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经过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至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主流由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以往在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时，一般都聚焦在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而对第二代或者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注不多。实际上，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主力军。在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先师漆侠先生占有重要一席，是一位值得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一、学术道路
漆侠（1923-2001），字剑萍，山东巨野人。抗日战争前，在家乡读小学。少年时代的漆先生喜欢读历史故事、名人传记。上小学四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一个爱国的高潮，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对他的启发很大，在他的心灵中从小就埋下了长大报效祖国的思想。少年时代的理想，最终促成漆先生走上了学习历史的道路。抗战爆发，山东沦陷。1941年，漆先生随山东流亡学生来到四川绵阳国立第六中学读高一，这年漆先生18岁。高中其间，漆先生读完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读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皮瑞锡《经学历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高中毕业前夕，任课教师让他们写自传谈毕业后的志向，在孔子“各言尔志”的三项：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中，漆先生选择以“立言”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由於漆先生读书勤奋，且志存高远，赢得了几位很有国学素养老师的嘉许，并且预言“汝文十年之内必见诸国内之大报。亦能做事。”
1944 年，漆先生高中毕业，经过艰苦努力，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踏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道路。20世纪中国史学以1949年为分水岭，此前以实证史学为主流，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漆先生学术道路的起始正处在这两大史学转关之际，因而均给漆先生的学术道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从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到1946 年秋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48年毕业后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攻读研究生，师从邓广铭先生。是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文史哲三个专业只录取了8人。刘浦江先生在《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一文中对建国以前邓广铭先生求学和任教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学术环境和氛围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对实证史学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以及陈寅恪等人对邓广铭先生“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很好的评述。2007年，旅美学者张春树《从[邓广铭全集]论民初史学与“新宋学”》一文认为邓广铭先生读书、任职时期的“北大在当时居近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导中心之崇高地位。”并概括了北大诸贤治史的基本信念和原则。[1]
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时，漆先生打算学习断代史，特别是唐宋史，通读了《旧唐书》和《宋史》，引起邓广铭先生的注意，开始与邓广铭先生有了初步接触。转到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时选修了邓广铭先生开设的《宋史专题研究》课，1948年成为入室弟子。作为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很好地继承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科的实证史学基本信念和原则。漆先生晚年对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总是念兹在兹，经常会提到汤用彤、冯友兰、郑天挺、向达、季羡林、周一良、张政烺等先生的名字，在《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一文中曾饱含深情追忆跟随邓广铭先生学宋史的经历，多次提到邓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一字不苟。据漆先生回忆，从1947-1948年他先后撰写的论文《摧兼并（王荆公新法精神之一）》《宋代对武人的防制》《北宋元祐旧党的贬逐》《尹洙、王安石论“校事”》《李觏与孟子》《李觏不喜孟子》（上下），都是经过邓广铭先生审读或亲笔修改后发表在《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申报·文史》上。有一件小事给漆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申报》《文史》副刊发表的《尹洙、王安石论“校事”》文章只有几百字，曾由主编胡适先生过目，胡适先生看完后将文中的简体字“达”给改正过来。“这件事使我受到教育，觉得老一代学者治学严谨，一丝一毫都不马虎。”[2]宁可先生曾给笔者讲过当年他上北大一年级时，漆先生已在同学们中很有名气了，他们经常看到四年级的漆先生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书，从教室或宿舍楼前前走过，同学们就会指着漆先生说，“看，那就是漆侠”，很佩服漆先生在王安石研究上已得到老师们的赞许。上研究生后，邓广铭先生对漆先生写作毕业论文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每项新法都要进行校订，正其讹误，补其缺漏，以恢复新法原貌”，“每项新法引起的争论，变法派、反对派的意见，都加以研究，以评论其是非”，“每项新法制订及其在实际执行中具体情况，以说明每项新法的作用，”“对王荆公新法的总评价”。由此不难看出邓广铭先生是按当时北大历史学科实证史学的基本信念和原则来指导漆先生的。
1999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请漆先生谈治学，他说“传统给我的教育，乾嘉学派传下来的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对我也有影响。还有就是来自西方的归纳、综合、逻辑等方法也有一些。”[3]漆先生对近代实证史学继承和改造的考据方法或称为新的历史考证方法甚为推崇，“近代中国史学，我认为是受德国普鲁士历史语言学派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普鲁士学派诸家与胡适相结合，实际上也是历史语言学派与乾嘉考据学派的结合，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之大，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综合这一系统的研究方法是“重视资料及资料的搜集”、“重视对（资料）史料的考订、辨析”、“极力强调史学的客观性”。“考据的基本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推法、比较法、以反证解决史料中的岐说与冲突。”也就是傅斯年总结的“史料解释的方法”。[4]受此影响，漆先生终其一生强调最大限度占有第一手资料和对材料分析、审查的重要性。[5]但是必须指出，漆先生对考证方法推崇的同时，并不认同近代实证史学的史观，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使然，而且就重视治史的考证方法而言，漆先生还特别强调并不能完全归于近代实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极为重视考据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据方法，是继承了前此的考据方法的。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应当进一步汲取前此的考据方法，使自己的考据方法精益求精，成为考辩材料的更加锐利的工具；对前此的考据成就，则应当批判地继承，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6]
