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陈其美、李平书这样，在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本应占有显著位置而事实不然的情况，是历史记忆中的非正常过滤的典型。考其原因，除了历史学者对他们的贡献研究、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应有的重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移民社会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多元与淡薄。
除了中国人，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其中有些人，对上海人相当友好，为上海城市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傅兰雅、雷士德是外国人，也是上海人，他们是上海城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理应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位置。
历史记忆的正常过滤与非正常过滤
陈其美是为辛亥革命鞠躬尽瘁、献出宝贵生命的人。黄兴路与其美路，一恢复，一没有恢复，这反映了同一城市对辛亥元勋的不同态度。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国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举行纪念和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动，既有从辛亥革命整体着眼的，也有从各地具体表现着眼的，体现出千姿百态的地方色彩。但个性中寓有共性，各地都重视其地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重视纪念其地的先烈与先贤。武汉重视武昌首义，重视蒋翊武、孙武；广东重视黄花岗起义，重视孙中山、胡汉民；四川重视保路运动，重视蒲殿俊、吴玉章；湖南重视黄兴、宋教仁；浙江重视徐锡麟、秋瑾。
任何纪念活动，都是对历史记忆的激活，都是当下人对历史的解读。任何历史记忆，都有选择，有过滤。如果我们回到辛亥时期的历史场景，考察当年立在革命潮头的风云人物，再与今人纪念会上提到的辛亥英雄相比，会发现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差异。比如，当年追随孙中山鼓吹革命不遗余力、冒险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的汪精卫，没有人会再纪念他了。曾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而被捕判刑、民国元年担任安徽都督的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因策划反清起义被捕而判终身监禁、民国元年出任山东都督的胡瑛，在南洋筹饷方面有巨大贡献、在领导上海光复中立有大功的光复会领袖李燮和，这三人也很少会被人们提起了。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孙、胡、李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加入“筹安会”，汪精卫在日后做了汉奸，均大节有亏。辛亥以前倾经商所得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的张静江，也很少会被当作英雄人物提起。这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日后与蒋介石关系太密切、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如果在民国四年以前给反清英雄排座次，孙毓筠、胡瑛、李燮和一定榜上有名。如果在国共分裂以前给反清英雄排座次，张静江也一定榜上有名。如果在抗日战争以前给反清英雄排座次，汪精卫也一定名列前茅。
但是，在辛亥以后一百年再回首前尘，评价自然有所变化。任何对历史人物的纪念与评价，任何历史解读，总是受当下人所处时代、环境、价值观念、阶级立场影响，总会印有时代的痕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类情况，我称之为历史记忆中的正常过滤。
也有一些事件、一些人物，由于人们对历史事实挖掘不深、对历史人物研究不透、对历史迷雾没有廓清，造成了历史记忆中的过度过滤或不当过滤，使得一些本该高度评价的人物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本该好好纪念而没有得到应有的纪念。这类情况，我称之为历史记忆中的非正常过滤。
回溯辛亥革命历史，被非正常过滤的人物为数不少。兹以上海辛亥革命史上两个著名人物为例，一是陈其美，二是李平书。
陈其美是典型的辛亥英雄。他对于辛亥革命，至少有八方面的贡献：一是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策动江浙革命运动；二是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协助宋教仁、于右任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三是1911年与宋教仁等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庶务部长，部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革命活动；四是领导上海光复，任沪军都督府都督，为响应武昌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五是与苏、浙民军首领共同组织联军，会攻南京；六是1913年在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奋起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七是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坚决拥护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华革命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八是1915年回上海主持讨袁军事，任淞沪长官司令，负责主持长江下游的军事行动，12月与杨虎行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发动肇和舰起义，加速了袁世凯的倒台。1916年，他被袁世凯、张宗昌派人刺杀于上海，年仅38岁。
