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作为人生存的第一需要，自古人们就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国家把农业看作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君主常行“籍田”之礼，村社乡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以耕垦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粮食问题关乎国家、社会稳定，关系王朝兴旺昌盛。因此重农思想和粮食安全观念始终是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许多史籍资料皆有反映，并被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阐释，也逐渐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重农思想是保障粮食稳定、充足供应的基础，储粮备荒是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赈济灾荒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后屏障，粮食流通在调剂地区粮食余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中国古代粮食安全从先秦时期开始萌芽，至秦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粮食政策的制定以及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萌芽时期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当人们开始通过栽培植物获得食物的时候，农业开始出现并成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伴随着食物稳定的获得，人口发生第一次爆炸性地增加，这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远古传说中很多都以农业生产为内容，伏羲氏结绳而制网，驯养鸟兽；神农氏尝百草，发明耒耜；黄帝播百谷，嫘祖亲蚕；大禹治水，更是妇孺皆知，反映了远古时代先民从采集向原始农业过渡的历史，在尧舜时代，史书中就有“食哉惟时”的记载，“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虽始见《齐民要术》序，但据张波先生考证，其传言源远流长，据说是帝舜任用后稷为农官时的命辞，其意为“粮食是治国安民的第一件大事”用非常简练的词语概括了粮食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古人的粮食安全观。
先秦时期是古代粮食思想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史籍和政治家、思想家对粮食问题进行详尽的描述和阐释，我们可以从《诗经》、《周礼》、《商君书》、《吕氏春秋》等史书中窥见一斑。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它反映了周初至春秋中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其中有关农业和粮食经济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首先，《诗经》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和百姓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景象，它盛赞了弃时农业成就为“乞于今”，即歌颂弃把经营农业的风尚传给后代，又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而界，陈常于时夏。”充分表达后稷推广农业的功劳和继承发扬精心务农的优良传统。并认为“国之大事， 唯祀与戎”，既而国家大事之一的祭祀则直接关乎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这是周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生动体现。周为农耕部落， 因此周人对发展农业十分重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周人始祖后稷长于种植，周代统治者延续了重农的传统， 周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他的子孙成王也把每年督促农业生产作为国之大事。《周颂·噫嘻》中说：“噫嘻成王， 既昭假尔。率时农夫， 播厥百谷。骏发尔私， 终三十里。亦服尔耕， 十千维耦。”周公还总结了商亡教训， 告诫后代为君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大雅·桑柔》中说：“好是稼穑， 力民代食。稼穑维室， 代食维好。”周宣王时期的卿士虢文公还提出了“王事惟农是务”的观点。在《唐风·鸨羽》中，借农夫之口发出感慨：“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表达了当时广大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正是因为当时全社会都重视农业生产，所以才出现“厌厌其麦，绵绵其鹿，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姊，黍稷茂上，获至拄拄，积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以开百室，百室盈止”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景象。其次，《诗经》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优良传统的储粮备荒的情形，记述奴隶主“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兮”，“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仓”，“我仓既盈，我庚维亿”，“经开百室，百室盈止”等记载，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们高度重视粮食储备。再次，《诗经》也有一定篇幅对人们抗击自然灾害的办法和措施进行记述。在赈济灾荒上当时已经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赈灾之法。例如实行国家救济、祭祀祈福、积极防御等等。
反映西周粮食安全思想的另一部史籍就是《周礼》。它是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汇编，《周礼》认为，农业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要求地方官员“遂大夫”对农业生产进行督促和检查，“以教稼穑，以稽功事，”“简稼器，修嫁政”。同时规定相应奖惩措施，即“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凡庶民不蓄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织者不衰”。对那些不尽力耕织者予以经济制裁，或者进行政治和道德的歧视，贬低政治地位。在救灾抗灾中，《周礼》非常强调政府的作用，并将荒政列为国家的大政之一，通过设置救灾管理机构，完善粮食储备制度，做好灾前准备以及做好灾后的抗灾和救济等措施保证粮食正常供应。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周礼》提出的荒政十二的思想，即“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一曰散利， 二曰薄征， 三曰缓刑， 四曰弛力， 五曰舍禁，六曰去几， 七曰眚礼， 八曰杀哀， 九曰蕃乐， 十曰多昏， 十有一曰索鬼神， 十有二曰除盗贼， ……大荒， 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 舍禁， 弛力， 薄征， 缓刑”。一直对后代荒政产生直接的影响。应该说，《周礼》中的粮食安全思想是对先秦时期粮食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它更加注重政府在维护粮食安全上的作用，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救灾抗灾举措，是粮食安全思想的雏形。
在先秦时期，有关粮食思想的集大成者应属管仲。《管子》一书集中体现了齐桓公的国相管仲的粮食安全思想。首先，他认为强国富民的根本是“强本事”，即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富”。于是“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这样，富国就有了保证。在此，他论述了粮食生产的地位和作用：一是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民非谷不食”；二是增产粮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三是粮食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四是粮食是衡量人们饥饱的尺度，考察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首先就要进行粮食方面的调查，“行之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一个国家的饥饱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精神文明建设，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其次，《管子》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从战略高度上来认识粮食生产和积储的重要性，把控制粮源作为治国要务来对待。第三，管仲认为：王者将财富藏于百姓，霸者将财富藏于大夫，败亡之国和败亡之家将财富藏于箱子。他依据市场粮食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涨落，灵活操纵实物与财富的演变、聚散，实现藏富于民、平抑粮价和平衡社会矛盾的战略意图。第四，《管子》说：“国出于谷，轨国之筪，货币乘马者也”。认为国家政策是以粮食为基础制定的，而国家政策得以实现的手段，则有赖于货币政策的运用。