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史理论方法及综合研究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兴起的“新兴学科”，较早产生于美国，逐渐形成为一门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交叉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历史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环境史研究。从大的学科来看，环境史研究分布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就研究内容考察，既有宏观的环境史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有具体的环境变迁因子、过程、阶段、区域的考证或辨析；如果就研究路径加以区别，则不难看到：一方面是学术界摆脱了以往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所留下的阴影，在反思地理环境决定论缺陷的同时，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借鉴国外学界的学科理念、研究方法，赋予“环境”新的、丰富的内涵，从人与自然的双向、动态关联层面上直接展开环境史研究。后者注重考察人类活动对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环境变迁对人类生产、社会生活乃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阶段，尽管中国学术界对环境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不足，环境史研究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陆续有学者关注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倡导不仅要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且要把握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二者间的双向动态关联。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理解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离不开历史研究这一前提下，倡导重视、研究环境史，并且主张将生态经济学理论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1]
历史地理学是与环境史联系紧密的学科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泽、王振德等曾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2]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上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使学界对环境议题避之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重新引起了一批学者的热烈讨论。吴晓明、安延明、徐咏祥重新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学说，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新考察了地理环境的定义，客观评价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3]郁越祖、徐日辉、李桂海、宁可等人从宏观上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复杂方式。[4]谭其骧从文化角度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提出中国文化不仅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而且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域差异。[5]学术界关于“地理环境对中国社会的作用”的讨论，最后在“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讨论会”上达到高潮。1992年4月14～16日由《历史地理》编辑部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课题组在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主办了“地理环境和中国历史与文化专题讨论会”，与会的30多位学者讨论了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对地理环境的定义、地理环境的分类、人地关系的主要观点、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地域性特点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次会议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学术界对地理环境作用的正确认识，同时人地关系在环境境史研究中的作用开始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史念海等人更深入细致地探讨了地理环境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王朝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影响。[6]于希贤从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上探讨文化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7]
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反思过去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开始从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讨论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形成环境史理论研究热点。蓝勇强调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中的长期制约作用。[8]王铮、张丕远等人认为资源利用是人地关系的纽带，人口作为种群作用于人地关系系统，环境变迁对社会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人地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环境变化的影响是长期性的。[9]曹世雄等人强调科技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从和睦到冲突的循环及生态危机的解决，都得益于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进步是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10]方修琦、牟神州从思想史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内涵和人地关系思想形成的地理背景，认为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对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仍有现实意义。[11]1999年12月，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30位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探讨中国经济史上人类农业、林业、牧业等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推向深入。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外特别是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论著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侯文蕙、田晓文、包茂宏等人纷纷撰文介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成果，并逐步形成探索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热潮。[12]1993年12月13～18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在中国香港地区召开，港台地区及国外历史学家共同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分析了历史上人类聚落、经济、水文、气候、疾病等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此次会议部分论文由刘翠溶、伊懋可整理编辑成书。[13]这次会议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外交流和合作。
