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经济构成
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起，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止，这l00多年的历史过程，在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官僚奴役压迫中国人民，把中国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悲惨苦痛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过程。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靠着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延续和增强它们对于中国人民的血腥统治；帝国主义者则通过那些买办官僚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把它们的侵略魔手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大地主阶级买办官僚阶级尽管各别的社会经济利益和他们侵渔掠夺的对象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冲突，但毕竟在奴役剥削中国人民并防阻或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上结成了一个阵线；事实上，中国的大地主阶级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正好是在依靠帝国主义支援来不断发动内战的过程中开始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愈坚决，对它们的威胁愈大，国内敌人对国外敌人的勾结，就愈益采取了无所忌惮的公开卖国姿态，而对于人民的榨取和镇压，就愈益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法西斯野蛮统治形式。在腐败的满清王朝，在冥顽无知的北洋军阀，还有所惮而不为的卖国的吃人的罪行，蒋介石王朝及其四大家族，却坦然为之而不以为意。这并不能单就所谓“世道衰微”来解释，在我们的社会逐渐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过程中，作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自始就只能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出卖国家主权和劫夺奴役人民的两大“事业”方面。不过，当这样性质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当建立在封建的原始积累基础上的买办官僚资本统治还没有达到全面支配的阶段，他们作恶的本钱或权力，还有所限制，正如像资本主义尚留在自由竞争阶段，平等自由博爱乃至功利主义，还有必要被利用来作为骗人的宣传号召工具，等到经济上的独占高度集中表现为法西斯的野蛮统治，就再也不需要表示软弱的道德符咒了；伊壁鸠鲁神蜕变为尼采神，功利主义发展为实用主义，他们的权力，像是无限的，他们的作恶与犯罪也就没有限制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蒋介石王朝，为什么能做出并敢于做出那样大那样多的罪恶，那显然是不能从他们个人或家族的特点去解释，而必须从他们所支配的社会，所具备的经济条件去解释的。
从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条件看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构成是非常特殊的，但在一切为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落后国家，假使不是变成完全殖民地的话，就只能有这样的前途：原来的封建体制，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资本逐渐渗透进来的情形下，不可能不陷在动摇解体过程中，但同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的侵入，又不允许它好好地向着资本主义制度转化。结局，一般地讲来，这个社会，就只能看它所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与影响的程度如何，把不利于那种势力扩展的封建因素破坏，把有利于它的封建因素保留下来；把妨碍它扩展的资本主义成分（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压倒，把依附它的资本主义成分（买办资本主义成分）扶植起来。因此帝国主义对于落后社会的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运动，与其说是由他们直接进行的，毋宁是由他们依靠落后社会的统治阶级、封建官僚阶级，按照他们的意旨来进行的。结局，大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就在帝国主义利益的统一要求下，变成了相互依存和三位一体的“通家”。而这种社会的经济，也只能采取一种把封建剥削做基础，而在这上面建立起买办官僚资本的特殊支配形态。
应该说，对于社会正常发展显得非常特殊的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切受着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落后社会，毋宁是非常一般的，虽然其发展的程度和表现的形式，因各别社会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不尽相同。
我们确有理由把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封建买办官僚经济，当作这种社会的一个发展得较为充分的典型，当作今日尚处在这种不死不活状态下的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未来形相而加以分析。但在进行分析以前，是需要就这种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一个轮廓的。
二、中国的传统封建制及其关系近代买办官僚资本形成的若干特点
在世界史上中国是一个相当长期停留在封建制度上的国家。
