独特之处。
（一）红娘形象溯源
红娘的影子，早在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中已出现。《史记》本传记相如与文君本事在客游梁孝王之后，故事地点在临邛。因临邛令王吉的强邀而过饮当地富豪卓氏家，得遇文君。原传记甚长，兹节录一段关键文字于下：
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1](p466)
这短话中的侍者，是帮助卓文君私通司马相如的婢女，也就是他们私通的桥梁。可以说，没有侍者的帮助，也就几乎没有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红娘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中。关于“红娘”的解释，在许多大辞典上都有介绍，以下列举几项作为参考，以便更好理解红娘形象的来源。
在《事物异名分类词典》里，红娘的释义是媒人的代称。“唐代元稹《会真记》谓崔莺莺有婢曰红娘，张生私为之礼，使通意于莺莺，于是促成了二人的结合。元代王实甫《西厢记》进一步突出了红娘在崔、张婚姻上的作用。后因以红娘为帮助别人撮合美好姻缘的媒人。”[2](p789)
在《全元曲典故辞典》中，“红娘”以典故的形式被释义：
【出典】元稹《莺莺传》：“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
【释义】红娘是元稹《莺莺传》中莺莺的侍婢，为崔、张二人传书递简，促成了他们的私情。这一人物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及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中，发展成为一个光彩的典型形象。后人以红娘喻指促成婚姻的人，而在元散曲中，往往以红娘代指聪敏伶俐的侍女[3](p653)。
在《全宋词典故辞典·上》中，“红娘”的典故为：
【出典】见“月下待红娘”条。
【释义】红娘是唐传奇《莺莺传》中崔莺莺的侍女，她帮助崔莺莺同张生传诗送信，促成了这一对恋人的幽会[4](858)。
从上词典对“红娘”的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红娘”名字的最早出现确实是在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中。
（二）元稹所刻画的红娘形象
《莺莺传》中的红娘在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份量，从小说开头到结尾仅出现七次，而且仅限于崔张相会。作者仅仅把她当一个普通的婢女，只是在用到她时才被提起的小角色，可以说仅仅是元稹笔下的一颗被跳过的棋子。
1、穿针引线的“小人物”
红娘是一个婢女。《莺莺传》载：“崔之婢曰红娘。”[5](p257)在唐代，女性的地位非常低，男性常常以玩弄的态度对待女性。而婢女在女性中的地位又是最低，她们不但要服侍比她们地位高的女主子，而且没有人身自由，更不用说什么社会地位了。所以，婢女红娘在《莺莺传》中只是一个“小人物”形象。
在唐代，大家小姐是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未婚男女往往没有自由见面的机会。而作为婢女的红娘却不同，她可以端茶送水，传简递信，这就为崔莺莺和张生的私下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所以张生一有机会便“私为之礼数四，乘间遂道其衷。”[5](p257)而且，红娘从小就在相国府服侍，对于相国的家谱和莺莺的习性爱好当然了如指掌。当她发现崔张二人的真情相爱而老夫人又悔婚时，便开始同情张生，并告诉张生“然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娶焉？”“崔之贞顺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5](p257)这一线索的提供是张生成功的关键，红娘的穿引是崔张走向自由恋爱的催化剂。
在崔张相识之后，涉及红娘的文字就只有几处，实为无关紧要的一个人而已。“是日，红娘复至”，“红娘寝于床，骇曰：‘郎何以至此？’”“无几，红娘复来，来曰：‘至矣！至矣！’”“红娘捧崔氏而至”“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5](p258)其他就没有涉及到红娘的地方了。可见，在元稹眼中，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婢女就是婢女，婢女是绝对不可能发挥什么重要作用的。
2、元稹笔下红娘的思想意识
元稹生活在唐代，那是一个门第观念、等级观念较为重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元稹的思想意识和他的作品也笼罩着这种观念。他作品中的人物又怎能没有这样的思想呢？红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当张生“私为之礼数四，乘间道其衷”时，红娘的第一反应是“惊沮”且“腆然而奔”[5](257)。 “惊沮”、“腆然”二词就看出这小婢女紧张而惶恐。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听到过的或者是较为不平常的事情才会有“惊沮”的表情。对于那些听到的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才会有“腆然”的表情。张生告诉红娘的事情，恰恰是她没听到过的、令人惊讶的、不好意思的事情，她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在那个封建礼教极其森严的社会里，她的表情和举动就更合乎常情了。
