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武王伐纣的史实，在《世俘》所载之外，至少还有两项内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前者见于《商誓》、史墙盘等，后者见于天亡簋、《度邑》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是为了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是为了以太室为重心经营东方。二者都完成于武王伐纣过程之中，因此都是武王伐纣史实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武王伐纣；迁殷遗民；选择雒址；《商誓》；天亡簋；《度邑》
【作者简介】张怀通，1963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王伐纣是发生于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这项史实，学者虽然在其发生年代上的看法莫衷一是，【1】但在其具体过程上的认识却基本一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世俘》的存在。《世俘》是一篇保存在今本《逸周书》中的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记录了从“维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2】，到“维四月己未旦【3】，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的武王伐纣过程。为此，唐兰、赵光贤、李学勤、罗琨等学者依据《世俘》记载，构拟了武王伐纣日程表。【4】
有了《世俘》记录，有了学者所作日程表，武王伐纣过程似乎较为清楚了。但是，由于《世俘》的体裁，按照朱熹的说法，是纪事本末体的滥觞，【5】主题是记叙武王伐纣胜利后举行隆重的献俘礼【6】，因此《世俘》“作者”在布局谋篇时对原始材料肯定有所舍弃。这意味着学者主要依据《世俘》得到的看似较为清楚的武王伐纣过程，可能并不是武王伐纣史实的全部。
至少有两项在武王伐纣过程中发生的史实因为与《世俘》主题无关而被舍弃。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二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的地址。对于这两项史实，学者都已经做过研究。遗憾的是，由于学者或者没有将其放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来考察，或者没有将其结合着学者依据《世俘》所编最新武王伐纣日程表来考察，从而使得这两项史实仍然处于若明若暗之中。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着在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商誓》、《度邑》等文献，以及史墙盘、天亡簋等青铜器铭文，对这两项史实再进行探讨，以之作为对武王伐纣史实的补充考证。
一、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记载于《商誓》、史墙盘等史料之中。
（一）《商誓》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
《商誓》是今本《逸周书》的第四十三篇，经刘起舒等学者考证，确是西周文献。【7】李学勤先生进一步认为：“《商誓》之作，只能在武王居于殷都的几天期间。”即从牧野之战胜利之后到离开商都之前，因此向学界呼吁：“《商誓》篇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尚书》中的周初各篇。它或许正是删《书》之余，能够保存至今，殊足珍贵。今后研究殷周之际史事，希望不要忘记这一宝贵文献。”【8】然而，《商誓》是西周文献、有较高史料价值虽然得以确定，但到底与哪些史实有关系，却不见有学者加以揭示。其实，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就是《商誓》涉及的重要史实之一。
《商誓》记载的是武王对殷遗民“伊旧何父，口口口口，几、耿、肃、执，乃殷之旧官人序文口口口口，及太史比[友]、小史昔[友]，及百官、里居[君]、献[贤]民”的讲话。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讲周人伐商理据，以及对待殷遗民的政治策略，主要有三项内容：一、“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大意是，我于甲子日伐纣灭商遵从的是上天之命。二、“在商先誓[哲]王，明祀上帝”；“商之百姓无罪，其维一夫”。大意是，罪恶全在纣一人之身，与商人以及商人先祖无关。三、“予既殛纣承天命，予亦来休命。尔百姓、里居[君]、君子，其周即命。”大意是，我既已诛纣，膺受天命，你们要听从天命，接受周的统治。这三项内容相互交叉，反复出现，贯穿于武王讲话始终，起到了分化商人、消解商人反抗意志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之上宣布对殷遗民采取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项内容。首先，“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9】。大意是，你们这些“多子”与“百姓”要自我谨敬、顺应天命，以便使上天永远保佑我们西土，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西土安居。服从天命的安排，不要发起叛乱。其次，“予天命维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敢逸僭，予则上帝之明命……予维及西土，我乃其来即刑”。大意是，我既已膺受天命，你们要以服从周的统治的实际行动来赢得天命的眷顾，如果胆敢反叛，我将执行上帝之命，从西土来给予你们刑罚。
第二项内容针对的是留居商都的殷遗民。《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这就是三监问题，对此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本文不必多论。
此处应当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第一项内容：“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宜在天命，口及侧兴乱。”对于武王的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武王讲话地点。武王讲话中“西土”与“彼”对应，那么“彼”所指应当是西土；将西土称为“彼”，说明武王讲话地点是在商都。其次，武王讲话对象。武王讲话的对象是“多子”与“百姓”，“多子”与“百姓”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是有专门指称的词语：
（1）惟多子飨？ （《合集》27648）
（2）贞，惟多子飨于室？ （《合集》27647）
（3）惟多生飨？ （《合集》27650）