虽然有不少的中外历史学家，正在从各方面考证中国在西周时期，在东周时期，乃至在秦汉时期，甚而至于在比秦汉更晚的时期，还是处在奴隶制度阶段，而由此证示中国并不曾自外于世界史发展的轨迹；它由奴隶制转化到封建制，也不过是在耶稣纪元前后。但是，如果单因中国封建制经历时间不应太长了，企图找出各种理由将它缩短，那并不是唯物史观地处理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我们不要以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地域各国家内，差不多是在同一世纪中前后出现，便认定古代中古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应有太大的悬殊，那显然是把唯物史观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忽视了：愈往过去，社会生产力愈不发展，它克服自然障碍，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国道—风同，比肩前进的可能性也就相对愈小了。当然，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并不是为了满足这种时间距离长短适度的要求来进行考证的。但直到现在为止，由西周以至魏晋六朝五代乃至在元朝统治下，确曾分别考证出了不少数量的奴隶，这种考证对于那些朝代的社会生活的认识是有用的，但全面考察起来，被考证出来的奴隶，究竟是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在当时又是在怎样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剥削阶级所占有的剩余生产物?似都没有明确的解答。要知道，作为主要生产者的奴隶，他们就必须像在希腊、罗马那样，被集中在大农庄里，在果园里，在牧场里，在矿山里，在作坊里，用鞭棍和锁链强制他们劳动；若把他们分散在自己家屋里，用自己的简单生产工具，在奴隶主的田园里为他们劳作或耕作，那样“自觉”“自动”“自由”的奴隶，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我在这里不能作更深入的说明，而顺便在这里提论到这个问题，也只是表示：“封建诸侯以屏藩王室”的西周，还不妨看为是中国封建制的起点；并且那种初期封建制由于是从不发达的奴隶制转变过来的，那就不但在它的社会构成里面包含有农村公社剩余下来的自由民，家族奴隶和种族奴隶，同时还因此限制了它向着欧洲中世纪那样的严峻的农奴制的发展，以致经历春秋战国兼弱攻昧的大动乱过程而转化为由秦汉开始的租佃制；结局，颁田制禄的领主封建制，就转变为佃田纳租纳税的地主封建制；适应着这种经济剥削形式的改变，分立的封建局面，也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统治所代替。由是作为中国的典型的地主封建制，就表现出以次这样一些影响到我们近代封建买办官僚制形成的特点：
（一）作为封建制度，基本当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为基础。农民不仅自耕自食，并还在较大程度上使用自己所生产的手工业品，他们对地主贵族官僚阶级基本上也是提供布帛菽粟。但由于农民要把这些剩余劳动生产物，以租、税以及赋的名义，贡献给官府，官府还要以薪俸或俸禄的名义分授给各级官吏，由是就引起了农业剩余生产物商品化的要求，而愈到后来，为了避免漕运转移的繁累与损耗，这种要求就愈加迫切。而且随着农业生产力在较稳定局面下的发展，剥削阶级消费的胃口也逐渐不以农民所直接提供的实物为满足，致使商业的范围，商品的种类，从而，商业手工业都市，都不得不在封建自然经济的孔隙里扩大增多起来。事实上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局面，也确实比较其他封建社会或分立的领主型的封建社会，更有助于流通经济成分的发展。
（二）土地是社会权势与财富的标帜，这是一切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但中国封建地主制度，允许土地在一定限制下的自由买卖，相应着，租耕土地的农民不被严格地束缚于特定土地上，他的劳动力得在一定限制下自由移转，那正是租佃制根本不同于严格农奴制的地方。可是我国土地占有上的这种融通性和流动性，并不曾改变以次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直接生产者都只占有较少的并还是极坏的一点点土地，其余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第二，直接生产者所辛苦取得的一点点收获，绝大部分都当作贡物送给了剥削阶级。
（三）土地所有者不限于有身份的贵族、官僚、大贾、高利贷者组成；相应着，土地使用或租用者也不限定隶属于特定身份的地主。谁取得了致人死命的土地，谁就是他的主人，结局，土地变成了贵族、官僚、地主、大贾、高利贷者争相掠夺占取的目标，农民就变成了他们任何一种身份的人物都可榨取欺凌的对象。这样，尽管农民也有挣得土地的可能，那正好类似特定的个别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挣取得万千资财的可能一样，丝毫也不曾因此而改变社会阶级压迫的本质。在我们的这种封建制度下，贵族、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业者虽然彼此相互问也有矛盾，但在压迫剥削农民的立场上，他们却是站在一边，并且同一个人还不防兼有其中若干身份，而成为通家。
（四）皇帝是最高最大的地主，大官僚、大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表面上像不与民争利，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但在实际，贵族官僚们不仅偷偷摸摸地做这种勾当，历代王朝差不多都通过他们的专制官僚统治机构来大规模地进行商业高利贷活动。从西汉起，各种最有利可图的经济垄断组织就建立起来了，许多大商人钻进了国家机构，窃踞较高的政治地位。此后历代的垄断性的官业，不论是属于工矿业的，还是属于商业的，差不多都是由贵族官僚地主以个人的或国家的名义，独占地经营着。这都是在贵族僧侣和商业高利贷业者间维持了严格的阶级身份距离的西欧封建制度所不容许的。
由秦汉以至近代鸦片战争以前，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单从上面指出的这些封建制度的特点来说，已不仅足够指明我们较长期停留在封建阶段的原因，同时还可约略窥知我们在近代封建买办官僚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受传统封建因素的影响。本来，农业剩余生产物的租税化，商品化，土地在一定限制下的自由买卖，劳动力不被严格地束缚于土地上，中央集权统治在货币交通市场方面所造出的便于农工业品流转的有利条件以及庞大官僚机构的巨大开支和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似都有助于流动经济或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这在唐宋诸王朝的中古时代，就表现了像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一些萌芽。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的有限制的自由移转以及相伴而产生的，严格封建身份制的比较缺如，和相当大的城市的出现，格外容易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封建制的某些进步性，应当使它更快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是一方面，它同时还有阻止它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另一面。那就是，在土地及劳动力移转上的封建性的有限制的自由，已经造成了一种不需要近代初期欧洲各国解放农奴推翻封建制那种革命的错觉；加之，那样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一般是由商工业者或市民阶级领导农民工人来和贵族僧侣阶级斗争，可是我们的市民阶级由于可以接近土地，热衷于土地，和贵族地主搞得怪有交情，变成了通家，这就在那种不需要什么革命的错觉上增加了一层社会的翳障；况且有利的商业，工矿业被把握垄断在官僚、贵族、地主手中的这一事实，也确实造成了一种局面，叫一般所谓市民阶级，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劲头来发动反封建的斗争。