21世纪初，中国环境史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对环境史的基本定义、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一批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全球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不足，率先提出在吸收国外环境史研究理论成果的同时，应创建中国自身的环境史学派，为环境史研究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包茂宏对环境史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主张树立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14]景爱则将环境史定义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认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应是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15]刘翠溶提出中国环境史应从“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等十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16]徐再荣主张不仅要研究环境变迁对人类的影响，还要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史研究者应确立人文价值观，研究历史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17]方修琦、葛全胜、郑景云提出进一步开展有关环境演变对中华文明影响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应以重大环境演变事件的识别为基础，以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变化为切入点，通过文明发展对环境演变影响的适应研究，来深化对文明内涵的理解。[18]刘军提出环境史不仅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通过自然的或生态的视角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19]梅雪芹认为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上下左右”，即社会中的上层、下层，自然中的天上、地下，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虽然人及其活动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但人存在于环境中，受制于环境，作用于环境。[20]
环境史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人地关系的多样性，研究资料的差异性，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行龙、李春华主张从社会史角度，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考察。[21]侯文蕙则强调生态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影响，认为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22]侯甬坚指出历史环境研究与传统历史地理学存在差异，环境史研究应更多地关照现实环境问题。[23]朱士光提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首先厘清中国环境史渊源、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环境史理论建设、环境史与环境志的关系。[24]王利华主张将生态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形成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两种研究理路。[25]李根蟠认为人和自然的互动，首先和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因此主张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从“人一社会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考察经济史。[26]。张全明、王玉德尝试将文化史与生态史相结合，探讨中华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27]田红星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环境史，探寻中国历史上民间环境习惯与民间环境法形成之间的关系。[28]
除了横向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外，鉴于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影响力、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作用也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群体的立场和切身利益存在差异，因此即使面临同一环境问题时态度亦会各不相同。所以，有学者主张采用分层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的不同阶层与环境互动中各自行为、地位、态度的演变，以及自然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状况。石楠主张纵向分层研究，从宏观、微观等方面对人地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深化环境史研究。[29]梅雪芹探讨了西方环境史研究中历史批判思想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她还尝试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恩格斯经典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所反映出工业化初期英国城市的环境问题。[30]随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拓展，学者们从宏观的长时段的研究逐步转向环境事件研究；研究对象从物质层面的人口、资源，发展到上层建筑的环境保护观念；从基本的探索环境诸因素的变迁原因，转向深入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变动、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31]
2005年8月17一1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亚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会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等联合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百余名学者共同对环境史的学科定位、特征、理论方法，以及有待深人探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标志着中国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
区域研究是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上黄河流域开发最早，尤其是西部黄土高原区环境破坏问题最突出。所以针对该地区的环境史研究起步最早，成果亦最丰富。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系统研究了黄河的历史变迁。20世纪60年代谭其骧著《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探讨黄河在东汉后特定历史时期的水文稳定状态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水患的关系，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邹逸麟著《千古黄河》（中华书局1990年版）、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念海著《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版）和《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其中，《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汇集史念海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论文20多篇。《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汇集了朱士光研究黄土高原环境的23篇论文，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沙漠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元林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一书，对历史上黄河上游的支流渭水、洛水的水系演变研究，深化了对黄河上游水系的环境史研究。此外，韩昭庆撰文探讨了明代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变迁，认为战争冲突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范围，有限的垦殖活动不是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自然原因。王社教考察清代地方志中有关西北环境问题的记载，探讨了清代西北地方官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措施及环境意识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约束。[32]2000年陕西师范大学组建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33]。2001年11月24～26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新疆、甘肃、河南、陕西等地的65位学者探讨了西北地区历史环境与社会变迁等问题，促进国内学者关注西北地区环境史研究。2004年8月4～8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新疆地理学会联合主办“西部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本等国学者近200名参加会议，提交了100余篇论文，围绕环境演变、专门史、经济开发、聚落城镇等方面进行了研讨，其中部分论文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整理编辑成书[34]。
