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翻看抗战时期教科书，脆弱的纸张，模糊的字迹，没有生动的插图，有的教科书甚至连封面版本标识都不清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物资极其紧缺，临时搭建的教室里，孩子们手捧着一册册教科书，专注地读。中国从近代一路走到今天，教科书就像一面镜子，它的发展历程与国家和社会的变迁同步，从内容到形态，都见证着战火中不灭的民族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权，即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日伪占领区。战争时期，教育尤其受政治影响，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日伪占领区的教材服务于不同性质的政权，其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等都有明显不同。政治导致教科书分化发展，教科书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宣传功能都发挥到极致。在日伪占领区，日本政府借助教科书对占领区青少年实施奴化教育。而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教科书就是一座抗战的堡垒，让青少年懂得如何面对战争，保护自我，更重要的是留存一颗中国心。
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初期政府的抗战态度并不明朗，对于教育也一直坚持“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总方针。这一方针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方针基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强调为国培养建设人才，并在战争初期，极力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大量吸纳安置战区失学青年，另一方面，其对于战争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也导致了抗战初期的教育未能达到鼓舞民族士气，激励青少年学生积极应对战争态势的目的。先于教育领域觉悟的是一些政界要员和文化界人士，他们掀起的教育思潮是抗战期间的教育思想主潮，并且影响了相关教育政策的制定。1935年12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任社长，拟订了《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宣言指出:“执行国难教育的工作，最主要的就在暴露并廓清一切歪曲事实麻醉大众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统一我们的阵营，用同一的步调，向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工作迈进。”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教育转化为抗战教育。文化教育界人士一方面积极参与讨论抗战教育的问题，一方面积极从事实践推进抗战教育的工作。陶行知创办了《战时教育》杂志，专门研究战时教育性质、形式、内容、方法诸问题，发表了大量关于抗战教育的文章。1938生活书店出版了由生活教育社编的《战时教育论集》一书，较集中地反映了文化教育界关于抗战教育的主张，提出通过教育动员民众全面持久地抗战，并提出了改进与实施战时政治教育、农民教育、难民教育、军队教育、伤兵教育、边疆教育以及教育行政、战时教师、学校机构、学校课程改造等具体主张。
随着战事日渐紧急和抗战思潮的掀起，国民政府适时调整了教育的临时政策。设置大量的临时中学，收容流亡师生，颁发《战区中小学学生自修暂行办法》，让学生在家自修而后参加考试。战争使教育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国民政府未曾怠慢教科书出版事宜。1938年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小学教科书及中学、师范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布应用。”为了编制“国定本”教科书，国立编译馆成立各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编撰人员，如陈伯吹、俞子夷、潘公展、吴俊生等。“为实现全国中小学采用统一教材并谋印刷便利供应普遍起见，业根据新颁布课程标准分别编选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国定本陆续交正中、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交通等七大书局联合组成之‘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在战乱年代，恐怕也只有政府还可以鼎力支持教科书的编制与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从选材到文字描述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在蔡丐因《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中：“到了这时，我国上下方始觉悟非竭全国之力起而抗争，必不足以图存，于是炮轰弱博，与之周旋，虽苏杭不守，南京沦陷，华北又节节失败，而台儿庄一役，却给予我民族以胜利的自信，此后虽极艰难，而国力的储积，必将更形巩固，民力的发挥，必将更加伟大，未来的和平的新机，就要在这坚苦的奋斗中出现了！”这饱含深情的文字突出了教科书编者注重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培养，以期启发学生抗战建国责任感的热望。《初中国文甲编》选了不少反映抗战中英勇事迹、激励士气的作品。例如，描写正面战场的孙怒潮《光芒万丈的台儿庄》，反映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传略》与《悼郝梦龄》，反映空军将士殉国的《壮哉空军烈士阎海文》与《念粹刚》，反映下级军官抗敌的卢前《书史贯一》与翁照垣《一个军官的笔记》，反映普通民众抗战的《固安一农妇》等。《初中国文甲编》还选了一些历代民族英雄的作品和传记，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与《论恢复疏》，史可法《请励战守疏》，林振镛《左宝贵死难记》。
为使青少年能够更好地应对战乱之变，并塑造他们的民族情怀，激发抗战情绪，在既有教科书体系之外，国民政府开展了战时教育，各地编制了战时教科书和国防教科书。关于战时教育的改进，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其一，变更原有学科的教学时数，抽出时间教授战时新教材，诸如军事常识、救护常识、防御常识、消防常识、国际关系、群众指挥法等；其二，加设特殊学科，诸如国民训练、民众教育、中国地理险要、日本侵略史、日本外交史、日本政治大纲、军事化学、生物学与国防、军事工程等；其三，改进每门课程本身的内容，小学要注意激发儿童抗战情绪，培养儿童社会知识，灌输儿童战争常识；中学在国文、地理、历史、美术、劳作等课程都要作适当改进。”黄觉民在《战时课程的编制》中认为美术课程应剪贴忠勇战士的塑像，把防空图、防毒图、救护图、后方工作图、战事经过的连续画等作为教学材料。而劳作课可以演练军械模型、障碍物制造、简易防毒面具和口罩的制造等。1938年特种教育社编的《战时国语读本》中就有5幅抗战名画。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全面的国防教育比国统区启动更早、更突出。1937年5月，针对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毛泽东强调了教育对于国防的意义。“政治史、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要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在阐述实行全面抗战的八项主张时，他提出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文化、教育、宣传等一切活动都符合国防的利益。1938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是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应该用全力来应对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辛安亭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任编审科长，在1938年到1948年的11年中，编写了大量适合抗日根据地的小学生、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阅读学习的课本和读物。那些课本和读物一方面服务于边区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大力宣扬抗战思想。如高级小学地理课本第1册中首先从边区说起，然后说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华北资源的掠夺及各省军事要地作为重点内容，尽先介绍，课文有《从边区说起》《再谈边区》《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势力》《现在的东北》《华北的交通和要地》《武汉的产业》《武汉的形势》等18篇课文，都和抗战的形势紧密相关。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出版社科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