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
一、《通鉴》里为什么没有李白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帐。《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约三百万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一千四百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规定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二、文学家的历史与政治家的历史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本书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以前的历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时超出了政治理性范畴，司马光必然会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诠释。
举一个例子。《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夫人的缘故，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即他与吕雉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郁闷而惶恐的吕雉以及吕氏家族其他成员跑去找留侯张良支招，张良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无力回天。《史记》这样记载张良对吕氏的答复：“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氏认为刘邦能对张良言听计从，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张良却说，当初刘邦重视他的谋划，不过是因为在与项羽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罢了。张良的自知之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刘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体现。现在天下安定，对刘邦来说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寝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张良。因此张良认为，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够劝说改变得了的。
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敦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位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是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味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髙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缯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嘛？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是一个口吃，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需要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连年战火、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之事。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点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