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907朱温取代唐朝建立梁朝，到979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这这七十多年史称五代十国时期。所谓五代，是指中原地区建立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十国是指环绕中原地区以及沿江江南先后出现的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十个小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多、朝代更迭最频繁、山河最破碎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中原地区，五十二年间更迭五个王朝，战祸连连不断，田园荒芜，饿殍遍地，以致军队只好用战马和死人充作军粮。文物典籍亦在战火中毁于一旦。相对于中原，沿江和江南相对安定一些。由于杨行密在唐末割据江淮，挡住朱温南下的势头，嗣后的南唐几乎没有大的战乱。加上李璟、李煜父子，雅爱词章，富有艺术细胞，所以文学艺术在南唐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前蜀、后蜀相继于四川，由于僻处西南，山川险阻，也无战祸之苦，生产力未受破坏，物产富庶，商业经济发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一些大地主、大贵族纷纷营屋造舍、挥霍浪费，绘画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奢侈品之一。荆南商贾纷纷前往西蜀买“川样美人”画，用以装饰厅堂庭院或收藏，仕女画和花鸟画由此时变得很时兴，在创作队伍、作品数量和技法创新上均超过前期。加之玄宗、僖宗两番幸蜀，带去大批文物和创作队伍，如孙位、常重胤等著名画师皆随僖宗奔蜀。前蜀主王氏和后蜀主孟氏都很重视收集保护绘画艺术作品，并建立了画院。因此不少北方学者、画师、伎巧百工，或迁西蜀，或迁南唐，于是金陵、成都两她的绘画艺术，空前繁荣。
五代绘画达到中古绘画新水平，它继承唐代的传统并出现新的变化，尤其以山水画和花鸟画方面的发展最为显著。五代时期，山水画已完全趋向成熟，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很大，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人物画的传神写照能力有所提高，水墨大写意画法开始出现。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皴法”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墨法逐渐丰富，笔墨成了画家们的自觉追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涌出现一大批杰出的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的出现，成为山水画的里程碑。地域上主要以中原和南唐地区为主流，表现以中原景色和江南景色为主，艺术风格亦迥然不同，以风格来划分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代表画家有荆浩、关同等，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南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擅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
晚唐五代时期经济生活的繁荣对于花鸟画有相当的影响。五代花鸟画的主要部分是描写与贵族生活有联系的花卉禽鸟。此时的花鸟画摆脱唐代作为装饰艺术的要求，写实风格得到进一步发扬。花鸟画的技法随着表现的需要相应得到提高的机会。精密的观察和精确的表现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画家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技法上有着各种创造。出现了以黄筌为代表的精细派和以徐熙为代表的野逸派。徐熙画花和当时一般流行的方法不同，一般流行的方法是用色彩晕染而成，徐熙是用墨写其枝叶蕊萼，然后敷色（见《宣和画谱》和《圣朝名画评》）创没骨法；黄筌父子则创勾勒法。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纤细，但以轻色染成而不见墨迹。从五代开始，花鸟画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有独特地位的一种样式，展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有力的方面。
五代十国时期绘画，按其地域和绘画特征，可以分为西蜀、南唐、后梁、吴越四类：
一、西蜀绘画
十国中的前蜀、后蜀皆在四川建国。这里僻处西南，山川险阻，少有战祸，生产力未受破坏，物产富庶，商业经济发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新的文化中心也形成了。在唐代时就不断有画家自中原来，其中最有名的如吴道子的弟子卢稜伽，其他如赵公祐、范琼、陈皓、彭坚等，对于西蜀绘画传统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唐末来避难的画家更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孙位、张南本、常桑、滕昌祐、刁光胤等。他们将中原文化带到西蜀，如赵德玄在晋天福年间入蜀，携有隋唐名画百余件，皆皇室藏品之散逸者。他们的创作活动推进了西蜀绘画的发展。据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当时道释人物画，在西蜀非常盛行，仅大圣慈寺，就有许多名家绘制壁画，如翰林待诏杜龊龟，创作了畀庐佛，十二面观音、菩萨、罗汉等画幅；翰林待诏杜敬安，创作了北方天王、无量寿福等作品；画家惠崇和尚在这寺里也画了不少名画。每逢风俗节令、喜庆寿典和祭祀等活动，也要绘制道释鬼神的壁画，如钟馗打鬼图就很盛行。前蜀光天元年（918）王建去世，画家赵德齐与高道兴，画陵庙鬼神、车辖仪仗等一百多堵壁画。后蜀主王衍，穷极奢侈，《五代史》载他在咸康元年（925）奉母同游青城山，令“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云霞，望之若神仙”，宫中则“壁上五彩画，图青山碧水，珍禽异兽”。无论是“衣画云霞”，还是壁上“图青山碧水，珍禽异兽”都需要大量画工，宫廷的提倡，也皆会使山水花鸟画兴盛起来。
前蜀主王建和后蜀主孟昶都很重视收集保护绘画艺术作品。中唐时代成都画家画家赵公佑善画佛道鬼神，尤以画天王著名，在成都寺庙内画像甚多，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到唐末唯存大圣慈寺文殊和天王四堵，并有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当时王建要在该寺修建三学院，下令不许损坏。后蜀孟昶也是这样，广政十七年（954），他做生日，大臣安思谦，把晚唐时名画家张素卿所画的十二幅《十二仙真像》送他，他很高兴，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欧阳炯次第赞之,又命画家、翰林待诏黄居宝，以八书题之，倍加爱护。王建时代的山水花鸟画家有宋艺、杜齯龟、贯休、李升、支中元等。王衍时代，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黄荃就被宫廷录用，授之翰林。
