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指诠释和阐明义理的我国古典文化里的儒家经典的学问，也指古典主流学术研究。西汉时期，经学开始发展起来，主要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置《五经》博士”，专门从事经学研究；另一条是把经学放置在其他学问之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同时，还“兴太学”设立了经学研究机构。这些举措，是汉武帝在政治上要求高度专制和为了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有关。
经学这门学问，固然是古代社会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树立主流文化和建设日常伦理道德的需要。不过，在经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我国特色的以研究诠释和光扬经学思想的散文体系——这就是经学家的散文。
经学家的散文的概念的提出，应该属于古典散文史学者陈柱先生，他在《中国散文史》里专门论述“经学家之散文”。他认为，“汉自武帝崇尚儒术，通经之士日众，汉之能文者几无不通经”，而最杰出的代表是董仲舒和刘向。确实如此，董仲舒的散文精华不在他的《春秋繁露》而是《汉书》收录的《贤良策对》这“三策”，围绕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和“立学校”、“举茂才、孝廉”等问题，语言端庄委婉而又词意坚决，酣畅淋漓却又不失节度，从“天人合一”和讲求“阴阳”、“灾异”等角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文气上下贯通，简明扼要，实在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之作。他在《贤良策对一》种论述道：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董仲舒一气呵成，旗帜鲜明，推理和论证都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充满了思想的阳刚之气和浩然之气，读来淋漓尽致，畅人胸臆。他的“三策”开经学家散文之端，启后世散文别成一体，其功不可没。
而刘向呢？其《谏起昌陵疏》则从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论述不宜“厚葬”的道理，文章词美而情感浓厚，读过令人赞叹不已。其中的这节论述：
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洛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为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长，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
刘向在这节论述里说明了德在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讲求德治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策略。他的散文以历史事实为论据来说明要阐述的理由，文章排山倒海，很有气势。
经学家散文，除过以上两位，还有贾谊，贾谊的散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作品，鲁迅曾经称之为“西汉鴻文”，可惜，贾谊很早过世，不然，其散文艺术成就当会更高。有人说，汉代散文“贾茂董醇”，这是什么意思呢？除去董仲舒不说，而就贾谊而言，其散文“根本盛大，枝叶扶疏”，才华纵横，气韵盈满，犹如江河奔涌，呼啸而来。还有一位，因为在史传散文方面独领风骚，很少把他归入经学散文家，然而，这也这挡不住他的经学散文的光芒，这就是伟大的司马迁。据说他曾经跟随董仲舒学习，而董仲舒特别精研《春秋公羊传》，长期濡染，其思想与文风不能不受以主要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这部经籍的影响，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闪耀着《春秋公羊传》善于把议论与情感水乳交融一般结合起来，在这篇文章里边，他把身世际遇以及忧心天下的悲苦伤恨交织一起，潮汐涌浪，横空而来，给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西汉时期，国力强大，文化也一片兴盛气象，散文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传散文与经学家散文成就异常显著。其后者，还有恒宽整理的《盐铁论》和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等典籍。《盐铁论》虽然记载的是桑弘羊与民间的“贤良”与“文学”关于盐铁是继续由国家统一经营还是交付民间经营的问题，也就是实行国家主义经济还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交锋，而实际上，这是一场张扬儒学观念的激烈辩论，这些“贤良”与“文学”秉持经学思想，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民生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治理方案，其中有迂腐不切现实的社会构想，但是，却描绘出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关注老百姓为重的生活愿景，比如，当大夫借用管仲与陶朱公在经商方面的成功来贬低儒生百无一用时，“文学”先引用颜回、孔子苦寒和不容于世为例，说明贫穷不是衡量人的标准，继而怼道：“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这些对答非常精彩，也可以视为经学家微型散文。而《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学说，并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儒学世界观，很好地表述了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学说面临新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情况下如何选择前进路径的理论探索，文笔优美，论述有力，达到了经学家散文的一个巅峰。