对于红娘个人而言，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她承受的思想桎梏最严重，那么她的封建意识也就更加的深厚了。当红娘发现张生有真情而准备帮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5](p257)那么，她听了张生的诉苦之后，为什么不敢言，亦不敢泄呢？因为她脑子里没有过这种想法，她天天所想的便是孔孟之道、周家之礼，这些大家都已经烂在心里的封建礼教。而相思之情、爱情、自由婚姻对她来说，确实是可怕的字眼。就连崔莺莺都“贞顺自保”，那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婢女又能有什么新的想法呢？更何况，在她们的头顶上还有一个封建礼教的典型代表——老夫人。她那与生俱来的、各层人强加给她的封建意识已经让她不敢有什么新奇想法了，她能做的、可以做的也就只有把莺莺的喜好转告张生，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她只能充当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了。
元稹之所以这样塑造红娘形象是有目的的，红娘的封建思想意识正好与元稹写这篇传奇宣传封建礼教的思想相一致。在当时，封建思想意识如此浓厚，不允许作者有倡导自由恋爱的想法和意识。红娘要做的就是遵守这样的封建秩序，不需要去打破它，所以红娘也就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三）元稹笔下的红娘与同时期婢女形象的横向比较
婢女这个名词，在《汉语倒排词典》里被定义为“旧社会里被迫供有钱人家使用的女孩子”[6](p972)。《中国古代法制史话》中引述《唐律疏议》，以八个字来高度明确地概括婢女的地位：“奴婢贱人，律比畜产。”[7](p598)婢女在唐代有“侍婢”、“侍儿”、“使女”、“女奴”、“青衣”等通称，根据大量出土文物以及出土文书资料来看，唐代蓄养婢女形成风气。上自王公百家，下至平民百姓多拥有婢女。从散见于唐传奇中有关婢女的的故事来看，她们一般都有名无姓，如“上清”“罷”“却要”“绿翘”……往往两字一名，也多为主人信手之作。有的也只是在主人的姓名后加“婢”，如“范略婢”、“张景先婢”、“冯仁裕婢”等。有的直接来个统称“青衣”（奴婢的服饰一般有个严格的规定，婢女一般只准穿青色的衣服，如白居易诗中“青衣报平旦”，“两角青衣扶老身”中，青衣成了侍女的代称），这其实是一种蔑称，是和她们低贱的身份相合的，连最起码的称呼都没有。
唐传奇中私婢多是主人近侍，大多年轻美貌、聪明伶俐，精明能干，多才多艺，她们或者帮助管理家政文书，或者伺候主人饮食起居等等。在尊卑有别的社会里，唐人以男性赏玩的态度去描写婢女，对婢女这一阶层的认识存在种种局限，致使婢女的形象显得相对单薄。如《唐宋传奇选》的《李娃传》中“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鬓青衣立。”[8](p930)婢女青衣只是被就顺便提起。又如《张老》中的婢女，就只是个背景，文中讲到张老娶了韦恕的女儿后，韦恕想念女儿，就派儿子义方去探访，看到了张家庄“铺陈之华，目之所睹”后，“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又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一青衣引韦前辞”，“未几，一青衣曰：‘娘子已梳头毕。’”“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8](p742)。
唐人小说中的婢女，只是展现男性为中心的理想愿望及思想意识的陪衬，婢女根本没有个人的心理特征和主体话语，表现作品中情节较简单，人物个性还不是那么突出，形象也显得很单薄。很多婢女只是作为背景或片段式的生活情景而被描绘，缺乏真正的意义。元稹笔下的红娘与同一时期传奇小说中婢女形象有着同样被歧视的命运，她们身份卑微，地位低贱，就算才艺不凡、聪明伶俐，还是摆脱不了唐代的奴婢制度的约束。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写作视角的作品中，她们也只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就连摆脱命运的想法也不敢有，生怕做出什么违反“常理”的事情而招致灭顶之灾。
因此红娘在《莺莺传》中被塑造成为一个大众化的婢女形象，是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阶级意识和元稹本人的士大夫思想的共同产物。唐代上承六朝遗风，士族、门阀等封建思想极其深厚，等级观念森严。而婢女又是处在社会的最低层，连人身自由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其他的奢望了。况且元稹是一个热衷于功名的人，他少年得志，后来虽经曲折但终身居位显要，做了宰相、节度使。维护封建礼教，鼓吹封建思想对元稹这样的人是纯属职业操守。那他笔下的普通婢女红娘也就逃不了他的封建眼光，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男性”的通病。这一现象不仅是唐代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阶级歧视的一种反映，更是封建礼教对穷苦人们享受平等权利的剥夺。
二、红娘形象的成长期：自我意识的觉醒
赋予红娘以鲜明的性格从而使她在人们的心中鲜活起来的是《董西厢》。红娘在作品中的比重剧增，不论是张生莺莺初识还是张生以琴挑情，也不论是“传简”、“回简”、“闹简”还是“赖简”,乃至莺莺“寄方”、双方“幽会”等等，凡是这些场合都少不了红娘的参与。特别是“拷红”一节，更是前所未有的，红娘在这场戏中挑起了大梁。董解元通过一系列尖锐曲折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纯真善良、热情正义、机智勇敢的婢女形象——红娘。
（一）《董西厢》对红娘形象的改造
在《莺莺传》中，元稹没有对红娘的形象做具体明确的描写和塑造，而在《董西厢》中，红娘以独立的人物形象出现。她以独特的外貌，鲜明的语言，机智勇敢、富有同情心的人格魅力展现在观众面前。
1、红娘外貌的首次展现