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特创“翰林图画院”，将许多民间画家搜罗入内，并于画院中设待诏、袛候等职，这是中国画史有正式画院之始。黄荃被授以“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带”，这对提高民间画家的地位和创作积极性，在互相切磋和竞赛中提高技艺，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画院有“按月议疑”制度，每月集会，讨论绘画上疑难问题。广政十九年（956），赵忠义和蒲师训皆画“钟馗捉鬼图”。前者以第二指挑鬼目，后者则以拇指剜鬼目。蜀主孟昶问哪一幅最妙，黄荃回答以蒲师训所画为妙。孟昶则认为两人“笔力相敌，难议升降”，于是皆获厚赏。《宣和画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黄荃奉孟昶之命临摹吴道子画的《钟馗捉鬼图》。吴道子画上钟馗是用左手捉鬼，以右手食指挖鬼的眼睛。黄筌的临摹中却改为用拇指挖目，因为用拇指挖目显得更有力。黄筌不但改画了挖鬼目的手指，也为此改了全身的姿势和眼神。他的理由是，原画表现全身的力量和神情都集中在食指，现在改用拇指，为了求得全身精神和动作的一贯，所以就不得不全部改画。传说黄筌在孟蜀宫殿中创造性的画了鹤的六个姿态：“唳天一举首张喙而鸣，警露回首引颈上望，喙苔垂首下啄于地，舞风乘风振翼而舞，梳翎转项毨（整理）其翎羽，顾步行而回首下顾。”这个宫殿因而改名“六鹤殿”。
郭乾晖兄弟的花鸟画学赵宏变、边鸾之古体，又能自出新意。乾晖始秘其笔法不示外人，画师钟隐“变姓名，趋郭之门，服勤累月，得其法，遂驰名海内焉。这些记录都说明画院制度对画家研究切磋画技，在相互竞争中得以创造性发挥，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画院画家的作品也可以自由买卖。当时荆南一带商贾常前往西蜀买画，以供江南和中原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装饰厅堂庭院或收藏，画史上记载的有江南商人买杜家父子的佛像罗汉，荆湖商人买阮惟德画的仕女，称为“川样美人”，黄筌父子的画也流入市场。经营此类商业的人称为“常卖”。这也刺激了西蜀绘画尤其是佛像画、花鸟仕女画的兴盛。
西蜀的画家，有黄荃、黄居宝、黄居寀父子、赵德玄、赵忠义父子、高道兴、高从遇父子、阮知海、阮惟德父子，丘文播、丘文晓、丘余庆兄弟父子、宋艺、杜齯龟、李升、支中元、蒲师训、李文才、房从真、张玫、徐德昌、石恪，外来蜀地的则有孙位、张南本、常桑、滕昌祐、刁光胤等，可谓人才济济。其中黄筌、黄居宝、黄居寀父子、赵德玄、赵忠义父子、房从真、阮知诲、杜鲵龟、高道兴、高从遇父子、蒲师训等，皆为画院待诏，张玫、徐德昌等则为祗候。
可谓人才济济，而且流派众多，以花鸟画而言，黄家父子自成一派、李吉、夏侯延右、李怀衮、刁光胤、刘赞、滕昌祐、郭乾晖兄弟亦自成一派。呈现一种百花齐放局面。
二、南唐绘画
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皆雅爱词章，精通书画。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皆为童子解吟，胡儿能歌。南唐王族中的李景道、李景游，也喜欢绘画，并将他们的日常生活，“裙屐游宴，形之于图”。“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帝王皇族的喜尚，自然使所包括绘画在内的文学艺术在南唐格外兴盛。此外，中主李璟也采用西蜀孟昶的做法，在南唐设立翰林画院。各地画家闻讯，来南唐的也不少。画院中周文矩、顾闳中、高太冲、朱澄、曹仲玄、王齐翰、董源、徐崇嗣、梅行思、卫贤、顾德谦、赵干等，皆一时人选。其中徐崇嗣的花鸟，独步一时；王齐翰的猿獐，名闻遐迩；梅行思的斗鸡画，人所不及。此外还有巨然，徐熙等僧侣和官僚。巨然的山水，徐熙的花鸟也是百代之祖。
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曾主持和指命画院的一些绘画活动。据宋代郭若虚《图画闻见志》记载：李璟保大五年（947）元日，大雪中，李璟与其弟弟李景遂、李景达以及大臣李建勋、徐铉等登楼赏雪、饮酒赋诗：“时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于溪亭即席进诗，徐铉为序。又集名手作图，曲尽一时之妙：真容，高冲古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后主李煜不仅是一代词宗，而且也是书画高手：“政治之暇，寓意丹青。书、画亦清爽不凡”。
李煜还常常差遣画师从事一些政治宣传活动，如曾派遣周文矩、顾闳中、高太冲至大臣韩熙载家写生，将其夜宴舞乐情况画下来，作为劝诫大臣奢侈之用，这就是后来闻名百代的《韩熙载夜宴图》。由曾派周文矩画《南庄图》，宣扬皇家声威，周文矩“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详备，殆为绝格” (郭若虚《图画闻见志》)。
同西蜀画院一样，这些画家在花园内切磋技艺，相互竞争，精思殚虑，无论是绘画水平和创新精神都有很大提高。据《图画闻见志》：李煜曾命曹仲玄画建业佛寺上下座壁，经八年不就。后主责其缓，命周文矩较之。文矩曰：“仲玄绘上天本样，非凡工所及，故迟迟如此。”结果画了一年乃成。当时江南画佛道画，曹仲玄为第一。仲玄，建康丰城人，始学吴道子，不得意，遂改迹，细密自成一格，尤善于傅彩，妙越等夷；周文矩，建康句容人，其画类唐之周昉，但在衣纹战笔有别。钟陵徐熙，善花竹林木、蝉蝶草虫。多游园圃，以求情状，虽蔬菜茎苗亦入图画。写意出古人之外，尤能设色，绝有生意；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可以说是各放异彩，皆有推陈出新。从而形成以南唐徐熙和西蜀黄荃为代表的不同绘画风格流派。徐、黄皆善花鸟，但在用墨和设色上大相异趣，所谓“徐、黄异体”：徐熙是水墨淡彩，“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图画闻见志》卷四“徐熙传”），体现的是江湖“野逸”；黄荃则先用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着重于色彩的表现，所谓“双钩傅色，用笔极精细，几不见墨迹，但以五彩布成，谓之写生”，体现的是皇家富贵气象。在创新方面，李煜起着示导和带头作用。他的书法绘画皆能“另为一格”，书体“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又复能墨竹，自根至梢，极小者一一钩勒，谓之铁钩锁”。 相传周文矩绘画“行笔瘦硬战掣，全从后主书法中学来”（张玉峰《清河书画舫》）。
三．吴越绘画
吴越在五代十国中一个小国，但却是其中经济最繁荣、社会也相对比较安定之国，也是十国中存在时间相对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镠受受封为镇海节度使开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降宋、结束五代十国止国祚共86年。吴越在钱氏之统治经营之下，以灵活之外交手腕与五代朝廷和外国保持稳定之关系，与日本、高丽也通商不断，渐渐成为一块经济贸易繁荣之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自然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和保证。
