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水利社会史研究结缘，应该始自1999年。当时我刚上硕士研究生不久，就在行龙教授指导下着手开展山西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当时正处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即从整体社会史向区域社会史的转变。在进行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行龙教授认为以水为中心，以水的问题为出发点，是把握明清以来甚至是12世纪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线索。
正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最初从社会史角度接触山西水利的有关问题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力无比巨大的富矿，只是站在山西人的角度，凭着对山西区域社会的一种感性认识，和最初在查找资料时发现的大量水利碑刻资料和地方文献中丰富的争水资料，觉得这个题目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在不断摸索中，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问题意识。我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山西区域社会的水利问题，不仅可以揭示山西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山西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出一种合理解释，而且可以与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包括魏特夫的治水学说、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理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具有支配性的若干中层理论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坚信水利社会史研究具备理论创新的潜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们着手开始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两个角度开展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同时，由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和法国远东学院蓝克利教授等人牵头，联合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十余位知名学者和博士生组成的山陕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这一中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也同期展开。该研究历经5年，在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四册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改变了人们观念中所认为的山陕地区水利系统不发达，水利碑刻文献资料缺乏的偏见。应当说，这一研究成果的先行出版，对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推动，也大大增强了我们深化、细化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信心和勇气。
在研究中，我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洪洞县。洪洞县最大的优势在于，这里不仅汇集了山西水资源开发的多种类型，亦即引泉、引河、引洪三种方式，而且保存了山西省唯一一部县级水利专志——民国七年由洪洞知县孙奂仑编纂出版的《洪洞县水利志补》。该水利志中完整收录了洪洞县共计41部珍贵渠册，尽管学界此前已有利用该水利志中的部分渠册对洪洞水利管理组织和灌溉系统所做的一些研究，但尚未有从社会史角度，以水利问题为切入点，对区域社会历史变迁进行的所谓整体、综合的研究。洪洞水利的典型性和不同水利形态导致的区域社会差异引起了我的注意，开展不同类型水利社会的纵横向比较研究，通过水利来解释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想法逐渐明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拙作，就是这一想法的初步体现。在本书中，我试图去建构山西水利社会的三种类型，即泉域社会、流域社会和洪灌型水利社会，其中，“泉域社会”这一重要类型不仅在洪洞而且在山西省汾河流域都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的回应和首肯，它与钱杭先生研究湘湖水利时提出的“库域型水利社会”，法国学者魏丕信、美国学者彼得·珀杜、中国学者鲁西奇等人研究的长江流域“圩垸型水利社会”一样，均可视为是中国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其余两种类型，在拙作中也只是初次提炼出来，能否成立，具有多大的解释力度，尚有待今后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并接受学界的批评和检验。在本书的最后，我专门对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我的主要想法是从类型学的立场出发，开展中国不同水利社会类型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力图在“水利社会”的旗帜下，努力建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我热切期待来自学界的批评和回应。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7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