对于陈其美，孙中山先生曾有公正的评价。他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综合而言，陈其美是坚定的、勇敢的、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为辛亥革命鞠躬尽瘁、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对于这样的英雄，后人自然应当好好纪念他。民国时期，人们确实也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与纪念。上海1930年在南市曾设立陈其美纪念塔，塔高27米，相当雄伟，顶端有铜盘，内有铁梯，盘旋而上，可达塔顶。塔的底部大理石上，刻有“陈英士先生纪念塔”的字样。此塔在民国时期是上海南市地标性建筑之一，1950年代被拆除。1931年，上海湖州人将位于贵州路的湖州旅沪同乡会湖社的二楼，辟为陈英士纪念堂。此堂在1949年后被移作他用。上海还有两条以陈其美名、字命名的马路，一条是其美路，一条是英士路。纪念堂、纪念塔、路名，这些都是储存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载体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美路、英士路在1950年分别被改名为四平路、淡水路。
如果说在民国时期颂扬陈其美，是与国民党执政有关，到了解放以后，评价标准不一样了，那也可以言之成理。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与其美路类似多次改名的还有一条路，黄兴路，现状就不一样。黄兴路是1931年命名的，1940年汪伪时期改名合作路，抗战胜利后改回黄兴路，1964年改名宁国北路，1985年仍改回黄兴路。黄兴路与其美路，一恢复，一没有恢复，这反映了同一城市对辛亥元勋的不同态度。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正确地评价一大批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恢复黄兴路名，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与黄兴路名恢复相似的，是湖州“陈英士烈士墓”的修建。陈其美去世后，被葬于其故乡湖州，湖州人为他修了墓。此墓在十年动乱中遭到彻底破坏。1984年湖州市政府重修此墓，翌年落成。
按理，陈其美与黄兴是同类型的人物，都是1916年去世的。那么，为什么到1985年上海的黄兴路能恢复原有名称，湖州的陈英士烈士墓可以重建，而上海其美路、英士路没有恢复原名呢？这是没有合理性可以解释的。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是四大家族的陈家，是国民党反动派，是曾经遭到通缉的战犯。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陈其美去世的1916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日后两个侄子的旧账也不能算到叔父头上。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今人对陈其美的历史功勋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上海辛亥革命史上，还有一个人历史评价也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这就是李平书。李平书在近代史上，至少有五大功勋：一是在广东当知县时领导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二是领导上海地方自治，在市政、实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在上海酝酿起义时率领工商界人士脱身革命，对上海光复立下大功；四是在新政权成立以后在经济上予新政权以巨大支持；五是当上海革命党人同盟会、光复会之间发生尖锐矛盾、差点火拼时，出面做化解工作，避免了亲痛仇快悲剧的发生。李平书去世以后，上海士绅为了纪念他，为他塑了一尊铜像，立在豫园荷花池九曲桥畔。1959年，此像被迁至蓬莱公园，“文革”期间被毁，至今没有恢复。李平书是上海本乡本土的、具有重要历史功绩的名人，无论从乡谊还是业绩方面，他都是值得上海人好好研究、纪念的历史人物。
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分散
各地移民记忆各地名人，对于上海每一地移民而言，会造成对其他籍贯移民名人记忆的淡薄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而言，就造成城市集体记忆的分散性。
像陈其美、李平书这样，在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中，本应占有显著位置而事实不然的情况，是历史记忆中的非正常过滤的典型。考其原因，除了历史学者对他们的贡献研究、介绍、宣传不够、没有引起有关方面应有的重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移民社会双重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多元与淡薄。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居民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各地移民来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地，是由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即两个租界和华界）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闸北等区域，所以，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乡，也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的家乡在宁波，在无锡，在潮州，在厦门，在天南地北。他们常有一种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愿望。各地移民将不同区域饮食、戏曲、风俗等文化带入上海，在上海建立了众多同乡组织，诸如四明公所（宁波人）、三山会馆（福建人）、广肇公所（广州、肇庆）、平江公所（苏州人）、锡金公所（无锡人）、江宁会馆（南京人）、京江公所（镇江人）、山东公所、徽州会馆（安徽人）、湖南会馆、楚北会馆（湖北人）。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60多个。据潘君祥研究，近代上海这类组织总共有二百多个。这些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特别是设立义冢，建立殡舍，为在沪死去的同乡能魂归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设立义学。他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特别是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四明公所供奉关帝，泉漳会馆供奉天后，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据说学道成仙，能显灵济世），徽宁会馆供奉朱文正（朱熹，宋朝大儒，徽州人），山东会馆供奉孔子。这些都是各地在沪居民乡土认同的重要象征。