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使全国用以购买粮食所需的货币量与全国陆运粮食产出量大小成正比，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达到控制粮食供求、价格涨落的目的。第五，《管子》称：“谷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仆壹”。说明管仲始终把粮食作为万物的主宰来看待，惟国脉民生所系，在增加粮食供给的同时，注重粮食储备的调节作用，建立了粮食分级储备制度。第五，管仲非常重视提高粮食价格来解决农民生产与收益失衡的问题，以稳定粮食生产。即“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尔。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价，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筪”。第六，为了发挥齐国粮食优势，疏通剩余粮食流通渠道，调节国内粮食价格，管仲提出在国外粮价低时，要提高本国粮价，国外粮价高时，要适当降低本国的粮价，这样就能掌握粮食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发挥粮食储备优势，同时，他还积极拓展海外贸易，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粮食贸易。管仲的粮食政策从粮食生产、粮食储备、货币粮食流通等方面做了充分论述，无疑成为后世历朝历代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参照，体现了我国古代早期独具特色的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极端重视农业的思想家，其重农思想贯穿始终，农战政策则是他的根本政策。商鞅首先总结当时各国的历史经验，认为农业发展是实现其政治目的、建立革命武装的经济基础。他说：“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又说：“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就是说，不发展农业生产，就没有粮食及其他物质财富，就会“众力不足”，就不能打败诸侯国家。另外，商鞅视农业为财富的来源，他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民泽（择）毕农，则国富。”“农则易勤，勤则富。”“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壹务（即壹于农）则国富。”又说：“田荒而国贫”。商鞅就这样把农、粟同国富、国贫联系在一起，认为疾农、有粟，则国富；荒田、无粟，则国贫。因此他指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在商鞅看来，国富就是国强，国强就是国治。所以他断定农业生产发展了，就会实现国富、国强、国治。这样，农业之重要是自不待言的了。商鞅的重农思想是法家经济思想的鲜明体现，它从政治高度上充分认识到粮食的重要性，是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政策领域内的体现。另外，作为农战政策的制定者，商鞅也提出了调整农商矛盾的“轻金重粟”论。他主张限制商业活动，对商业征收重税，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使商无得粜”，这样就使商人在粮食丰收时不能贱价收购以囤积居奇，在歉收时不能抬价出卖以牟取暴利，还可使商人和游手好闲者只能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食贵，粜粮不利”。他认为，“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并提出两个假设，如果“国好生金于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反之，如果“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从中说明商鞅对货币与粮食关系的清醒认识，即认为财富的增加必须取决于生产，而不是单纯的流通，这一“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封建社会的发展，粮食流通始终在解决粮食问题的辅助地位与此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魏相国李悝主持变法，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并且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要求“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窳，殖于疆场”。李悝制定平衡粮价的平籴法，即“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限制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制止粮价的暴跌，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无伤而农益劝”。吴起为楚令尹，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裁汰不急之官，使楚国“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国势迅速强盛起来。
《吕氏春秋》从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教育作用三方面阐明了农业的重要性。其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专论重农政策与农业理论、科技，反映出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上农》篇中的“上农”就是“尚农”、重农之意，该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吕氏春秋》说“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徙，轻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该书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民食充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论述了农业具有安国兴邦的经济作用。而经济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它将农业的作用延伸到政治和教育领域，指出百姓从事农业，作风就会持重，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就能使国家的法制确立。另外农业还会陶冶百姓的心志，使百姓的思想淳朴而便于统治。这是对粮食思想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阐释。
先秦时期，与粮食安全思想相关的还有时人对粮食丰歉规律的认识，并形成灾害循环说。范蠡、计然、白圭等人根据星宿运行规律，将岁星、干支和五行等相杂糅，构建了一种天道排列往复循环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天道循环往复规律的影响作用，人间灾害及岁之丰稔也具有一定的循环往复性。如计然就曾说：“时用则知物，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物之理也。六岁穰， 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既然年有丰歉，国家就有必要多积贮以备荒，“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积多者，虽邂逅逢承负凶年不收也，固固而自存。”灾害循环论对古代人们掌握自然规律以抗灾救灾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秦汉时期——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初步形成
秦汉以降，举国重农之势未减，农本观念逐步确立。国家重农体制得以形成与完善，国家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发展。秦统一，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布行天下。诸颂德刻辞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等内容。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对全国民众“赐爵一级”；三十一年，“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同时，“使黔首自实田”，承认既有土地占有关系，并以法律形式予以保护。除专设农官以管理、督促农业生产外,郡、县、乡、里政权均以户籍管理、赋役征派、组织生产为重要职责。农事为地方官吏重要职掌之一。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中郡守有“修法律令，田令”之责任，表明郡守直接过问农业生产。云梦秦简中有关农业管理的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法律条文，是各级官吏具体实施国家农业方针、政策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赏罚十分严格，反映了秦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国家重农体制始于商鞅，确立于秦统一，并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对中国农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汉初，国家财富匮乏，实行了“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政策， 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文、景帝皆强调农为天下之本，亲自参加籍田礼，以示鼓励农业生产之意。至武帝时，更是“用事者争言水利”，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持农业稳产高产。汉武帝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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