漆先生的同班同学戴逸、田余庆先生因参加学生运动，毕业时去了解放区，而漆先生“不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7]但这并不妨碍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漆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期正处在中国现代历史格局大变动的时代，而二三十年代开始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漆先生在本科、研究生学习期间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读过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真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1949年开始的，那年我的好朋友殷新程（新华社离休干部）从解放区托人带信给我，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希望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学的第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解放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陆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我都仔细阅读，并记有读书笔记。”[8]
漆先生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深受郭沫若和范文澜的影响。漆先生曾多次提到当年读研究生时，邓广铭先生说要请郭沫若主持答辩，并得到郭老的允诺，后来因建国后批判旧的教育体制，研究生教育被停止，未能按期举行答辩，对此漆先生深以为憾。漆先生曾说：“历史科学则是以丰富的实证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郭沫若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所作出的伟大业绩即在于此。论者以为，研治甲骨文的当推四“堂”，即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和郭鼎堂（沫若）。罗雪堂怎么能够与王观堂相比，而郭鼎堂则超过了王观堂。郭沫若之所以后来居上，凌驾前哲，从历史方法论上看，主要在于：郭沫若把传统的考据方法加以汲取，融化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中，并在马克思主义下造成的。” 漆先生也非常感激范文澜先生，1951年漆先生毕业前夕，范文澜先生主动邀请漆先生加盟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先生经常让我们读点马列的书，并在业务研究中加以运用。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研究上有大的突破。我起初将信将疑，抱着配合业务研究的目的确实下功夫读了不少马列原著。然而，当我坐下来，真正地读进去后，只觉得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真是‘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眼前豁然开朗。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好文章，缕析历史，解剖社会竟如此高明！我佩服得五体投地。”[9]“有些经典作家的书，都是从范老书架子上借走的。”1952年，《历史教学》开展评价史可法的讨论，范文澜先生鼓励漆先生撰写文章，漆先生初次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撰成《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在刊发的同时，并加了编者按：“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自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很多读者都参加了讨论，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发表，现漆侠同志寄来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一稿，本刊讨论结果，认为所提意见，均与本刊意见一致，兹特发表作为史可法评价问题在本刊讨论的结束。”
1953年，因为他人的住房问题打抱不平而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并因此受到调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处分，从此使他背上了“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后调入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因感念河北大学在他遭遇危难之际“收留”了他，从此以后漆先生一直再没有离开过河北大学。[10]1954年出版的《隋末农民起义》是漆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写的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这一年，漆先生31岁。1955年以万钧的笔名出版《唐太宗》。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是漆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对读研究生时期所写论文《王荆公新法研究》进行重大修订后的著作，强调“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从具体事实材料中说明：王安石变法是宋代封建专制统治极端虚弱下的一个政治改良运动，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11]1961年，漆先生38岁晋升副教授。进入六十年代后，漆先生曾酝酿更大的写作计划，在当时史学界热烈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流风影响、鼓舞下，“打算把中国农民战争史分卷写出，第一卷包括秦汉部分，第二卷为魏晋隋唐部分，第三卷为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部分。”1962年以漆先生主笔，与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几位教师合作完成了《秦汉农民战争史》。这一时期，漆先生还发表了《赵匡胤与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1954年）、《论李密在历史上的作用》（1954年）、《关于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1956年）、《宋代手工业简况》（1955年）、《女真建国及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1958年）、《方腊的起义》（1958年）、《关于曹操评价的根本问题》（执笔，1959年）、《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性质问题》（1960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执笔，1961年）、《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经济地位》（1961年）、《关于皇权主义问题》（1962年）、《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1963年）、《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派，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1964年）、《农民战争与让步政策》（1966年）等一系列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在当时一本书就可以成名的时代，由以上罗列的论著，不难看出漆先生的勤奋和创作的旺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漆先生就被《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点名批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不幸的是，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降临了。我因为让步政策问题，于是年4月30日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从此便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了。同年8月我还被抄了家。自学生时代积累起来的卡片资料，包括宋代经济方面的资料在内，约300多万字，以及在研究生期间论文以外的一项副产品约十六七万字的《章惇年谱》和其他没有发表过的文稿，都被抄走。20多年的心血，扫地已尽，悉付东流。”[12] 从1966-1976年十年间，漆先生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漆先生虽然以较大热情投入封建社会分期、农民战争性质、历史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1979年）、《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1982年）、《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1978年）、《论“等贵贱、均贫富”》（1982年）、《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和演变》（1983年）、《建国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1985年）多篇论文。1979年，《秦汉农民战争史》《王安石变法》再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成立于1978年，1981年、1983年漆侠先生担任两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但是漆先生的研究重点已转向宋史。1981年秋，为培养青年师资，教育部指定漆先生在河北大学举办全国宋辽金史师训班。1982年出版的第一部论文集《求实集》，所收宋史方面的论文已占了多数篇幅。
