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23日于石家庄结束的中国金融史学术研讨会上，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史研究成果丰硕，形成了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史学系等知名科研机构，为国家发展提供了许多历史案例和经验。
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60篇。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蒋春澜在致辞中说，本次会议堪称我国经济史和金融史学界的一次盛会。
货币战争并非始于今日
在提交的论文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提出，近二百年来，西方列强在采用军事掠夺手段的同时，一直利用银行来控制、掠夺、兼并殖民地和弱小国家。西方银行影响世界的局面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争平则提出，十几年来，明清史学界受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影响，热衷于探讨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美洲等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但学者们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在数以亿计的白银流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黄金却大量流向了外国。白银流入与黄金流出所形成的客观结果，是“跨洲大套汇”。
陈争平经计算后指出，仅1895—1936年的42年间，中国黄金累计外流量即约合白银6.43亿关两。清代中国虽然富藏黄金，却丧失了占据世界货币战争制高点的机遇。在其后的历史过程中，列强又通过鸦片战争等手段，使得中国20%—25%的社会白银流往了国外。这里面包含的历史教训非常沉痛。
金融史研究充满现实价值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因此，中国的银行至今只有一百多年。谢俊美说，中国银行业应加强对百年中国金融史、银行史，以及西方著名银行史的学习和了解，充分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银行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结构优越程度和学术研究开展程度的一个标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则说，现代金融家往往就事论事，没有历史感，不懂得从“长时段”的视角观察金融现象，因而预测不到金融危机。金融史研究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这项研究的现实价值非常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则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从历史经验看，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应处在从第二阶段（主权信用危机）向第三阶段（全面货币危机）的过渡阶段。她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经验看，抑制通胀仍然是经济工作的基本任务，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平衡仍是抑制通胀的基本要领，当前抑制通胀不能单纯依靠紧缩。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提出，目前我国市场培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已经由20世纪80—90年代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进入以资本市场培育和政府经济职能改革的新阶段。
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本次会议的组织者戴建兵提出，在我国经济史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项非常丰厚的遗产，很值得总结。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的研究表明，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民间金融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会学者认为，戴鞍钢的研究对于考察民间借贷行为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成功的基本经验
在会上，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薛念文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主流学术刊物对中国经验的研究状况。她说，国外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成功，最基本的经验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例如，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一位学者就提出，中国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在国企改革、农村市政建设、城乡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方面取得的成绩，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卓有成效的领导密切相关。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0期2版“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