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已经过去近68年了﹐但我相信﹐日寇铁蹄践踏中原的血腥残忍﹐中国军民殊死抵抗的英勇壮烈﹐至今不能在中国人民的心头淡忘﹐不论他/她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或是在欧美澳异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在那艰苦卓绝的八年之中﹐每一个中国人﹐每一户中国家庭﹐都曾经历过异乎寻常的苦难﹐作出过惊天动地的贡献﹐我家也在内。从小我就听到长辈们讲述过许许多多家人参加抗战的故事﹐比如做小学校长的祖母在浙江嘉兴日战区内﹐坚持教授孩子们学习中国文化﹐获颁国民政府大勋章。又如外祖伯父陶述曾先生参加领导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修建和拆毁﹐并在昆明为美国空军飞虎队修建军用机场。再如外祖父陶希圣先生冒死逃离上海日寇魔掌﹐公布日汪密约﹐揭露日寇灭亡中国之狼子野心。还如二伯父沈钧儒先生为号召中国坚决抗战﹐身陷牢狱终不悔﹐大书“还我河山”﹐悬于铁窗之中。
与这些事迹相比﹐我家人参加抗战的另外一个小故事﹐似乎无足轻重﹐但我幼时听过一次﹐便牢牢记住﹐永不能忘记。我的父亲沈苏儒﹐是把日本投降的消息报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第一人。虽然并没有几个人晓得这个小故事﹐但我却真正为父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一九四五年五月，我的父亲和母亲同年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父亲请二伯父沈钧儒先生帮忙﹐介绍到当时在重庆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美新处中文部主任刘尊棋先生当场拍板﹐把父亲留在美新处中文部，任英文翻译。母亲经外祖父介绍﹐到化龙桥中国农业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也是英文翻译。
父亲母亲两人﹐都是当年七月开始上班。未及一个月﹐八月六日那天，美国突然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重庆美军司令部的人员密切注视日本反应，工作紧张起来。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也一样繁忙，父亲整晚都在办公室翻译通讯稿﹐有时还要加班。
那两天外祖父陶希圣在《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坦克车出现于战场而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随原子弹出现于战场而终止。外祖父并且在社论里判断﹐日本将立即投降，不会等到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外祖父并希望﹐第二次大战之后，人类不再有世界战争。
八月九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皇室和军方大为恐慌，便通过苏俄表示求降的意思。外祖父虽然获得了消息﹐但他没有再写社论。他神经衰弱的老病又犯了，头疼得厉害，心跳剧烈，喘不上气﹐走路也觉困难﹐只好告假在家里休息。母亲因此也每晚回南岸﹐照顾外祖父。
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父亲照常到美新处上班。父亲的工作﹐每晚定点收听美国旧金山电台的新闻广播，接收最新国际战况，记录下来﹐译成中文﹐送交中国政府和重庆各媒体。刚开始不久，父亲便听到美国旧金山电台广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调大音量﹐再次收听﹐直到听见三次同一报导﹐他才终于意识到﹐是怎样的一件事发生﹐怎样的一个巨大喜讯传过来了。父亲拿起笔来﹐抖着手﹐写不下一个字。这个当口﹐他却抓起电话﹐先打到重庆南岸母亲的家里﹐头一个向母亲报告了这个催人落泪的消息。
十年之后﹐父亲头一次向我讲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他的神情依旧激动万分﹐眼里淌出泪水﹐擦了几次﹐声音发着抖。我能够感觉﹐那必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夜晚﹐父亲给母亲打那通电话时的确切感受。
当时外祖父一家正围桌吃晚饭﹐母亲甚至没有听完父亲几个字的电话﹐便已无法等待﹐两脚跳起﹐挥舞双手﹐大喊大叫﹕日本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同父亲刚听到喜讯一样﹐桌边的大大小小﹐几乎异口同声地问﹕真的么。虽然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听到母亲嚷的是什么，但仍然觉得难以相信﹐这消息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其实如此巨大的喜讯，对于饱受日寇入侵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不管怎样得知，什么时候得知﹐都一定会发生无与伦比的精神上的冲击。
又过了整整的一分钟﹐母亲才平静一些，喘着气，眼里冒出泪来，告诉大家﹐父亲怎样听到美国电台广播﹐他现在正在把这个消息译为中文发布。母亲边说边泣﹐语不成声。讲完之后﹐干脆与外婆抱在一处，放声痛哭。外祖父坐在桌边，双手低垂，低头流泪。四个年轻的舅舅，却一起跳起来，踢翻座椅，跌跌撞撞冲出家门，一路狂呼：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宣布投降了！
院外山坡上，夜色笼罩，四野一片寂静。四个舅舅齐齐站在山崖边，两手拢住嘴巴，扯开喉咙，拉长声音，向着山野天空，一遍一遍地高呼：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喊过一阵，几个舅舅撒开腿，前前后后往山下冲，一路继续高喊：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响亮而欢乐的喊声，在山谷空旷的夜空里飘荡回响，层层迭迭，经久不息。左近几户人家听到喊声﹐都跑出来看，不知怎么回事。只见陶家四个男孩，拼命喊叫着冲下山去。
四个舅舅冲到山下，冲进小镇商店，掏出每人身上所有零钱，全部买了大大小小的鞭炮。商店老板听说是要庆祝日本投降，尚不能完全相信，但这是陶希圣先生几位公子讲出来的，又不由得不信，高兴起来，白送舅舅们几挂小鞭。
几个舅舅，抱着大小鞭炮，在前面往家跑。而三舅干脆站在店门口，先点燃一挂小鞭举着，然后一路劈利啪啦地爆响着，往山上跑回家去。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舅舅们响亮而欢乐的喊叫声﹐参差不齐，伴着欢腾的鞭炮声，又在山谷空远的夜空里飘荡回响起来。
半个钟头以后，重庆电台开始正式广播父亲转译发布出来的这条新闻。顿时之间﹐山上山下，前山后山，江北江南，城里城外，这里那里，陆陆续续，都开始响起喊声，叫声，歌声，笑声，鞭炮声。接着﹐所有重庆报纸都赶印号外，满街散发。人手一张﹐读了一份﹐又抢到第二张﹐再读一次。虽然消息都相同﹐但即使只有那一句话﹐日本投降四个字﹐就足够了﹐怎么看都看不腻﹐看了一百次﹐还想看一百零一次。各种各样的报纸号外，像发传单一样，满天飘飞。
外祖父一家，站在南岸山前，隔江远远张望，重庆城里灯火通明，鞭炮花炮彼伏此起，不绝于耳，半个夜空都亮着粉红色，烟雾升腾迷漫，人们吶喊之声轰轰做响。想必满街是人，跳舞欢庆。
舅舅们买的鞭炮都放完﹐外婆掏出钱来，数也不数，一把都递给他们，口里叫道：再去买来放，再去买来放。
舅舅们又一次冲下山﹐去买鞭炮。这时候，山下镇里，大街上已是人潮汹涌，小巷里早就水泄不通。商店里哪里还买得到鞭炮，店主店员，面红耳赤，从客人手里往回抢鞭炮，今天生意不要做了，店里人自己也要放炮庆祝。买不到鞭炮，三舅坐在店门口生气。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重庆的那个夜晚，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欢乐的时刻。
日历已经翻过了近68年﹐父亲母亲都已经去世﹐但我只要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我只要见到三舅的面﹐听到五舅的声音﹐我的眼前就总会显现父亲给母亲打那个电话时的神情﹐仿佛看到几个舅舅在山路上奔跑的身影﹐仿佛听到那山谷中飘荡不止的童音呼唤﹕日本投降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