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一个独特命题。从现存文献看，最早系统阐述无为政治的是《老子》，而有关思想可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在先秦，无为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道、儒、墨、法、阴阳、杂等主要思想流派对无为的理解有很大差别，却又有共同的话题和相近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事（包括各种政治事务）应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在君臣关系上，君无为而臣有为；在君民关系上，君主应尽量减少对民的干预，但又要愚民；作为君主要注意节俭，不宜太铺张。无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法则之一。本文只说君臣关系，其要点是君逸臣劳与治要抓纲。
先秦诸子反复论说君逸臣劳的原则。君逸臣劳既源于君尊臣卑，又因君主个人能力、精力有限，不能不依靠臣下。
先秦道家认为，君无为而臣有为是君主驭臣的总纲。《老子》对君主无为有提纲挈领的论述，其政治哲学和策略思想一直是人们论证君主无为之术的理论依据。《庄子·在宥》认为：天道无为，人道有为；无为者尊，有为者劳；君为天道，臣为人道。君逸臣劳，君尊臣卑，这是自然法则决定的。《管子·心术下》以心脏无为而制九窍为例，阐述君主的驭臣之术，主张君主把精力放在督导臣下方面，而不是代替臣下做事。君主无为犹如“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责”。道家还为此设计了系统的治术。
法家深受道家的影响，也大讲君主无为。《慎子·民杂》提倡“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申子·大体》主张君主“示天下无为”。《管子·乘马》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法家认为，君主无为既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具体体现，又是君主驾驭群臣的工作方式和特殊手段。所谓无为，就是操持最高权力的君主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在设官分职、尽臣之力方面，指挥一切人，却又不要事必躬亲。《申子·大体》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君驭臣如身使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法家以法、势、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系统的君主无为之术。法家的有关思想对后世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儒家也大讲君主无为。《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的一种思想：“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主张君主“垂衣裳而治天下”，即应善于任用臣属，不必亲自操办事务性工作。《荀子·王霸》讲得更为具体明确：“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君主应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以实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恭）己而已矣”。这种治术“守至约而详，事至逸而功”，君主能行此术，“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
先秦其他学派也有类似的思想。墨家的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为”这个概念，然而其尚贤论的基本思路与无为论相通。《吕氏春秋》在综合各家之论方面大做文章。《君守》篇将君主无为概括为“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当染》篇说：“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君主劳于求人而逸于治事，才能实现无为而治。
“无为”几乎成为论说君臣关系时必然涉及的话题，许多人把“君无为而臣有为”作为君主臣辅政治运作的总则。君主无为论为统治思想和各流派文化所认可。如魏晋玄学诸子兼综《老子》《庄子》和《周易》，他们不仅力主君主无为以统众，而且把无为原则普遍化。郭象在《庄子注·天道》中提出：天子、冢宰、百官、庶人乃至昆虫都应无为。“无为”和“有为”是统一的，“无为”要借助于“有为”，“有为”要归结为“无为”。“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这就像“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所谓“无为”就是各司其任，各尽其能。道教学者也大讲君主无为。唐代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庄子·在宥疏》中提出：“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诚奉上。”“尊卑有隔，劳逸不同，各守其分，则君臣咸无为也。”孔子后学都把“垂衣裳而天下治”作为论说君主驭臣之道的主要命题之一。《中庸》把“无为”推广为一切权力者的为政治术，即“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郑玄注：“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属官所任使，不亲小事也。”无为又是公认的圣王之道。《新序·杂事三》说：“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历代儒者注疏《周易》，必然论及君无为而臣有为。如《周易正义·系辞下疏》说：“君以无为统众。无为者，为每事因循，委任臣下，不司其事。”“臣则有事代终，各司其职。”王夫之还依据君无为、臣有为原则，设计了更合理的政治体制。
许多帝王对无为政治也有精辟的论述。如武则天在《臣轨·同体》中说：“冕旒垂拱，无为于上者，人君之任也。忧国恤人，竭力于下者，人臣之职也。”而“天下至广，庶事至繁，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因此，君主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分官列职”，切忌君代臣劳。
君主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事必躬亲，眉毛胡子一把抓，陷入事务主义，抓一而漏万，不懂得抓纲领，结果适得其反。《尚书·虞书·益稷》载：“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传说这是皋陶应答帝舜唱的歌，对此注解很多，司马光、吕祖谦解读得最为明快。司马光《稽古录》说：“丛脞，细碎无大略。明主好要，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既不知治要，躬亲细务，则大臣无所事事，皆解体不为用。万事非一人可治，故皆堕坏。”宋人时澜编《增修东莱书说》卷四归纳吕祖谦的话说：“君道在于无为。侵臣之职，则丛脞哉。丛脞者，不知纲领之谓也。”君主“细碎无大略”，不知“纲领”、不知“治要”，“躬亲细务”，结果只能是“堕坏”。
那么“大略”“纲领”“要”点是什么呢？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说词，但从大的方面讲，如下几点大致是相同的：
其一曰静因之术。道家、法家、杂家及部分儒家学者对此多有论及。其主旨是：君主要无欲、藏拙、静观，使臣下不可揣度，从而实现以静制动，以虚制实。具体方术有深藏不露、装聋作哑、倒言反事、防臣如虎等。以身藏不露为例，《管子·心术上》说：“不出于口，不见于色，言无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则，言深囿也。”《申子·大体》说：“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否则“示人有余者，人夺之”。《吕氏春秋·分职》说：“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示人“无智”而“能使众智”，示人“无能”而“能使众能”，示人“无为”而“能使众为”，这就叫“静因之术”。
其二曰定法分职。这一条是百家共有的。其主旨是：以法制、律令的形式明确职分，使群臣各有其职位、权限及相应的规范，即《慎子·威德》所说的“士不兼官”“工不兼事”。
其三曰循名责实。这一条也是百家共识。其主旨是：立法定分以后，君主要审核形名，依职课功，要求群臣恪守职责，按规定办事，不得玩忽职守，不得越权行事。《申子·大体》说：“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君主循名责实，群臣按规定办事，政权体系就会正常运转。历代王朝都有与此相关的考课、监察制度。
其四曰任能使智。《慎子·民杂》认为：君主应“不设一方以求于人。”君主必须借重群臣的智慧和能力，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这也是百家共识。思想家们还普遍指出：君主必须知人善任，量才而用。《韩非子·扬权》说：“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唐太宗在《帝范·审官》指出，君主用人应大材大用，小材小用，使才当其任，人尽其才，所谓“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勇、怯皆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这类言论很多。思想家们还普遍主张君主要礼贤下士，甚至以臣为师为友，以此换取贤能之士的效忠。
其五曰尽臣之能。尽臣之能的关键是君主不可恃才自任，事必亲躬。《慎子·民杂》说：“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在历代文献中，批评君主骋材自傲，与臣下争功、争能的言论很多。思想家们都认为这不利于充分发挥臣下的才干。为了尽臣之能，他们还普遍主张君主纳谏。
其六曰赏罚严明。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唯有君主赏罚严明，才能使恶者惧、善者劝，群臣尽职尽责，不敢违抗君命。
上述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政治规范和君臣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有深刻的影响。
如果从抽象的意义说，无为是很高明的领导方式，善于治要抓纲，知人善用，控制住宏观，摆脱事务主义，这些很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