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价值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除通俗小说和戏曲不收外，包括当时图书的所有门类，共收书3400馀种，79000馀卷。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仅其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即达一千五百余人。《四库全书》全部以抄本形式保存下来，共抄写七部，分别保存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溯阁、热河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并于次年春入藏宫中文渊阁。由于文渊阁所在深宫禁地及其作为首部《四库全书》的特殊地位，校雠、抄写极为认真，故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被公认为七阁全书中最好的一部。
《四库全书》对整理、保存我国文化古籍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清高宗将认为不好的书烧毁，或将其中一部分毁去或篡改，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破坏。
《二十四史》作为《四库全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清乾隆时开四库馆，馆臣多是当时的硕学名儒。经过馆臣整理、修改、审定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独具面貌，在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语言文字学、思想史等领域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其中，《明史》的差异最广为人知，毋庸赘述。从其他各史来看，也具有很大的差异：
（一）版本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标明二十四史底本，多是“内府刊本”。一般以为所据底本“内府刊本”，即是清乾隆四年到四十九年（1739-1784）间印制的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辽、金、元三史。
光绪癸卯冬十月同文局石印殿本中辽、金、元三史，虽然每种前皆冠有《御制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其实文中并没有改译，反而是四库全书本全部修改了。版本差异极大。可见内府刊本并非全是武英殿本，四库本有其独特的版本价值。仅举《金史·卷一》的第一段话为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博绰部、曰恩彻亨部、曰佛宁部、曰哈沙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
而武英殿本作：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
勿吉七部，四库本改译名称的就有四部。
（二）校勘学
文渊阁四库全书在修成之后，又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校改，质量上乘，用它来校武英殿本，乃至百衲本，不时有令人眼前一亮，乃至茅塞顿开的地方。比如武英殿本、百衲本《宋史·卷二十六·本纪第二十六·高宗三》中有一段：
（绍兴元年夏四月）庚午，张琪复叛，犯当涂县。金将挞懒渡淮，屯宿迁县马乐湖。
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同段作：
……金将挞懒渡淮，屯宿迁县乐马湖。
“乐马湖”，其他资料上又作“路马湖”、“落马湖”、“骆马湖”，即今天江苏省宿迁市之骆马湖。他本《宋史》中的“马乐湖”恐是讹误。再如武英殿本、百衲本《辽史》卷一有：
（五年）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
（六年）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还，复与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
（七年）三月癸丑，次芦水，弟迭剌哥图为奚王，与安端拥千馀骑而至，绐称入觐。
（八年）首恶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犹弟之，不忍置法，杖而释之。
（神册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弟迭烈哥谋叛，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圹。
初读的人，会感觉到“迭剌”、“迭剌哥”、“迭烈哥”为三个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史》卷一则通改成“特尔格”，并在“考证”中说：
按：特尔格，原文作“迭剌”。考皇子表，系德祖第三子。本卷后又作“迭剌哥”或作“迭烈哥”，即一人也，今画一译改。
这样，读《辽史》的人再也不会有之前的那种困惑。
（三）避讳学
避讳是古代常见的文化现象，在刻书、抄书中时常会遇到这种问题。百衲本、武英殿本的避讳字多是缺末笔、改字等，但四库本还有一种别的方式。比如《宋史·卷三十三·本紀第三十三·孝宗一》：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中书舍人唐文若闻而请对，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储之诏，赐名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此处则作：
中书舍人唐文若闻而请对，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储之诏，且赐名。
为了避清圣祖仁皇帝“玄烨”的名讳，四库本临文而改。这可以说是史书中一种比较罕见的避讳现象。
（四）语言文字学