（4）善敢拜稽首，对扬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宝尊，唯用绥福，号前文人，秉德恭纯，余其用各我宗子与百生。（善鼎，西周中期，《集成》5．2820）
前三例中的“飨”，朱凤瀚先生认为：“综观卜辞‘飨’均用作祭名，不作宴飨之义。
所飨者，均王室先人。这里是卜究竟是多子还是多生参加王室飨祭。”【10】也就是说，“飨”是商王室举行的由“多子”与“多生”参加的祭祀先祖的活动。例（1）、（2）中的“多子”，朱凤瀚先生认为：“是指多位‘子某’，其中当包括一些‘子族’的族长”，“‘子某’是王子，在一般情况下，生存的‘子某’最远可能是时王之祖辈（即时王之祖的兄弟），更多的可能是时王的父辈（即时王之父的兄弟，今所谓叔、伯）、兄弟等，或时王之亲子，因此‘子某’们与时王有着较近的血缘关系”【11】。即在世“多子”的血亲范围一般可以从时王之子一直上推到时王之祖的兄弟。例（3）中的“多生”与例（4）中的“百生”，朱凤瀚先生认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百生，即百姓’与殷墟卜辞中的‘多生’意近，是指众多个家族的族长”，“‘多生’的身份亦是族长一类贵族。但同姓方可参加王室祭祀，所以‘多生’不会是异姓”【12】。也就是说，两例中的“多生”、“百生”，是多姓与百姓的初文，而多姓与百姓分别是商王与善的同姓家族之长。
第三，武王讲话内容。从修辞学角度看，武王讲话使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所谓互文，就是上下文意互相补足。那么武王讲话可以还原为“尔多子[与尔百姓]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多子与]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结合以上两点对武王讲话的理解，可以很自然地明白，武王的意思是要求殷遗民中的王子王孙与世家大族之长顺从天命，在周人的西土永远地安居。如果这一理解不误，那么武王讲话实际上涉及了西周初年的一项重大历史事实，那就是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移到了西土。
既然如此，武王实施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呢？李学勤先生认为《商誓》之作是在武王居于殷都的几天期间，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就应当在武王居于殷都之时。但这个判断仍嫌宽泛，据《世俘》与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的记载，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后的第八天辛末日便到了管，即今河南郑州。在此期间的戊辰日“王立政”。从“王立政”的前一天丁卯日上推至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4天，从“王立政”的后一天己巳日下推至武王在管的辛末日是3天。在前一个阶段，武王进行了牧野之战、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间、封圣王之后等多项工作。在后一个阶段，武王先是行进在从商都到管的路途之上，后是暂驻于管。从商都到管，即从今河南淇县到今河南郑州，直线距离大约是105公里。以当时每天35公里的行军速度，武王大约需要三天时间。【13】从武王行程看，《商誓》之作当以“王立政”的戊辰日有较大可能性，也就是说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政策，很可能是在“王立政”的戊辰日发布并实施的。
（二）史墙盘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史实
上文揭示的《商誓》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可以得到西周青铜器史墙盘的证实。史墙盘云：
（5）静幽高祖，在微灵处。雩武王既〈屮戈〉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俾处。（西周中期，《集成》16．10175）
史墙是西周恭王朝的史官。在盘铭中史墙在依次歌颂了从文王到当朝天子恭王的功德后，又历数了自己先祖事迹。此处所引是其家族前二代事迹。唐兰先生对该段引文所涉史实的理解是：“墙盘叙述他的高祖原在微国，烈祖微史是微国人而作史官，在武王克殷后来见，武王命周公给他土地，住在岐周。”【14】这一解释为多数学者所遵循。
依据铭文记载，结合与史墙盘同出青铜器铭文中多有日名等文化现象，学者公认史墙所在微氏家族应当是在武王伐纣胜利后就归顺了周人并且被安置在西土岐周的殷遗民。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者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史墙的高祖、烈祖是谁？二者与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及其封国微有何关系？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认为史墙的高祖是微子启，烈祖是微子启之子，代表学者是徐中舒。【15】二是认为“微史烈祖……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己的后裔，是商末微子启的史官”，“微史烈祖……仅是微子启的史官，而非微子启之子”，代表学者是刘士莪、尹盛平。【16】三是认为史墙之微为姚姓，商末时其地望在今山东寿光，与子姓的微子之微没有关系，代表学者是黄盛璋。【17】
黄盛璋先生的解释，一个主要支点就是西周青铜器叔{爿〈已矢〉}父簋铭文“牧师父弟叔{爿〈已矢〉}父御于君，作微姚宝簋”。黄先生认为“微姚”是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女子称谓，因此断定微为姚姓，进而得出姚姓之微的地望在今山东寿光，与地望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的子姓之微无关的结论。其实，西周时代女子称谓问题较为复杂，除了父方之氏+父方之姓的方式之外，还有夫方之氏+父方之姓、父方之氏+夫方之氏等多种方式。【18】比如西周晚期有一件铜盈盖，其铭文作：“吴母作微姬旅盨”，其中的“微姬”，组合方式与“微姚”的情形类似，“微姬当为姬姓女子嫁于微者，而微姚可能是姚姓女子嫁于微者”【19】。由此可以肯定姚与姬不会是微国之姓。既然微不是姚姓，那么黄先生的解释也就失去了基础。