所有上述这几项阻碍着中国社会顺利转变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事实，全都在我们近代封建买办官僚经济体制的形成中，不仅当作传统的惰性因素被利用着被包下来，并还从中发出了极大的助长作用。这是我紧接着要在下面提论到的。
三、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在逐渐解体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买办官僚资本形态
在l8世纪乃至l9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因在比较长期安全局面下逐渐扩大的流通范围和逐渐增多的工场手工业，而显得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有生机。但我们地主型封建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照例是到了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流通经济显得有些活跃，就要因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豪华浪费，加强聚敛榨取，再配合高利贷活动，土地吞并活动，而使黎民穷困，生产破坏，造成天下大乱的后果。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那个暴虐而顽固腐败的满清帝国统治，正好在从各方面加速制造它的没落的结局，但资本主义的侵入，把它的复亡过程弄得十分复杂了。
19世纪上半期，是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好在向世界一切落后地域遂行它们的输出资本主义“文明”的使命。“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良，交通工具的飞跃进步，资产阶级终于将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并使极端排外的顽固野蛮人驯服的重炮。它强迫所有的民族在灭亡的恐怖下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强迫所有的民族都施行所谓文明制度”[1]。远在18世纪末期，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帝国的大城堡，英国就曾带头用它的廉价商品，特别是纺织品作为大炮来做那种摧毁工作，但由于满清帝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对外贸易政策，把贸易地点限定在广州，使贸易经营业务，假手于当时设在广州的十三行，禁止自由通商，禁止“夷商来至内地”，禁止“夷人与汉人交通”，这一切做法，已经使廉价商品不大能发生重炮作用，加以中国工农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并且非常节约的经济状态，更使“夷商”没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英国试图用棉织品突破封锁的长期努力，都证明是得不偿失的[2]。英国资产阶级对于遂行他们的历史的文明使命，是抱有极大决心的。当他们发现规规矩矩地贩运棉织品不能得手的时候，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就大力加强他们偷偷摸摸地非法贩运鸦片烟的活动，结果很快就证明那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买卖。无论什么严密的关卡，用贿赂就可保护通行；无论怎样顽固排外的达官贵人，一接触到鸦片，便从他们思想上撤除了“夷 夏之防”，尤其是无论怎样勤俭的老百姓，一旦变成了瘾君子，连倾家荡产也无所顾惜。鸦片在通都大邑穷山僻壤不胫而走，结果就是“黑的进”，“白的出”，造成白银滚滚外流，招致财政金融的窘迫与混乱，造成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威胁。这使满清帝国的基础发生根本动摇，以致如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帝国终究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进行拚死的决斗，在这个决斗中，旧世界的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舞勉励自己，而最新社会的代表，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3]，这是一场多么悲惨的情景啊!”[4] l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所谓欧洲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中国封建的野蛮第一次的搏斗。这次搏斗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重炮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鸦片的效果。中国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宁当看为是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开始胜利，同时也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端。
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等等条款，为此后一序列的丧权辱国条约提供了一个先例。到了由中日战争导来的马关条约（1895年），由庚子之役导来的辛丑和约（1901年）的签订和实行，中国已差不多大体完成了它的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而其具体事实则表现在以次诸方面：