关于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环境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文焕然著《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一书研究历史上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状况。此后，满志敏、王子今、费杰等先后撰文论述历史时期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及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冷暖变迁及凌汛问题。80年代，邹逸麟著《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1987年第5辑）考察历史上华北平原湖沼变迁的历史。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的《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行龙的《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王建革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等论著是研究华北环境史的重要成果。此外，何业恒、文焕然、朱士光等人研究了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动植物变迁历程。[35]史念海、张修桂、谭其骧等还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上的海河水系形成和演变进行了研究。[36]马雪芹著《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考察了历史上黄河下游洪水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2005年8月17～19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德、荷、美、日等国70余名学者参加会议，提交60余篇论文，部分论文由王利华整理编辑成书[37]。此次会议推进了华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
此外，西南、东南、东北等区域的环境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蓝勇对西南地区环境史研究用力最深，《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是其代表性的成就。杨煜达著《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1711～1911年间云南季风气候及天气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周琼著《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探讨了清代云南地区的瘴气区域的变迁及其与人口、农业、矿业的关系。此外，蓝勇、于希贤等还对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一定成果。[38]刘德隅考察了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森林变迁，并研究采矿业发展对环境变化的影响。[39]刘正刚根据明清时期东南和西部地区虎、鹿等动物的灭绝来研究区域环境的变迁。[40]朱士光探讨了东北地区植被的分布变迁。景爱对东北地区的植被破坏及沙漠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林汀水考察了东北地区辽河水文变迁及其特征[4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东北鄂伦春族生存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区域环境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入。
二、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回顾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且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人地关系存在多样性，因此区域环境史研究能更深入地揭示人地关系演变的复杂性。区域的划分方式通常分为行政区模式、水系统模式、地形模式等。就长江流域而言，水环境变化是影响本区域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江上、中、下游生态环境具有内在关联性，人地矛盾相似，因此长江流域可以作为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对象。透过区域微观环境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更全面地掌握中国生态环境演变的特征。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之一，虽比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发略迟，但亦曾经历过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环境逐渐恶化的过程。尤其明清以降，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不断开发，在平原和丘陵地区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甚或影响到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江流域环境恶化导致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经济衰退等问题，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地理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分别从历史上长江流域的气候、动植物、水文等诸环境要素的演变和区域人口运动、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等问题人手，初步涉及自然因素和人类经济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恶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在吸收国外环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中国环境史研究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开始尝试采甩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探究历史上长江流域人口运动、资源利用、社会变动等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演变之间的联动关系。21世纪初，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等对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项目的资助，使系统研究长江流域环境史的专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42]据粗略统计，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蓝勇著《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杨怀仁著《长江中下游环境变迁与地生态系统》（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许怀林著《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张弛著《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杨果、陈曦著《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汉平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琼著《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尹玲玲著《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建民著《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初以来，一批历史学、地理学等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大多以流域内经济开发、资源利用、人口运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选题，其中尤以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对长江中上游，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对长江中下游，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对长江下游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较为集中，成为推进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力量。[43]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研究长江流域环境史的论文将近200篇，其中21世纪初的论文接近半数，这表明在21世纪初，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发展较迅速。这些论文或探讨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环境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或分析长江流域气候、植被、动物、水文等的变迁；或探讨环境变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或揭示人类经济活动所引起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湖淤积等环境恶化问题；或研究人类对水、土等自然资源的利用。随着学术界对历史时期长江流域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入，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生物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各领域关于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当前的研究成果有待全面梳理总结；另一方面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待深入探讨，才能推动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不断进步。下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状况予以简要介绍。
