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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三省在《通鉴音注》一书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宋室情怀。对宋王朝称谓的亲切和对宋朝地名的沿用，可以看作是胡三省对宋王朝的深切怀念，而其义不臣元、隐居著书、对宋氏灭亡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看作是胡三省宋室情怀的最高展露。在这股情怀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情结的延续和反映。胡三省本此文化，即礼，去思索历史的走向、臧否历史人物和关注现实人生，形成自己独特的史实评论和注释。
关键词：胡三省；宋室情怀；文化情结；礼
胡三省（1230-1302），原字景参，后改字身之，浙东宁海人，曾做过南宋的地方县令。元灭南宋后，决意不仕新朝，隐居著述。其中著作，只有《通鉴音注》一书流传下来，成为阅读《通鉴》的必备书。但胡三省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忽视。诚如前人感叹：“一若身之于擅长地理外，言论行谊，举无足述者。呜呼！《鉴注》全书具在，岂特长于地理已哉！《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志名之下，身之殆可谓真隐矣。”[①]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垣于抗战时期，深悲山河沦丧、国运日衰，悟到胡三省注《通鉴》时的心境，花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一书，对胡三省和《通鉴音注》作了全面的阐发。建国以来，研究胡三省的论著渐多。有从历史来考订其身世背景的，认为其在过去的历史中实为一隐者[②]；有论其学识和人格精神的，认为其学识渊博、精神伟大[③]；也有专门研究《通鉴音注》在考证、注释史实方面的伟大成就[④]；也有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胡注在训诂、校勘方面的贡献[⑤]；还有从思想角度来考察胡三省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等[⑥]。这些探讨丰满、拓宽了对胡三省的研究。笔者综合前人研究后发现，对胡三省的宋室情怀，前人较少专门的研究[⑦]，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考察其思想和宋室情怀的，亦不多见，故笔者从这两方面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通鉴音注》为例，对胡三省的宋室情怀和文化情结做一简要的概述。
一、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
钱穆曾言：“治史当必备一番心情，必以国家民族当前事变为出发点。……史学是大群人长期事，不是各私人之眼前事。若无关心民族国家的一番心情来治史学，则正如无雄之卵，孵不出小鸡来。”[⑧]胡三省生活于宋元交替之际，亲眼看到宋朝在异族的严重压迫下，政治是那么腐败，又眼见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精神不断受到剧烈的冲击。“他要揭露宋朝招致灭亡的原因，斥责那些卖国投敌的败类，申诉元朝横暴统治的难以容忍，以及自己身受亡国惨痛的心情”。[⑨]因此，《通鉴音注》是胡三省一生精气的结晶，是血与泪的凝聚。其中那股若隐若现的宋室情怀是全书的一条主线。
（一）对宋王朝的怀念
南宋灭亡后，胡三省隐居著书，少问世事，然对宋王朝却始终不能忘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对宋王朝的称谓。南宋灭亡后，胡三省以宋朝遗民自居，在《通鉴音注》中常称“宋”为“我宋”“本朝”“皇宋”“吾国”“国朝”等，而不称“前宋”或“亡宋”。如三国时，吴国吕范为人忠诚，极为吴王所信任。胡三省注：“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窦仪，事亦类此。”[⑩]而在“粮料使”一条下注释：“粮料使：主给行军衣食，我宋朝随军转运使即其任。”[11]又如注“全义岭”曰：“武德四年，分始安置临源县，大历三年，更名全义，属桂州。国朝改全义为兴安，县在桂州东北一百五十里。”[12]从“我宋” “本朝”“皇宋”等称谓中可以考见胡三省对故国感情的深厚。
其次,多沿用宋朝地名注释地理。顾炎武曾于《日知录》中言：“宋胡三省注《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引陈元靓之言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临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引陈元靓之言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13]此语诚得胡三省注疏之微意。胡三省长于地理，曾言：“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着笔乎！”[14]，又言“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15]。其言被后世注地理者奉为准则。其注地名时，多采用宋朝地名。其注“新都郡”时言“（孙）权分歙县为徙新、新定、休阳、黎阳，并黟为六县，置新都郡；……皇宋改徽州”。[16]注“金乡”曰:“金乡县，后汉属山阳郡，晋属高平郡。……我宋属济州，县在州东南九十里。”[17]同一笔法，胡三省在“枝江”下注到“枝江县，自汉以来属南郡，春秋之罗国也。……我朝熙宁六年省枝江为镇，入松滋县”。[18]又如卷210引《临海记》注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视之如一，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飞泉，垂流千丈”，然后在其下注到：“时属台州唐兴县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19]这些均是胡三省沿用宋朝地名来注释地理，若不得已时引用元朝地名，一般则以“大元”标出，除《日知录》所引之外，散见于整部《通鉴音注》的还有很多。如注“北朔州”曰：“后齐置朔州于古马邑城，于西河郡置南朔州，故谓马邑为北朔州。大元以朔州置顺义节度，领鄯阳、窟谷二县，而以马邑县置固州”。[20]又在“丰州”一条下注释：“丰州，汉朔方临戎县地；隋开皇五年置丰州。……大元以丰州置天德军节度，属大同府路。”[21]