经学家散文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也有顿挫，也有徘徊，这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境况有关，有起有伏，然而不绝如缕，进而辉煌光大。佛学自从东汉末年传入东土以来，逐渐兴盛起来，不但逐渐与道家学说靠近也逐渐与儒家学说交汇，成为显学，也为我国的魏晋时期和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哲学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激发了我国古典文化的自我更新。尽管如此，由于儒家学说固有的以“仁”为精神内核的强大生命力，经学始终仍然是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与思想。唐代的韩愈，应该是我国七世纪经学散文的又一个巅峰作家。他与同时代的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
韩愈开一代文风，努力提倡“古文运动”，强调散文写作应该回到“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张“文以载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散文写作的思想理念绝不迈出儒家学说的藩篱，所谓“复古”，实际上是排斥当时唐代社会日渐兴隆的佛学和道家学说，恢复经学的精神血脉，所以，他的散文比较纯正——《原道》《原性》《原毁》《原人》等篇自不必说，更为人知的散文名篇《论佛骨表》《送东阳马生序》《师说》等也都洋溢着醇厚的儒家思想。而柳宗元的散文却不是这样，虽然其深层思想构架还是经学，可是，在他的散文写作中，不乏佛学和道家的思想色彩，即以“永州八记”而言，便可窥其端倪。韩愈的经学家散文影响了我国后世的散文写作，苏轼曾经这样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是说，韩愈的散文挽救其自东汉和魏、晋、宋、齐、梁、陈和隋以来，经学受到玄学、道家学说和佛学的冲击，风光有所减弱的局面，企图恢复儒家学说的新气象，不能再走脱离实际讲究辞章早就被汉代杨雄讥讽为“雕虫小技”的赋的写作道路，提倡散文写作要关心人间的疾苦和揭示当时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反映现实生活。
经学家的散文，很显著的艺术特征是在倡扬儒家学说的同时，特别讲究文章的端庄和雍容之气，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语言平和而内容深邃，不大追求事实与景物的叙述和文势的曲折，尽力内敛，始终保持着思想的艺术张力。这是宋代经学家散文区别于非经学家散文的质的分野。范仲淹是北宋初期最为著名的经学家散文写作者，他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在散文创作上，突显儒家的经世济民观念，其《上政事书》一经问世，则“天下传颂”。他的《奏上时务书》里，说到“请救文弊”：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致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
这里称赞“虞夏之书”而不看好“南朝之文”，其实质是提倡复古，要求文章革新，这是进步的散文观点。特别是他的《岳阳楼记》的“不以物喜，不已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升华了儒家的“家国天下”意识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欧阳修也是一位彻底的儒家，他继承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他认为儒家之道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连，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观。特别是欧阳修一改有些经学散文家的正统笔法，大胆对前代的骈赋进行了革新，去掉排偶和限韵的僵硬规定，解放了文体，并率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秋声赋》，他的《醉翁亭记》也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境界。
我国的十世纪中后期至十一世纪中后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不但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家也出现了许多的优秀的经学家，遑论前者，就后者来说，周敦颐、张载以及二程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以及后来者的哲学思想，和之前的儒学有了一个鲜明的区别，多少掺和了佛学和道家学派的东西，开启了我国哲学思想的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他们对我国精神文明的巨大贡献。传统的经学到此也出现了大的转折，也就是说，经学逐渐除过继续文字训诂、文化价值衡量和典章制度的考辩等学术研究，还大量地引进新的思想哲学资源来诠释儒家经典——道学（理学与心学）时代降临了。
任何学说的发展都要吸收新鲜的思想哲学养料才能与时俱进，否则，就会逐渐枯萎和失掉创新进步的活力。同样的，儒学发展的宋代，要与其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就要革新，而这些学者自然肩负着这革新的历史使命。经学散文的风格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周敦颐的《爱莲说》和两汉和唐代的经学家散文相比，无论从内容还是思想的内质上都要轻灵得多了，把固有的凝重与纯粹的精神击破之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风貌——思想与哲学理念的表达上有了佛学的意蕴不再是单纯的儒家学说底色了，莲的“出污泥而不染”精神，必定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有了一定的距离，从此，这些新的经学家走上比较纯粹的理性的或者精神的学术道路……这些道学家的散文已经没有前经学家散文关注社会重大矛盾和现实生活的态度了，而是极力追求个人精神的完美无缺和个人格的高尚。
