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朴/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叶廷芳，其著述译作为人熟知。但很多读者可能并不知道，叶廷芳幼年曾因伤失去左臂，人生、求学之路较常人远为艰难多舛。但他始终以昂扬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生活、工作，以独臂撑起了一个精彩的世界。本文正是回顾了60多年前，他站在“读书”还是“务农”的人生十字路口上，那个决断的时刻。
1949年1月，春节还没有来临，但我从峡口（现峡川）中心小学毕业了！同学们熙熙攘攘，互相为学校向各家长喜送毕业证书，一种约二尺长、一尺半宽的挂轴。大家都在谈论考什么中学，问我，但我答不出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上中学的事，就像后来上大学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留学的事一样。因为当时的公立中学是不接受我这样的残疾人的，而且由于自卑心理，自己并不认为这样的规定有什么不合理。所以虽然几个月后就解放了，仍没有考虑过升学，仿佛这是命里已注定了的事，加上家里也没有人操心这件事。而我自己也作了自食其力的长期打算，除了给家里放牛、看田水、打猪草等杂活外，还与一位邻居的穷孩子一起在好几块山坡上开垦荒地，学会了使用锄头，种出了绿油油的麦苗，收获了好几筐大红薯，从而建立起了一种信心，觉得在水田里犁地、插秧、割稻等确实不便，但凭锄头在旱地上作业还是养得活自己的。于是更淡忘了升学的事了。
那时学校招生每年分春、秋两次。那年冬天，衢州两所中学（衢州中学和衢县县中）的春季班即将招生了，同村的一位准备考高中的学生告诉我：“现在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像你这样的身体情况我想也可以上中学了，你不妨去试试。”但这需要父亲的准许。而自从我失去左臂以来，已成了家庭的累赘、父亲的出气筒，不再敢向他提任何要求。后经这位准高中生的辗转探询，父亲说：上半年经济不行了，下半年再说吧。于是我目送着与我同庚的堂兄在他父亲的护送下去县城投考。但可惜这次他只获得县中的“备取”。过了年，两校宣称：录取的人数不够，需再补招一次。堂兄父子觉得第一次考的“备取”不放心，决心再去应试一次。正当他仍在他父亲陪同下跨出大门那一刹那，我父亲动摇了一下，他嘱咐叔父：“向学校问一下：若这次考取了，等下半年有钱了再去读行不行？”叔父不以为然地说：“明天就开始考了，人家还能为了你再招考一次？！干脆让廷芳今天一起跟我们走吧，考完了再说嘛！”于是父亲赶紧让我收拾行李，与他们一起走。
衢州中学位于衢城的“制高点”——府山上。坐在报名处的是一位胖胖的戴玳瑁眼镜的老师（后知是校医叶元灿），我首先问他，像我这样的身体情况能不能报名？他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显出一脸惊讶，然后严肃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随即把窗门关上了（为了防冷）。这个出乎意外的答复使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走廊里来回转了几圈以后，心里渐渐产生一种不服气，也可以说一种抗议情绪。于是又走到报名处，敲开了窗门。我带点质问的口气说：“不是都说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了，怎么对待我还是一样的呢？”叶元灿听了一愣。他停了停，然后说：“你等一等，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就马上进里面去了。不到五分钟他又出来了，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你可以考，可以考。”接着就让我填表。填好后我交给叶老师一看，他说你相片还没有交，要贴在准考证上。这下我又傻眼了！我强调我从来都没有照过相。对方说：“没有相片怎么能参加考试？监考老师会把你赶出来的！”说完他又不慌不忙地把窗门关上了！当时照相馆没有快照业务，照张相起码一个礼拜，而明天就要考试了！为了一张小小的相片而坏了事！这是多么令人丧气的事。于是我灰溜溜地回到住处，那位考高中的老大哥也住在那里。他听了后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请求他给你手背或手心上盖个戳，监考老师查你准考证时，你就伸手给他看。”我带着一线希望回到府山。结果这一计策倒成功了！叶元灿老师在我正面手腕上盖了个戳。第二天监考老师来核对准考证时，他看了我手上的红戳，果然笑了笑表示默许。