吴越绘画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寺庙壁画多、僧道类题材多，画家中擅长佛道画者多。吴越是偏安于东南一偶的小国，无力靠军事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只能靠神灵保佑，因此佛道特别兴盛、钱氏历代君主皆大兴寺庙，敬佛布道：唐昭宗乾宁二年（895）起，钱镠重建余杭之天柱观，历时四年而成；乾宁四年（897），叛军安仁义打算沿江入犯吴越，结果夜间忽起惊涛，一夕之间江边之沙路全毁，其计谋因而不能得逞。钱镠认为此为伍子胥神异之力相助，遂请后唐封其为“吴安王”；此后又兴建瑞相院和佛塔，供奉弥勒佛和佛舍利；钱镠之子钱元瓘于932年4月登基，7月之中元节他便于龙兴千佛寺造释迦如来丈六金身像祭拜。之后，他陆续地兴建了净空寺、昭庆律寺、甘露寺、化度禅院、观音看经院和龙册寺。钱元瓘之子钱弘佐即位时即免道宫佛寺之赋税，在位期间兴建报国千佛院、法云寺、宝相华藏院、龙华宝乘院和鹫峰禅院等佛寺；钱弘佐之弟忠懿王钱弘俶是吴越最后一位君主，也是佞佛最厉害的一位君主。据《五代会要》，后周世宗于955年下诏停废天下所有无帝王“无敕额”寺庙，全国仅存“有敕额”2694寺，但吴越仅杭州一地就有480座，而且也无资料显示钱弘俶曾废毁坏任何一座“无敕额”寺庙。钱弘俶更在后周世宗停废“无敕额“寺院之同年年底，开始建造八万四千小宝塔之计划，费时十年了才得以完成。这些佛塔高约五寸（一资料作九寸），以铁或铜涂金而成，塔之四面外壁绘上佛本生故事。塔之下有一基座，每面各铸有四柱，柱中各有一佛，下为花瓣之形。据《金石契》记载，钱弘俶还遣使送五百座小宝塔到日本，并收集流散海外之佛教典籍。这些佛寺和小宝塔的建立，带动了大批佛像雕塑、绘画的产生，也使得佛道人物画成为最抢手的行当。吴越的一些知名画家多以画佛道画名世，如王道求，善画鬼神，曾仿善画佛像的卢稜伽，在开封大相国寺作壁画；佛教徒蕴能，善于指墨画佛像；贯休以善画罗汉，称誉一时；阮鄗，善画道家人物，他的《阆苑女仙图》今尚存世。
二是吴越的君主热爱艺术，重视绘画人才，带头提倡和组织绘画。武肃王钱镠在文艺上颇似南唐二主和后蜀孟昶。史载他“善草书，称神品”，还工画墨竹。据汪砢玉《珊瑚网》记载：钱镠曾安排二、三十个画家，称之为“鸾手校尉”，去松江边境为北方南下的士人画像，从中物色人才。有土人名胡岳者，渡江南下，画工图其貌，进入宫中，钱镠一见其像，便赞叹道：“此人面有银光，奇土也！”立即宣召胡岳入见，加以官阶，大为信任；胡岳后果有声于时，因此吴越当钱镠之世，人才济济，颇称得士。后人也有官词咏此事道：“汲引高居握发频，相看客面泽于银；写生校尉描鸾手，不貌寻常行路人”。据《鲁峄书典》记载：当时山东滋阳画家王道求，高唐画家李群，都应“钱越王所召”，“同时入吴越”。
王道求善画鬼神、人物及畜兽；李群，字文干，亦善画人物，画有《孟说举鼎图》、《醉客图》等。大画僧贯休曾坐禅于杭州灵隐寺，因不堪为钱镠所扰，策杖离去。亦可作为反面的例证。
第三，因为当时吴越较为安定、富庶，钱镠之世又重视绘画，因而吸引处于战乱中的中原画家多来吴越，使中原画风在吴越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与痛楚江南的南唐不同的绘画风格。如上所述，来自中原的画家有山东画家王道求、李群，被西蜀王建赐以“禅月大师”称号的贯休，精于画牡丹的王耕，以画羊闻名遐迩的罗塞翁，善于以指墨画罗汉的蕴能，以《周处斩蛟图》传世的钟隐；善写花竹禽鸟的唐希雅，善画田家风物，以《踏歌图》、《村田鼓笛》、《村社醉散》等风俗画名世的张质，以《阆苑女仙图》名世的阮鄗等，都一时活跃在吴越。
四、五代绘画
中原地区，从907年朱温代唐建立梁朝，到960年后周灭亡，五十四年间频繁更替了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有四年，后晋十年，后周十年，后唐十三年，后梁十七年。王朝如此短命，又在战争中更迭，经济、社会自然是一片混乱，文学艺术哪有发展的空间？
后梁的时间相对而长一些，更主要的是他上承唐绪，根据文学艺术发展与衰亡相对于社会发展与倒退皆有滞后性这一特征，绘画在后梁相对好一些，绘画虽“并非盛时”，也出现个别如荆浩、关同这对杰出的师徒大家。后梁宫廷虽未设画院，但也招纳画工作为“应制之需”。皇亲国戚中亦有喜爱、擅长绘画者，对后梁绘画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如驸马都尉赵喦，又是皇亲，有财有势，喜爱绘画，见有佳作，必重价收购，因此“四远向风，抱画者岁无虚日”。加上他以“亲贵擅权，凡所依附，率多以书法名画为贽”。当时赵喦家中，食客多至百余人，多为琴棋书画名流。并延请胡翼、王殷等绘画名家为座上客，品评画迹优劣。品评中，凡见“中评以下，或有未至者，即指示医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涂，有经数次方合意者”，因为赵府被称为“赵家画选场”。（郭若虚《图画闻见志》）这对社会倡导和改进画风，自然有影响力。本人又善画人物，郭若虚《图画闻见志》评其“非众人所及”，有《钟馗》、《小儿戏舞图》、《诊脉图》等传世；后梁的张图、跋异、于竞、赵喦、刘彦齐等，皆以绘画名世。张图、跋异皆善画释道人物，张图还擅长泼墨山水。《五代名画补遗》还记载张图、跋异在龙德年间斗画的故事，说明这些供“应制之需”也同西蜀、南唐画院待诏一样，存在一种竞争和激励机制。刘彦齐既是画家，也是鉴赏家。擅长画竹，为时所称。所藏名画上千卷，每年伏夏晒霉，一一亲自检点，终日不倦。时称：“唐朝吴道子手，两朝刘彦齐眼”，说明其鉴赏眼光，非同寻常。
五代的绘画大家，自然是荆浩和关同这对师徒。荆浩是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之一，自称兼取吴道子用笔及项容用墨之长，创造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开创了以描写大山大水为特点的北方山水画派。亦工佛像，曾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双林院作有壁画。著有绘画理论《笔法记》。存世之作有《匡庐图》、《秋山瑞霭图》。关仝师法荆浩山水，笔简气壮，有青出于蓝之誉，尤擅表现关河气势，石体坚凝，山峰峭拔，杂木丰茂，有枝无干，时称“关家山水”。后人称其与荆浩为“荆关”，与北宋李成、范宽，并为五代、北宋间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代表。有《山溪待渡》、《关山行旅》等图流传于世。
下面简介五代十国时期代表作家、代表作品：