（一）长江流域人地关系演变的阶段性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演变的阶段如何划分，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论。武仙竹研究长江流域环境人地关系演化的阶段性特征，认为宋代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向负面转变的临界点，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加剧了本地区环境的恶化。[44]张迪祥根据人口活动与植被变迁的关系，分春秋战国至六朝、隋唐至五代、北宋至明中叶、明中叶至民国四个阶段考察长江流域人地关系，认为北宋至明中叶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日渐紧张，明中叶耕作技术的改变和清中叶人口激增导致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严重恶化。[45]张莉红研究长江上游古蜀、秦汉、两宋、清代四次大规模开发历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开发的特点，并论及不同的开发政策对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46]郭声波提出，闭塞的地理环境导致四川农业发展史上的三次高峰均滞后于全国。[47]张建民、鲁西奇研究长江中游人地关系演变特点，认为明中叶是长江中游生态环境转变的临界点，从明中叶至民国时期，长江中游人地关系进入全面紧张状态。杨果、陈曦亦赞同此说，提出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人地关系相对和谐，明中叶后，江汉平原人类改造活动造成人地关系日渐失调。[48]邹逸麟认为长江下游人地关系经历了秦汉时期、六朝至唐初、唐后期至宋元、明清时期从“地广人稀——人地和谐——人地矛盾——矛盾尖锐化”演化的过程。[49]高蒙河主张用文理交叉手段研究长江下游人地关系，认为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异，造成长江下游文明早期呈现出一种断续演变模式。[50]由于长江流域内各地域存在自然环境差异和开发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因此各地域的人地关系演化的进程不可能存在一致性。
（二）长江流域的气候演变
自竺可桢开创了利用物候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方法后，20世纪80年代初龚高法、张丕远等利用中国古代晴雨录、天气日记、诗文等历史文献，将1500～1900年小冰期气候问题研究推向深入，认为18世纪长江中下游气候属于小冰期中的一个温暖时期。[51]韩昭庆采用以20年为单位考察地方志中气候记录的方法，研究明清太湖流域气候的冷暖变化，认为16世纪上半叶和18世纪属于两个暖期，其余三个时段为冷期。[52]张玉玲、吴宜进研究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气候为三个冷期与两个暖期相间，气候的冷暖变化影响了长江流域旱涝时空分布。[53]吴宜进等人认为2000年以来湖北省历史干湿气候的振动仍属正常，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湖北干湿气候波动周期以200年为主。[54]周清波、张丕远、葛全胜等采用计量研究法分析明清档案，研究历史上长江流域气温、降水量等气候因素的升降变化及其演变特点，研究方法较新颖。[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孢粉、同位素、碳14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用于史前古气候研究中，且多属长时段研究，研究史前以来长江流域气候冷暖变迁与植被变迁的阶段性古环境特征。如唐领余、沈才明、姚轶峰、傅顺、史威、张芸、朱诚等探讨了史前长江上游的降水、气温及植被在不同阶段的演变。[56]朱育新、吴艳宏、谢远云等对史前长江中游古气候、古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57]王开发、张玉兰、杨达源、严钦尚、萧家仪、唐领余等对史前长江下游地区古植被、古气候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大量研究，长江下游古气候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58]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环境考古学、考古地理学的兴起，陈桥驿、朱育新、俞锦标、张强、朱诚、萧家仪等人利用孢粉等手段，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人类遗址分布与气候、水文等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尝试复原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59]
赵文兰、叶愈源、陈业新等开始尝试采用历史文献结合孢粉等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长江流域古气候。赵文兰、叶愈源结合历史文献与器测探讨近500年来长江中游气候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认为前400年曾经历小冰河气候。陈业新综合利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钻孔孢粉资料，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气候波动及总体特点，在环境史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60]
此外，陈家其、施和金、李伯重还探讨了气候对古代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影响。陈家其、施和金等从农业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迁对长江下游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61]李伯重研究认为气候变化通过直接、间接两种途径影响人口变化，道光年间的气候变化引起的大水灾是19世纪江南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独具创见。[62]
（三）长江流域植被分布的演变
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探讨长江下游绍兴地区森林破坏对农业带来的影响。80年代以后，何业恒、文焕然、蓝勇等人对历史时期长江中上游山区的森林资源的分布演变进行了考察，研究长江流域森林分布与气候演变之间的关系。[63]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蓝勇、周宏伟、姜舜源、马强等考察历史上流民的旱作农业垦殖、矿冶烧煮、采办皇木、修驿路、战争等各种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山地森林的破坏性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森林破坏所引起的水土流失、水灾、动物趋于灭绝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64]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关注历史上长江流域人类对森林保护措施、民间环境保护的法规、民间环境保护意识等问题。倪根金、刘彦威、胡秀云、卞利等从历史上森林保护碑刻中，探讨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制度和民间环境保护习惯法，分析历史上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民间宗法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65]关传友探讨了中国古代关于竹林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减弱噪声、净化空气等环境保护作用的认识。[66]张迪祥研究春秋战国以来不同阶段长江流域的人口活动对植被变迁所产生的影响。[67]萧家仪等人通过对苏州绰墩遗址地层中的孢粉分析，研究太湖平原在全新世中晚期古植被、古环境状况，探讨良渚文化消亡的生态环境因素。[68]目前关于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保护意识的研究仍显不足，今后仍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多角度，深入探讨历史上人类的环保行为和环保意识演变。
（四）长江流域动物分布的演变