1978年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中国封建时代三个阶段和两个高峰的总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总的理论体系之下，展开对宋代经济史系统而详细的论述。1987年、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漆先生呕心沥血之作《宋代经济史》上下册。其所以称之为呕心沥血之作，是因为五十年代漆先生在研究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农民的历史地位和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哪个阶层的利益等不能不涉及经济史的问题，因而漆先生曾有一个宏大的写作设想，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撰写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由他主撰宋元时期的经济史，因而有意识收集资料，可惜1966年抄家抄走了包括宋代经济史在内约300多万字的卡片资料，“扫地已尽，悉付东流。”1973年2月，漆先生从下放劳动返回河北大学，开始了重新收集资料的工作。漆先生说“我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不看完700种书，决不动手。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我终于达到了这个要求，积累了140万字的资料，开始了宋代经济史的撰写。又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81年底完成了宋代经济史的初稿。”[13]198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立项，漆先生的《宋代经济史》是该项目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独立完成的作品。此后陆续出版《两宋政治经济问题》（与邓广铭合著）、《知困集》、《探知集》以及与乔幼梅合作出版《辽夏金经济史》。此间，还发表《中国封建时代兵制的变革与封建经济制度推移的关系》（1992年）、《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探源》（1993年）、《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1995年）、《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2000年）等重要论文。
漆先生生前曾说若天假以10年，他要完成三部著作的撰写：《宋学的发展与演变》、《宋辽夏金史》断代史和《历史研究法》。前两部著作是为完成邓广铭先生的嘱托和遗愿，后一部则是对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心得做最后的总结。可惜2001年11月2日，河北保定的庸医夺走了漆先生的生命，《宋学的发展与演变》22章完成了近19章的篇幅，47万余字；《历史研究法》也只是未竟的讲义遗稿，而鸿篇巨制《宋辽夏金史》的写作计划则随漆先生去了天国。
漆先生不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创作者，而且更是一位具有学术领袖式的人物。1979年漆先生晋升教授，1982年在河北大学创建宋史研究室，成为独立研究机构。[14]宋史研究室隶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漆先生任所长。1984年，漆先生申报的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这是漆先生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教育恢复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制度，河北省高校1981年第一批申报博士学位点铩羽而归，1983年第二批申请只有河北大学漆先生申报成功，翌年得到批准，因而在河北省引起巨大反响，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漆先生不仅在河北省历史学界赫赫有名，在文化界、教育界甚至政府机关也颇享盛名。 1987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石家庄举行，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副书记李文珊、省委宣传部长刘荣惠、副部长陈万全、省委科教部长陈玉洁出席开幕式，这在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位代表中引起不小的轰动，虽然那个时候省领导出席学术研讨会是件平常的事，但是省级一把手和这样众多的省级领导同时出席还是极为罕见的。漆先生在河北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1990年，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历史研究所，仍然是独立研究机构。漆先生任所长。组建历史研究所是漆先生治史思想的一种实践，他在《关于宋史研究》一文中说过，处理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亦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搞断代史必须以通史为基础，这是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所有断代史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他组建历史研究所的最初设想是在以宋史研究为主的基础上，设立“秦汉史研究室”、“魏晋隋唐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但是限于河北大学在保定的办学条件，除了1990年从北京大学引进秦汉史专家王汉昌先生之外，一直未能引进到漆先生较为满意的学者。2000年，为适应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要求，又将历史研究所改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1年3月该中心被评为本学科唯一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因年龄关系，漆先生任中心名誉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
漆先生除担任两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外，长期担任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从1991年至2001年逝世前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他积极组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主持和主办两次国际宋史研讨会、两次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主编7部重要的宋史论文集：1987年第四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与邓广铭先生共同主编）、1989年《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与邓广铭先生共同主编）、1991年《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与邓广铭先生共同主编）、1994年第六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第七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1998年第八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2000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主编《宋史研究丛书》2辑15册，主编《宋史研究论丛》1-4辑。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分别于1979、1982、1983、1985年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至四集，有两集即是在漆先生任研究会理事长期间编辑的。这些活动对推动国内历史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培养后继人才均做出了积极贡献。
漆先生的学术道路表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主流都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以说在他的同龄人和他的晚辈学者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既受过严格的实证史学的训练，又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理论并付诸实践的学者。材料与史观的统一在他的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一部有价值的、优秀的历史著作，象司马迁的《史记》，越是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即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就越有感染性，产生巨大的影响。”[15]