（一）由一序列的侵略中国的战役，帝国主义各国抢夺去了中国许多属国和领土，勒索去了大宗赔款；依种种借口和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陆军军权，并把全中国割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
（二）帝国主义者根据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辖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海上、陆上、空中、内河）的交通事业，因此，它们便能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其需要。
（三）帝国主义者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一部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与廉价劳动力，并以此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竞争。
（四）帝国主义者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和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和咽喉。
（五）帝国主义者由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
（六）为了帮助中国卖身投靠的统治者来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者曾经供给中国政府以大量的军火与大批的军事顾问，为了麻醉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服务，帝国主义者便以传教，办学校，办报纸和通讯社以及吸引留学生等方式来实行其文化侵略政策[5]。
就在上面述及的这个大变化过程中，我们农村原来的面貌，显然是要改观的。为了服务于帝国主义，许多单纯提供到市场的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甘蔗、大麻、茶叶等等相率成为耕作对象了，食粮也因都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商业高利贷业的深入活动，而有更多更大的比重，参加到流通过程中去；同时，原来和农业紧密结合着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则在帝国主义商品的侵袭下，或者完全解体破产或者游离汇集到都市附近地区，成为附丽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厂外组成部分。这一切说明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变动，它的封建生产关系当然是无法维持原状的。
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恰好相反，它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所以，它虽然在把中国变成原料和劳动力供给地，变成制品推销场所当中，连带把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金融机构，新的资本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输进来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促进提供了一定的刺激诱导作用；可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是意味着它们在中国的制造品市场的丧失，就是意味着它们取得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特殊权益的丧失，这是和它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需要输出商品，更需要输出资本的要求相抵触的，也是和它们要在中国取得交通金融控制权及工矿经营采掘权的目的相抵触的。因此，在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工业就在发展过程中采行了一个非常不正常的途径。由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中日战争结束的几十年间，由官僚买办借用外资外力兴办了一些便于血腥镇压人民反抗的军需工业，如l862年由李鸿章设立的“上海制炮局”，l865年将“上海制炮局”扩建为制造枪炮火药子弹的“江南制造总局”，l866年左宗堂在福州马尾设立制造军舰的“船政局”，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等等；由于制造军火需要煤炭，l876年李鸿章就在开平试办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就是在1872年成立的有关航运的“招商局”，原来无非是为了运煤，为了军运和漕运；至若1881年在天津成立的电信总局，其用途显然不在便利商工业而在适应对内对外的军事需要[6]。而号称中国新式纺织业开山祖的“甘肃织呢总局”，那是左宗棠于1876年设立的，所有在这个时期由官僚创办的各种工矿交通事业，无论是用“图强”的名义，还是“挽回权利”的名义，都显然是为帝国主义所容许和支持的；也不论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都显然大有助于买办官僚资本的积累。一笔借款的成功，一种事业的创办，对经理其事的买办官僚来说，都是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应该说，那个时期的各种洋务的创办和经营过程，就是中国买办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那种形态的资本结托依附帝国主义的过程。