结果两所学校都考取了，我选择了衢州中学。但临开学时，父亲仍然强调经济拮据，读不了书。他反问我：我全年只收了7000多斤粮食，光农业税就交了5200斤，你还吃不吃？但我心里有点不以为然：一学期的学费也就70斤大米（当时货币没有信誉，多以实物交换）。你每年都要做一会季节性生意，能赚一些钱，难道就那么在乎70斤大米？再说我两次逃难荒了一年，手跌伤荒了半年，最近又误了一年，若再误下去，你不觉得心慌吗？但这些内心抵触哪敢跟父亲讲！于是，开学的时候，我只能含着眼泪，默默地目送同龄的堂兄在父亲护送下，跨出家门，朝城里走去……
于是我又回到麦地，给麦苗松土，给它施肥、浇水。真的，一旦去上学，离开这葱绿葱绿的麦苗，我还真舍不得呢！另外还有两个亲密的朋友，就是我家与叔父、祖父三家共有的两头大水牛。它们一般由我们三家合雇的一个牧童看管。但有时家人为了让他去干点别的活，就让我替他放牧。牛的憨厚大度、只顾付出、所需简单，使我十分敬重和喜爱。离开它们，我也会很想念的。但许多人都规劝我：干体力活，毕竟对你要困难些，不能当作长久之计。还是去读书吧，将来教教书，糊糊口是不成问题的，何况你也很会读书。是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都令我向往学校。但父亲这头“拦路虎”谁能搬得开呢？
开学的日期到了，想象着新生们正喜气洋洋地走进课堂，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日期一天天过去，心里一天比一天焦急。有时也幻想着再出现一次奇迹，就像报考的最后一天，在堂兄和叔父刚跨出门的那一刹那，父亲终于心软了一下。但这一意外的惊喜，迟迟没有再现。希望随着时间的飞跑而日渐渺茫。到第二周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几乎完全绝望了：即使父亲准许我去，功课也跟不上了！想到这里，眼泪夺眶而出，怕被人听见，就躲进房间，一头钻进被窝抽泣起来。
第二天上午，天空下着雪。家里叫我喂牛（即用浸泡过的豆粒裹上稻草，然后送进牛的嘴里）。不久发现，父亲不在家，出去串门了！我知道他的规律，一旦离开家，起码中午才会回来吃饭。这给了我一个灵感：能否趁他不在，擅自进城，从堂兄那里借出40斤大米（堂兄寄住在一个同学家，叔父已为他挑去了200多斤大米），先交一半学费，注了册，父亲肯定会大怒一场，但生米已煮成熟饭，他只好接受事实。等我暑假回去时，估计他气已消了一半，硬着头皮让他骂一顿好了！时间不停地往前走着，我心里的计划越来越具体。约11点30分左右，我发现嫂嫂（也是我的表姐）已进厨房开始做饭。我立刻振作起来，想：要走就在今天，就在此刻！不然，等父亲一回来，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将刚包好的一个稻草粽子往地上一甩，摸了摸牛的嘴巴：“对不起，老朋友，没有让你吃饱，再见了！”匆匆跨进屋里，找了两个大麻袋，一袋装进十几斤大米，一袋装进两串挂在楼板下的粽子，用一件破衣包了几件常穿的衣服、袜子等，选了一根叫“两头弯”的扁担，穿戴好蓑衣、笠帽和草鞋（未穿袜子），然后挑起两只麻袋，走到厨房门口对嫂嫂说：“我去上学了，爸爸回来请你跟他说一声！”她马上跑过来想劝阻我：“那怎么行！你要走也得吃了饭再走呀，饭马上就熟了！”我说：“不行，等爸爸回来我就走不了了！”话声刚落我已跨出了门槛，脚步飞快。约走了一二百步后，有点气喘吁吁。回头看了看，没有发现有人追上来，才开始放慢了脚步。这趟路一共45华里。走了7里地，来到樟树底村，已汗流浹背，只得在村边一棵濒河的大樟树底下歇了下来，上次去缸窑来回都在这里歇过脚。这时想起同龄的堂兄两次赴考和上学走的也是这条路，但他每次都有亲人护送着，而我却必须像贼一样逃跑着走！想到这里，眼泪哗哗而下，不禁哭出声来。伤感过去后，肚子觉得饿了，便剥开又冷又硬的粽子啃了起来。肚子吃饱后，口却感到渴了，听见河里哗哗的水声，感到很大的诱惑。但附近却找不到下去的地方。只好忍着吧。