如果說近代实证史学给漆先生的严格训练，使他一生治史始终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正如他教导学生所常说的“虽然人们对历史科学的种种问题存在明显的歧异，但是对于中外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够得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真正能称得上优秀史学家的，则具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亦即这部史学著作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而它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则是真实可靠经得住检验的。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既要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鉴别，而后加以运用，由此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对文献资料的考辨、鉴别，也就是考据。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把史料的搜集与考订集于一身，所以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考据家。史学与考据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提升了他对历史的认知和分析复杂历史现象的能力，漆先生晚年说“现在看来，我在史学研究方面所以能有些建树，主要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人类认识史上最积极成果的结晶，为我进行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方法，使我的眼界跳出了以往史学研究只注重考据的圈子，上升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高度来研究历史。”[16]正是基于此，漆先生从不以校勘文句和考订史实为研究工作之终极目的，而是以整理搜集材料考证得出的结论，进而论证更深刻的道理。乔幼梅在《辽夏金经济史》后记中写道：“漆侠教授认为，历史学科是对史料（包括文献的和实物的）诠释和运用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科建立在客观历史实际的基础之上，因而包括文献和实物在内的各种材料是第一位的；而对史料的诠释和运用则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认识，主观认识的正确与否又决定于史学工作者的观点和方法。”[17]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建树
漆先生是一位勤奋而又创作旺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中，可以1982年《求实集》出版为线分作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研究以中国农民战争史为主，宋史研究为辅，后一阶段则全力以赴研究宋史。
（一）漆先生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上的贡献[1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历史学家，漆先生并不能超脱他的时代。但他却以自己的努力和独立思考，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并做出了创造性的成就。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当时所谓“五朵金花”中开得最艳丽的一朵。大多数新老学者都“预流”。漆先生是当时较早较快“预流”的年轻学者之一，也可以说他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推动者之一。漆先生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有鲜明的特色：
1、虽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有为中国革命现实服务的一面，但是漆先生则把自己的研究始终作为一项崇高的学术事业来对待。为了深入考察农民战争史，20世纪70年代以后，漆先生转向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漆先生学术思想上的这种转向，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与他以政治、经济为观察、认识、论述农民战争史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有着密切关系。
漆先生其所以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作为崇高的学术事业来对待，主要是基于他对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自内心的拥护。逝世前他仍然强调“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应当再研究。过去的问题是对农民战争过分拔高，不能批判，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是轻易否定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很长时间，农民战争史受到非议，现在的青年学者，可能都不太清楚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个学科是怎样兴起的，今天我顺便讲讲这个问题。1949年全国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要涤荡干净，而且更加重要和艰巨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要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人文社会科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长时期被地主资产阶级歪曲、颠倒了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冲击、批判，并重新颠倒过来。在几千年的旧社会里，广大农民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养活了贵族地主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则经常地在饥饿线上挣扎；为争取生存权，则又受到剥削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这种历史状况，经过50年代以来的探索、批判、争论，人们终于认识了它的本来面目：被鄙视为‘群氓’的广大农民，以及所有劳动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尽管这门学科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值得肯定的。可是到了后来，学术界在重大历史理论面前出现了分歧。有的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理论‘不科学’。也有的认为：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仅不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甚至连动力都不是，而是封建社会的修理工，封建社会的绵延是农民起义造成的。这些说法经得往检验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社会矛盾的学说，上面说的理论上的分歧是不难解决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也就能够从迷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19]
2、漆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发展系统而全面，对秦末、汉代、魏晋、隋末、唐末、宋代、元末、明末等都有专题性讨论，且始终把握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和脉络，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学者群体中是极为突出的。漆先生对于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史的深入研究，属于填补空白、贯通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004年9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纪念唐长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得知笔者是漆先生的学生时，竖起大拇指说，“你的老师有水平有见解，十年前他到日本我们有过很好的谈话，他的《隋末农民起义》，我在五十年代就读过，他对刘黑闼起兵问题讲得好。”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是他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实践的成果。二者有机结合，自成一家，成就卓著，成为当时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3、漆先生在促进学术发展、推动农民战争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起，漆先生在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的同时，便与历史系同仁合作展开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等问题的研究。其中《方腊的起义》是与钱君晔先生合作完成，《秦末农民战争》是与宝志强、段景轩先生共同完成；《隋末农民起义》是与宝志强、段景轩、李鼎芳先生合作完成，漆侠先生承担大部分章节的写作和全稿的校阅工作，是组织者和主持人。
自1978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之后，1981年到1983年，漆先生连续参加了此后的三届年会。因在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领军人物的学术地位，于1981年当选为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第二届理事长。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成立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的编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漆先生能够当选理事长，负责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组织、协调工作，说明了他在农民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成果和贡献，得到了学界同行们的高度认可和尊重。[20]