与此同时的经学家后来开创了与濂、洛、闽学派并肩的关学流派的张载，他的散文气象与周敦颐甚至二程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非常宏伟的个人抱负。究竟怎样能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呢？张载苦苦研究之后，写出了震惊学界的《西铭》，他很好地阐发了儒家思想，以孝为出发点，用孝道来建立家庭秩序，乃至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三者是一体化的，这篇文章不长：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这是令人甚是喜欢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宇宙、社会和家庭的关系，也揭示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文末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两句，真正达到了知天顺命的自由而高远的精神境界！程颐读后，感叹道：“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这也是经学家散文杰出的巨作。关学流派经过元明清一直绵延不绝，最近出版的《关学文库》收录了29位关学学者的文集，除过其思想哲学意义不提，其文学艺术而言，文章风格追随张载，不事雕琢，文风朴实，而情感浓烈，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
朱熹是道学家的集大成者，也是理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的“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取了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和佛教的思辨哲学，认为“理”是宇宙间的最高本体和万物产生的本源，其治经多以诠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特别是为二程从儒学经典里提炼出来的“四书”进行学术诠释，并在诠释的过程中不断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意见，把经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散文写作也很优美，深受韩愈、曾固的影响，强调文质兼顾，是宋代经学家散文的大家之一。他的《壬午应诏封事》《送郭拱辰序》以及《江陵府曲江楼记》《楚辞集注序》等都是很好的散文。在《百丈山记》里，朱熹写道：“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迭，不可殚数。旦起下视，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若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状山水之景，如在眼前，且语言出神入化如同柳子之笔法。《诗集传序》里谈到“诗”时，有这样的话：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而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把“诗”的产生与教化作用透彻地表达出来，具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和高度辐射的思想能量。朱熹的著作等肩，既是识字哲学论著也可以视为经学家散文作品，阅读之后收获巨大。
与朱熹的经学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不同的哲学家陆九渊，则是“心学”的代表人物。他与朱熹曾经有过“鹅湖论战”，互相辩难，各不相让。到了明代，“心学”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哲学家王阳明所传承。王阳明坚持“知行合一”学说，后来发展至“致良知”，这是他对“龙场悟道”所得“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和“知行合一”的高度概括。其根本仍然是加强儒家学说的“孝”、“悌”等伦理道德，这并无出新之处。但是，由于王阳明强调了“心自然能知”的观点，认为“心”所“自然”地作出反应、选择就是“良知”的体现，而这种反应、选择应该去追求和活动，社会应该予以宽容而不应该阻碍，这是他的思想哲学独特的地方。因此，王阳明的文章几乎都围绕着他的“心学”观点进行阐述，一层深过一层。他的著作多是语录体，而且其中常常是对话体裁，生动活泼，收放自如，增强了阅读兴趣，例如，他谈到“六经皆史”的论说：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一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这段对话非常简练，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为什么“六经皆史”的道理和缘由，其语言口气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没有长篇的引经据典也没有繁琐的诠释，寥寥数语就把道理讲明白了——这在散文上可谓白描艺术。王阳明不愧语言大师。他的《瘗旅文》和《教条示龙场诸生》收入《古文观止》。