刘士莪、尹盛平的解释，立足点主要在于与史墙盘同出的商尊、商卣铭文中的族徽“冀”。二位先生据《齐觚陶斋》著录的一件署以“冀”族徽的铜鼎铭文中有父癸、祖丁、帝己，从而认为该家族先祖“帝己”就是武丁之子孝己，或称祖己，因此得出史墙所在微氏家族出自孝己而与微子启无关的结论。但是，二位先生显然忽略了如下问题：第一，商尊、商卣虽然与史墙盘同出一窖，但其所属与史墙之微氏，是否同一个家族？第二，如果按照二位先生的解释，微史烈祖仅仅是微国的史官，与微子没有近亲血缘关系，那么何来史墙之子〈疒興〉自称微〈疒興〉、微伯〈疒興〉或微伯的以国为氏呢？【20】在这两个问题之外，二位先生的立论基础也存在问题。所谓《齐觚陶斋》著录的那件铜鼎，在《殷周金文集成》中的编号是4．2368，其铭文作“口妇尊示己祖丁父癸”，没有族徽“冀”。因此何景成先生说：“在误植铭文族徽之后……追溯微史的家世就难于成立。”【21】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徐中舒先生作出的史墙高祖是微子启，烈祖是微子启之子的解释，能够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朱凤瀚先生在徐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道：“微氏出身为何，学者意见歧异，诸种见解中，似以将‘微’释作微子之微较为妥当。徐中舒先生认为，墙盘所谓‘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即是讲微子启的情况，与《史记》所载微子启数谏纣王不听，因而退隐之际遇符合。‘静幽’、‘灵处’皆取幽隐退逊之意。颇有道理。盘铭所言微史烈祖，可能是微子之子辈，其家族当是微子宗族之小宗分支。所谓微史，即是史官，当是在受周武王封土后即任周人之史官，故有此称。”【22】既立足墙盘铭文，又结合文献记载；既参考商末政治形势，又符合商周命氏原则，因此这一解释是可取的。
既然如此，就可以肯定这样一件确曾发生的史实，史墙“在微灵处”的高祖是微子启，史墙的“微史烈祖”是微子启之子，他们在武王伐纣胜利后投降了武王，后者被周公安排在岐周居住。这一史实表明，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早在武王时代就已经着手实行了，这与《商誓》所载武王讲话“尔多子其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基本吻合。
（三）周原卜辞等史料记载的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史实
与“微史烈祖”境遇类似的还有箕子，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云：
（6）裳[衣]鸡[箕]子来降，其执釆厥吏。
在旃，尔卜曰：南宫治其胙。（H31：2）
与史墙追述自己先祖事迹多有隐讳之辞不同，周人对箕子事迹的记载则直截了当，即箕子投降了周人。陈全方先生认为：箕子投降周人“当是武王灭殷后之事”【23】。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云“箕子，纣之诸父”【24】，也就是说箕子在“多子”之列。对箕子投降周人之后的境遇，《尚书序》云：“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于归。”【25】作为“多子”一员的箕子，先是投降武王，后又被武王带到西土，其经历与史墙“微史烈祖”类似，这更加印证了《商誓》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是确曾发生的史实。
被迁居西土的殷遗民上层分子，在微子之子、箕子以外，可能还有一些世家大族。比如著名的“戈”氏家族，陕西长安县普渡村出土的蘸疊（《集成》15．9822），其铭末署族徽“戈”。陕西扶风五郡村出土的作父辛簋，铭末也署以族徽“戈”。【26】另外，署以“戈”族徽的商末周初的青铜器还出土于陕西泾阳的高家堡、耀县的丁家沟、扶风庄白村与张黄村等。【27】“戈”氏族是商王的同姓亲族，“在殷晚期已有若干分支，大抵集中居住于殷墟及其附近地区”【28】。
再如著名的“冀”氏家族。署该族徽的铜器除了与史墙盘同出一个窖穴的有晚商形制特征的商尊（《集成》11．5997）、商卣（《集成》10．5404）外，还有陕西长安县沣西大原村出土的有晚商形制特征的父癸尊、子尊，【29】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西周早期的子麦作母辛尊（《集成》11．5910）。关于该氏族属问题，学者之间存在较大认识分歧。代表观点主要有：子姓、姜姓、商人异姓国族、东夷族系，等等。除个别学者，多数学者认为该氏无论与商人是否同姓但应当在商民族共同体之内。【30】
“戈”与“冀”或是商人家族，或包含在商人共同体之内，商末时都居于殷地。然而西周早中期他们的器物却分布于西土，【31】那么这些器物是如何到达西土的呢？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战利品被周人带到西土，一是其主人被迁居西土。虽然第一种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但由牧野之战后武王仍立武庚续守商祀的史实，以及西周早期某些带“戈”、“冀”族徽的铜器铭文所示器主与周王关系亲密看，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这两个家族被迁居到了西土。既然如此，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被迁居西土的呢？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武王伐纣之时，二是在周公东征之时。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因为传世文献对周公东征时瓜分殷遗民给卫、鲁等国的史实有较多记载，但唯独没有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明确记载，所以可以排除两个世家大族在周公东征时被迁居西土的可能。如果推测能够成立，那么他们应当是与微子之子、箕子等人一同被武王迁居西土的，而《商誓》所载武王讲话提到的与“多子”相对的“多生[姓]”里面，可能包括像“戈”这样的大家族之长及其统属的族众。与此同时，在“多子”、“多姓”之外，还有像“冀”这样的虽未必是子姓商人但包含在商人共同体之内的世家大族。
史墙盘中的“微史”、“史墙”等称谓，以及“木羊册册”等徽帜，表明随武王西迁的微子子孙，世代在周王朝担任史官之职。蒜疊、作父辛簋；商尊、商卣、子麦作母辛尊等铭文表明，“戈”与“冀”两个殷遗民家族也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些都与武王要求“尔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尔百姓其亦有安处在彼”的情况相符合。
（四）武王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意图
推翻商人的统治之后，如何对待被征服的商人，是关系到新建立的周王朝能否巩固的大问题，为此周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学者通过研究，将其归纳为两大项，一是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32】，二是周公在东征过程中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等诸侯国，或迁移到雒邑等异地，以便进行分化瓦解。尽管学者广泛搜集了包括史墙盘等青铜器铭文在内的各种资料，但由于受《尚书·周书》之《多士》等传世文献的影响，仍然没有注意到武王也曾将殷遗民迁居西土的问题，致使这一重大史实长期以来被历史的尘埃遮盖。【33】只有少数学者从青铜器铭文的记载，隐约地感觉到可能有武王迁殷遗民于西土史实的存在。许倬云先生说：“武王克商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东土俊杰成族的迁到陕西……这一措施也可说是西周建立新国族的第一步。”【34】这一观点很有见地。现在有了《商誓》的记载，再辅以史墙盘铭文、周原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的证明，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就可以肯定下来了。