乾隆皇帝在编《四库全书》的时候，以为“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所以在翻译辽、金、元三朝人名、部落名等时，常常用贬义词语。“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导致译名“颠舛支离”“讹谬百出”。乾隆皇帝“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其中，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所改正部分主要集中在姓名、地名、职官名、部落名、物品名等方面。这为研究辽、金、元三代的语言文字提供了一种新工具。
与此同时，四库本对于二十四史中一些认为是“不雅训”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两下对照，可见当时人对文言、白话的认识。比如百衲本、武英殿本《元史·卷二十九·本纪第二十九·泰定帝一》有泰定帝即位诏书：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噶玛拉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青吉斯皇帝四个大鄂尔多，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鄂勒哲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鄂尔多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巴拉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青吉斯皇帝的大鄂尔多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元史》在明初修定，其诏书一依元代时的本来面目。元代诏书，每自蒙文译出，不假修饰，文既通俗，词序亦从蒙古，故半白不白、似通非通。四库馆臣修书，则加以粉饰，所以文渊阁四库本《元史》此段就变成了典范的文言文：
朕考晋献武色辰皇帝之嫡孙、乃裕宗皇帝之长子也，圣慈眷爱，封受晋王，统领青吉斯皇帝四大鄂尔多，及军马、达勒达国土。就国以后，格遵色辰皇帝圣旨，小心谨慎，凡军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数年之间，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业。嗣后，鄂勒哲图皇帝命朕继承藩服，仍统领四大鄂尔多及北边军马，翼戴朕兄库鲁克皇帝、布延图皇帝，朕侄砚迪巴拉皇帝。历事累朝，无贰尔心，以继朕皇考固让之志，恪恭厥职，屏卫王家。朕行之事，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宾，迤南诸王大臣、军士及诸王驸马臣僚、达勒达百姓等，咸谓天位不宜久虚，乾纲固有专主。近属之中，惟朕为色辰皇帝嫡曾孙、裕宗皇帝嫡冢孙，以长以亲，於义皆无可让。况大行晏驾，事变非常，及今加意抚绥，犹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极，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朕以臣民劝戴之故，俯顺舆情，九月初四日，即位於青吉斯皇帝之大鄂尔多，布告中外，咸与维新，可大赦天下。
（五）文化思想
清代在文化思想上采用高压政策，通过文字狱等方式将文人的思想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乃至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馆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史书中提到夷、虏等词语的地方痛加删改。比如百衲本、武英殿本《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末有赞：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史》此段则改作：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统壹海㝢，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四库本《元史》改“以夏变夷”为“统壹海㝢”，自是避清朝人的痛处。
综上数点可见，整理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标点本非常必要。
二、整理体例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在标点过程中，为确保格式、体例统一，保存该版本的原汁原味，便于读者和研究者使用，今将整理中的体例原则和一些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保存原本原貌
1、整理中只作文字校勘，不做繁琐的史实考订辨证。
2、正文文字一般不做增、删、改处理。如系明显衍、脱、讹、倒之处，则据他本予以订正，并出校勘说明。如因四库本残损污没所致之缺字，如“主”缺头上点，“子”缺腰间横，“玉”字缺左半边等等，则据上下文及他本予以补全，只做常规处理，个别地方以校勘记形式标示。
3、原文字增衍、脱落、讹误等造成文义不通，不可标点时，一般只保留原文，不作比勘。
4、四库本中的避讳字悉予保留原字，不作复原。如秦代以“端”代“正”避始皇之讳，汉代以“国”代“邦”避高祖之讳，以“茂”代“秀”避光武之讳，唐代以“人”代“民”避太宗之讳，以“通”代“亨”避肃宗之讳，清代以“元”代“玄”避康熙之讳，等等，皆从其故。但以缺末笔形式出现的避讳字，如“玄”、“胤”，“真”、“徵”等避讳字，则以整字表示。
（二）采用标准字形
1、正文中己/已/巳、戊/戍/戌等手写字形难以区分，以及汨/汩等同，日/曰不分，睢/雎相乱，在整理过程中，结合上下文义，适当区分，径改为本字，不出校勘记。
2、正文为手工抄写，存在较多异体手写字形，如“
”“
”“
”“
”“
”“
、
”“
、
、
”，在整理过程中规范成为标准字形，不出校勘记。
3、四库本中的异体字、俗体字、一一对应繁简字，如：氷/冰、徤/健、無/无、鳥/鸟、鄰/隣、睹/覩等，除特殊情况外，统一处理成标准的简体汉字。