1、黄荃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五代西蜀画家，十七岁为前蜀翰林待诏，二十三岁又被孟知祥擢为检校少府监并主画院事，“赐紫金带”；孟昶主政后又加封内供奉朝议大夫，最后晋升到“如京副使”。后随蜀主孟昶归宋，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一生在皇家画院任职近五十年。黄荃十三岁就拜刁光胤为师学画，他一方面吸收刁光胤禽鸟画的长处，另一方面又普遍学习诸家技法：人物、龙水学孙位，山水学李升，鹤学薛稷，花卉蝉蝶学滕昌祐，“资诸、家之善兼而有之，无不臻妙”（夏文彦《图绘宝鉴》）。及孟昶归宋，遂共召入宋之翰林图画院，名声擅于一时。黄荃绘画以花鸟画最为擅长，郭若虚称赞其花鸟画是“全该六法，远过三师”（《图画闻见志》）。可见他的花鸟画造诣已是谢赫所云的“六法”俱备，超过了同时代的刁光胤、孙位、滕昌祐等大师。其花鸟画题材多描绘宫廷中异卉珍禽，羽毛丰满，形象生动。画花善于着色，钩勒精细，不见笔迹，并染以轻色，谓之“写生”。画鸟亦先钩勒，后填五彩，并专注画其神情。《益州名画录》曾记载黄荃一些花鸟画的轶事：一是传说黄筌在孟蜀宫殿中创造性的画了鹤的六个姿态：“唳天一举首张喙而鸣，警露回首引颈上望，喙苔垂首下啄于地，舞风乘风振翼而舞，梳翎转项毨（整理）其翎羽，顾步行而回首下顾。”这个宫殿因而改名“六鹤殿”。另一是说广政26年（963）宫内“八卦殿”落成，孟昶特命黄荃在四壁画花竹雉兔，他从七月一直画到隆冬才完成。此时“五坊节级”到此殿进呈“雄武军”所贡的白鹰。不料这只白鹰见到壁上所绘的雉兔，误以为是真的，连连向壁上扑去。孟昶为此赞叹不已，称黄荃为“当代奇笔”，命翰林学士写《奇异记》一篇，记述这个动人故事。这篇记中写道：“六法之内，以形似气韵为光，荃之所作，可谓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奋霜毛（指鹰）而欲起；彩毫之下，混朱顶（指鹤）而相亲。而又观彼白鹰，盼乎锦雉，俨丹青而可测，状若偎丛；掣绦旋以难停，势将掠地。举斯二类，兼彼群花，四时之景堪观，千载之名何尚”。这两则记载，是我们得以形象地体察到黄荃花鸟画是何等的形象、生动、逼真！
黄荃不仅长于花鸟，对山水人物，也有独到的表现力。《宣和画谱》说他“作人物，不妄下笔”。可见他的人物画也很出色。黄荃的花鸟画与南唐著名的花鸟画家徐熙，在题材、技法与风格皆截然不同，绘画史上称之为“徐黄异体”。宋人郭若虚在《图画闻见志》中曾细析了两人的不同：“筌与其子居采，并事蜀为待诏。所画皆禁御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二者春兰秋菊，各擅盛名”。这段论述不但分析了两人花鸟画在在题材、技法与风格的不同，而且道出产生如此不同的原因：生活环境不同、所见的景物不同，志向性格也不同。
其实黄荃的花鸟画也并非一味格调秾丽、钩勒精细，以“富丽工巧”为其特色。宋人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就说“黄荃画古木，信笔涂抹；画竹，如斩钉截铁，真天下奇笔也”；苏轼也说他家藏有黄荃一幅黄荃的画龙：“拔起两山间，阴威凛凛”；李薦《画品》中所收的黄荃《寒龟曝背图》，更是“笔墨老硬，无少柔媚”。
在五代最重要的画家行列中，西蜀的黄筌、黄居寀父子和南唐的徐熙有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花鸟画，后人并称为“黄徐”，为五代、宋初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代表。历代画论和画家对黄荃作品虽评论不一，但大多都承认他超人成就，如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就称赞说：“黄荃老于丹青之学，命笔皆妙，诚西州之能士，可列神品”；明代文徵明也说：“自古写生家无过黄荃，为能画其神，悉其情也”。 黄筌之子居宝、居寀亦善画。一家皆为后蜀画院待诏。
黄筌的作品现存有《写生珍禽图》。
写生珍禽图 绢本设色纵41.5cm，横70.8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稿本中包括十只不同的鸟、两只龟和12个昆虫，共24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然后赋以色彩。这些动物造型准确、严谨，特征异常精确工致，极简洁而富有生命感：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的虽仅似豆粒，却刻划得十分精细，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描绘方法以墨色为主，运用少量彩色，效果生动。
画面中24只小动物均匀地分布，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亦无一个统一的主题。画幅的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付子居宝习”，由此可知，这幅《写生珍禽图》为画稿本，是作者为创作而收集的素材，并给其子黄居宝供临摹练习之用。但从中可了解黄筌的作品之精妙生动的原因所在：正由于黄筌长期不懈地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经过不断的磨练，才获得如此成功。
黄荃《写生珍禽图》
2、高道兴
五代前蜀画家，成都人。为前蜀王建内图画库使。光化（898—900）中授待诏赐紫。攻杂画，尤善佛像、高僧。用肇神速，触类皆精。时人谚曰：“高君坠笔亦成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王建受敕置生嗣，命高道兴与赵德齐同画西平王仪仗、车辂、旌旗、礼服、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女乐百堵。王建授以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王建死，道兴与德齐又合作绘其陵庙，所画鬼神、人马、兵甲、公主仪仗、宫寝嫔御等，亦达百余堵。黄休复北宋景德（1004—1007）间，尚目睹黄休复在大慈寺中两廊下六十余躯高僧像，以及华严阁东畔高一丈六尺的天花瑞像（《益州名画录》）。
道兴之子高从遇承袭父艺，亦善画，事后蜀主孟昶（934—965）为翰林待诏。曾于蜀宫大安楼下，画天王队仗甚奇。事迹见《图画见闻志》。
3、赵德玄
五代西蜀画家，《图画见闻志》作赵元德，雍京（今陕西西安）人。唐天福年间（936—943）入蜀，后蜀主孟知祥授以翰林待诏。赵德玄入蜀携有隋唐名画百余件，皆皇室藏品之散逸者，相传观摩，故所学精博。工画车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楼台殿阁，向背低昂，代无比者。广政十九年（956）进钟馗图，与蒲师训笔力匹敌，后蜀后主孟昶厚赐金帛。明德年间（934—937）尝与其子赵忠义合作，在福庆禅院绘隐形罗汉变相十三堵，今尚存两堵，为其手笔。画迹有《朱陈村图》、《丰稔图》、《汉祖归丰沛图》、《盘车图》等，见于《图画见闻志》、《益州名画录》和《图绘宝鉴》。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将德玄父子画列妙格中下品。
赵德玄之子赵忠义，在襁褓中随父入蜀。及长，习父之艺，宛若生知。曾与父同手於福庆禅院画东流传变相一十三堵。位置铺舒，楼殿台阁，山水竹树，番汉服饰，佛像僧道，车马鬼神，王公冠冕，旌旗法物，皆尽其妙，冠绝当时。后主孟昶知忠义妙於鬼神屋木，遂令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赵忠义在绘画中不但发挥想象，描绘关羽驱使鬼神建玉泉寺，而且寺殿丹楹刻桷，叠栱梁柱，皆依比例尺寸。图成后，后主令内作都料看此画的殿堂枋栱是否准确？内作都料回答说：如按此图再盖一座玉泉寺，会“分明无欠”。后主大喜，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广政十九年（956），赵忠义和蒲师训皆画“钟馗捉鬼图”。前者以第二指挑鬼目，后者则以拇指剜鬼目。蜀主孟昶问哪一幅最妙，黄荃回答以蒲师训所画为妙。孟昶则认为两人“笔力相敌，难议升降”，于是皆获厚赏。（《益州名画录》）《成都古寺名笔记》中记载：六祖院南壁，佛会变相一堵，亦是其手笔。
4、邱文播