不过，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目的，与后来周公将殷遗民或分封给鲁卫或迁移到雒邑以瓦解其社会基础的目的有所不同，可能是为了笼络殷遗民中的上层分子，并利用其在文化上的优势为周王朝服务。痹钟（《集成》1．251—6）所载微史烈祖“以五十颂处”，即凭借掌握五十种礼容的本领而安处于周，【35】就是对武王真正意图的最好诠释。
二、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今河南嵩山）以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记载于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
（一）天亡簋记载的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的史实
天亡簋是一件制作于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是：
（7）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
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集成》8．4261）
由于是西周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天亡簋自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以来备受学者重视。铭文开头的历日，据下文“丁丑”可知应是“乙亥”，也就是说铭文所载史实发生于乙亥、丙子、丁丑三天之内，对此学者没有异议。另外，多数学者认为铭文中祭祀上帝、祭祀文王的“王”是武王，作器者是“天亡”，天亡就是太公望。【36】
在这三点之外，学者对铭文所载地点、事件认识的分歧较大。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者对铭文中的“天室”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对武王祭天祀祖的地点、经过、目的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大致说来，对“天室”的理解主要有两种。其一，天室是“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陈梦家、黄盛璋是代表学者。【37】其二，天室是太室，太室就是太室山，即今河南嵩山。蔡运章、林沄是代表学者。【38】这两种观点有明显的时代性，前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者主要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孙诒让等学者对古文字“天”、“太”二字可以通用，因而“天室”就是“太室”的讨论，以及杨树达、唐兰二位先生将天亡簋中的“天室”、《度邑》中的“天室”与太室山的联系。【39】
将天室解释为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的明堂，有一些窒碍之处，最大的一点是没有与今本《逸周书》之《度邑》的记载协调起来。“天室”之称，于古文字只出现在天亡簋中，于古文献只出现在《度邑》中，因此二者的对应绝不会是偶然巧合，一定有必然联系。【40】《度邑》是学者公认的西周文献，其中三次提到“天室”：
（8）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
（9）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油，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
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在今豫西一带。【41】三涂，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十里伊河之北。【42】岳鄙，即黄河北边的太行山南麓之地。【43】河、伊、洛，即今黄河、伊河、洛河。武王的话，为我们描绘了二个延展于南、北、西三个方向的非常广阔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在平原之地或地面建筑都不可能具备，只有在高山之巅才可能获得。结合三涂、岳鄙、伊洛、黄河等山川地理，学者认为武王描绘的是在嵩山之巅见到的情景。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境内，古称太室、天室，海拔1368米。这意味着武王的度邑是在太室山上进行的。【44】
以对《度邑》所载武王讲话的认识为前提，重新解读天亡簋铭文，学者发现该铭中的“王凡三方”【45】，正与武王所讲相吻合。凡，即般、盘，古文字从般得声的字一般有旋、转之义，因此“凡”可以读为“〈般目〉”。《说文解字》目部云：“〈般目〉，转目视也。”那么，“王凡三方”就是武王向南、北、西三方瞻望。【46】另外，该铭中的“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之后，紧接着一个“降”字，也与武王于太室山上瞻望之后下山的情景相吻合。【47】
然而，囿于“天室”是明堂的观点，对“王凡三方”，陈梦家先生解作“（王）泛舟于（辟雍之）大池中的三方”。对“王祀于天室”，陈梦家先生解作：“王祀于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对紧接两句后面的“降”字，属下而读，作“降天亡又王”，使得句子的主语变成了“天”或“上帝”，与上下文极不协调，致使文意也扦格难通。【48】因此，将天亡簋中的“天室”解释为明堂不可取。与此相反，蔡运章、林沄等学者主张的“天室”是太室山的观点，既有古文献做依据，又能照顾到铭文的上下文意，因而是正确的。
将天亡簋与《度邑》进行对比，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天室”的释读问题，而且受《度邑》主题的启发，学者对天亡簋所载史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
首先，天亡簋之“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记载的是武王在太公望的佐佑下于太室山巅选择雒邑地址、举行祭天祀祖典礼的史实。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位于天下之中的太室山具有通天的宗教功能，所以武王将自己选择雒址、祭天祀祖以永保天命的行为归结为“定天保，依天室”【49】。能印证学者揭示的天亡簋所载武王选址、祭天史实的古文字材料，是西周初年成王时期的何尊：
（10）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棵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殳民……（《集成》11．6014）