这样，近代上海人在身份认同方面就出现了双重性，即既认同其籍贯，也认同其所居城市，有时前者重些，有时后者重些。比如，虞洽卿既认同其上海人身份，也认同其宁波人身份。当他作为上海工商界名人时，他认同的是上海人身份，当他在宁波兴办运输业时，认同的是宁波人身份。张謇认同的是南通与上海，荣宗敬、荣德生认同的是无锡与上海，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老板认同的是中山与上海。
这样的社会结构，这样的人口构成，对上海人集体记忆有很大影响，各地方人会偏重记忆其在沪同籍贯名人，而忽略其他籍贯名人。如果你去问上海无锡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荣家、薛家；如果你去问上海宁波人有关近代上海名人的事，他首先想到的多半会是虞洽卿、叶澄衷、刘鸿生。各地移民记忆各地名人，对于上海每一地移民而言，会造成对其他籍贯移民名人记忆的淡薄性；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整体而言，就造成城市集体记忆的分散性。历史记忆通过学术研究、媒体宣传是可以整合与强化的，但是，如果没有专门机构、专门人群关注这件事，如果没有人关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的整合与强化，那上海城市集体记忆就会处于零散、淡薄的状态。上述陈其美的例子是个典型。陈其美是民国初年的沪军都督，相当于民国时期上海首任市长，其所有重要革命活动几乎都是在上海进行的，但是，上海对他的纪念级别显然不能与湖州相比。
上海人对外地在沪名人研究不够、重视不够，还有很多表现。还以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为例。辛亥时期，有六个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英雄人物魂断上海，他们是邹容、陶成章、宋教仁、陈其美、黄兴与谭人凤。六人中，邹容、宋教仁与黄兴，在上海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邹容墓、宋教仁墓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均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对于黄兴有黄兴故居、黄兴路。但是对于其他三人，除陈其美外，对陶成章、谭人凤二人也重视不够。陶、谭均有大功于辛亥革命，都是够得上树纪念碑级别的名人，二人在上海均有重要活动，最后均死于上海，上海理应有对他们的纪念场所或纪念标志，现在都没有。
由于上海人主体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上海本地人也就成为上海人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纪念也不会得到上海人的整体重视。民国时期对李平书的纪念，是上海本地人黄炎培等发起的。最近两年，浦东的方志工作者正在发起对上海本地名人的研究，策划对李平书的纪念，也是在上海本地人的范围里。与李平书相类似，上海人对穆藕初、黄炎培、钮永建的研究，实质上也都处于地方名人范围内，其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能与长沙对黄兴、南通对张謇、常熟对翁同龢的重视程度相比。
除了中国人，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最多时超过15万。这些外国人比较复杂，有凶恶的侵略者，贪婪的冒险家，也有虔诚的宗教徒，还有认真的文化人，许多出生或曾经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及其子孙，将上海视为他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那些在二战被日军关押在上海集中营的外国人，对上海更是念兹在兹，不远万里来寻故地。还有一些人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其中有些人，对上海人相当友好，为上海城市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比如英国人傅兰雅，他在上海31年，译书百余种，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无人能比。他办科普杂志，管理科技学校，晚年到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努力帮助中国留学生，还倾其积蓄，捐建上海盲童学校。在介绍西学方面，傅兰雅长期与徐寿父子合作，与徐寿并称傅徐，其贡献决不在徐寿之下。前几年，江南造船厂给徐寿塑了铜像，这完全应该。傅兰雅呢，却被冷落一边。厚此而薄彼，实在有失公道。再如，英国人雷士德在上海，由建筑设计师、土地测量师，而房地产商，克勤克俭，终成巨富。去世前，将毕生积蓄一千多万两白银全部捐献出来，帮助上海贫病幼弱群体，资助上海的教育、医学、慈善事业。以其捐款建立的雷士德工业职业学校和雷士德工学院，培育了近千名学生，名闻遐迩。傅兰雅、雷士德是外国人，也是上海人，他们是上海城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理应在上海城市集体记忆中占有一席位置。
这样，除了对于红色系统的名人，上海人已经予以高度的重视，建纪念馆，树纪念碑，开纪念会，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上海人对各地在沪的名人，对上海本地人中的名人，对在上海的外国名人，其历史记忆都处于分散状态，相对薄弱。
整合城市集体记忆，弘扬城市精神
储存、强化城市集体记忆，可以有多种方式。如果在上海设立一个外侨公园，对于展示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形象会大有益处。
历史名人是城市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上海这方面资源极其丰富，值得大力挖掘。
近代上海，活跃过难以确计的名人。除了一些向无争议的名人，还有相当一大批历史名人，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恰当的方式在城市集体记忆中表达出来。这类人可分为四类：
一是对上海城市发展影响重大的官员：宫慕久(上海开埠时的道台)、李鸿章、盛宣怀、蒋介石、宋氏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吴铁城、吴国桢等。
二是著名士绅、实业家、社会闻人，如：杨斯盛、叶澄衷、穆藕初、沈缦云、陈光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
三是著名文化人，如：王韬、徐寿、吴友如、任伯年、吴昌硕、胡适、张石川、郑正秋、张爱玲。
四是有影响的外国人，如：巴富尔、敏体尼、文惠廉、麦都思、雒魏林、傅兰雅、林乐知、美查、沙逊、哈同、汉璧理、福开森等。
