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早在1970年代已经出现，随后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也相继开展了环境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其进程本身就需要梳理和反思。本章将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取得的成就、呈现的特点和未来需要克服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节 环境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众所周知，“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环境史学家R．纳什在1970年作为学术名词使用的。[1]此后美国环境史学家对它的定义、性质、内容、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使之逐渐形成了发展极快、比较成熟的分支学科，在战后的国际史学发展中大放异彩。与国际环境史学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国环境史研究兴起晚，与社会的现实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环境史”一词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早在1990年代，高岱、侯文蕙、曾华璧就著文介绍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和环境思想史。[2]笔者从1995年开始在德国学习环境史，4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出了名为“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实为“简明世界环境史”的本科生选修课；5年以后发表了《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比较系统地研究和介绍国外的环境史研究，提出了中国学者对环境史的解释以及建立中国环境史学派的初步设想。[3]此后陆续有许多学者以环境史来命名自己的论文或者自觉地把自己的相关论文归人环境史的范畴之内。
为什么在1990年代后期环境史研究会在中国兴起？首先是中国的环境形势不断恶化和中国党和政府的指导思想的变化迫切要求学术研究为环境治理提供必须的和最新的智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下降；农村过度耕种、过度放牧，森林、草原和植被破坏；恶性环境事故和灾难层出不穷。典型代表就是日益频繁的沙尘暴、肆虐全国的1998年大洪水等。与此同时，每一年的环境保护指标都不能完成，人与环境的矛盾愈演愈烈。这就迫切需要反思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上台后根据中国发展遇到的阶段性问题的变化，适时发展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新治国方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实和政治发生变化以后，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底层都要求学术界给予深刻解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跟进，但历史学的反应相对比较迟钝和滞后。令人遗憾的是，环境科学、生态学以及环境工程学都不能给出完整的答案，因为它们只关心自然因素的作用。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可惜的是缺乏历史的深度和力度。
中国严峻的环境现实和政治变化要求历史学挺身而出，给出自己的解释。尽管部分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希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答现实提出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只注重对人类本身历史知识的传授，不涉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史。这也意味着历史学家基本上没有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但是，中国年轻的历史学者并不满足在旧研究领域做添砖加瓦的研究工作，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也希望能在时代巨变的历史机遇中寻求本研究领域的范式突破。他们不但勇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新知，而且乐于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根基深厚的经济史和社会史都把寻求突破的目标瞄准到与环境史交叉融合。研究经济史的夏明方教授就撰文提出，经济史正在从“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转向第三个范式，形成经济史研究中的“生态学转向”，也就是要用环境史的方法来重新探讨人口压力、环境变化、市场变迁、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揭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转变规律。[4]研究社会史的王利华教授也在“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主持词中提出，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经过“探讨社会发展规律”、“自上而下降落民间”、“日常生活史”的范式，正在转向与环境史研究结合的新阶段，着重探讨环境诸要素的变化、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环境变迁与社会构造和运行空间、环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专题。[5]这两个预测宣示了环境史虽然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但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应用。
其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为环境史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传统，写于战国后期的《禹贡》堪称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虽然“历史地理”作为一个学科在1901—1904年从日本传人中国，[6]但到1960年代已在中国变成了界定明确、茁壮成长的新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及其演变规律，试图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7]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关注的问题与环境史相似，其研究成果也给环境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历史地理学毕竟不是环境史，两者还存在一定的区别。[8]可喜的是一些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开始自觉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融合，希冀用学科交叉的优势从学科传统中脱颖而出，作出了许多更为接近环境史的探索。
第三，改革开放为中国学术界和学者提供了更多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机会。中国学术界先后翻译出版了多部西方环境科学、生态学和环境史的著作，例如《寂静的春天》、《我们共同的未来》、《只有一个地球》、《人口炸弹》、《封闭圈》、《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学者的环境史研究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年轻学者可以直接到欧美国家的大学进修环境史专业，修补自己有严重缺陷的知识结构，接受最新的环境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环境史研究是中外知识交融的产物，是地方性知识和国际化趋势结合的结晶。也正由于它既适合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又契合了国际学术发展的潮流，因而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快速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从学术会议召开的情况来看，2005年先后在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环境史的会议，2006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召开了环境史的国际研讨会。[9]尽管这些会议讨论的主题有所区别，但从举办会议的频次、参会学者人数、提交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办会的财力来看，环境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从科研课题的申请指南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的基金申请指南中大幅度增加了环境史的内容，尽管它的绝对数量还不多，但与以前几乎没有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增加。这表明国家的主管部门正在利用行政手段有意识地促进环境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从研究生的培养来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先后设立了环境史方向的硕士或博士招生方向，开设了多门不同层次的环境史课程。[10]环境史研究方向也逐渐成为学生报考的热门。相继被邀请到中国讲学访问和参加会议的国际环境史学家也迅速增加，仅笔者在2005和2006年就邀请了8位学者，包括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ohn McNeill,Sing Chew和Martin Melosi，德国环境史学家Joachim Radkau，日本环境史学家原宗子和井上坚太郎等。译介到中国的外国环境史学家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如果说以前主要翻译的是环境主义的普及读物的话，那么现在翻译的更多的是严肃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环境史著作。[11]最突出表现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是，新成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成果可能并不都是环境史学家撰写的，但都研究了中国环境史的内容。另外，见于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众多且非常分散，本章关于这一时期的概述主要以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来进行概括。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正在有条不紊地持续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