但中国的民族资本经营，却都是在和帝国主义竞争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火并的场合成长起来的。由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到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本相当活跃的一个时期。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条款，不仅包括割地偿金，断送内河航行权，并允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结局在有例可援和利益均沾的口实下，日人以外的其他外国商人，再也用不着冒用华商名义，而迳自在中国开设工厂，并进而开采矿藏了。由是外资像洪水似地流人中国，继日本之后，英法美各国都分别在中国开纺织、面粉、火柴……等工厂，它们的高额利润，和利权外溢的刺激，激发了民族商工业者集资创办纺织工厂及其他各种轻工业的热望，而由“图强”蒙受到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之役的惨败教训的清政府，也回过头来讲求“致富”了，对于所营事业采取种种奖励措施了，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松弛了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力的时候，以纺织业为主的中国民营工业就迅速成长起来。可是，世界大战甫告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就竞相把中国当作它们恢复元气，取得滋养的角逐场所，它们享受各种特权和拥有雄厚资力的竞争力量，是中国新生而脆弱的民族资本所斗争不过的。而在中日战后通过买空卖空的金融活动（1897年中国第一个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开始设立），通过借用外资修筑铁道等假公济私勾当所增大的买办官僚资本，都在直接间接造成不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影响。至若帝国主义列强在其所属势力范围内勾结并扶植地方封建势力，导演军阀混战，对于新兴民族资本所发生的妨碍和破坏作用，那又是带有根本性质的。
然而，中国大买办官僚封建势力结托帝国主义，毒害民生，阻碍民族资本发展，是到了下一历史阶段才做到无所不为的穷凶极恶田地的。
四、中国四大家族的买办官僚资本是在内战及抗日战争过程中迅速增长起来的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的1918年到解放战争大体结束的1949年，中国社会在经历着生育前的阵痛。30多年间几乎无日无时没有战争。北伐以前，是军阀长期混战；宁汉分裂以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在反革命地区还未停止大小军阀间的混战；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早已在准备并不时发动内战，抗日战争甫告结束，蒋介石所期待的大打出手的场面就开始了。
这一序列的战争，无论表现得如何干头万绪，千变万化，不可究诘，但都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共管或独占中国并假手各色的军阀买办官僚来消灭中国人民反抗力量的阴谋紧密联系着；就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序列的战争，无论如何残酷，如何彻底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并迫使广大人民倾家荡产，流血牺牲，但依托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国军阀官僚买办以及封建大地主，依旧不妨在这样的死亡与毁灭的大破局中积累起巨量的财富，这从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前例，也从近代资产者社会中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是亚细亚横暴专制君主的野蛮洗劫，加上挽近反动法西斯主义者们的毫无怜惜毫不知羞耻的欺瞒强夺，双管齐下的结果。蒋介石及其裙带关联的四大家族，就正是运用这两重手段积累起他们那样惊人数量的买办官僚资本的。陈伯达同志在1946年公刊的《中国四大家族》中，根据具体而翔实的材料，作了非常精审扼要的叙述，我这只想就他们欺骗敲诈掠夺的重要过程，指出一个轮廓。
第一次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产生了两个大大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结果：其一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原来在华的势力，发生了变化，战败的德国暂时退出了，被战争大大削弱了的英国，失去了它过去侵略先锋的地位，暴发户日本开始代替它了，大发其战争财的美国，也在准备大显身手；同时，俄国由帝国主义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鼓励教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l926年到1927年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使一切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惊慌失措，使它们觉悟到分别诱致军阀混战的局面，适足以助长革命势力的抬头，除日本帝国主义另有打算外，英美帝国主义者都认定扶植一个大军阀来团结统一一切军阀的力量，是对付革命势力的最有效方法，蒋介石这个利用革命幌子发迹起来的反动头子，就被帝国主义看上了，江浙的买办官僚集团，也就由帝国主义者的授意和策动，竭力从财政金融上协助蒋介石来完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一大业了。尽管日本帝国抱着“独占”的野心，打乱了英美帝国主义者们策划共管的步伐，但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终于利用江浙买办资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几乎把全国大小军阀都收买征服了，他差不多完成了统率一切军阀武力来对付革命势力的帝国主义使命。
在十年内战期中，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多方协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在财政金融的全面控制上打下了基础，那同时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通过四大家族来对于中国进行全面控制打下了基础。加强聚敛，增发纸币，发行公债，举借外债，原来是这个卖国殃民政权，维持军事财政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方法，但混乱的币制，势将限制在这一切方面努力的效果；1931年的废两改元，特别是l935年的新币制的实施，其目的并非为了便利一般商品货币经济的流通周转，而是为了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统一管理，这一来便可以无限制增加纸币的发行，便可以把白银尽量向美国输送，便可以大量发行一本万利的公债，便可以通过在国家银行增加商股和在私人银行参加官股的偷天换日的办法，使全国大小私立银行隶属于中、中、交、农四家银行变成四大家族的内府。由是，全国整个买办官僚的金融系统，不管是所谓南四行系统还是北四行系统，都被卷入四大家族的金融财政组织中，而和四大家族同共命运——虽然那同时又还是忍受四大家族支配和折磨的命运。因此，内战打得愈起劲，军火购买得愈多，白银输出得愈多，公债发行得愈多，纸币印刷得愈多，他们的财富就积累得愈快，他们的经济权力也愈加相应增大起来。他们为什么不对战争感到兴趣啊!