（二）漆先生与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
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第一代知名学者，或者说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宋代历史的开创者，按照王曾瑜先生的意见，有张荫麟、蒙文通、陈乐素、全汉昇、聂丛岐、邓广铭六位，其中邓广铭贡献最多，成果最富，是公认的宋史界的泰斗，一代宗师。[21]刘浦江先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宋代史学》则集诸家之说，以为是宋史第一人，是宋代史学的建立者，邓广铭之于宋史的地位，“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22]从建立宋代史学的角度而言，这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漆先生是继邓广铭先生之后宋史研究的又一座高峰。宋史专家王曾瑜认为，漆先生“学识渊博，是同时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是我国 20 世纪辽宋夏金史研究领域中，继邓广铭之后的又一卓有成就的史学名家，是“宋史学界的又一位泰斗。”[23]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宋代典章制度、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献整理等专门、专题、部门领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应当说不乏其人，但是若从研究水平之高、研究范围之广、研究内容之深的论著来衡量当属漆先生独步，迄今无人企及。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年被宋高宗否定以后，直到晚清近八百年间很少有人认真进行研究。即便是有三种王安石年谱，[24]从近代史学的角度来衡量，还算不上严格的科学研究。进入20世纪，王安石变法自梁启超在1909年为王安石翻案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不仅得到占主流的近代实证史学派的肯定，也得到新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肯定。虽然三四十年代王安石变法研究形成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有关论文一百余篇，出版王安石传记及其变法的单行本著作（不含诗文选注及介绍）近10种，但是大多数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学者（包括梁启超），不专治宋史，因而虽然问题涉猎较广泛，但挖掘史料不够深广，因而论证甚嫌粗疏，主要表现在专门研究单项新法的文章不多，而大多数都是泛泛而谈之作，当然这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流传不广以及学者们常处于战争的颠沛流离中，无暇翻阅大量资料有很大关系，因而研究论文也是泥沙俱下，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25]对于王安石变法进行科学、系统、全面的研究大致首推漆先生。邓广铭先生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的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浃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 [26]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王安石变法》出版后引起海外关注，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学者梅原郁写过书评，前苏联学者也写了书评。同门学兄陈峰九十年代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该校一位老汉学家听说他是研究宋史的，立即将1959年第一次出版的《王安石变法》拿出来。《王安石变法》出版以来已有五十余年，虽然八十年代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有了很大进步，发表的论著大大超越20世纪前八十年的总和，但是《王安石变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迄今并没有出现足以超越的同类作品。
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漆先生的成名作，那么《宋代经济史》则可以说是漆先生的代表作。《宋代经济史》洋洋近百万言，是我国经济史和宋史研究中的里程碑式著作，曾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近期作为史学类经典被中华书局《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收录。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宋代经济史》从人口、垦田、水利、经济作物、经营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赋税制度等方面，全面论述两宋300年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全过程，重点研究了宋代农业生产、土地关系、手工业发展、国家专利制度、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外贸易、货币及经济思想等问题。王曾瑜先生治宋代经济史有年，并在多个方面发表数十篇很有建树的论文。《宋代经济史》出版后王曾瑜先生用力写了一篇书评，并认为这篇书评是他自己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评中写道：“人们喜欢用集大成一词形容某人的学术成就。我想，用此词形容《宋代经济史》一书，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自近代开展宋代经济史研究以来，国内外尚无一部巨著，对宋代经济史作了如此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此书总结了过去，也开拓了未来，确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不论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宋史研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27]勿庸讳言，《宋代经济史》一书的出版，学界有“青出于蓝”之谓，1987 年，景戎华在《读书》上发表文章，称“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研究，近年来创获甚丰，特别是已经震动了素以治宋代经济史著称的日本史坛。漆氏乃邓氏之高足，可谓‘青出于蓝’。”[28]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守常说漆先生“他是我同班同学中做学问的成绩最好的一个。他先就农民战争写了不少文章，后来主要是研究宋史，特别是宋代经济史，其成就是超过了邓广铭先生的。”[29] 当然这样的评价并不一定准确，漆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老师是20世纪宋代史学的第一人，“真正能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只有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只有先生才称得上，40多年以前，先生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曾奖勉先生，‘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这个结论经历了几十年的检验，依然是极其正确的评论。”[30]所以“青出于蓝”之谓并不能否认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宋代史学第一人的地位，而是说从宋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超越了老师。从另一个层面讲，笔者以为这样的评论有三层意义：其一，表明《宋代经济史》的学术水平达到宋史研究的一个新高峰；其二，学生超过老师是学术发展之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必然结果；其三，邓广铭先生培养学生有方，名师出高徒，是对宋代史学的又一大贡献。
漆先生与乔幼梅合作出版的《辽夏金经济史》是《宋代经济史》的姊妹篇，此前对于辽朝、西夏、金朝经济史研究，只有单行本著作问世，如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张博泉《金代经济史》，西夏经济史主要是吴天墀《西夏史稿》中有所论述，因而《辽夏金经济史》是第一部系统、综合论述10—13世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济史的著作，这部著作不论是占有的资料还是内容的丰富都比此前研究有所补充、有所提高。也可以说这部著作既集过去研究之大成，又把辽夏金经济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宋学的演变和发展》是漆先生晚年最后未竟的遗著。宋代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20世纪研究宋代学术思想的论著几乎全都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宋史学者涉猎者甚少，即使在教科书和相关的论著提及也多是汲取思想史研究者的已有成说。思想史学者往往强调从思想到思想的内在理路，特别是明清之际编撰的《宋元学案》为大多数治宋代学术思想学者奉为圭臬，因而出现漆先生所说的：“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大体上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我的老师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分。’