名潛，四川人，五代后蜀画家。擅山水人物、佛像神仙、牛。孟蜀时，新都乾明禅院《六祖》，汉州崇教禅院《罗汉》，紫极宫《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笔。画中花雀，为其子余庆绘。宋时尚存。《益州名画录》列为“能格上品”。
邱文暁，文播弟，与兄文播齐名。工画人物、佛像、花雀。后蜀孟昶广政六年（943），与兄文播、异姓兄僧令宗合手描画成都净众寺延寿禅院《天王》、《祖师》、《诸高僧》、《竹石花雀》二十余堵，宋时尚存。《益州名画录》列文晓画为“能格下品”。
邱余庆，南唐画家，西蜀画家邱文播之子，初事南唐后主李煜，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随后主归宋，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善画花卉禽兽，初师滕昌祐，晚年遂过之，其得意不减徐熙。凡设色者已逼于动植本体，而草虫独以墨色以深浅映发，亦极形似之妙。其画风韵高雅，为世所重。事迹见《益州名画录》、《宣和画谱》及《图绘宝鉴》。
5 、李昇
小字锦奴，五代时前蜀成都人，无所师法，长于写蜀中山水，细润中有气韵，创一家之长，极为米芾所推赏。画《高贤图》，苍茫类董源，而秀雅似王维。得李思训笔法，而清丽过之。亦称“小李将军”。尝于益州圣寿寺壁画《三峡图》、《雾中山图》各一堵。大圣慈寺画《汉州三学山图》、《彭州至德山图》、《二十四化山图》等传于世。
6、姜道隐
前蜀画家，《野人闲话》作张道隐。四川绵竹人，擅写山水松石，寻丈之壁，挥洒即成。少年时常常尽日不归，父母寻之，多在有神佛绘画的庙中看画。及长不务农桑，唯画是好。不畜妻孥，孑然一身。常戴一竹笠，随身布衣、草履、笔墨而已。虽父母兄弟亦罕测其行止，人皆呼为猱头（蜀语谓其鬓发蓬松）。蜀相赵国公闻之，使画屏风。因问姓名，则蜀语对云“姜姓，无名。”相国曰：“既无名，是以道隐也。”自此名为道隐焉。宋王赵公庭隐于净聚寺创一禅院，请道隐于方丈画山水松石数堵。王舆诸侍从观其运笔。道隐未尝回顾，旁若无人。画毕，王赠之十缣。道隐JIA将缣置僧堂前，拂衣而去。绵竹诸山寺观，多其画壁。事迹见《益州名画录》、《野人闲话》、《绵竹县志》。
7、徐熙
南唐画家，生卒不详，钟陵（今江西进贤县西北）人。先世历代在江南为官，本人确是一介布衣，故沈括称他“江南布衣”（《梦溪笔谈》）。为人性情豁达，“以高雅自认”（郭若虚《图画闻见志》）他不是南唐画院成员，确是南唐花鸟画家中成就最大的画家，他不追求名利与富贵，置身于画院之外过着悠闲自由的艺术生活，以毕生精力倾注于绘画尤其是花鸟画创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摆脱当时画院柔腻绮丽的画风，从而创造出时人争为仿效的“徐体”；他也不盲从专画名花珍禽的时尚，而多取材于人们不大注意的江湖田野的景物，如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等“江湖之间”形态。他画的雁、鹭鹚、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也没有什么师承，完全是从实际观察中发挥他的独创精神，“学穷造化，意出古今”。徐熙花鸟画在技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先用墨写出枝叶，然后着色，略施丹粉，所谓“水墨淡影”，显得神完气足，意趣生动，南唐著名学者徐铉说其特征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蹟与色不相隐映”。
徐熙独创的这种画风，也就是后人盛称的“徐体”。苏轼在题徐熙《杏花图》一诗中有“洗出徐熙落墨花”，所以这种风格又称为“落墨花”，这也是“徐黄异体”的在技法上的主要区别。
徐熙虽不是宫廷画家，但他的作品却深受后主李煜的喜爱。当时宫殿挂幅多取一些端庄整肃的图画，但李煜却用徐熙的汀花、野竹、禽鸟、蜂蝉等野趣画作为装饰，所以徐熙之画亦有“铺殿花”之誉。郭若虚在《图画闻见志》中对此有段叙述：“徐熙辈有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李煜降宋后，南唐所藏的徐熙画迹，尽数归宋。宋太宗看到徐熙画的《石榴图》后叹赏说：“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也”。并将此图遍示画院内画家，要“俾为标准”（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
徐熙不仅善写花鸟，他的雪景画也很有名《宣和画谱》中就收有他的25幅《雪景图，其中最有名的是《雪塘鸭鹭图》。徐熙也能作人物画，据说夏文振就藏有徐熙的《浣花醉归图》，黄庭坚等人题有“老杜浣花溪图引”。历代画家、画论家对徐熙皆礼赞有加：宋人郭若虚认为徐熙的造诣超迈古今梅堯臣有詩詠熙所畫《夾竹桃花》等圖：“花留蜂蝶竹有禽，三月江南看不足。徐熙下筆能逼真，繭素畫成纔六幅。”又云：“年深粉剝見墨縱，描寫工夫始驚俗。”至卒章乃曰：“竹真似竹桃似桃，不待生春長在目”。
徐熙是一位多产作家，仅《宣和画谱》就著录259将，散见于各家记载的还不止于此数，至于“铺殿花”、“装堂花”更无计其数。但作品传于后代的并不多见。朱存理《铁网珊瑚》所录古画手卷多达3201件，但今存徐熙《红白山茶》一件。今日可能一件无存。现存的《百花图卷》、《百鸟图卷》、《莲花图》、《柳鹭图》、《雏鸽药苗图》、《玉堂富贵图》等可能都是后人摹本。徐熙绘画的神采，我们只能从当年曾目睹其画迹的古人画记或咏歌中略窥一二：如宋人米芾《画史》中记载徐熙所画的桃子是：“绿叶虫透背，二叶著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纸素”；又记载“徐熙在澄心堂纸上，画一飞鹑如生”；宋人李薦《画品》对徐熙的《雉竹图》有段很生动的描绘：“丛生竹蓧，根干枝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栉比，以青绿点拂，而其梢萧然有拂云之气。两雉驯啄其下，羽翼鲜华，喙欲鸣，距欲动。生意真态，无不具备。非妙造自然，莫能至此”。
徐熙的孙子徐崇矩、徐崇嗣、徐崇勋皆善画。徐崇嗣曾参加描绘南唐中主元旦赏雪图的集体创作，负责图写池沿禽鱼。进入北宋后，由于当时“黄家富贵”成为北宋宫廷花鸟画的标准，徐崇嗣便效诸黄之格，创造了一种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的没骨画法。北宋宣和御府中所藏徐崇嗣画，“率皆富贵图绘，谓如牡丹、海棠、桃竹、蝉蝶、繁杏、芍药之类为多”，从题材到技法已与徐熙的野逸画风已有所不同。
玉堂富贵图 绢本，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以玉兰、海棠、牡丹三种花相配，取玉兰的“玉”和海棠的“棠”谐音构成“玉堂二字，牡丹本是花中之王，被称为“富贵花”，由此组成“玉堂富贵”的画题。在构图技法上，此图独特别致而意蕴无穷。三花之中的牡丹与玉兰、海棠所占画幅相等，牡丹共五朵，从含苞待放到怒放有五种不同形态，画家把它画在视觉中心点上，形成放射状，内涵是显而易见的。画中牡丹、玉兰、海棠花和枝布满全幅，花枝花朵挤出画面边线，满纸点染，整个画面不留空隙，使人感觉到充满生命力的花朵的扩张力。图的下方，湖石边绘了一只羽毛华丽的野禽，野禽的眼特别醒目，形成以此眼点展开的扇面，扩大了有限的空间，使画面具有张力，造成一种繁花似锦，满堂生辉之感，呈现出一派生机。技法上先用墨笔勾出枝叶与花鸟轮廓，然后再敷以色彩。玉兰、牡丹、海棠，白的淡雅，粉的娇媚，在石青铺地儿的映衬下，更现端庄秀丽之气韵。徐熙喜用水墨淡彩作画，他的画给人以超逸清雅之感，这大概与他的出身经历和“淡泊宁静”性格有关。