这四类人物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意识形态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评价。在表达集体历史记忆时，可以分别处理。储存历史记忆，有多种方式与载体，建立纪念堂、纪念碑，载入博物馆、写进教科书，树立塑像，以其名号命名建筑物、道路，编写、出版传记、画册，都是常见的表达方式。对于上述人物，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在城市集体记忆中留有他们的位置。
对于有些人物的评价，无论什么时期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如马相伯、吴友如、任伯年、吴昌硕、杨斯盛、叶澄衷、穆藕初、沈缦云、张石川、郑正秋。对于这类人物，只要加强研究，将其历史成就展示出来即可。
对于有些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蒋介石、宋氏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吴国桢、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属于当代史范围的一些争议人物，当今社会评价分歧较大，或评价比较负面，可以通过特殊的表现方式，将其历史保留在城市集体记忆当中。长春在保留溥仪任伪满洲国“皇帝”的那段历史时，采用的“警世教育基地”的方式，展示其历史，批判其行为，可以效法。前些年，电影《色戒》放映后，掀起一股张爱玲热，引起一些非议。上海有关部门处理的方式也比较得当，即对张爱玲在上海的历史遗迹认真保护，对其学术研究提倡百家争鸣，但舆论宣传不炒作，不渲染，分寸感把握得很好。
储存、强化城市集体记忆，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对于上海外侨，就可以采取特殊的方式，保存对他们的记忆。如果在上海设立一个外侨公园，集中展示外侨在上海的方方面面，人们不仅能够知道赫德、沙逊、哈同、汉璧礼等人的历史，也能知道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创办沪江大学的美国人万应远、柏高德，还能知道仁济医院创办人雒魏林，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思，对近代中文排字、印刷贡献很大的美华书馆的姜别利，万国公报创办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中西女塾（今市三女中）的美国人海淑德，创办同济大学的德国人贝隆。这对于展示上海海纳百川的文化形象会大有益处。
关于历史记忆，近代上海还有一笔特别的资源，这就是上海有过以人名为地名、路名的历史。近代中国风云多变，政局多次发生根本性变化，修改以人名命名的地名、路名，成为改变、涂抹历史记忆的常见手法。汪伪统治上海期间，为了去欧美化，于1943年将一些以欧美人命名的路名一律改掉，如文监师路改名塘沽路，克能海路改名康乐路，爱多亚路改名大上海路，哥伦比亚路改名番禺路，威妥玛路改名怀德路，林肯路改名天山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掌权的上海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名人的历史记忆，又改了一些路名，如黄浦滩路改为中山东一路，南黄浦路改为中山东二路，东泰山路改为林森东路，泰山路改为林森中路，庐山路改为林森西路，正阳路改为中正北一路，嘉定路改为中正北二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于1950年5月宣布，将老上海“以反动派人名命名，或名称易于混淆者”，改用革命策源地及重要战役地址等名称，包括中正东路改为延安东路，中正中路改为延安中路，中正南二路改为瑞金二路，英士路改为淡水路，其美路改为四平路，林森东路改为淮海东路，林森中路改为淮海中路，林森西路改为淮海西路。
与改变道路命名相一致的，是众多历史雕塑的树立与拆除。如一战后上海外侨为纪念由上海回国参战的死难者，于1924年在外滩建立了一座欧战纪念碑，又名和平女神像，是当时外滩标志性建筑，二战爆发后被日军拆毁。又如1928年上海人民曾在闸北建筑五卅烈士墓，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下令拆除，在原址建造纪念其侵略者白川义则的纪念塔，又称麒麟塔，抗日胜利后被拆除。再如上海人民于1936年1月28日在庙行东南落成“无名英雄墓”，纪念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牺牲的三千无名战士，此墓1939年被日军炸毁。此外，上海俄侨为纪念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于1937年在法租界建造普希金铜像（今岳阳路），日军占领上海后遭拆除；抗战胜利后又在原址重建，“文革”中被毁；1987年，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时候，铜像第三次在原址落成。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在人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联系越来越密切，新起的城市在外在景观上越来越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彰显、强化本城市特点，挖掘、整理、研究城市的文化底蕴，整合城市集体记忆，弘扬城市精神，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城市集体记忆是建构城市精神的重要资源，其载体主要有三，一是城市建筑、街道、桥梁、雕塑等；二是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地方史、档案、笔记、碑刻等；三是口耳相传的传说、世代延续的风俗习惯。近代上海那么丰富的历史，上述那些道路的命名、改名、再改名，那些雕塑、纪念碑的树立、拆除、再建筑，无一不承载着上海历史记忆的丰富信息。现在，不光一般新上海人对此全无知晓，就是许多老上海人也一头雾水。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如访谈、自述，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让他们将自己对于这些历史的记忆保留下来，那一定很有价值。
熊月之生于1949年12月。1981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研究。出版《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代革命文豪章太炎传》等多部专著。主编《上海通史》《海外上海学》等多部著作。发表近代史、上海史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史林》杂志主编等。
来源：《文汇报》201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