宋学和理学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容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宋学的建立中，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等人，起着奠基者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去以理学代替宋学，一些研究者们仅仅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加以论证，于是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第二个偏向是，大多数的研究者贬低了荆公学派，《宋元学案》在末尾数卷中立有《荆公新学略》，明显地贬低了荆公学派；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尤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对此，《宋学的演变和发展》有两个贡献，其一，是以宋学涵盖有宋一代学术，使此前被摈弃于宋代学术之外的如宋学形成阶段的范仲淹、欧阳修等思想家的思想，王安石及其代表的荆公新学派，苏蜀学派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由此摒弃了此前以理学为主体的旧的学术框架，形成了一个更富有内容，更切合宋代学术实际的新框架。在此新框架中，漆先生极其重视从整体上把握宋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特别是书对北宋初年以来学风、文凤、政风巨大变化的论述和指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在宋学发展阶段居于主导地位，是不同于以往宋代思想史论著的主要亮点。其二，是第一部由宋史研究者从历史学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广阔的视角撰著的宋代学术思想论著，其编写体例、宗旨和风格与此前的同类著作颇多不同，这对从多角度观察宋代学术思想无疑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纵观漆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发现在他从事的三个领域：中国农民战争史、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均取得一流高水平甚至独步史林的成绩，这在人才辈出、历久弥新的历史学科中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漆先生做到了，不能不令人叹服。
三、治史的特色和品格
漆先生治史的特色和品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总结，笔者觉得有二个方面最突出：
第一，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笃信马克思主义。
漆先生对学术执著追求的性格在中学时代已开始形成，晚年他曾回忆自己学生成长道路时说：“1944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年，赵新儒先生[31]在我的毕业纪年册上，用《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勉励我。在此前后，读梁启超的一本书，大约是他的历史研究法那本书，上面引用朱熹的一句话‘主一无适谓之敬’，后来读《二程集》，才知道这句话是大程说的。这两句话的含义差不多，都是让人们执著、坚持自己已经抉择的方向和事业，而不要见异思迁，横生枝节，以至于一无所成。但是，这两句话也不是容易实践的。” 而且一经形成，终生不悔，历久弥坚：“‘应无所往而生其心’，赵老先生赠我这句箴言，已是五十个年头了。每当这句箴言浮现心头之时，赵老先生那满头白发、在生活的皱纹中现出几丝笑容的形象，也一同浮在我的心头。” [32]
漆先生对学术执著追求的理性主要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漆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在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的逆境之时，他没有动摇过；在文革当中被打成三反分子，他没有动摇过；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时甚嚣尘上之际，漆先生也没有动摇过。1989年国家教委主持建国四十年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漆先生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是年六月中旬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对漆先生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出席鉴定会的专家有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胡如雷、王曾瑜、滕大春等史学界和教育界著名学者。专家们一致认为“漆侠教授教学成果的显著特色是他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用深蕴的理论驾驭众多的史料，将宋代经济史领域中诸多烦难问题分析得精辟透彻。在教学方法上，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机械地引章摘句；在培养学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方面，用身体力行的示范和有说服力的事来感召、引导。”[33]这个评语是对漆先生长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治史的最大肯定。
20世纪后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打着“历史学科”的旗帜，借用“史学”的术语而篡改历史真相、践踏史学尊严的政治骗术，所以总结20世纪中国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需要严格区别两种状况，一是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假的学术研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去追求，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去实践，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漆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显然是后一种。瞿林东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需要记取的教训时曾说：“史学的最高品格是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维护史学的这个品格，就是维护史学的生命和权威。为此，一是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34]漆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不迎合、不随风、不超然、不媚俗，恪守求真的宗旨和信史的原则”的学者，不仅一生孜孜不倦地用马克思主义治史，而且不因时局的变迁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如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直到去世前出版修订版，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本书是我三十四五岁时写成的，在语言的表达上不可避免地表露了青年时期的锐气和锋芒，以至不够周全妥当，其中《代绪论》部分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这次付印，依然照旧，未加改动。其所以如此，留下青年时期的痕迹，作为老年缺乏这种锐气锋芒的一个慰藉吧！”[35]漆先生所说《代绪论》“不够周全妥当”指的是当时对胡适、钱穆及梁启超等人评议王安石提出比较激烈的批评意见，语气的确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漆先生在胡适、钱穆、陈寅恪已被推崇至超越学术范围高度的世纪之交，敢于不改一词的原文照发，表明在他心目中除了语气不妥之外，批评的内容并无不妥，还是要坚持，一种学术的自信跃然纸上。
又如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漆先生对采访他的学生说：“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方面，我认为自己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二黄分期’、‘让步政策’等论断的提出，虽然说在当时受到了批判，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1966年5月，（河北大学）历史系开批判会，批我的让步政策。我说，如果让步政策是政治问题，我就放弃；如果是学术问题，我就坚持。你知道，我也不想当历史反革命啊!学术上的是与非，对与错，恩格斯早就指出，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加以判定。并且，就一个人而言，形成一个观点，固非一朝一夕之功；清理或抛弃一种观点，也绝对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不认真考虑不同的、并且是正确的意见，一味固执己见，这自然不是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相反，对不同意见，一遇到批评，就不加分析地接受下来，立即改变自己的见解，我看，也不见得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36]