由何尊可知，武王为计划在中土营建新都确曾举行过祭天典礼，与天亡簋、《度邑》的记载基本对应。同时，我们由武王强调的“中国”体会到，武王将雒邑地址选在位于天下之中的太室山下，除了“定天保、依天室”的宗教目的外，还有其现实考虑，即周人的政治中心偏居西方，对东方的控制相对较弱，新建立的周王朝要作天下共主，就必须将政治重心向东转移。这当是《度邑》所载武王在临终时念念不忘营建雒邑，以至于将其作为与王位继承一样重要的遗命而托付给周公的主要原因。后来周公、成王营建雒邑，都是在遵照武王的遗愿办事，所以才有何尊记载的成王在迁都成周时重提武王计划在中国营建雒邑的往事。
其次，武王登临太室以选择雒邑地址，是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进行的。对于这个问题，学者的认识歧异较多，有必要做深入辨析。
（二）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完成于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的途中
武王为雒邑选址是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进行的，对此予以记载的是《度邑》。《度邑》开头云：“维王克殷国，君诸侯，乃厥献民征主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这是对武王嘱托周公“定天保，依天室”原因的说明。这句话告诉我们，度邑活动处在武王离开殷郊至回到镐京之间。林沄、蔡运章、邬可晶等学者赞同此说，尤其蔡运章先生还结合《世俘》所载武王伐纣历日，编排了武王登临太室以选择雒址的具体日期。【50】
蔡先生认为，武王伐纣从戊子日离开镐京到丙午日返回镐京共历148天，天亡簋所载发生于“乙亥”至“丁丑”三天中的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的史实，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下距武王返回镐京的丙午日是3个月。前一个阶段，甲子、乙丑两天是牧野之战、建立周王朝；丙寅到辛未的六天是武王罢兵西归抵达偃师；壬申到癸酉的两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滨相宅；甲戌日武王起程赶赴太室，准备下一天乙亥日的典礼。后一个阶段，从戊寅到壬辰的75天是武王在伊、洛之滨营建新都洛邑，从癸巳到丙午的14天是武王离开洛邑返回镐京。【51】
蔡先生将天亡簋所载史实放在武王伐纣大背景之下，并且将其历日与《世俘》所载武王伐纣日程结合起来，作通盘考察，确属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蔡先生编排的武王伐纣日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天亡簋史实的定位均存在较多问题。第一，认为《度邑》所载史实是武王在伊、洛之滨相宅，天亡簋所载史实是武王在太室之巅祭天与在伊、洛之滨定宅，二者不是一件事，而是前后相连的两件事。第二，对《世俘》所载有较多错误的武王伐纣日程未加辨别就予以全盘采纳。第三，将利簋所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所经之地“〈宀〈柬间〉〉”，主观地解释为今河南偃师。
天亡簋与《度邑》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址、祭祀上帝的史实，已如上述。此处着重辨析造成蔡先生所作考证乖离实际的后面两个原因。
《世俘》所载武王伐纣日程有较多错误，顾颉刚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指出了。比如两个“辛亥”问题，顾先生说：“武王以二月二十七日甲子诛纣，到四月十四日庚戌‘燎于周庙’，凡四十七天，下一天辛亥就祀于天位，在这四十八天里着不得两个‘辛亥’。如说四月辛亥武王在周都祭祀，那么上一个辛亥，武王在殷都‘荐俘殷王鼎’就非排在甲子诛纣前十三天不可，这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52】对于这个问题，先后有赵光贤、李学勤等学者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一致结论，即第一个“辛亥”所在段落被置于武王派兵遣将征伐商人属国的过程中是错简。【53】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赵光贤、李学勤、罗琨先生都编排了武王伐纣日程表。三位学者所排日程表虽然在有无闰月、是否改朔等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差异，但总体框架基本一致，即从牧野之战的二月甲子日到武王在镐京举行祭祀的四月庚戌日，共计40多天，兼跨3个月。【54】
三位学者编排的武王伐纣日程表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而蔡运章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不可能参照三位学者的最新成果。因此，蔡先生对天亡簋所载史实发生时间的认定，有必要依据学者所编最新武王伐纣日程表进行修正。本文修正的结果是，武王于“乙亥”到“丁丑”三天登临太室山选址、祭天的史实，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距武王立政的戊辰日是8天，下距武王在镐京祭祀的庚戌日是34天。【55】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经过了偃师，是蔡运章先生依据自己对利簋的主观释读而做出的错误安排。利簋是这样说的：
（11）斌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宀〈柬间〉〉[管]台，锡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集成》8．4131）
此处文字采纳的是于省吾先生的隶定。其中的“〈宀〈柬间〉〉”，于先生隶定为管，他说：“管之称管自，犹‘成周’金文也称‘成自’。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周书·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以后，均言‘王在管’，可以参证。”【56】于先生的解释，已为学者所信从。【57】据此，可以确定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经过的管，应当位于今河南郑州，而不是今河南偃师。武王在管的时间是“辛未”，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8天，距武王立政的戊辰日是4天；下距武王登临太室山是5天。从殷都到管，从管到太室山，在时间、速度、路程等方面都不存在任何问题。
从武王行程看，武王于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至回到镐京举行祭天祀祖典礼共用一个多月，这意味着武王于选择雒址之后可能在该地停留了较长时间。之所以如此，除了对雒邑进行规划外，可能还有军事上的原因。据歌颂武王伐纣丰功伟绩的史诗《大武》记载，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曾经“南国是疆”。
（12）《札记·乐记》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
其中第四章，即“四成而南国是疆”，高亨、王玉哲、程俊英、蒋见元等学者认为是《诗经·周颂》中的《般》。【58】《般》云：