《莺莺传》中，红娘没有外貌描写，用拍电影的话说她只是个“客串”的角色。而《董西厢》中，红娘的形象是在张生的评价中出场的：“桃园咫尺无缘到，不意仙姬出洞来。”[9](p17)在张生还没有真正看清红娘的面目时，已觉得她如仙姬一样美，可见红娘的外貌在董解元的眼中已经有了具体的定义。又如【般涉调·墙头花】，对红娘的外貌特征进行了直观的描写：“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鴒那儿掉。曲弯弯的宫样眉儿，慢松松地合欢髻小。裙儿窣地，一搦腰肢袅。百眉的庞儿，好那不好?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忉忉一双绿老。不苦诈打扮，不甚艳梳掠；衣服尽素稿，稔色行为定有孝。见张生欲语低头，见和尚佯看又笑。”[9](p18)
从这段红娘形象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红娘并非一般家庭婢女。“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9](p18)一般家庭的婢女只是负责端茶倒水并无其他要求，而作为相国府的婢女，不但穿着打扮要讲究，而且要求一定的素质。比如相貌要美丽，形态行为要得体，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红娘的举止奇妙和宫样眉儿，就可以看出，她的素质和主人的身份地位。从相貌看，“百眉”一词便把红娘的长相描绘尽现且给人无限遐想。什么样的脸庞会是百媚呢？是“病如西子胜三分”的黛玉，还是“沉鱼落雁”的昭君？还是“倾国倾城”的杨玉环？我们可以尽情的想象自己心目中的红娘的美貌。从身材体态看，“一搦腰肢袅”是不是与楚国宫女的细腰可以相媲美呢？红娘那恰是欲语低头的温柔，是不是有点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味道呢？
2、语言彰显红娘的性格
《董西厢》对红娘描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她的语言，作品中不但红娘语言的数量比《莺莺传》多了将尽十倍，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有特色。在《董西厢》中，红娘的语言很具有力度，不仅说明红娘在故事中的地位的上升，而且表现了她富有同情、见义勇为、爱憎分明的品质。
红娘个性语言的显现主要表现在“兵围普救”之后，当张生一封书信解了普救寺的众人之围，而老夫人却要悔婚，张生徒劳无获而伤心无计之时，红娘的同情心便油然而生，向张生伸出了援助之手。“君瑞先生喜！思量此事非人力，也是关天力也。……你有分学连理。”“妾不忍先生恓怆，谩言为之。”[9](p74) 这里可见，她已经被张生的真情所打动，把莺莺的喜好告诉了张生：“观人好恶，乃知人之本情，顺之则合，逆之则离。”“莺莺稍习音律，酷好琴阮。今见先生囊琴一张，想留心积有日矣。”[9](p74)说明了她做事细心，既能观察到莺莺平时的爱好，也发现了张生有相同的爱好。她的同情心、细心、爱心是张生和莺莺由兄妹关系走向爱人关系的转化剂。
红娘的见义勇为在“拷红”一卷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老夫人找她谈话时，她知道如今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了，倒不如直接说出真相还有成功的可能。而老夫人听到真相时非常生气，她却不慌不忙，把二人的郎才女貌般配的言语道与老夫人。“君瑞又多才多艺，姐姐又风流。彼此无夫无妇，这十分相见，夫人何必苦追求！一对儿佳人才子，年纪又敌头。”[9](p121)然后，进一步讲出事情已成定局，而且抓住了老夫人的怕羞要害指出：“经今半载，双双每夜书帐里宿，已恁地出怪丑泼水再难收。夫人休出口，怕旁人知道，到头赢得自家羞。” [9](p121)等到时机成熟，她就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夫人罪妾，夫人安得无咎？” [9](p121)指出老夫人悔婚在先，张生他日扬名必定会报复，说到了老夫人的痛处。“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 [9](p121)最后，她完全变被动为主动，指出了解决的办法：“君瑞又好门第，姐姐又好祖宗；君瑞是尚书的子，姐姐是相国的女；姐姐为人稔色，张生做事恁通疏；姐姐有三从德，张生读万卷书。姐姐稍亲文墨，张生博通古今；姐姐不枉做媳妇，张生不枉做丈夫；姐姐温柔胜文君，张生才调过相如；姐姐是倾城色，张生是冠世儒。咱姐姐消得个夫人做，张君瑞异日须乘驷马车。” [9](p121)一番辩论说得老夫人心服口服，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贤哉！红娘之论！”“拷红”卷最终以红娘的胜利而把崔张二人送入幸福的殿堂。
在“郑恒抢婚”卷，红娘的出现不多。但仅几句话就可以看出在大家都为郑恒的言语而惊吓的不知所措时，她却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她爱憎分明劝莺莺“妾想那张郎的做作，于姐姐的恩情不少。当初不容易得来，便怎肯等闲撇掉！郑恒的言语无冯准，一向把夫人说调。为姐姐受了张郎的定约，那畜生心头热燥。对甫成这一段儿虚脾，望姐姐肯从前约。等寄书的若回路便知端的，目下且休，秋后便了。” [9](p146)面对爱情的考验，莺莺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爱人，而红娘却明白张生和郑恒的为人，她极力夸赞张生，贬低郑恒。可见，红娘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3、卑贱者的自我意识
虽然《董西厢》中红娘已经具有很光彩的一面，是一个有同情心、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人物形象，但她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枷锁，仍然以一个卑贱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在红娘第一次和张生碰面时，她回答：“然夫人怒色，莺不敢正视，况姨奶敢乱出入耶？” [9](p18)夫人代表着高高在上的封建礼教，而莺莺象征比自己地位高的中级阶层，“姨奶”则象征与自己同等地位的奴婢们，她承认自己是属于第三阶层的。在她的意识里，她仅仅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婢女，她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了。