雪竹图 绢本，墨笔，纵151.1厘米，横99..2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中绘雪后的枯木竹石。下方是大小数方秀石，不重勾勒而用水墨晕染出结构，留白以示积雪。石后中间是三竿粗竹，挺拔茁壮，细枝遒劲，残叶纷披。旁有数竿被雪压弯或折断的竹子，或粗或细，或断或弯，又有数竿细竹穿插其间，显得姿态多变，情趣盎然。左旁则现一段枯树，枝杈被折，或勾叶，或晕染留白，映衬雪景的萧瑟。全用墨笔，既有线勾，也有墨色渲染，淡雅俊逸，具有清新之气。
此图似是最能体现徐熙“落墨”风格，可惜未加色而不得窥其全豹。所谓“落墨”即“是把枝、叶、蕊、萼的正反凹凸，先用墨笔来连勾带染的全部把它描绘了出来，然后在某些部分略略的加一些色彩。”（谢稚柳语）也就是说，一幅画的形和神，都是用墨笔和墨色来“落定”，着色只是辅助。这体现了徐熙在笔墨上的大胆革新。技法上，勾皴与晕染，粗笔与细笔，浓墨与淡墨，墨染与留白，兼施并用，与北宋盛行的“细勾填彩”、务求逼真的“黄家样”画风相比较，显得率意而出格，然而却也更多变化，更富情趣。
徐熙《雪竹图》
9、周文矩
南唐画家，建康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生卒年代不详，约活动于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期（943～975），美风度，升元(937-942)中奉命在宫廷作《南庄图》，精备之至。后主时任画院翰林待诏。
周文矩工画佛道、人物、车马、屋木、山水，李后主由曾派周文矩画《南庄图》，宣扬皇家声威，周文矩“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详备，殆为绝格”(郭若虚《图画闻见志》)。
周文矩尤精于仕女、儿童。多以宫廷贵族生活为题材，北宋《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举述周文矩有关妇女题材作品，“有《贵戚游春》、《捣衣》、《熨帛》、《绣女》等图传于世”。现存的宋人摹本《宫中图》计十二段，描绘宫中妇女的日常生活。所画仕女不施朱傅粉，镂金佩玉以饰为工。也善画佛像，尝于兜率宫内作《慈氏像》，将印度原本中之男像画成“丰肌秀骨”、“明眸善睐”之中国女性。周文矩也是出色的肖像画家。图画人物形象生动，使人感到“神寓其中”。其《高僧试笔图》，画“一僧攘臂挥翰，旁观数士人咨嗟啧啧之态，如闻有声”（张丑《清河书画舫》）。南唐保大五年(947)元旦大雪，中主李璟与兄弟及近臣宴饮赋诗。诏令周文矩及宫廷画家高冲古、董源、朱澄、徐崇嗣等合作描绘《赏雪图》。图中“侍臣、法部丝竹”即由周文矩主笔，甚受称誉。他还画过《重屏会棋图》、《五王酩饮图》等，也是表现李璟及其兄弟们的群像和生活情态的。还善于描写儿童生活，有《婴戏图》卷等。
米芾说周文矩画风近于周昉，但两人也有所不同：周昉设色“浓艳”，周文矩则施朱傅粉，镂金佩玉，其纤丽过之，画衣纹多作颤笔；画山林泉石，其笔法亦瘦挺、颤掣，和周昉不同。（见汤垕《花鉴》）
周文矩在技法上独创“战笔”描法。明代张丑说他“行笔瘦硬战掣，全从后主李煜书法中得来”，刚柔相济，独具一格，在画院深受李煜赏识（《清河书画舫》）。
周文矩今存世作品多为摹本，有《宫中图》、《苏武李陵逢聚图》、《重屏会棋图》、《琉璃堂人物图》、《太真上马图》等。
重屏会棋图 绢本，设色，纵40.3厘米，横70.5厘米，为宋人摹本。卷后有明沈度、文征明题记，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与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明皇会棋图》卷（纵31.3厘米，横50厘米）为同一母本。周文矩传世之作中以《重屏会棋图》最为著名。图中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因背景屏风上又画一屏，所以称为“重屏”。
此本题为《李后主观棋图》，但据南宋学者王明清根据祖父任九江太守时得到的中主李璟画像，考订画中“正坐者为南唐李中主像”，而且“面貌冠服，无毫发之少异”（《挥麈三录》卷三?尤延之博物洽闻）因此“《重屏图》至汝阴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为南唐李中主像”（陆友仁《研北杂志》）。其实，北宋《王文公集》卷五十中王安石的《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诗中，就已指认出图中头戴高帽者为李璟；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和陆友仁《研北杂志》则考证出会棋者是李璟兄弟四人。
画中描绘李璟与其3个弟弟弈棋、娱乐相得情境，其中流露着友爱气氛。李璟正坐居中观棋，如有所思，一人并榻坐稍偏左向者为太北晋王景遂，正关注棋局，二人别榻隅坐对弈者为齐王景达、江王景逿，正执子欲着棋，争斗方酣。旁画侍者一人。背景置一屏一榻，屏上又画一屏，写白居易《偶眠》诗意。人物肖像神情逼真，颇有特色，作者“颤笔描”绘制图中人物的衣纹，表现出布纹的质感，并准确地勾勒出不同动态下人物的形体变化，衣纹细挺而带转折，瘦硬战掣，展示了以线塑型的深厚功底。此图的设色虽多用矿物颜料，但未层层积染或浓涂重抹，而只是在勾线后清淡地施以颜色。在几案边的花纹上勾染了略显深重的石青、石绿；而李璟的衣袍虽也用朱砂晕染，却甚为简淡，只是侍童的衣带用较重的朱砂，以与浅淡的衣袍形成对比。其余三人的衣着竟一色不染。这些皆体现周文矩线描特色和画风。
该图无名款，有宋徽宗的“双龙小玺”、“宣和”、“政和”等宋元诸等鉴藏印共16方，以及明代沈度、文徵明的题跋，均为伪造。但图中人物服饰及生活用品如投壶、屏风、围棋、箱箧、榻几、茶具等均为五代遗制，即使不是周文矩原作，也应是接近于原作的宋人摹本精品，至少可以反映周文矩画法的面貌，也为后人研究五代时期各种生活器用的形制以及中国早期皇室的行乐雅集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此图为清宫藏画，宣统朝流出宫廷后散落民间。1949年后，国家文物局从吉林省长春文物商于莲客手中购得此图，随后将它与元代高克恭《秋山暮霭图》、任仁发《二马图》卷一并入藏故宫博物院。 清安仪周《墨缘汇观》、胡敬《西清札记》、内府《石渠宝笈三编》等著录。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摹本）
琉璃堂人物图 绢本、设色，纵31.3厘米，横126.2厘米，现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由于此图上有宋徽宗墨题“韩滉文苑图”，因此长期被人认定是唐代韩的代表作。经当代学者考证，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所藏的全图，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残存的后半段均为宋人摹本。
《琉璃堂人物图》表现的是盛唐诗人王昌龄在江宁县丞任所琉璃堂与诗友前聚会吟唱的情景。共画十一人：僧一人，文士七人，侍者三人。与僧人对坐穿黑衣者为王昌龄，僧为法慎，后段倚松者为诗人李白。此幅作品同全画共分两部分，前部分以法慎为中心，王昌龄等二文士正与之谈论，两侍者在后捧盒侍立。后半部分则以文士构思诗文为主题，李白倚松而思，一侍者正磨墨以待倚石执笔而思者运笔疾书，最后一文士执卷回头仰望，若有所感，与之同坐黑衣文士则眼望执笔欲书文士，似乎已觅得佳句，将诗人们耽于推敲之态描摹得准确、生动而传神，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文人雅会时的情形。全幅人物繁复，但构图简明，布置铺排错落有致，线条细劲圆润，显现出衣料质地的柔软。