（13）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这是一篇描绘在高山之巅瞻望山川时见到的情景。题目取名“般”，般即督，也就是《说文》所说的“转目视也”，与其内容相吻合。林沄先生认为《般》歌颂的正是天亡簋所载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址、祭天祀祖的史实。【59】
既是武王登临太室山的颂歌，又是《大武》之“四成而南国是疆”，看似不相联属的两件事情统一于《般》中，说明武王在登临太室山的同时，继续其扫荡殷人残余势力的战争，那么武王从登临太室山至回到镐京总共用了一个多月则是可以理解的了。
（三）天亡簋所载武王选址与《召诰》、《雒诰》所载召公、周公卜宅的关系
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以选择雒邑地址，并且在选址后可能有所规划，那么武王所选所规之雒邑与《尚书》之《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公周公先后在雒水之滨所b所营之宅是什么关系呢？
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召公与周公所卜所营之宅就是雒邑。【60】如此一来，武王选址与召周二公卜宅便形成了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王晖先生将武王所选雒址定在了今河南禹州市，其依据可以归结为两个，一是该地在先秦时期是“有夏之居”、“天下之中”，二是该地在西周称厉，春秋称栎，战国称阳翟，春秋时“栎”声讹而变为“洛”。【61】其实这两个依据都不可靠。所谓西周时代的“厉”，王先生说在西周青铜器禹鼎中被称为“南国”。这说明西周人认为“历”不在天下之中，于是两个依据相互矛盾，使得王先生对武王所选雒邑地址在今河南禹州市的论证失去了基础。
在一些学者将《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周二公所卜之宅理解为雒邑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理解为王在雒邑中的宫室。最近朱凤瀚先生在《召诰序》、孔颖达疏，以及当代学者唐兰、朱渊清等观点的基础上，经过多方考察后认为：“《召诰》记三月召公先卜王宅后于庚戌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油，越五日甲寅位成’。此‘攻位’之‘位’应是指所卜王宅之宅位，亦即王宫之地基位置……故才能用五日即完成。如是建洛邑工程，而洛邑范围较辽阔，则‘攻位’似不可能只用五天时间即完成。”在结合了其他一些证据之后，朱先生得出结论：“《召诰》、《洛诰》中所谓‘相宅’、‘卜宅’、‘定宅’之‘宅’，都应只是王之居所，即王居住之宫室、宗庙所在。”【62】朱先生的观点符合情理。
将《召诰》、《雒诰》记载的召公、周公所卜所营之宅解释为选择王宫地址，不仅顺畅地解决了其与天亡簋、《度邑》所载武王登临太室选择雒址史实的矛盾，而且使我们从天亡簋、《度邑》与《召诰》、《雒诰》所载史实中体会到，西周初年武王成王以及召公周公等君臣对雒邑的经营是前后相连的。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选择雒邑地址，开启了西周初年周人营建雒邑进而经营东方的序幕。
三、结论
（一）武王伐纣是完成商周鼎革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在《世俘》所载武王诛纣、武王征伐商人属国、武王在镐京祭天祀祖等史实之外，至少还应当包括：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与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两件重要史实。
（二）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离开商都时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史实，记载于《商誓》、史墙盘、周原甲骨卜辞等史料之中。《商誓》大约作于武王立政之日，该日干支是戊辰，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5天，那么武王实行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应是在《商誓》发布的戊辰日开始的。武王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目的，与后来周公瓜分殷遗民以瓦解其社会基础的目的有所不同，是为了在加以笼络的同时利用其文化优势为新建立的周王朝服务。
（三）武王在牧野之战胜利后返回镐京途中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的史实，记载于天亡簋、《度邑》等史料之中。何尊、《诗经·周颂·般》等也有间接记载。天亡簋的历日乙亥、丁丑表明，武王选择雒邑地址用了三天时间。上距牧野之战的甲子日是12天，距武王在管的辛末日是5天，下距武王在镐京举行祭天祀祖典礼的庚戌日是34天。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开启了周人以雒邑为重心经营东方的序幕。（四）依据上述考证结果，重新构拟的武王伐纣日程是：甲子日牧野之战；五天后的戊辰日武王立政，作《商誓》，开始实行将一部分殷遗民上层分子迁居西土的措施；四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到了管；五天后的乙亥日到丁丑日，武王登临太室山选择雒邑地址。三十四天后的庚戌日，武王在镐京举行祭天祀祖的典礼。祭天祀祖典礼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武王伐纣过程的最终完成。
注释：
【1】古今学者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看法大约有44种之多。可以参看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
【2】此处历日中的月相，依据《汉书·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15页）所引《世经》中的《武成》逸文进行了校改。
【3】“维四月己未旦”，原作“维四月乙末日”。顾颉刚先生认为：“乙未”在武王伐纣后于镐京举行献俘礼的四月“庚戌”等历日的前面，与武王成辟的“追记”有矛盾，并且“乙末日”不符合古代文例，因此这句话是“后人羼厕”。见氏著《〈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但罗琨先生认为“‘乙未’当为‘己未’误，不仅在古文字中乙、己形近容易混淆，而且己未正在武王返周连续数日祭典结束后的第四日”，而且“‘乙末日’之日实为旦字之误”，符合古代文例。见氏著《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文采纳了罗琨先生的观点。
【4】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49页；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
【5】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68页。