莺莺在“闹简”时，把红娘数落了一顿后，接着又说：“我不欲面折，持此报兄，庶知我意。” [9](p64)红娘的反映是“惊慌失措，手足战栗。” [9](p71)之后莺莺“赖简”，又狠狠数落了张生，张生在去住无门时红娘又是精神失色。可见，这时的红娘还是一个不经世事的小婢女，没有自己的立场，她当然也不明白这一切只是莺莺在做假。在她的眼里，莺莺的所做作为都是对的，因而她也只能落个惊慌失措。
（二）元稹和董解元刻画红娘形象出现差异的原因
同是对红娘形象的塑造，元稹和董解元笔下的红娘形象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哪一方面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以下选择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讨论。
1、时代原因
《莺莺传》产生在唐代，唐代承六朝余风，等级制度仍然非常森严。奴婢的地位经过漫长的历程，在唐代已经形成了一部法律《唐律疏议》。《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奴婢的地位“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7](p598)这种思想已经是元稹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她笔下的红娘是男性为中心的赏玩物，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位卑下的婢女。
在《董西厢》产生的金朝，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功名前途十分渺茫，他们的追求也就不如唐人那样热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等级观念就没有唐人那么强烈，与下层人们的关系也较亲密。长期的战乱，对门阀制度和观念无疑是一个极大地冲击，攀附高门与门当户对的社会意识，已不像唐代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人们更大胆的否定乃至嘲弄门阀，赞美爱情，同情叛逆，歌颂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了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完全不同于《莺莺传》的《董西厢》。
2、作者原因
《莺莺传》的作者元稹是一个热衷于功名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挫折，至老为官。他的头脑满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莺莺传》作品的实际，充分说明元稹的写作目的主要在于鼓吹封建礼教。因此，红娘在他的笔下也只得这样处理。
而董解元则完全不同于元稹，由于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以后人对他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他是“金章宗时人”，“仕于金，始制北曲。”等情况。而且从《董西厢》头两套套数《引辞》和《断送引辞》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平生性情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9](p1)的人物，他“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事有声价” [9](p1)。总之，他是一个放浪不羁，与社会低层有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笔下的红娘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也绝非偶然。
3、作品的形式和受众的原因
《莺莺传》是文人创作的传奇，它的读者，当时主要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所以红娘这时的形象他们是可以接受并认同的。
而《董西厢》作为民间说唱文艺的诸宫调，它的对象则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要求在作品里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听到自己的心声和呼喊，这就必然影响到为人民群众而创作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董西厢》是作者与人民群众共同的创作。这正是《董西厢》与《莺莺传》存在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三点，使《董西厢》塑造的红娘形象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莺莺传》塑造的红娘形象，从而使红娘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形象。
三、红娘形象的成熟期：人格完美的婢女形象
红娘的形象经过董解元的神来之笔塑造，已经有了独立的性格特征。到了元代，王实甫对这个形象又动大手笔进行超越性的重塑，《王西厢》的红娘，不仅具有同情心、正义感，而且更加幽默风趣、无私助人、勇敢反抗等特征，成为具有完美人格的成熟婢女形象。
（一）王实甫笔下红娘形象得到升华
《王西厢》中的红娘形象是在《董西厢》中红娘形象的基础上塑造出来的，但《王西厢》所写的红娘，能够很好地处理了红娘和老夫人、莺莺、张生的关系，所以这个形象刻画得更生动、更深刻、更光彩。作品加强了红娘所占的比重，全剧有七折由她主唱，不论张生、莺莺还是老夫人，只要他们有戏，红娘几乎在场。实际上，红娘已成了全剧的重要人物。
1、王实甫笔下红娘的思想意识
