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抵制并彻底肃清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及其影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一项长期战斗才能实现的任务。近二三十年，尤其是在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发生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反映了唯心史观的影响在蔓延。其中，这几年来关于“假如”史学的争论，深刻表现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斗争。
《告别革命》 李泽厚、刘再复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
《思想史的意义》 李泽厚 2004年第5期《读书》
——“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假设”的历史与历史研究的“假设”》 张绪山（清华大学） 《光明日报》2004年4月6日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假设’的历史是要不得的。理由是，历史是过去的存在，‘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评“假如”史学》 房德邻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读房德邻教授〈评“‘假如’史学”〉一文感言》 王也扬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这种把客观历史的可能性排除在史学假设之外的做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以为，史学的假设方法，正是建立在客观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之上的研究方法”
《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朱宗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问题的症结在于，历史学家不是未来学家，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已知的，并且是不可逆的。如果假设是为了探索造成历史运动结果的复杂原因，那么，假设就是有价值的；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的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而如果假设的设定，就是为了证明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就宏观事变来说，基本上是徒劳的。”
（用“如果”是探索不出历史结果的原因）
《“假设”的历史》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日报》2006年
——“研究历史‘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无疑是史学工作者所应遵循的。究其实并不尽然。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不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而是热衷于臆想、假设，似乎是一种时髦。”
《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 曹大为 《光明日报》
《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赵庆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历史假设与我们对历史实际走过的道路的探寻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种假设彰显了人的历史主体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实际进程的透彻理解，因此绝不是浪费时间的徒劳。”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有人为了否定革命而散布一种“告别革命”论。他们质疑革命的必然性，提出“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样的论题。为了论证这个子虚乌有的历史及其结论，说什么“‘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用“假如”、“如果”这样一种思想方法，重新“反思”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并由此做出结论说从辛亥革命以来所进行过的革命都没有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假如”史学是唯心史观在当前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种典型表现。这种主观唯心论的显著特征是，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立足于已经发生的确凿的历史事实，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的、主观杜撰的、主观编造的一种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根本不存在的“假如”、“如果”的历史情况或历史结局出发，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无疑，这种由后人杜撰前人的所谓“假如”、“如果”的历史情况或历史结局完全是虚拟的、虚假的，那么从这种虚假的历史情况或历史结局里做出的历史结论或总结的历史经验，无疑也一定是错误的或有害的。
以“假如”、“如果”为特征的唯心史观的哲学思维是，从虚假的逻辑出发企图得出现实的结论，即他们所持有的事实都是虚假的，而从中做出的结论却是确凿的、现实的，渗透着一定的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思想倾向或政治倾向，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特别是在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被一些人作为思想方法，企图从假的历史里做出真的论断，用来否定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用来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假如”史学的实质和要害就在这里。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假如”史学提出“历史另外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完全是一个伪问题，假问题。因为已经发生的历史都是不可更改的，不存在任何可能性了。所谓社会的多种发展可能性问题，为此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假如”即假设或假说，只能是作为预见，有待未来的社会发展或历史来证实其正确与否。一旦被证实了，曾经的“假如”就成为事实。读者必须非常清醒，未经证实的“假如”都是假的而不是真的。“假如”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有它特定的范围，用错了地方，就走向反面。
在社会科学领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呢？要坚持唯物史观，就要会辨别什么是唯物史观和什么是唯心史观，学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就具体地研究历史来说，需要自觉地进行两项基本工作，一是要搞清楚历史是个什么样子，二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鉴于“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2]，搞清楚历史是个什么样子的基本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这段历史都有哪些重要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力量，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较量的，从而导致了一个历史的结果；结果是可以转化成原因的，延续下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力量开始了下一历史阶段新的相互作用及其此消彼长，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其中须搞清楚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是，哪些阶级胜利了，哪些阶级失败了、灭亡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
恩格斯说过：“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4]
仅仅说明历史是个什么样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明历史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即为什么是这样的进程和结果。在历史研究中做好这两项基本工作，是需要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这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必须警惕的是，一旦研究者不去自觉地研究和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而是企图解说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就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途。受唯心史观影响或持唯心史观的人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已经发生的历史，所以他们不去也就不能解说历史为什么是这种样子。他们认为历史不该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而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即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另外一种样子。其中有不少的人天真地，也是愚蠢地给历史“假如”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方案，自欺欺人地教导前人并诱导读者相信按照他们的“药方”行事就一定是正确的，就不会发生问题，历史的进程就不会出现曲折而是顺利的坦途。由于他们回避那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历史结果，而从主观设想的一种子虚乌有的历史结局里总结经验或做出论断，这样做出的历史经验或历史论断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有害无益的。
提出“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样的论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些人是多么地不愿意看到康梁改良主义的失败，企图通过“假如”史学来为康梁保皇党编造一个美好的前途和结局。显然，他们设定的这种不折不扣的子虚乌有的历史，既是欺骗自己，更是欺骗他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通过这样一类反历史的思想观点，人们从中可以发现在周围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系列隐藏得很深的社会问题。——康梁改良主义和它所代表的保皇党力量几起几落，被新的革命力量超越了，打倒了，早就破产了，失败了；可是百年之后，还有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为他们唱赞歌，为他们招魂，企图复活他们的愿望。这深刻地表明，一切反动阶级都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顽强地生存和斗争着，通过各种方式表现自己，运用一切手段企图重新登上社会统治的舞台。这也告诉人们，唯心史观是一切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力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转自乌有之乡（2011-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