历史上动物的分布变迁，亦反映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主要研究历史上动物的物种起源、地理分布变迁，并从气候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探讨动物分布变迁的原因或濒临灭亡的原因，其中何业恒和文焕然对历史上的动物分布变迁的研究成果最丰，他们对长江流域历史上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孔雀、丹顶鹤、鸵鹤、白鹳等分布变迁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揭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69]此外，何光岳考察了历史上扬子鳄在长江流域的分布变化及其环境原因。[70]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学术界转而关注人类活动与动物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蓝勇、杨伟兵研究长江上游地区的野生动物的历史变迁，其中蓝勇以清代初期四川地区虎患为参照物，尝试复原清代四川的森林环境状况。[71]裴修碧从上古时扬子鳄的分布变迁，分析气候和人类活动对动物的影响。[72]王振堂、孙刚、许凤尝试用计量法，研究历史上动物分布萎缩的速度和幅度。[73]杨伟兵试图从历史上长江三峡地区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探讨本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状况。[74]周宏伟尝试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解构经典文献《山海经》，考察上古时期长江流域动植物的分布状况。[75]朱圣钟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凉山地区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变迁和开发利用，认为人类的开发利用是野生动物变迁的主要原因。[76]
（五）长江流域的水环境演变
长江流域的水环境研究，大多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长江水系的水文演变，较少关注水环境演变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长江荆江段、汉水下游、三大湖泊等水系，对其他支河及众多小湖泊较少关注。长江流域三大湖区是水环境研究最早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魏嵩山、张修桂、谭其骧、卞鸿翔、龚循礼、周凤琴等均从地理学角度，探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等湖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演变历程。[77]荆江历来是长江堤防中最险的河段，20世纪90年代成为长江流域水环境研究的另一热点。张修桂、周凤琴、李长安等多从地理学角度，研究荆江河道的变迁及其阶段性特征，其中张修桂、周凤琴、林承坤、周魁一等还探讨了江湖水系间的相互关系。[78]杨果、陈曦考察荆江河道及洲滩的历史演变，认为自然因素是主要动力，唐宋至明清以后人类活动起了加速作用。[79]张修桂和鲁西奇等对汉水下游的水文演变以及江河关系进行了研究。[80]长江其他河段及支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石尚群等研究了南京段长江河道变迁；[81]刘益辉等研究了赣江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82]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蔡述明、刘沛林、周宏伟、吴宜进等开始从人地关系的新角度，关注人类活动对长江中下游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的水环境对策、对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等问题。[83]张建民对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方式之间存在的矛盾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84]黄锡之尝试从清代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流水质个案，探讨清代长江下游地区染坊的发展对水环境污染问题，拓展了水环境研究。[85]尹玲玲以明代河泊所的置废为视角，研究江汉平原湖泊湮废的时空特征，独具匠心。[86]肖启荣、冯贤亮等开始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传统的水利社会问题。肖启荣通过明清时期汉水下游泗港、大小泽口水利纠纷，探讨水利环境变化中地方社会不同社会群体的行为；冯贤亮通过清代江南平湖横桥堰的水利环境变化，探讨生态环境演变与水利兴替的关系。[87]
从20世纪80年代始，杭宏秋最早关注历史上长江水系清浊变化与水土流失问题。[88]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长江水系的水土流失问题，柴宗新、范建容、林承坤、潘少明探讨了长江上游地区人地演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柴宗新、范建容认为1644年是长江水土流失加剧的临界点；而林承坤、潘少明则提出宋代长江干流明显变混浊。[89]杭宏秋、周宏伟探讨历史上长江清浊的阶段性变化、影响长江清浊变化的环境因素，认为长江清浊变化不仅与气候等自然因素有关，更与人类的过度垦殖有关。杭宏秋、蓝勇、郭声波探讨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垦殖、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水土流失最终引起长江水系清浊变化。[90]张祥稳、惠富平的研究认为清代长江流域山地垦殖所带来的水土流失加剧了长江中下游河道及湖泊的淤塞，为近水居民与水争地提供了条件。[91]张生、朱诚、李义天等考察了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历史和现状，并提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建设、综合治理等防治措施。[92]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水环境异常变化形成的水旱灾害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寻长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根源。朱诚、刘沛林、黄忠恕等探讨季风气候、太阳活动、地震、厄尔尼诺、气温变化等自然因素，在长江流域水早灾害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影响，并试图找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的地域分布特征和时间变化规律。[93]张建民、郑哲雄、张国雄、李文澜、张修桂、左鹏、许怀林等从灾害史角度，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水旱灾害的阶段性特点、发生的原因，以及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其中，阮明道认为地质、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十分重要，但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张建民、张国雄、杨果、刘沛林、张修桂、左鹏等人则强调围湖垦殖、兴修堤垸等人为因素，是历史上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频度加剧的主要原因。[94]许怀林研究江西近代以来社会变异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探讨江西境内水旱灾害与生态环境的关系。[95]张建民考察清代后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变迁对水利工程的影响，指出水环境的恶化导致频繁的水旱灾害，并引发本区的水利纠纷。[96]刘成武、钞晓鸿、佳宏伟等人从人、地、水三者关系的恶化，来探讨导致湖北水灾加剧的原因，并关注水环境变化对区域社会的影响。[97]施由民对明清时期江西圩堤、陂塘等水利建设持肯定态度，认为江西水利建设发展不仅对农业生产有利，而且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文化的繁荣。[98]王建革、孙景超深入探讨了宋元时期江南水环境变化对水利设施、圩田制以及区域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影响。[99]2002年11月14～16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主办的“环境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九州产业大学的宫崎洋一提交了论文《清代长江中游之洪水对策及自然观的变迁》，探讨了清代长江中游水灾应对措施及其中反映出来的环境意识的变化。
（六）长江流域人口分布与结构的演变
人类活动是人地关系中的能动因素，人类的人口变动和生产、生活都能对所处环境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蓝勇、张建民、邹逸麟、张国雄等人从人口学的角度，研究人口压力、人口运动引发的环境问题。蓝勇、龚胜生等指出，人口增殖和人口流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开发和导致环境问题的内在因素和主要动力。明清时期是中国人口的膨胀期，所以这一阶段长江流域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恶化问题较为显著。[100]陈家其的研究认为南北朝、唐宋、清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激增期，人口增长在不同时段起不同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源、环境失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101]张国雄、张建民、邹逸麟等学者从人口增殖、流民与环境恶化的关系角度，分析历史上长江流域人口运动的主要流向、运动形式、人口压力的表现及原因，并探讨政府为缓解人地冲突、改善环境所实施的各种对策。[102]汪润元、勾利军研究了清中叶以来长江流域的人口压力增大趋势、人口运动的主要流向和形式，认为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以及沿江湖区在人口压力下的开山垦田和围湖促淤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103]田强考察了秦汉时期人口移人长江流域的类型，认为大量人口移入对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起了积极作用。[104]冯贤亮试图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研究流民、环境恶化、基层社会控制三者间关系，提供了研究流民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新思路。[105]郭立新研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压力与山地型、平原型两种生计经济方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人口压力间接推动人类社会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观点，颇具启发性。[106]张力仁主张加强人地关系中人的行为的研究，通过研究清代陕南流民在空间选择、生产方式选择、资源利用方式选择等行为原则，深入分析人类行为选择性差异与环境变迁的关系。[107]