刘泽华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漆先生坚持学术观点的评议是比较中肯的，“学界对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的声音……说他在学术上有点‘教条’，也有点‘固执’等。我以为这些议论都属正常现象，就是圣人也不能免。……教条之类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党性’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必把‘教条’和‘固执’看成贬义，有执着精神的人一定有‘教条’和‘固执’相伴。我们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历史，凡是有功底、有实证、有创造、有主见的学者，哪位不和‘教条’和‘固执’相连？道理很简单，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或信奉的‘主义’都有执着的精神，甚至有一种近似宗教的情结。我看漆先生就是这样。……只要读读他的文章，就会感受到，所谓先生的‘教条’和‘固执’都具有极强的实证性，而不是说空话。因此我认为，先生在学术上的‘教条’和‘固执’精神很值得赞扬和敬重！学术上的理论、信仰、教条、固执、实证等等常常是交织在一起，而对漆先生说来，这些都是以实证为依据的。”[37]
20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史学界曾一度出现过分溢美近代实证史学而肆意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小热潮，对此漆先生根据自己的体会和方法很不赞成，认为有些过分或超越了学术范围。[38]他虽然始终强调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但是认为那种强调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见解，史学要客观，任何主义、思想等都会障蔽人们的头脑的，亦即学术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生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这一点人们或者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但在社会现实中是无可避免的。陈先生讲，王国维取外来观念以论述《红楼梦》诸方面的问题。所谓‘外来观念’，无非是一种思想、一种见解，与一种主义都同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主义和思想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么，外来观念又何尝不是这样？过去金岳霖先生在冯芝生（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称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验主义气味太浓，不如冯芝生的书。后来有人为胡适之先生鸣不平，以为胡先生固然是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又何尝不是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即以陈寅恪先生自己来说，同样也受到外国观念的影响，具体地说，受文化史观的影响。以陈先生所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同样受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我国到外国留学的学者，都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其中一些先进的、合乎科学的思维方法，远比中国封建时代的思维方法要高明一些，因而不论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科学方面，都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的思想、观念是否先进、是否正确、是否对中国学术起到积极作用。这谈不上客观不客观的问题，客观主义是没有用的。不受某种思想的影响或支配的自由也是没有的。”[39]漆先生的见解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同样闪耀着智慧的光彩。
第二、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方法[40]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与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指导分不开，“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41]“1949年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之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中，经济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42] 西方学者也深刻认识到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独特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辨证运动，生产变革的力量以及从中产生的阶级冲突是最重要的。”[4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这种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是根本不同的。它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来的假定，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展现出一种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的意识。在此前的史学家按照政治的（无论是个人的、王朝的还是制度的）或是思想的变化划分时代之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将其作为确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变革的标准。”[44]漆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髓，因而他一生最主要、最重要的学术贡献都与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分不开。
自20世纪初以来，对明清以来迄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有所谓“国民经济史学派”、“新经济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之说，其实就理论取舍而言，大致是以侧重“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而有所区分。漆先生的经济史方法很难归属这些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既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近代社会学的重要来源，所以漆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方法兼具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色彩。注重社会经济关系变化对历史发展的制约作用和关注社会阶层地位的形成、变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漆先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两个基本点。
漆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受斯大林学说的影响较大，[45]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不下百八十遍。[46]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则把学习理论的重点转移到对《资本论》的学习。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漆先生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必修课，系统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正是由于有这种学习理论的不同轨迹，漆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也是逐步深入的。如在研究农民战争史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产关系过度落后于生产力而引起的两者冲突的表现；农民战争排除了扫荡了落后的经济关系以及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或者说多少变动了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特点虽是当时时代烙印的反映，但漆先生坚决反对“不学习经典著作中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把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原理原则硬套在历史事件上”的做法。[47]研究农民战争史使漆先生得出“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发展，只能反映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无法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内在矛盾发展史；而且只强调生产力的动力作用，而不讲生产关系，也就无法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所表现的螺旋式上升这个特征。”[48]对此，肖黎在评价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时对漆先生的观点有很好的表述：“漆侠不同意把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割裂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生产斗争作用的看法。他认为，生产力或生产斗争的发展，不仅构成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而且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取决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斗争了。‘在阶级社会中，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不仅紧密地联系着，而且也相互促进着。所谓紧密的联系着，是因为劳动生产者既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又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一身而二任焉。所谓相互促进，是因为生产斗争为阶级斗争的开展创造条件，而阶级斗争则为生产斗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决不能够把两者割裂并立起来，片面强调生产斗争的作用和贬低阶级斗争的作用。’”[49]虽然当年讨论历史发展动力、封建社会分期、农民战争性质及作用不可避免要受到极左政治的影响，但是漆先生的观点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独立思考得出的，实际上也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原意。