此图《宣和画谱》亦有著录。《勤斋集》所记较为详细：“图凡八人，皆唐衣冠，三僮子前，三人与胡僧对坐，朱衣者持梵夹读，僧屈指为数物状；衣绿者指左，黄衣者拱手，皆有谈说，似是为文事者。中二人偕立，童子磨墨，一则凭曲松而言，若口授其意；一则据石，左执卷，右秉笔而掌其颐，若思概括其意而将之书者。后二人坐石上，共执卷，一读而指其文，一仰而若有所思者”将此记与现藏此卷人物对照，正与此吻合，画面着色淡雅，格调清逸，衣纹线描顿挫转折而有颤动之感，与今传《重屏会棋图》用笔一致。周文矩画风上承晚唐周昉，设色简单，又受李后主书法“金错刀”影响。画中靠背椅、榻、书箱等，据考古及文献记载，都证明系五代后才有，皆排除了作者是韩滉的说法。清末民初，此本为狄平子所得，卷首有其长跋，后流往国外。
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摹本）
宫中图 此画据说为周文矩真迹的南宋摹本。此卷共有三段，为南宋摹本。1947年左右流出海外。第一段28.3厘米×168.5厘米，藏克里夫兰美术馆，曾名《仕女图》；第二段名《宫中图》，藏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第三段名《唐宫春晓图》，原为英国私人藏，现藏大都会美术馆。藏克里夫兰美术馆《宫中图》本，卷后有南宋淡岩居士张激绍兴十年(1140年)跋：“周文矩《宫中图》，妇人小儿，其数八十一男子写神”。明代张丑《真迹目录》、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现代郑振铎《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均有著录。
现存宋代摹本《宫中图》，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宫廷妇女的生活。包括奏乐、簪花、扑蝶、戏婴、调犬、画像等多种情节。全图分12段，共81人，人物欢快而有序，神态自然愉悦，实为宫廷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完全没有王昌龄、王建等《宫怨》诗所描绘的宫怨气氛。八十位人物，或三五一组，或六七人一丛，人物交插井然有序，或与女官一起从事文事活动，或吹奏丝竹、拨阮弹琴，或对坐谈天，或梳洗照镜、整装理容，或照看皇子、嬉戏娱，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大场面的能力。人物情态及相互间的呼应关系，处理得十分自然而又有条理。其中画像一段，是中国古代人物画家，对人写真的形象资料，尤为难得。画家对宫中生活观察之细、造型之优美、人物之繁复变化，确实令人赞叹，虽非原作，仍让人感受到他过人的才华。
周文矩《宫中图》（局部）
10、董源 南唐画家，（?－约962）一作董元，字叔达，江西钟陵（今江西进贤县西北）人，自称“江南人”。主要活动在南唐中主李璟（934～960)时期，曾任北苑副使，故又称“董北苑”，南唐亡后入宋，与范宽、李成并称为北宋初年的山水画三大家。
董源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长于人物、龙水、牛虎，但其最有独创性而且成就最高的是水墨山水。他运用披麻皴和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的江南景色。所作多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丘陵，大都为坡陀起伏，土山戴石，很少作陡峭崭绝之状，所谓“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山峭之笔”（沈括《梦溪笔谈》）。山坡上点缀着苍郁葱茏的丛树杂草，林麓洲渚，江村渔舍，风雨溪谷，烟云晦明，所渭“平淡天真，一片江南”，这与五代梁朝荆浩所表现的气势雄伟的北方山形正好成为鲜明的对比。董源很重视对山水画中点景人物的刻画，每每都带有风俗画的情节性，有时实为全画的题旨所系。虽形体细小，简而实精，人物皆设青、红、白等重色，与水墨皴点相衬托，别饶一种秾古之趣。所用画法，亦不作奇峭，而是山骨隐观，林梢出没，以印象为主，所以“宜远观，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沈括《梦溪笔谈》），在技巧上富有创造性。他的名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和《潇湘图》，将夏天江南的丘陵，江湖间草木畅茂、云气滃郁的特定景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米芾曾盛赞其山水曰：“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画史》）其笔墨技法是与他所表现的特定景色充分适应。这一画风，后来为他的学生巨然所继承，画史上并称“董巨”，被看作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山大师。
作为山水画家，董源也是不专一体的，其大设色的山水景物富丽，宛有李思训风格，而较放纵活泼。
董源的山水画对后世的文人画影响巨大,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董源画法“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但在董源、巨然生活的北宋初期，这一路南派山水并不占主流地位，而是关仝、李成、范宽等北派山水的一统天下。虽然米芾、沈括、郭若虚等十分欣赏“董巨画派”但仍不成气候。到了元代，取法董巨的风气渐开。汤垕认为：“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元又在诸公之上”，对董源有了新的认识。元末四家和明代的吴门派，更奉董源为典范，明末“南北宗”论者虽然在理论上尊王维为“南宗画祖”，但实际上却是在祖述董源。元代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杜也”。明代的董其昌及清代的“四王”，几乎都是从这一路发展过来。清人王鉴甚至认为：“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锺王，舍此则为外道”。董源在后世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罕见的。
董源不仅以画山水见长，也能画牛、虎、龙及人物。郭若虚说他画牛虎，有“肉肌丰混，毛毳轻浮，具足精神，脱略凡格” （《图画见闻志》）。
存世作品有《潇湘图》、《夏山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半幅溪山行旅图》、《龙宿郊眠图》及《洞天山堂图》等。
潇湘图 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潇湘图》卷是董源的代表作品，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作者以江南的平缓山峦为题材，取平远之景，江上有一轻舟飘来，江边的迎候者纷纷向前。中景坡脚画有大片密林，掩映着几家农舍；坡脚至江水间有数人拉网捕鱼，生机盎然。全卷以点线交织而成，汀渚的横向线条显得舒展自如，披麻皴和点子皴构成了山峦的横脉和蓬松起伏的峰峦，墨点由浓化淡，以淡点代染，在晴岚间造就出一片片淡薄的烟云，山水树石都笼罩于空灵朦胧之中,显得平淡而幽深,苍茫而深厚。江南山水的草木繁盛,郁郁葱葱以及温润的江南气候俱得以表现。技法上以花青运以水墨,清淡湿润, 山石用笔点染, 而山坡底部用披麻皴, 显得浑厚滋润。点景人物用白粉和青、红诸色，凸出绢面，明朗而和谐。