【6】张怀通：《小盂鼎与〈世俘〉新证》，《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7】刘起舒：《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5—96页。
【8】李学勤：《〈商誓〉篇研究》，《古文献丛论》。
【9】该段引文句读综合采纳了李学勤、杨宽、黄怀信、贾二强等学者的观点。可参见如下著作：李学勤：《〈商誓〉篇研究》；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8页；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9页；贾二强校点：《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页。
【1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1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61、66页。
【1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279、61页。
【13】武王每天35公里行军速度，依据的是蔡运章先生的推算，见氏著《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題》，《中原文物》1987年第3期。
【1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l992年。
【15】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6】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7】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18】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14页。
【19】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65页。
【20】《集成》16，10324，16．10325；9．4681，3．972，3．973；3．516，3．517，3．518，3．519。微氏的取得，依据的当是亡国之胤以故国为氏的命氏原则，顾炎武说：“古人之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无以国为氏者。其出奔他国，然后以本国为氏。敬仲奔齐，而为陈氏是也。其他若郑丹、宋朝、楚建、郳甲之类，皆是也。不然，则亡国之遗胤也。”《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807页。以故国为氏的亡国之胤，其先祖应当是故国国君之公室成员．而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居住者。微氏家族的命氏方式属于以国为氏，因此微应当是史墙先祖的领地。
【21】何景成：《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考古》2008年第11期。
【22】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修订本），第283页。
【23】陈全方等：《西周甲文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24】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第1316页。
【25】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87页。
【26】宝鸡市考古队等：《陕西扶风县新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27】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西安，三秦出版社，l995年，第113—142页。
【28】朱风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修订本），第90一95、269页。
【29】陈贤芬：《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第1期。
【30】各家观点，读者可以参见李伯谦先生的《冀族族系考》（《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与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两篇论文。
【31】这两个家族的器物，除了西土之外，还出土于今河南洛阳、北京琉璃河、山东费县等地。可以参见朱风瀚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与何景成先生的《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两篇论文。
【32】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克殷第三十六》，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53页。
【33】杨善群：《西周对待殷民政策缕析》，《人文杂志》1984年第5期；吕文郁：《西周王畿殷遗民考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l993年；李宏、孙英民：《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
【34】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18页。
【35】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
【36】可参见孙诒让《古籀余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5页；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考古》1960年第8期；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簋〉》，《杨向奎学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白川静和殷涤非二位学者分别主张铭文中的“王”是康王与昭王，其出发点是将“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中的“乞”隶定为“王”，而且以“丕克王衣”为句。实际上该铭中的“乞”字为“两等划之间一小横划”（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与“王”字有别。错误隶释导致了错误观点。二位学者观点请参见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最近李学勤先生撰文《“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认为作器者不是“天亡”，而是一位名叫“退”的朝中乐官。与以往学者观点不同，特此说明。
