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1924年经同乡朋友高君宇介绍结识李大钊，“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迈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1927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8年春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附设于法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支部”支部书记，主编《赤光报》。精读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大量西方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名著，广泛涉猎哲学史、经济史、西方文学、艺术以及数学、机械学等，并着手翻译《资本论》。
1930年春因生计所迫，绕道柏林至莫斯科，希望继续《资本论》的翻译，但遭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冷遇，在莫斯科逗留一周便回国，受聘为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教授，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南下到北平。1932年春应聘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兼课，加入范文澜为主要负责人的“左翼教师联盟”。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判刑入狱。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1934年春回到阔别十年的山西，从事《资本论》翻译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1936年与王思华合译《资本论》第1卷全译本出版。
1946年6月，开始了长达20年的《中国思想通史》撰著。
由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研究，是侯外庐上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或“五老”）中，侯外庐是唯一一位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家的历史学家，被普遍认为是颇富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家，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与其他“四大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四老”都有过共事经历的学者。
1942年2月在与郭沫若讨论屈原思想时，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将屈原与王国维相提并论，赞誉屈原与王国维为“两个中国学术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夸口的人物”。
1942—1946年撰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三部论著期间，对王国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是一部颇富创见的论著，既是侯外庐本人的代表作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侯外庐一再强调是“一见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刻就沿着他开辟的‘草径’，研究起王国维的遗产和郭沫若的方法”，“渐渐掌握了一些殷周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并用经典作家关于古代社会的理论，考核了这些存在数千年才初被人识的‘新’史料”所取得的“收获”。1946年为改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写自序，表示15年来“我自己从事此一种研究亦有来历，一则是步着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的后尘，二则是继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战的绪统，更在这两方面要求一个统一的说明。”确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要想得出断案，必须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我们治古史，地下资料已成为必要的论据”，“今文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古射今’，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则要远乎此道，尤其治古代史，不能一丝一毫来眩染”。这完全可以视为“王国维的遗产”的同义语。该书第三章论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释“土”字，引王国维最初释社土之义，说明殷代已有土地的所有问题；研究殷周之际的制度转化，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赞赏说：“好一个合于科学的断言！”整章论证基本是结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及相关文字考释，解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即其所谓的“若与《起源论》之说明对照，就知道底里。”该书第五章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肯定“王国维先生根据卜辞，证古代邦、封为一字，卓见超绝”，从“邦”字证“封”字。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封、邦两字的涵义，实在是古代社会筑城的第一阶段，“营国”是筑城的第二阶段，是国家形态的发展。古代的城、国二字同义，城市＝国家。这一论证，成为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论点。
确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个步骤，是“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高级的，要在不断的试验写作之中，才能有所创获。”这既是侯外庐治学基本思路的自我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人物治学思路的基本概括。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其他“史观派”的区别：仅有史观（历史发展法则、历史哲学等）而无具体历史事实（散沙般的资料等），才应称为“史观派”，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论代史”（以理论、法则代替史实研究、代替对散沙般资料的系统整理），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要在“资料”和“法则”两方面“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即以理论与史料相结合。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从明末清初写到清末民初，第三编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论述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这是学术思想史中系统论述王国维学术思想的重要篇章。其间，侯外庐还编著了《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重庆三友书店1943年出版；写成《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载1945年9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8期。
1985年侯外庐回忆录——《韧的追求》由三联书店出版，有着诸多不为读者注意的内容。
取名外庐，是因为“王国维深信君子三畏”，“以‘畏’自戒”，将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反其意而用之，一九二八年初，起名‘外庐’，以‘外’自戒”。这同郭沫若一样，是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多”以后初识王国维，并把王国维作为某种效仿榜样的。谈翻译《资本论》心得，回忆说：“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虽然强调《资本论》方法论未使自己“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却不掩饰对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的推崇，并将其与《资本论》方法论对自己的熏陶相提并论。
侯外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同样是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的同时，继承了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史科学方法而深入展开的。最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中，推崇和继承王国维的郭沫若、侯外庐都主张西周为奴隶社会，其他三人——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则主张西周为封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