（七）长江流域人类聚落环境的演变
环境变迁对人类活动制约作用之一，就体现在环境变迁对人类聚落选择和布局的影响。聚落是地理环境中人类活动的据点，聚落分布、形态与环境及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陈桥驿等历史地理学的学者，研究长江下游地区聚落的形成和类型。[108]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邓先瑞、杨果等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继续探讨长江流域人类聚落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并分析人类聚落选址中的环境意识。[109]刘沛林、邓先瑞、吴宜进等人对乡村聚落形成、发展、结构类型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110]马剑以夔州为个案，探讨了长江上游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111]龚胜生、季鹏、任放等人分析了历史上环境演变对长江中下游城镇兴起、发展及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而周凤琴、陈桥驿、王蕾、方秋梅深入探讨了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环境变化对城镇空间扩展、城镇兴衰的影响，颇具新意。[112]邓先瑞从社会与经济、自然的关系入手，分析长江流域城市生态系统具备的五大特点，有助于从生态文化角度认识城市的生成机制。[113]郭怀民探讨了6000年前长江中游古城的城墙、壕沟在四个不同时期的营建方式、布局、结构、规模，探讨早期文明聚落变化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114]陈声波通过考察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心聚落没有城垣的特殊形态，提出中国早期城市文明的起源不能以是否具有城址来判断，独具新意。[115]屈德印、朱彦探讨了风水观念对浙江古聚落的空间分布、建筑布局、建筑式样的影响。[116]韩国学者郑哲雄采用都市环境史研究方法，探讨清代汉口居民面对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问题时，风水论表象下隐藏的环境意识。[117]张建民从环境与社会变动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长江中上游地区特殊的聚落形态——寨堡进行开拓性研究，不仅分析了寨堡的类型、分布、功能，而且探讨了制度与环境因素在寨堡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影响。[118]目前关于聚落结构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多针对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而关于长江上中游山区聚落分布、结构特征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学术界仍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聚落的分布与结构特征、环境诸因素对聚落分布的影响、人类活动对聚落分布及兴衰的影响等方面，深入探讨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2000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赵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其中孙华、雷兴负责“四川盆地的早期文明”子课题，张弛负责“长江中游地区聚落与早期文明”子课题，赵辉负责“长江下游地区聚落与早期文明”子课题。2001年12月11～13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的36名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的四个专题之一就有“长江流域的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在会议论文《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区域经济与聚落变迁》中，认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规模的变化影响了早期聚落形态的变迁。2003年，张弛著《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对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五个不同时期，汉水中游、两湖、峡江、赣鄱、苏皖、江浙等六个区域间聚落形态及聚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进行了深人研究。
（八）长江流域人类疾病分布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后，龚胜生、曹树基等人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长江流域环境变迁对人类疾病分布的影响，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亟待学术界深入的发掘和探索。龚胜生研究了两千年来瘴病、地甲病等疫病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演变，其中探讨了瘴病、地甲病等疫病与长江流域环境的关系。[119]龚胜生还与蒋玲、石云、叶护平等合作研究了历史上鼠疫、血吸虫病、瘟疫在长江流域流行的时空分布、演变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关系。[120]曹树基从宋元时期鼠疫等传染病的区域分布特征及战争和流民等社会因素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研究了地理环境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121]余新忠从环境与用水卫生角度，研究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和行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探讨了官府和民间社会力量在用水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122]冯贤亮根据晚清外国人在华旅游的记载，研究清代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与卫生环境的关系。[123]李玉尚根据江南丰富的乡镇志等资料，考察了清中后期江南地区宁波、镇江、苏州、上海等县霍乱、疟疾、痢疾、白喉等传染病的频次和规模，其中探讨了饮用水使用、污水处理等城市卫生环境与传染病传播的关系。[124]台湾学者萧瑶从医学史的角度，撰文论及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地理环境与疟疾、血吸虫等地方病流行之间的关系，并对长江流域等南方疾疫对中原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25]台湾学者林富士主张中国疾病史研究应从“历史一地理病理学”入手，不仅研究各种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并且探讨疾病在不同时空、人群中的分布状况。[126]因此，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应与中国疾病史研究携手，探讨不同层级区域环境变动与本地各种疾病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
（九）长江流域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演变
早在20世纪80年代，钮仲勋、陈桥驿、龚循礼、张建民等人曾探讨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山区和湖区。[127]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一步从人地关系的角度，从经济开发的方式入手，探讨长江流域山区和湖区经济开发与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地域日益增加，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如龚胜生认为长江中游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湘鄂赣地区耕地结构空间梯度分布特征，耕地结构影响了大米的生产和输出；[128]吴敌认为清代长江流域农业开发对长江流域森林、土壤、水资源带来的压力，生态破坏后造成的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129]
