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11月11日，本报“对话”版曾刊发吴承明先生的专访。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看到这篇专访后，纷纷来电询问先生近况。作为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先生的道德、学问均为典范，对于他的离世，我们表示深深的悼念之情。
2011年7月8日，一代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先生走完了94岁的精彩人生。先生谦虚谨慎，为人师表，待人以诚，识人唯长，奖掖后学，支持创新，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导师。痛惜先生仙逝的同时，作为吴门弟子之一的我，更深感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
1985年，我跨入经济史研究的门槛，随刘佛丁教授攻读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我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先生让我从读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入手，进入该领域的研究。1986年暑假，刘先生带我到北京拜访经济史学名家，我得以与吴承明先生相识。吴先生得知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非常支持，询问了我已经掌握的资料情况，随即介绍了国内外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和资料。他从书架上取下刚刚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文版告诉我，费维凯对张仲礼先生所作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的估计做了修正，他觉得修正后的数据更合理，建议我使用，并递给我卡片，让我抄下了相关数据。可以说，从我开始涉足中国经济史研究，即得到吴先生的指导。当年，我完成了《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上。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我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先生则给予鼎力支持。
1988年5月底，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吴先生应邀到南开主持了我的论文答辩，对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滦煤矿的资本集成和经营效益分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答辩委员会决议中使用的“创新”一词是国务院学位办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和评价。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当年年底，我得到赴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行前，即1989年暑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课题组在北京开会，我得知消息，渴望与会学习经济史学前辈的高论。吴先生作为课题主持人和会议主持者欢迎我与会，并提出让我在会上报告我的赴日研究计划。在老一辈资深经济史学家面前班门弄斧，我很是胆怯，但吴先生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为我打气助威。就这样，我的“中日近代化过程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诸位学界前辈的指导。我赴日前，先生写了三封推荐信，将我介绍给他的日本朋友。在日期间，我完成了用刘易斯—兰尼斯模型，即二元结构理论比较中日近代化过程的研究课题，用英文在日本发表。回国后，我去拜访先生，奉上拙作请他指教。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肯定了我的研究，“王玉茹有篇《二元结构与经济增长》，从社会背景、农业、工业、消费、投资六个方面比较1880—1930年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日本以外，中国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还少见，似应提倡。”
东瀛访学期间，不止一位先生曾希望我在那里继续学习，但我考虑到自己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术的根基在中国，还是应回国随名师深造。1991年春，我访学归来，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刘佛丁先生说：该教的我都教你了，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有问题可以随时讨论，你还是再换一个高人指导你博士阶段的学习吧。一直有做吴先生入门弟子梦想的我，随即向吴先生提出报考的请求。考虑到时年我已37岁，如果脱产读书，毕业后找工作将失去年龄优势，且南开也不会轻易让我离开，于是先生提出，他做南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指导我在南开在职攻读学位。这样，回国之后，我即参加并顺利通过了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开始随吴先生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三年的时间中，先生分文未取，我定期赴京接受吴先生单独的专业课面授，每次先生1—2个小时涉及古今中外、理论与实证的讲授，回津后我都要读一摞书来消化理解，先生为我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对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我有以下考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开始对市场问题感兴趣，直接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出版了几部研究专著，他们研究的理论前提都是假设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要与他们对话，就要从根本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先生赞同我的想法，但市场问题太大，先生建议我从物价入手，探讨近代中国市场的发育程度。因为物价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抓住这个问题就抓住了要害；同时，我供职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笔就是南开物价指数，前辈为我的研究积累了很好的基础，我也可以将南开物价指数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相对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创了近代中国要素市场研究的先河。1994年5月底，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不久，为配合当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商学院联合几个学术期刊主办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讨会，《中国经济史研究》计划组织刊发一组专题研究论文，先生将我的博士论文中要素市场的研究部分推荐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并写信对论文内容如何删减作了具体的指导。作为中国要素市场研究的第一人，我在研讨会上作了大会发言。
先生对年轻人的提携从不以是否与他的学术观点一致为前提，先生有一句名言是“指导论文是不带观点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该支持”。与先生相识以来，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与先生不尽一致，但他总是为我介绍和补充我还未了解、有助于支撑我论点的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资料，使我的研究更扎实、更具科学性。至今，我还保留着先生为我修改博士论文的手稿。先生先后为拙作《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增长、发展与变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研究》作序，对我从资料比较集中的个案即企业史入手，转入宏观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的学术成长历程给以肯定。先生认为，“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由经济到包括政府行为和文化传统的制度史的研究，是适应当时的学术潮流，对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治学途径”，“也反映了她在经济史研究中不断开拓、创新和渐臻成熟的道路”。
追随先生25载，先生为人、为学、为师皆为楷模。先生去了，作为弟子，我将继续先生未竟的学术事业，学习先生做人、为师的风范，为中国经济史学的繁荣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