《莺莺传》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得到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己的力量有所认识。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赋予了红娘新的面貌。他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讲“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见义勇为而且缘情反礼。她由刚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到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去打抱不平，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的自觉追求的态度。
红娘一旦走上帮助崔张实现他们的自由爱情的道路，自己也就走上了反对封建礼教的道路。她从帮助老夫人监视莺莺到义无返顾地帮助崔张反对包办婚姻的转变，也是她的反抗道路从暗处转向明处、由思想转化为行动的转折点。红娘走向自我觉醒的反抗道路，不仅仅帮助了崔张走向自由婚姻，也说明了人民大众反对封建礼教付诸了具体的实践。
2、性格更加鲜明
红娘的性格在元稹的笔下几乎没有什么个性特征，到了董解元的笔下，她已具有了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性格，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王实甫更用精准的笔墨，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个公正、热诚、勇敢、机智、幽默、大度、泼辣的红娘形象。
红娘是在“白马解围”，特别是在老夫人赖婚以后才明显地站在张生和莺莺一边的。她的公正、热诚、勇敢、机智、幽默等性格特征，也是在“白马解围”、特别是在老夫人赖婚以后才凸现出来的。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狂叫限三日内献出莺莺，否则寺院焚毁，僧俗寸斩。莺莺当众说出“五便”和“三计”，其第三计是: “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10](p67)张生为此修书，派惠明送给他的老同学杜确求救，最终围兵被解除。公正的红娘为此十分感激张生，也很高兴张生和莺莺这一对“才貌相当”的青年结亲，谁知老夫人竟然赖婚了。 “赖婚”以后，她眼看着张生和莺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便转而痛恨老夫人，自愿挺身而出，帮助张生和莺莺。
红娘不仅十分公正，而且非常热诚。在帮助张生和莺莺的时候，莺莺不信任她。因她带来张生的简帖，把她痛骂一顿,张生也埋怨过她。她被莺莺痛骂之后，告诉张生:“不济事了。”张生说: “只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 [10](p289)这一切，当然都使她伤心、甚至气愤，她感到“左右做人难”，但她还是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帮助他们。当眼看莺莺和张生都下不了台的时候，还是自己“发付”了张生。莺莺第二次约张生幽会，红娘一边鼓励张生争取主动，一边又催莺莺赴约。没有红娘的热诚支持，张生和莺莺的结合是不可能的。
红娘不仅公正、热诚，而且异常勇敢。她懂得帮助张生和莺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赖婚”之后，张生求她设法帮助他们，她说:“你待要恩情美满，却教我骨肉摧残。老夫人手执着棍儿摩娑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 缝合唇送暖偷寒！”[10](p103)但她还是不怕“骨肉摧残”，为崔、张的结合奔走谋划，终于促使莺莺“酬简”，和张生私自结合。即使在“拷红”的严重关头，老夫人以“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10](p179)相威胁，红娘也并不惧怕，通过一番锐利的论辩最终说服了老夫人，只好将莺莺许配张生。
红娘也是非常聪明机智的。她看出张生和莺莺能否结合的关键并非主要在老夫人，而是主要在莺莺。既然问题的关键在莺莺的“肯”与“不肯”，那么，她的斗争的锋芒就不能不指向莺莺。莺莺其实是“肯”的，但由于有许多顾虑，因而心理和行动常处于矛盾状态。红娘看穿了这一点，就帮助她克服这种矛盾心理。她看到莺莺第二次约了张生，还是怕去赴约，再也忍不住了： “旦云： ‘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红云： ‘不争你要睡呵，那里发付那生？’旦云：‘什么那生？’红云：‘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若又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旦云：‘这贱人倒会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红云： ‘有甚的羞！到那里只合着眼者。去来，去来！老夫人睡了也。’” [10](p67) 最终，使莺莺克服了后顾之忧，走上了反封建礼教的道路。“拷红”时她预先估计了情况，决定“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10](p112)，强调了既成事实，摆出了利害祸福。她的聪明机智和公正勇敢的性格特征结合起来，就从精神上把本来气势汹汹的老夫人击垮了。