关于山区经济开发，横亘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的秦岭一大巴山区，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山区之一，成为长江流域山区开发与环境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时期长江流域山区移民经济开发的方式、条件、特点，以及山区经济开发对环境的各种影响。梁四宝、张建民、邹逸麟、王肇磊、梁中效等从经济开发的各种方式，拓展到土地、水、森林等资源利用模式，深入研究了长江中游秦巴山区移民经济开发的方式和特点、国家的应对措施等一系列问题。[130]蓝勇十分关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之间关系，认为人口增长是左右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内在因素，三峡东西部环境与经济条件差异导致经济开发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131]周尚兵提出唐代长江上游采取人地和谐的开发模式带来良性生态和少灾害结果，长江中下游与林和水争地的开发模式造成生态破坏和灾害频频的结果。[132]郭声波考察了历史上四川农业土地资源利用的五种模式，认为长江上游山区的水土流失与本地耕作方式、垦殖面积、垦殖指数有较大关系，清中叶以后的人口过快增长和过度垦殖导致四川水土流失问题加剧。[133]长江流域其他山区的人地关系研究则相对薄弱，主要有陈桥驿对浙江山区，杭宏秋对安徽山区，龚胜生对湘鄂赣交界山区，黄志繁对赣南山区，王福昌、陈晓鸣对闽粤赣交界山区，傅乐园、杨安华对湘南山区，张启东、石辉对岷江上游山区，颜晓红对浙西山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山区环境因素对山区农业发展的制约、人口流动和农业垦殖、人口与资源利用方式、经济开发与水土流失、技术引进、社会发展需求和政府决策对开发和水土流失影响等问题展开探讨。[134]尹玲玲通过考察三峡新滩滑坡地质灾害对长江航道、驿传制的影响，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区域社会中人地矛盾的变化、官府与民众对环境变动的社会应对措施。[135]
长江流域平原地区农业垦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大湖区平原。长江中游江汉一洞庭湖区作为全国的粮仓，学术界对该区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成为研究的热点区域。张建民、张家炎、谭作刚、龚循礼、朱士光、张国雄、龚胜生、吴小平、钞晓鸿等纷纷探讨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区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了本地区人口、资源利用、围湖垦殖对环境的破坏等诸问题，提出宋元时江汉平原垸田兴起，明清两代是垸田发展期，清代中后期以后人类无节制滥垦，使本地区人地关系紧张，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36]许怀林针对鄱阳湖区经济开发与环境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集中研究了鄱阳湖区历代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成果卓著。[137]陈东有、李少南撰文指出，明清鄱阳湖地区的圩田开发在某些地区起到了防止田地砂碛化、增加植被等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某些地区的不适当开发引发了泥沙淤积、河湖床增高、水体萎缩等环境恶化影响。[138]杭宏秋探讨了唐宋以来对安徽皖江洲渚的利用与疏河行洪之间的矛盾。[139]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地区，江南经济开发与环境问题亦成为环境史研究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邹逸麟、成岳冲、王福昌、赵崔莉等人从人口压力与农业垦殖方式、经济开发与水利建设、过度垦殖与灾害等多角度探讨了江南人地关系演变，进一步推进了长江下游农业开发与环境演变问题的研究。[140]
对经济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关注过多，容易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和观念，导致忽视人类经济活动的能动作用。学术界应加强探索历史上长江流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模式，为当今建设人地和谐社会提供借鉴。早在20世纪80年代，斯波义信曾考察汉代至民国时期长江下游水利系统变迁，探讨低湿地经济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肯定水利系统管理对环境的助益。[141]90年代以后，李伯重、王建革、闵宗殿、陈仁端等开始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出现的生态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李伯重、洪璞、陈仁端等考察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土壤、水等资源的合理利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方面，研究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142]王建革、王加华强调江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土壤环境改良、灾后农业补救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王建革建议融合农业史与地理学开展乡村景观史研究。[143]张芳的研究认为清代四川冬水田发展体现了四川农业生产在人口压力之下，人类对长江上游气候、地貌条件等环境因素的适应和利用。[144]惠富平、黄富成考察了汉代江淮地区陂塘水利的发展，认为江淮地区的陂塘水利不仅改善了本地区农业环境，促进农业发展，而且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145]周进步、王元浩等人从历史上西湖地区的可持续开发，来探讨合理开发模式对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46]陈仁端从风水观念、生计、木材商业、生态环境、林业养护、地方社会等六方面，探讨了明清长江中游地方社会对森林资源的良性开发模式。[147]蓝勇、黄权生通过考察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地区燃料的换代史，认为燃料换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地区森林生态的压力。[148]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地区大牲畜养殖分布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49]王加华从生态适应性角度研究了近代江南生态环境条件对农业生产过程中耕牛的利用模式所产生的影响。[150]张家炎探讨了清代至民国年间江汉平原农民针对环境变化，在作物选择、谋生方式等方面的适应，张家炎的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江汉平原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比市场因素影响大。[151]虽然目前在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良性经济开发、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在长江中上游其他区域、其他环境条件下，人类的良性开发和资源利用模式尚待深入探讨。
（十）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长江流域环境变迁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陈桥驿、徐建春、王家德、陈中原、朱诚、邓先瑞等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研究长江流域人类文明早期气候、植被、水环境等演变对人类文明起源、文明演进、文明分布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大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其中关于长江上游的研究尚显不足。[152]陈桥驿、蓝勇、张建民、朱诚等人利用文献资料及孢粉分析，对历史上环境演变对文明发展进程、区域文化特征形成、民间风俗、民间信仰嬗变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蓝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域差异，认为其演变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153]朱诚等人通过巫山张家湾遗址考古发掘及孢粉分析，研究汉代以来长江三峡地区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汉代本地制陶工业发展曾导致生态环境脆弱。[154]陈业新、姚伟钧、郑哲雄、张建民等人对历史上长江流域环境演变与地方民俗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探讨。[155]陈桥驿、王子今、邓先瑞等人研究了水环境、季风气候等因素对江南地域文化特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56]刘礼堂尝试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探讨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政区演变和自然环境特点，但未能进一步探讨环境与区域文化特点之间的关系。[157]陈曦从地域文化人手，分析了宋代荆湖北路地区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动，及其在本地区民间信仰中的间接反映，研究视角较有新意。[158]目前学术界对长江流域文化的形成、传播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尤其是对不同时空生态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有分量的文化生态学成果较少。只要通过环境史学与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协作，一定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展望