迨由内战转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靠内战起家的大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就掌握运用他们金融财政上的这张王牌，把中、中、交、农再组织为最高的寡头的四联总处，而由蒋介石自己担任主席，这样，政治、军事、金融的全面统制，就造成了完备的无所不能无所不为的法西斯的独裁条件了。不过，在我这里得指明一点，现代的法西斯的独裁，虽然是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那种金融寡头毕竟是工业技术高度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因而更需要依靠银行投资，结果就形成了工业与银行结合或者工业受制于银行的那种特殊表现。正惟其如此，体现着金融寡头的政治军事权力的法西斯统治，对于工业乃至对于其他依靠银行支持的企业，就不能毫无怜惜毫无顾惜地摧残，反之，为了更好服务于金融寡头，甚且要好好扶植帮助那些成为金融生命线的各种产业。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金融寡头，是显得非常特殊的，它一开始，就和中国的工业乃至其他生产事业或正当的流通业务，没有什么联系，反之，它一开始，就宁可说是在牺牲这一切的基础上，靠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的，就因为它有这种脱离生产，脱离一切正当社会事业的特性，它的权威的发挥，就无妨按照中国横暴野蛮的专制帝王的作风行事，就无妨按照帝国主义者对待落后民族的贪残掠夺的方式行事，四大家族在抗战期间乃至在抗战结束后再发动内战的短暂期内，确实是依照一序列的专横管制与无情剥夺的措施，把他们的财富膨大起来的。
是的，抗战一开始，就有很大一部分国土被日寇占领了；四大家族发迹的根据地江浙地区，特别是金融中心的上海，也很快沦陷了，接着那一带的傀儡政权也被建立起来了，但尽管如此，蒋王朝一离开了买办官僚资本集结的江浙一带，就在封建势力最浓厚的内地重建它的血腥统治；有一个短暂的期间，它的买办的性格，像为它的封建的性格所掩蔽了，但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是被迫同意抗战的，因而他们并不情愿同时也不敢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来支持战争，却相反地是要在抗战的名义下，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来为他们增加财富。所以，到了大后方的西南不久，就很快在那里依靠军事的统制，建立起金融的统制，更进而把全国的商业、工矿业、农业都强制地纳入四大家族的魔掌里。他们的做法，是利用滥发钞票引起的物价波动，引起的汇价变动，而在物价和外汇价格的官价与黑市之间，大做其假公济私投机操纵的工作。对于黄金，时而禁止买卖，不久又可以买卖；对于外汇，一会严格管制，不久又予以开放，所有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为了他们那些大买办官僚资本家制造发财的机会。当物价激烈波动，商业资本异常活跃的时候，由四联总处所属的银行系统，不仅用它们各种附属机构的名义，实行囤积居奇，并还以高利贷的贷款形式，对一般商业加以控制。军事委员会所属的贸易调整委员会，在1938年改为贸易委员会，改隶在孔祥熙的财政部下面，把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土产品，全部用低价统购起来；从1942年起又用花纱布管制的名义，通过农本局的福生庄，对棉花、棉纱、棉布的采购与销售，全面加以控制；就在同一时期，盐、糖、纸烟、火柴实行专卖了。通过这几项措施，同时并通过四大家族系统在各省分别设立的半官半商的企业公司所属的商业组织，就把对内对外的全部商业归其垄断了。
商业的垄断，在规定产品产、运、销的过程中，一定要导向对于工矿交通事业的垄断。远在1937年无所不包的军事委员会下面就设有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方面资助资本不足的所谓国营厂矿，一方面，采用合并银行的同一手法，在新旧厂矿中加入官股，不过，这个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毕竟对于太多麻烦的生产事业，没有多大的兴趣。可是到了大后方，物价朝夕百变，不控制生产，就无法控制商业；加以军需工业的迫切要求和对帝国主义贡献稀有金属的特殊任务，就使得四大家族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两个机构，几乎把大后方的重要工矿业，全部纳入它们控制中了，而它们所用的方式方法，无非是借口加强管制和增资援助，这对于当时朝不保夕的厂矿，除了忍痛接受外，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在抗战快要结束的1944年，单是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厂矿，就达到了105个单位，全部职工达18.2万人。