从两汉到明代漫长的历史过程里，经学也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和革新，董仲舒、韩愈、范仲淹和欧阳修等至北宋这一帮道学家的兴起为止，这应该是比较纯正的经学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经学家努力倡扬儒家学说，更重要的是以儒家思想哲学理念来面对国家和社会重大矛盾以及企图解决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是为天下谋取利益，具有强烈的担当精神，胸怀宽阔，视野辽远，其散文作品多反映其治理社会的经略，黄钟大吕，旋律昂扬，令人神往。而北宋道学家开始一直到王阳明，其中无论是朱熹还是其他人物，逐渐退入个人内心，不再具有前代经学家的气魄和现实主义精神，格局愈来愈偏狭了，缺少了积极拥抱现实生活的昂扬奋发精神，转入个人的品行道德修养。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给我国的思想哲学涂抹上黄昏的色彩。
这一局面，直到清代初期，由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子等经学家的出现，才有了新的转机，似乎经学研究可以接续上北宋之前的历史阶段了。顾炎武是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其学问渊博，涉及面很广，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研究甚深，治经重视考证，开清代朴学之风。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他的散文，以谈论学问为多，例如《与友人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就很典型：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有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
在封书信里，顾炎武谈到了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提出了“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的学习路径，语言质朴，辩证论述，对人很有启迪。又如，另一则《与友人书》：
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欧韩，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顾炎武直指友人的诗作与文章存在的弊病在于“有杜”，在于“有欧韩”，摆脱不了模仿杜甫以及韩愈、欧阳修，唯独缺少自己，这是为诗为文的大忌，大树底下不长苗。要有区别于任何人的独立的艺术品格才是真正的创作。顾炎武的散文文体，书信最多，其次还有一些序跋之类。不过，他的散文，书信也好，序跋也好，甚至写的“记”，如《五台山记》《裴村记》《复庵记》等，也写得很是朴实，毫无一点摇曳之处。这也许是学者散文的特点吧，然而，这个特点却丧失了散文虚实相间的艺术要求，读来甚是费力气。
黄宗羲由经学出发成为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民主的意义。他著作很多，主要是《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明夷待访录》等著述。非常喜欢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一直把这两部书，当做散文来读。前者创我国学术史的一种新文体“学案体”，他把本来枯燥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写得风起水生，其笔下的学者栩栩如生，其学术精粹也摘要存录。后者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悉心涉及未来新的世界，闪耀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读来令人满心光明。黄宗羲治学，重视史学，他说：
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授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故兼令读史。
这是黄宗羲的治学门径，极力纠正明代的“束书而从事于游谈”不认真读书的缺陷，以读史为基础，特别是在国破家亡的重要时期，读史可以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
王夫子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这三大思想家，以儒家学说为仪轨，并能结合社会现实生活提出新的学术主张，这也是我国经学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因。最先阅读王夫子的《宋论》这部书，这是他的历史散文，共十五卷。与顾炎武和黄宗羲一样，王夫子也非常重视历史著作的阅读，以史为鉴，进行对汉民族思想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文笔凝重，叙事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如卷一的“太祖”中有这么一段话：
三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名愈正，义愈伸，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敝帚也。
这段话追述了宋太祖给后世君王的“戒”，接着王夫子紧扣这一主题进行了议论，波澜横起，深刻而有力。与顾炎武、黄宗羲相比较，王夫子的历史散文讲究章法，语言饱含激情，文气十足，胜顾、黄两人一筹。
明代的王阳明的心学，到了清代早已经失去了初创时期的精锐劲头，流弊也逐渐出现，引起学者们的抵抗，不断进行反思与批判，顾炎武奋臂起而建立朴学，企图挽救起我国经学事业——也就是思想学术事业，犹如中流砥柱，伟岸壁立。此后，宋学虽然不绝如缕，但是崇尚经世致用之学成为主流，经学也在不断发展。不过，与文学特别是散文艺术渐行渐远，很少需要这样的文体来表达经学的思想哲学观念以及诠释经典和纯粹学术性的训诂、考据、金石等学问了，经学家散文也不免式微。不过，经学家散文曾经在我国散文史中是一个美丽的客观存在，“重重帘幕密遮灯”，不管注意还是不注意，经学家散文仍然在散发着属于自己的芳香，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