红娘是同情而且帮助张生和莺莺的，但对他们的弱点，却时常加以辛辣的嘲笑和尖刻的讽刺。张生请白马将军救了崔氏全家，红娘奉老夫人之命去请张生赴席，一个“请”字才出口，张生忙说： “便去！便去！敢问席上有莺莺姐姐么！” [10](p278)看到张生情急的样子，她忍俊不禁地投去火一样的嘲笑：“‘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 [10](p278)可在莺莺跟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是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 [10](p280)张生求她传送简帖，许她“久后多以金帛拜酬” [10](p282)，她气坏了： “哎，你个馋穷酸来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我莫不图你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又不比卖俏倚门儿。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只说道： ‘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恁的呵，颠倒有个寻思。” [10](p283)张生有些书呆子气，她管他叫“傻角”；张生有些懦弱，她管他叫“花木瓜”、“银样镴枪头”。对于莺莺的许多“假意儿”、“装正经”，她也不止一次地给予尖刻的讽刺：“当日个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那一片听琴心清露月明间，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馔。那其间岂不胡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流汉，隔墙儿险化望夫山。你用心儿拨雨撩云，我好意儿传书寄简。不肯搜自己狂为，只待要觅别人破绽。受艾焙权时忍这番，畅好是奸！‘张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10](p303)这些话，像犀利的刀子，一下子就把莺莺掩饰自己的假面具戳穿了。
3、语言更加灵活多变
《王西厢》对红娘语言的运用比《董西厢》更加灵活，更加变化多端。红娘在“拷红”一节中，表现了她高度的论辩技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弊托出晓大义。
红娘与老夫人的斗争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攻守兼施，锋芒毕露。老夫人“悔婚”之后，红娘认识了她”悔婚”的真正原因。老夫人出尔反尔地将女儿许于郑恒，就是为了完成父母之命而反对自由婚姻的封建逻辑。红娘对于老夫人的毁约和践约非常不满，所以，在面对老夫人咄咄逼人的气势时，她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红娘直接招承了莺莺和张生的私会之事，紧接着又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 [10](p302)红娘一步步将老夫人打下阵来：“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 [10](p302)红娘之言，字字是真，句句是理，步步紧逼，逼得老夫人无话可说，只得撒手作罢。红娘抓住了老夫人的两大痛处：维护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大家族的社会声望。她以信义之道，明之以理；以家族之辱，晓之以利弊。老夫人如果不承认崔、张关系，既失理又失利，逼得老夫人不得不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 [10](p303)
红娘与老夫人的一番交锋，看似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是维护封建思想的，但她的行为轨迹却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红娘之所以站在封建思想的立场上讲理，完全是她的高明的斗争手段。她了解老夫人，惟有这样的语言技巧才能彻底击溃她的心理防线，使她无法也不敢张扬崔、张私会之事，要维护封建礼教，要维护家族声誉，她只有退步。红娘的斗争为实现崔、张爱情自由赢得了主动。
她的语言也充满了奚落嘲讽、幽默圆转的趣味。从“闹斋”到“寺警”，红娘认识了张生的真诚、善良和才华，也了解了他的痴迷和癫狂。张生才华横溢却功名未遂，对莺莺一见钟情却又不知所措，干脆利落的红娘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在张生面前，红娘的调皮、讽刺和奚落反而使张生对她产生一种依赖感。老夫人赖婚后，红娘决心帮助困境中的张生，她言道：“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如此侠肝义胆，使张生敢于在红娘面前直抒胸臆。面对红娘的热诚相助，张生无以回报，言愿用金帛拜酬，却因此招来红娘的一顿臭骂：“哎，你个馋穷酸来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赀？红娘的品性和超凡脱俗能不让张生信服吗？”[10](p283)
面对郑恒，红娘依旧不卑不亢、义正言辞。在她心中，郑恒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物。红娘虽地位卑微，但她不重金帛重正义。因此，当老夫人以父母之命欲将莺莺许于郑恒时，红娘决不袖手旁观，她要彻底揭穿老夫人赖婚的挡箭牌。郑恒死皮赖脸来普救寺抢婚时，红娘与他展开了正面交锋，说他是：“依着父兄仗势欺人”，“买弄你仁者能仁，依仗你身里出身” [10](p316)，说他是“小浊民”。至此，红娘这一人物的交际才华的亮点完全显露出来，她泼辣勇敢，无私无畏，锋芒毕露。
4、处于社会最低层却没有丝毫奴颜媚骨
红娘虽是个丫头，但她对老夫人、郑恒，甚至对莺莺、张生，她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奴颜媚骨。她不屑卑躬屈膝，不善阿谀逢迎、献媚取宠，对莺莺，她敢于揭露和反抗她的“假意儿”和“乖性儿”，有时甚至不留情面，反戈一击。《闹简》一折中，便有充分体现。对懦弱、书生气十足的张生，即使在知道莺莺对张生情有独钟之后，身为奴婢的她依然保持她的个性和本色，对他的“傻痴呆酸”和“银样蜡枪头”的种种缺点进行了善意的调侃和嘲讽，有时甚至很尖刻。对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封建主义代表人物老夫人和郑恒也同样不畏缩、不退让，且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敢于顶撞，义正辞严。