此图经明代董其昌鉴定，认为是董源的真迹。董源存世真迹极少，目前国内仅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潇湘图卷》是，其流传过程亦十分曲折：
明代此图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袁可立收藏，在明末大动乱中，尚书府第藏书楼内数万册藏书毁于一旦。其子袁枢仅携此数帧图画逃往江南，避免毁于兵燹，传为名画收藏史上之佳话，清初王铎曾为此事作跋于画端。该画清代入藏于内府，溥仪出宫时带到了长春，抗日战争后流散于民间。1952年经一代大师张大千捐卖给中国政府，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极为珍贵。2008年5月，正在故宫武英殿书画馆进行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突然闭馆一天，对外宣称是因为内部装修，而真实原因却是这件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董源真迹《潇湘图卷》，被展柜上部的滴水淋湿，致使受损处裱纸开粘，受损部位正好在画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
董源《潇湘图卷》
洞天山堂图 绢本，设色，纵183.2厘米，横121.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中白云吞吐飘浮于山间，深沟巨壑中山道弯弯，涧流清澈。山林白云深处，林木摇曳，阁楼峥嵘，造景幽深雅静，鲜明地表现了世外仙境。画幅右上楷书“洞天山堂” 四宇，点明了全画主题。此图用笔坚实，用墨浓重，山石以长皴短点相间，再复加染以浓重墨色，显出一种浑雄苍郁的气派。此画无款，诗堂有清人王铎跋语：“神理气韵，古秀灵通，入于口微，董源此图，当属玄化，丙戌端阳后二日题于琅华馆。”故此遂被定为董源手笔。然此图笔墨苍劲，景色茂密，云朵以白粉染绘，与董源之淡墨轻岚颇不相类，更近于金元以后山水画风貌。另外从全画布置创意看，所画景山物范围已比北宋全景山水缩小，近于李唐《万壑松风图》的体制，其时代应相当于南宋。但图中所画宫室的特点又非南宋而近于金元，故此图更可能是金代作品。金代很多山水画承袭董、巨而有所变化，故拟此画为金代之作似更为恰当。王铎题为董源之作，不知何据。
董源《洞天山堂图》（摹本）
11、巨然 南唐画家，原姓名不详，生卒年不详，汉族，钟陵（今江西进贤县）人，一说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早年在江宁开元寺出家，巨然是其法号。南唐降宋后，随后主李煜来到开封，居开宝寺，画名在北宋鹊起，曾为度支蔡员外作《故事》、《山水》二轴，画中“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用卵石，如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又在学士院北壁上绘制壁画，被当时的文人传为美谈，并赋诗颂之。
巨然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僧人大画家。擅山水，笔墨秀润，为董源画风之嫡传，并称“董、巨”，宋人沈括曾写诗称颂：“江南董源与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所画峰峦，山顶多作矾头，林麓间多卵石，并掩映以疏筠蔓草，置之细径危桥茅屋，得野逸清静之趣，深受文人喜爱。到开封后，为入境随俗，在构图上汲取北派山水之密林重山，层次井然等特征，其笔墨也趋于粗放，长披麻皴粗而密，笔法老辣、率意，尤擅长用粗重的浓墨秃笔点苔，更彰显江南山水之植被茂盛。
巨然绘画的最大特点是笔墨气体合一，创造出一整套“皴、擦、点、染”的技法，用以描绘“淡墨轻岚”的江南山水。他描绘出的山峦形体结构，庄重朴实，不用奇巧笔法，气格清润而意态雄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山头上有一些明亮而光润的卵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礬头”；水边很有秩序排列着风蒲，以及破笔焦墨的簇落苔点；在许多浅绛设色的作品里，竟然把树身空白而不设色。
另外巨然身为僧人，其画中也处处透漏禅机，即所谓“澄怀观道”，董源《龙宿郊民图》中描绘的生民群戏群舞的场景不复再现，代之以孤独、空寂、萧瑟，幽僻的意境。此名作《秋山问道图》即是这类思绪的代表：图上一径曲折而入，深山之中独此一家，不知何处来客，向隐居的高人“问道”，令观者肃然感觉到场景之超尘脱俗、幽深静谧，感觉到禅宗宣扬的清澈澄明的禅心与空寂温静的大自然的融合。后人把他与董源并称“董巨”，受到元代以后追捧，除了师法董源的“南宗山水”之外，与中国历代文人的参禅情结密切相关。中国文人虽然身列儒门，但禅宗宣扬的“平淡天真”，“超尘脱俗”的禅意依然挥之不去。开创画分“南北宗”之说的明董其昌，便是直接以禅论画，并将其画论归结为“画禅室随笔”。
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御府珍藏的一百三十六件巨然之作，几乎都是山水，基本保留了董源的山水画主题。现存的巨然画迹全无名款。只是因循旧说归为巨然。《万壑松风图》轴、《秋山问道图》轴与史载巨然风格最为接近，其次是《夏景山居图》轴。由于巨然的艺术活动地跨南北，画风有异，在传为巨然的山水画中出现了两类不同的画风。一类以《层崖丛树图》《萧翼赚兰亭图》和《溪山兰若图》等为代表，在不同程度上掺杂了北方山水画的造型、构图及笔墨，可推演出巨然在北方的艺术面貌及其对北方传人的影响。一类以《万壑松风图》、《秋山问道图》和《夏景山居图》为代表，仍然保留了江南水墨山水的风韵。这两类古画，确定何者为巨然真本，尚缺直接的论证依据。但可以确信，多系宋代高手之笔，可作为宋代巨然传派的代表之作。
《层岩丛树图》轴、《秋山问道图》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万壑松风图》轴，藏上海博物馆；《烟浮远岫图》轴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另有清人王翚绘《仿巨然烟浮远岫图》现藏于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美术馆。
秋山问道图 绢本、水墨，纵156. 2厘米，横77.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面上部一峰高耸云霄，中部两山合抱，山麓溪畔，曲径通幽，山中林间有茅屋数间，树丛中掩映一茅屋，其中一老者盘腿静坐，与客相对，点出了“问道”的主题。山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土复石隐，圆浑厚实。山顶多“矾头”，坡石用长、短披麻皴描绘，不求奇峭而显得平和凝重。山体用淡墨烘染，而于山石之凹处以浓墨、焦墨点苔，以显现江南山水之湿润郁秀、生机流荡。笔性温和，不装巧趣。这就是董源、巨然山水的典型特征。但此图也有不同于董源山水意境，董源《龙宿郊民图》中描绘的生民群戏群舞的场景不复再现，代之以孤独、空寂、萧瑟，幽僻的意境。感觉到禅宗宣扬的清澈澄明的禅心与空寂温静的大自然的融合，处处透漏禅机，所谓“澄怀观道”。整幅作品给人以浓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