4、部分通假字，及繁简字在古代具有明显区别意义的，如说/悦、止/只、有/又、景/影、雲/云、於/于、後/后、餘/余、乾/干等，则予以保留原字形。
5、由于抄刻习惯和时代、地域差异造成的异形字，如：敎/教、廻/迴、達/逹、茲/兹、羣/群等，予以规范，合并统一为正形字。
（三）吸收校勘成果
1、底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史，参校本为百衲本、武英殿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重要版本。其他各种文本也尽量收集齐备，以供校勘之用。
2、广泛吸收一些为大家所认同的考据结果，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以及今人的重要成果，以校勘记形式予以反映。
3、对于古人句读有歧义之处，由审定者确定相应的标点方式。
（四）统一整理规范
1、书前题词、目录，卷中音义、校勘记等附属内容悉数删去。书中若有特殊标注，如夹注、眉批、印章、画符等等，一般不排入正文中。
2、四库本目录与正文不符处，据正文改。
3、正文中的表格，保留表格前后的文字，表格内容以“表略”方式标明表格位置。《二十四史》的全部表格汇集在最后一册中印出。
4、文字处理严格遵循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以下规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12月）、《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年1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3月）。简体版字形统一使用《简化字总表》中的字形；《简化字总表》以外的生僻字，按照1992年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一般不作偏旁简化和类推简化，如駉、鸛、訏、輶、銶、闉、綯等，均不做简化处理。
5、按照国家规定，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标点采用方面，以逗号“，”句号“。”问号“？”冒号“：”顿号“、”为主，慎用感叹号“！”分号“；”书名号“《》”双引号““””单引号“‘’”。
6、因各本均残缺而使文字残缺者，以“□”表示之。残字可考字数者，一字一“□”。残字不可考字数者，以“（首缺）”、“（中缺）”、“（尾缺）”表示。
7、因为行文格式需要之换行空、敬空等，直接删去空格，不出校记。
8、撰写校勘记的原则是：逢需方出，尽量简略，达意为主。如四库本正确，除非特定情况，则不在校记中罗列诸本异文。校记作：
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一）山地方百里以处之
（一）“汗”，是。中华书局繁体本第197页作“汙”，简体本第134页又作“汙”，皆误。
如果是四库本错误，则据他本改正，校记作：
会詧夜至，袭（二）氏不知其败，谓为贼也
（二）“袭”，误。百衲本、武英殿本、中华书局繁体本皆作“龚”，是。
如果是四库本漏字，据他本补；四库本衍字，据他本删，则校记应注明为：
据百衲本、武英殿本，此处应补“某”字。
据百衲本、武英殿本，此书“某”字应删。
虽无校本依据，但行文明显错误者，则不须进行理校，但可于校记中说明疑问。
9、错别字改为正字，出校记。如在同一篇中某些错别字反复出现，则仅在首次出现时予以注出，其后不再一一出校记。
10、引文能查核原出处者，尽量查核，此时加引号。一时查不到原出处，但可以确定首尾者，加引号。不能确定其首尾者，不加引号。
11、依照内容需要另行分段、分节的，不出校记。
（五）保存各史差异
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金、元三史，四库馆臣据《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改易，但也有改而未尽者，如：
秋七月，黄龙府卫将雅木丕勒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噶勒毕讨之。九月，败雅木丕勒于治河，遣其弟安图追之。雅木丕勒走保乌舍城，安图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辽史·卷八·本纪第八·景宗一》）
据百衲本、武英殿本、中华书局本，此段作：
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於治河，遣其弟安抟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抟乃还，以馀党千馀户城通州。
据《钦定辽史语解·卷七》，则“燕颇”当改译作“雅尔丕勒”或“雅木丕勒”，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史》中仍有作“燕颇”者：
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二》）
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二》）
为北院大王时，黄龙府军将燕颇杀守臣以叛，和勒博讨之，破于鸭绿江。（《辽史·卷七十七·列传第七》）
这种问题很多，但为保留原貌，书中“燕颇”、“雅木丕勒”并存，于校记中予以说明即可。
2、《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不仅本身为《二十四史》中水平最高的经典，而且其旧注也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因此，我们这次整理，亦保留其旧注。至于其他诸史，则不予保留注释、音义、考异等。
（六）撰写详细说明
1、审定者为每一史撰写一篇3000字以上的解题，内容包括卷数、作者简介、编纂过程、流传情况、重要版本、价值缺陷，以及整理中所遇的问题等。解题置于每种书目录之前。整理者对所整理史书作文献学方面考证研究，可以作为附录载于该书之后。特殊情况，随文说明。
2、校勘录文时，如遇异文，整理者应慎重考订，吸收诸本精华，选择其最有价值者纳入校勘记，以供研究者参考。努力避免为写校勘记而罗列诸劣本的现象。必要时可出解释性、研究性校记，但应文字简练。
（七）其他
其他复杂情况、未尽事宜，由相关专家组成委员会进行商定，出具解决意见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