红娘的形象在王实甫的笔下，已经突破了一般婢女形象的限制，已经从一个只为主子牵桥搭线而无独立思想和性格婢女，发展为一个做事沉稳、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成熟女性。她善于窥测崔张心事，对于莺莺、张生的懦弱，她给于激发和鼓励；她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在崔张无助时候，她总是去热心的帮助；她热情泼辣、气度不凡，看到莺莺、张生忸怩作态时，她总是善意的嘲笑。但一旦东窗事发，无助的是崔张，勇敢面对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是红娘；她勇敢机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在古板威严的老夫人面前，她义正言辞、步步逼近、反攻为守，最终取得了反封建的胜利，促成了崔张的团圆。
（二）王实甫笔下红娘形象的性格特征更加丰满的原因
红娘的性格特征从模糊到清晰再到鲜明走了一条非常曲折的路线，直到王实甫的笔下才如此丰满，这与剧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1、作者生活的时代大势所趋
王实甫生活在元代，正是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代，科举考试停止了，士子不再可能把诗文当作上天梯，他们的地位由传统的“四民”之首，一变而为社会下层，由高踞于百姓之上变为沉沦于百姓之中，真正了解了平民的感情和愿望。于是将其才智寓乎声歌，抒其怫郁。红娘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正好顺应了那个时代人们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反抗斗争，它反映了时代的主题，同时也是同时代广大受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共同的愿望。
2、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
王实甫是大都人，生卒年和生平事迹具不详。贾仲明在追吊他的【凌波仙】词中，约提到他的有关情况：“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樱花寨明风风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 [11](p286)所谓“风月营”“樱花寨”是艺人馆妓聚居的场所。王实甫混迹其间，可见，他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他也就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真实愿望。红娘形象的塑造，正是王实甫所认为并表达出来了婢女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
（三）董解元和王实甫塑造的红娘形象与表现作品主题的关系
我们知道作者往往是为了表现自己作品的特定主题思想去塑造人物形象的。这样看来，《董西厢》和《王西厢》是为了表现赞扬自由爱情和反抗封建礼教的主题而使红娘的形象发生巨大改变的。红娘对崔张爱情同情、支持和帮助，是为了崔张在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上有个帮助人，而这个人也必须站在他们的统一战线上，与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那这个人也就非红娘莫属了。一方面，她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残害最厉害所以最具有反抗性。另一方面，她目睹了崔张的真实感情，同情他们的遭遇，又与莺莺情同姐妹，她也最有可能与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相反，红娘在《董西厢》和《王西厢》中的性格特征有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深化主题的作用。一方面。她的机智幽默，热情无私的性格特征是崔张爱情的催化剂和粘合剂，加速她们的爱情进程，使崔张更快、更坚定地走自由相爱的道路。另一方面，她的勇敢的反抗精神给崔张坚强的精神支柱和勇敢的反抗同谋，使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更加的坚定和勇敢，她的现身做法达到了推动情节发展和深化主题的双重功效。
四、后代作家对红娘形象的重塑
红娘的形象在经过元稹的初塑、董解元的再塑、王实甫的完善后，已经非常鲜明、清晰、富有个性。但后代作家并没有停止对红娘形象的改造，在明清时期，红娘的形象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李日华的《南西厢记》中红娘作为挑逗者的形象登上了戏剧舞台；明中后期，《定本西厢记》和《金瓶梅》中红娘的形象比挑逗者更加出格，可称之为猥亵者，主要表现在明代后期的戏曲小说领域。明末黄粹吾的传奇《续西厢升仙记》[18]中红娘又变成了礼法维护者的形象。荀慧生的京剧《红娘》，是红娘一跃成为剧中的主角，侠义者的化身。如此种种对红娘形象的改造，在艺术上都没有超过《董西厢》、《王西厢》对红娘形象的塑造，而且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不大，在此就不多加赘述。