长江流域的区域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初进一步深化，并走向国际化合作研究。2005年11月19～20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光明日报》理论部在武汉共同举办“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内外有关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历史人类学、法律史、文化史等领域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14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这次会议对推进长江中游地区的区域社会环境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009年12月6～7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上海主办“江南生态环境史研讨会”，围绕江南开发、水环境、疫病与卫生、土地利用与生态农业等问题进行研讨。此次会议对推进长江下游环境史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以人地关系为核心，探讨人口运动、经济开发、自然灾害、资源利用、聚落形态、环境保护、文化嬗变、疫病传播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化，长江流域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憾：
一是研究资料的整理发掘工作相对滞后，阻碍了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发展。首先，档案、历史文献中有关长江流域环境演变的资料有待系统整理。其次，家谱、墓志、碑刻、地方文献中有关本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的资料尚待搜集和发掘。再次，长江上、中游的环境考古数据资料相对较少，仍然需要加强研究的力度。只有加强对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才能促使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迈向新的高度。
二是跨学科资源整合力度不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习惯采用生物学研究法、自然地理学研究法、同位素法、碳14法等，研究对象多关注人类文明早期气候、植被、水文诸环境因素的演变历程，较少关注乃至轻视人类社会对环境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只重视历史文献研究法，忽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数据。长江流域环境史与经济史、历史地理、社会史等对话较多，而与文化史、医学史、人类学等的对话较少。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尚未形成跨学科合作的平台，导致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从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研究的时段分布不均，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阶段，秦汉、唐、宋元时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其他时段则尚存空白。宏观、长时段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微观、短时段的环境史研究较少，暴露出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深度仍显不足。其次，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长江流域的秦巴山区、江汉平原、三大湖区等重点地域，而长江上游山区、长江中下游山区、丘陵、长江支系等地域的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状况问题较少得到关注。
四是不同领域的研究水平发展不平衡。目前，在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经济开发与环境、资源利用与环境、灾害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而在长江流域聚落形态与环境演变、环境保护措施与意识、区域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区域疫病分布传播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从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江流域的环境恶化问题得到较多关注，而长江流域人类的良性开发活动和生态农业发展等方面受到的关注不够。从乡村环境史与城市环境史的分野来看，关于长江流域城市内部生态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必须吸收长江流域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此外，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人类生产环节的活动与自然资源变迁之间关系层面上。而对环境变化与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的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与长江流域城市化、社会近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研究尚显不足。
五是关于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仍显不足。学术界对境外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关注不够，美、日、韩等国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能及时翻译介绍到国内或内地。目前，跨国、跨地区的学术合作尚停留于学者个体之间，而国内环境史科研机构与境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
总之，虽然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目前尚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但只要相关领域的学者不断开拓创新，团结协作，必将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动长江流域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化。
注释：
[1]张建民：《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142～145页。
[2]吴泽：《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王振德：《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3]吴晓明、安延明：《关于研究地理环境作用的方法论问题》，《复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3期，第8～14页。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125～138页。
[4]郁越祖：《地理环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6期，第58～62页。王正平：《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60～71页。严钟奎：《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暨南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第32～39页。宁可：《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20页。张艳国：《东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第79～83页。
[5]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第4—13页。
[6]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第31～54页。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第4～15页。李学江：《地理环境与西夏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辑，第135～150页。马强：《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第53～57页。
[7]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第225～238页。
[8]蓝勇：《20世纪运用人地关系思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44～153页。
[9]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第329～339页。
[10]曹世雄、陈莉、郭喜莲：《试论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历史演替过程及原因分析》，《农业考古》2001年第1 期，第35～37页。
[11]方修琦、牟神州：《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思想透视》，《人文地理》2005年第4期，第110～114页。
[12] [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的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美]唐纳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田晓文：《“环境解释学派”述评》，《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第52～57页。李学智：《丹纳（艺术哲学）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第138～139页。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包茂宏：《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1～135页。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96～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