当时垄断商业必须连带垄断之矿业的同一理由，使四大家族同时有必要把它们的触角伸到了农业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的任务，它们由内部分工分给封建性较为浓厚的两陈兄弟了。四行中的农民银行原来就被认定是他们兄弟的“私产”。不过，小农经营是分散的，显然不能像厂矿或商业机构那样集中地加以控制。然则他们在这方面是怎样进行劫夺呢?除了举办蓄奴型的所谓垦殖公司外，就是通过田赋征实征借方式，加重地租的剥削，而由抢购物资，进而抢购土地的高潮，更把那剥削提高到了可怕的程度。战时大后方各大都市周围的土地，都被大小官僚军阀抢购一空了，所有这些封建的王爷，殆莫不是同时兼营商业高利贷业或银行业的老板，四大家族就是通过他们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走狗，来对农民进行野蛮的掠夺诈取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很快就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地位。蒋管区到处都变成美国军事基地，通过所谓中美合作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空权全部断送了，通过所谓“平等”的中美通商条约，中国的内河航行权，全部断送了，因而在抗战结束后的较短期间内，由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市集，都充斥了美国剩余物资；美国的顾问专家，美国的冒险家，流氓特务所在皆是，乌烟瘴气，和日伪统治时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所不同的，也许是一味依托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四大家族，一回到他们江浙一带的老巢以后，由于很快恢复旧有的财产，胡乱劫收敌伪的财产，再加以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所源源借人的军需品和外汇，再加以把美国奢侈品，美国各种剩余物资充斥市场所赚取的高额商业利润，再加以贿赂公行的所得，财富像潮水般的膨胀着，但并没有填满他们的贪欲；反之，却正好为了使得既得的巨量财富受到极安全的保障和那些财富本身表现的不断增大再增大的要求，就使这个靠战争发迹的封建军事的买办官僚统治阶级，在贪人之功的“惨胜”以后，在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策动之下，不惜更张大血口发动消灭人民革命势力的战争。当他们看到来势不佳，灭亡可待，最后还来一次法币变金元券的大骗局，来掠夺人民的黄金外汇，以为卷款潜逃的准备。社会全面破产，人民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少数买办官僚大封建地主却靠着拍卖国家主权，靠着各种廉耻的欺骗和聚敛的手段，大发其财，把他们的资产膨大到几百亿美元的巨额。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到烂熟田地的最丑恶形相。到了灭亡的前夜，临到达官贵人窃富而逃，只剩下田野空府库资财空的惨酷景象供人凭吊的时候，一向不肯正视这种经济本质的人，开始感到惊讶了：“怎样糟到这个田地呢?！”他们不知道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发展，不但不征求我们一般人的同意，甚至也不服从那个制度的主宰者或支配阶级的调度。“行乎其所不行”，正好说明了那是和人们的意志相独立的。事实上，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由形成发展以至灭亡的过程，始终贯彻着辩证的运动规律。那是需要我们从它的内部联系去揭露和分析的。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第37页。
[2] 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于1786年起，即尝试将英国各地棉织品运往中国销售，没有哪一次不受到损失，直到l827年才算找到一些门路，打下基础，有利可图。
[3] 这里所谓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云云，乃指烟土产在印度，“每箱值银二百五十元，至广东则值银六百元，为利一倍”（参见三联版《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5页）。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1837年，英人由印度输入广东的鸦片，竞达四五万箱之巨。（同上第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版中译本，第95页。
[5] 上述各项，参见《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600页。
[6] 1880年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把他们这一伙人物从事洋务运动的真正目的透露出来了，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颁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见李文忠公奏稿卷38）。
录自《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