通过上文对红娘形象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红娘”不仅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文学人物的典型，是一种文学现象。就文学人物而言，她是同时期婢女形象的象征，也代表了同时期婢女的特征；就文体而言，表现形式的限制和突破造成了红娘形象的波动；就表演艺术而言，其流变的轨迹伴随着戏剧性日益受到重视的过程；就作者而言，红娘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不同作者的思想观念、社会地位、和理想愿望；就作家所处的时代而言，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叙事视角，而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主题、人们的共同理想、人物的性格特征就不尽相同；就文学人物和作品主题的关系而言，文学人物形象的不同展现都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主题思想也是靠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得到充分体现的。
本文对红娘形象演变和原因的具体分析，有助于研究不同时代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意识，而且使我们认识到，红娘这一人物形象不仅是作者表达思想观念的艺术形象，而且是同时期婢女命运和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
结束语
通过将近一个多学期的努力，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下，我知道了撰写毕业论文的艰辛。老师们严谨负责的态度使我工作更加认真和努力，学到很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
开始，我查阅了图书馆能查到的所有与我的论文有关的资料，但真正下笔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这时我才发现做学问和学知识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我发现只写红娘形象的演变不算是真正的论文，论文就要提出一个新观点，然后去论证它。所以，就想到了红娘形象为何会经历那么多不同的演变，到底能反映一种什么现象。我就开始下笔往这方面努力，但我发现我不仅理论知识不足，而且表达能力也欠缺，经常有词穷的感觉。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看书、搜集资料、和老师讨论之后，我的论文的语言就流畅多了，也提出了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我的论文的前几篇稿子有很多表达不妥的地方,但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解释给我听。现在不仅把以前很多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弄懂了，而且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我也知道了论文该怎么写，往哪个方面去写。
我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在文化探究和哲学、美学等理论知识储备方面有所欠缺，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在这方面多加努力，使我的论文水平可以有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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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HongNiang’s Imagination And Its Causes
LiuYanyan
(Chinese depart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
Abstract: The imagination of hongniang is a very ordinary handmaid in the《Biography of Yingying》,she become a independent supernaturalism image in the《Dong Xixiang》.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relay, Wang ShiFu created《Xixiang Ji》Hongniang becomes justice, courage, and have the wit humor bright female image resistance.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imagination of hongniang is experiencing various chan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hongniang’s image,we can get the reasons of the evolution of hongniang’s imagination: Firstly, it is causes the theme reflects the time;Secondly, it is the reflect of the writers;Thirdly, it is the request of the writing form and readers.
Keywords: xixiang story; the imagination of hongniang;evolution;cause
（作者单位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 238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