七十年代后期，漆先生在专力研究宋代经济史的过程中，加之对《资本论》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漆先生认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关系之发展史的一门学科，研究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制约下发展起来的，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什么样的反作用。并在其联系、制约和作用中观察它们之间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直接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经济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实则就是阶级关系。
五六十年代以来，受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影响，日美欧学者曾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甚至用“煤铁革命”、“绿色革命”等字眼来形容，台湾及海外华人学者
也称宋代农业据当时世界最高水平。[50]这些论点大都是从技术创新、生产能力提升以及人口数量增加等指标来衡量的，而以社会经济关系变化为主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高度的代表著，是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漆侠先生提出两个著名的观点：其一，“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同时，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其二，把宋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状况概括为北方不如南方、西部不如东部。大致以淮水为界，淮水以北的北方地区的生产不如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即北不如南。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自北方转移到南方。即使在南方，若以峡州（湖北宜昌）为中心，北至商雒山秦岭，南至海南岛，划一南北直线，又表现为西不如东。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而西不如东，则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表现了质的差别。[51]
这两个观点虽然也注重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等四个方面证实宋代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唐代，但更重要的是立足生产力发展促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考察，漆先生在《宋代经济史》绪论中把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处于封建制度确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处于庄园农奴制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处于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而宋代又处于租佃制发展的最高阶段。根据这个划分，不论是纵的方面宋代处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还是横的方面宋代境内西不如东，都是以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阶段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关系立论的。同理，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也是说淮水以北以南都建立了以租佃关系为主的先进制度，因而它们之间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别，处在同等发展水平上。
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重新考察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漆先生在《王安石变法》（增订本）序中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依我来看，这本书的情况是，第一部分有关宋代立国规模和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来自于先师邓恭三先生多年的研究，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第二部分有关新法的制订和实施，是通过对大量事实材料的钩稽而写成的，但无任何出奇制胜之处，只要认真读书都可以达到或超过现有水平。第三部分有关变法过程中的斗争，是我用心思索致力之处，为前人从未道及的。不论怎样说，这本书不是依样葫芦，而是力图打破陈规，把王安石变法的研究纳入科学的研究轨道。”漆先生所言打破陈规，即是从社会经济关系重新审察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所在。漆先生以为变革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陈旧制度是王安石变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重要表现，但变革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什么？漆先生认为他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尔后，经过对宋代经济史十多年的研探，漆先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劳役制的问题，即：在农业中以募役制代替差役制，手工业中以招募制代替应役制，而在商业中则有纠行负役的问题。进而指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残余劳役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王安石变法对残余劳役制的变革是王安石经济变革意义最大的变革。[52]众所周知，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步减轻或消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主要特征，王安石变法对残余劳役制变革的进步性也由此得到彰显。《王安石变法》一书对王安石变法是维护和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了充分的论述，而对自耕家特别是其中上层农民的关系虽有涉猎，但尚不够清晰。到20世纪90年代，在为《汴京梦断》一书做的“序”中，漆先生对此有了新的全面的表述：变法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组成)，稳定中间阶级(中下层地主阶级和上层农民)，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宋封建统治。[53]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使得社会经济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54]
斯人虽去，斯文犹存。漆先生的学术道路、学术建树和治史特色及品格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后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位卓尔不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感谢同门学兄程民生、刘秋根教授提出的修正意见。
注释：
[1] 北大诸贤共识治史应有之基本信念与原则为：（一）治史应以直接之原始史料为本；（二）史料真伪之鉴定（订）为史家之首要工作；（三）史学研究必以逻辑推理原则进行；（四）历史解释与论点必本之于可信之确实证据；（五）历史研究必先考究方法。至于修史、写史大原则上诸家之共识，则为：（一）注重史事解释之系统化；（二）讲究推理逻辑；（三）特重贯通结构之专著（文、书皆然）；（四）行文注重文法、文体、征引注释、字句标点。《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1907-2007）纪念论文集》，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