【3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黄盛璋：《大丰簋铭制作的时代、地点与史实》，《历史研究》1960年第6期。
【38】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39】孙诒让：《古籀余论》，第25页；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23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l2页。按：李学勤最近发表的《“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赞同陈梦家等学者对“天室”是祀天明堂的解释．这既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观点的回归，也是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40】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
【41】司马迁：《史记》，第l30页。
【4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册，第1246页。
【43】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第l30页。
【44】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5】“王凡三方”之“三”，依据的是陈梦家、杨树达、唐兰、杨向奎、张亚初等学者的隶释。但于省吾先生却说：“铭文‘三’字下又适有一画的空隙，是否四字之泐，疑未能决，存以待考。”林沄先生则径将该字隶作“四”，认为“‘凡于四方’，是四望山川”。笔者以为：林先生将天亡簋与《度邑》联系起来，解决了二者所载为同一史实的问题，值得肯定，但在这一点上却未能将二者的联系贯彻到底，忽略了〈度邑）所载武王讲话是说自己站在太室之上向南、北、西三个方向瞻望，因此林先生将“三”隶作“四”缺乏理据。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参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142、235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11—12页；杨向奎：《太公望与〈天亡簋〉》；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1页；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6】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林沄先生虽然将“三”隶作“四”缺乏理据，但赞同刘晓东先生的“凡”为望祭山川的观点，并且有所发挥，故于此处并置。“王凡三方”，邬可晶先生认为应当是“王封四方”，是武王登临太室之前分封诸侯，也就是《世俘》记载的武王在辛亥、壬子进行的“正国伯”、“正邦君”。邬先生的主张以揭示“王凡四方”与“王祀于天室”的矛盾为前提，理由是武王望祭山川、封禅祭天的过程与后世先封禅后望祭的封禅典礼程序相背。见氏著《天亡簋所见周初礼制考实》，《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其实，天亡簋铭是“王凡三方”，不是“王凡四方”，是度邑而不仅是望祭山川。先度邑，然后以度邑等事告天，顺理成章，不必再牵扯武王分封诸侯的问题。
【47】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4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武王铜器·天亡簋》。
【49】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50】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邬可晶：《天亡簋所见周初礼制考实》。
【51】蔡运章：《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
【52】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
【53】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李学勤：《〈世俘〉篇研究》。
【54】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李学勤：《〈世俘〉篇研究》；罗琨：《从〈世俘〉探索武王伐商日谱》。
【55】本文对历日干支之间相隔天数的计算，包括了起始日与终结日，依据的是西周时人的计算方法。比如《世俘》之“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龠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其中“越六日庚戌”的“六日”包括了乙巳与庚戌；“越五日乙卯”的“五日”，包括了辛亥与乙卯。
【56】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1977年第8期。
【57】李学勤先生说：“版方鼎说：‘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惶’，事后又说‘王返自阑’，可知这次祭祀不在阑地。据后岗鼎铭，阑有大室，而肜日祀典并未在那里举行，不难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庙亲行典礼。这便表明，阑这个地方距帝乙宗庙（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远。才能于当日之内往返……不少学者读‘阑’为管，认为即今郑州，我也曾从其说，现在考虑，恐未必是。”见氏著《试论新出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鉴于商末周祭制度、宗庙制度等问题的某些细节尚有不详之处，据版方鼎所识阑之地望还有或然性，本文对于阑的隶释仍然采用了目前多数学者已经接受了的于省吾先生的观点。
【58】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文史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王玉哲：《周代〈大武〉乐章的来源和章次问题》，《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95页。
【59】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
【60】刘起舒：《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册，第1431、1456页。
【61】王晖：《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62】朱风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