过河需要走过一条木头支架的长长的木桥，雪使得桥面很滑，我一再提醒自己必须千万小心，每一步都得拿着劲。好容易过了这座百十来米的长桥后又出了一身汗，觉得比走那7里地还要吃力，便又歇了一会儿。下午4点30分左右到达这趟路程的中间站——云溪镇。看见第一家小饭馆我就进去了。一个中年妇女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不吃什么，我只想喝一碗茶，给你一个粽子（上面说了，当时实物交换已成常规）。对方一笑：“你的粽子很好吃？”我说：“你试试就知道了！”等脱掉蓑衣，摘掉笠帽，去拿粽子时，她惊讶地发现：“唷，去年热天有一个受伤的孩子从这里抬过去，是不是就是你呀？”我一怔，糟了，被人认出来了！未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上次好几个人抬着你走，今儿个怎么让你一个人走哇？”我说：“上回我去很远的地方看伤，今天是去城里上学；近多了！”“上回好些人都说：你准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看来大家猜得不对，要不你少了一只手，还让你冒这样的坏天气，挑那么重的担子一个人进城上学呀！？”这时心被她触动了，有点酸楚起来，无可奈何地回答了一句：“咳，大概命不好吧！”赶紧挑起担子继续走了。
大部分路段都从田垄里通过，又窄又泥泞，草鞋与脚丫子早就合而为一了，脚也麻了，已感觉不到冷了。暮色开始降临的时候，才到达浩浩荡荡的衢江埠头，有名的“浮石潭”。这里需要上木船摆渡。这是第三次经过了，所以船老大很快就看出我来了！他非常疑惑地问：“你这么点年纪，身体又不便，你家里怎么能忍心让你一个人出远门呀，还挑那么重的担子！”他的话又勾起我的辛酸，我默然不语，怕哭出声来。待情绪有所恢复以后，我替父亲开脱说：“我父亲有吐血的毛病（那时农村里还没有听到过“肺结核”这个病名），冷天出门容易刺激咳嗽。”船老大再也没有说什么。
上岸后，离城里只有5里地了！而且路面又宽，又不泥泞。我一口气就进了北城门，只拐一个弯就到了堂兄住的地方。他见我到来十分高兴，但他很惊讶：“你靠一个肩挑，怎么能把那么重的担子挑到城里！”他赶忙弄了半脸盆热水给我洗脚。洗完脚，我一边穿鞋袜，一边提出向他借40斤大米交学费的问题。想不到他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停了一会儿，他终于说：“这大米是我爸爸专门挑选出来的好米，拿去交学费太可惜了！”他的回答使我十分意外，惊愕地看了他半天，然后转过身去说：“这40斤米对我是关键啊，交不了学费，我就上不了学。可除了你就没有别的人能借给我了！”当我再转过身来的时候，见他牙齿咬着嘴唇，说明他很为难。这时一种自尊和悲愤情绪控制了我，从内心深处发出了抗议：“我这么千辛万苦跑到这里来，你却在乎大米的好坏！15年的手足情到哪里去了！？”但我没有让这些话爆发出来，只默默地坐到椅子上去，把鞋袜脱了下来，重新把草鞋穿上。这时堂兄紧张了：“你要干什么？”我平静地说：“你不必为难，这个学我不上了！我这就回去！”他说：“都入夜了怎么能回去！算了算了，你别生气了，我借给你，借给你！咱们毕竟是一起长大的嘛，我没有别的亲兄弟，一直把你当作亲兄弟，这个忙怎么能不帮呢！我刚才在考虑，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堂兄毕竟是个善良人，他还答应让我跟他住在一起走读，这样可省一些钱。
第二天就去学校上课了。第一堂课是英语课，但对别的同学已是第三个礼拜的课了。我曾经在一个远亲那里学会了26个字母的读法。但当老师领着大家读good morning的时候，我傻眼了：26个字母中哪有“格”、“得”等等这些音呀？结果一堂课下来完全坐了“飞机”！于是我开始焦急甚至懊悔起来：这样违抗父命、忍饥受冻跑了出来，如果最后却落得个不及格甚至留级的结局，父亲怎能饶得了我！在无奈之下，我又去求教那位同村的、如今已经上高中的老大哥。我说晚到了，英文连门都摸不着，能否每晚抽点时间帮助我一下？他想了一下说：“帮助可以，但必须跟你订个协定：每晚不得超过一小时。”我一听，怎么这么不给面子，还要订协定？但再一想，一个小时也不算短了，人家自己还得做功课。于是就断然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才知道，英语还有“拼音”的事情。我一连来过三天，每天实际不到半小时。第四天我就自己上路，而且成绩在班上一直遥遥领先，尤其是英语，每年都是班上的“课代表”！
叶廷芳 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6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至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艺术的觉醒》等20余部，以及译著、编著等30余部。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