从胡三省对宋朝的称谓及其地名的沿用，可以想见其对宋王朝的深情。然而元朝脱脱等编纂《宋史》，明朝宋濂等编纂《元史》，均没有给胡三省立传，《宋史新编》也没有《胡三省传》，其隐没于历史中、无闻于后世，不可谓不久。民国柯劭忞作《新元史》时才为其立传，附于《马端临传》后，但也只是寥寥数语；而且，将其归入元代，笔者认为，这实在不符合胡三省本人的身份和意愿。
（二）亡国之痛及其反思
人苟非天良丧尽，莫不有爱国之心，然不经历国亡，不知国之可爱。胡三省历经亡国之痛，故于《通鉴音注》中，常流露出对故国的哀思。如在乐毅引兵攻打齐国，齐危亡在夕时注释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法章已立而保莒。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余，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22]其意似有所指，陈垣认为“此深有感于帝昺崖山之败也”，[23]然笔者认为并不明晰。当司马师在并州胡反叛时，引咎自责，不讳败推过，司马光对此引习凿齿之言赞誉有加，胡三省不禁感叹：“呜呼！此贾相国之所以败也！”[24]此时的胡三省竟不禁大声疾呼，直抒其对宋朝的感情。又如刘宋周郎上疏，认为“侈丽之源，实自宫闱开之”，胡三省不禁大声疾呼：“呜呼!我宋之将亡，其习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辙也。呜呼！”[25]从这些或明或暗的感叹中，可以考见胡三省作注时的心情及旨趣。
而对于南宋战败之耻、亡国之痛，胡三省更是难以忘怀，甚至痛哭流涕。如“屠城”一词，意义浅显，本无须注释，胡三省却在“速斩魏齐头来！不然且屠大梁”一语下郑重注到：“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26]此盖有感于大元攻宋时屠城之惨。而对于后晋之灭，晋主上降表于契丹，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自称“新妇李氏妾”，胡三省若切肤之痛，写到：“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其后又捶胸哀嚎：“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27]胡三省对于后晋之亡，等同于南宋之亡，故其感受极为深挚和沉重。
其中襄阳之败，胡三省尤三致意。首先在韦叡力战不退、以勇却敌之策略下写到：“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28]其后又屡屡借助史事大加慨叹：“呜呼！吾国之失襄阳，亦以水陆援断而诸将不进也。”[29]“呜呼！比年襄阳之陷，得非援兵不进之罪也！”[30]在胡三省看来，襄阳的失利，主要原因是由于援军的断绝和南宋诸将的不进。
亡国之痛，上至帝王下至凡庶，历代一辙，然而贵能对其进行反思与检讨。清儒王夫之曾言：“呜呼！士不幸而生于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庙已墟，六宫尽辱，宗子无余，举国臣民寄死生于异类之手而听其嚼齿，奸宄施施且拥叛逆而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31]此亦盖忠愤激昂之言。许多有志节的士人，他们在国灭亡后并未以身殉国，而多隐居不仕，通过对历史的追问而进行反思，以寄望于将来。胡三省就属于此类。他以宋室遗民自居，义不臣元，隐居著述，常借助论史来反思宋亡之由。或感慨宋室吏治之腐败，哀民生之多艰。如梁武帝时赋民间粮食以充军食，胡三省写到：“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历唐至宋而民始不胜其病矣。”[32]可知宋时和籴政策的病民。对唐中宗令崔、郑诸人掌铨衡，导致吏部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胡三省大声感叹：“选法之坏，至于我宋极矣。吏部注拟，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阙，伺之者又不特一人也。岂止逆用三年阙哉！”[33]由此可知宋朝选举制度的腐败。或者痛心南宋偏安、不思进取，举国君臣以歌舞湖山为乐。如楚襄王不顾其父怀王客死于秦的大仇，胁于秦之武力，而与之通婚。胡三省在司马光的评论后又注到“谓楚襄王父死于秦，是仇雠之国也，忍耻而与之婚。”[34]其有感于宋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之事不言而明。而于宋武帝刘裕对音乐“正因不好之，故不解也”之言语大加赞许，认为“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省矣”。[35]对陈人柳彧“请禁元宵夜晚游玩”之建议，深有体会，写到：“观此，则上元游戏之弊，其来久矣。后之当路者，能不惑于世俗，奋然革之，亦所谓豪杰之士也。”[36]从这些感慨与评论中，可以看出南宋风俗的奢靡以及胡三省对南宋君臣歌舞河山、忘却国亡之举的痛心。因此胡三省对于国家治术的见解常寓意极深。
陈垣先生有言：“南宋国势孱弱，百年大计，争持于和与战之间，结果和与战皆失，驯至亡国，可慨而已！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趁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勿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37]此语道出胡三省论治术的苦心。如唐德宗欲向吐蕃借兵平乱，李怀光极言不可，并力呈借吐蕃之力以平乱有三害，对此胡三省赞道：“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38]胡三省虽然看不起李怀光的为人，但对其陈吐蕃三害亦极为赞赏，实在深得孔子“不以人废言”之良训。胡三省又在蒙逊借助于夏，以退秦师之策略下感叹“是以亲仁善邦，国之宝也”。[39] 均可见胡三省重自强之策以立国。
然中原沦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胡三省、王夫之等人看来则是部分中原衣冠人士，为求荣华，不惜自弃父母之国，导他国之兵以戕害父母宗国。此种人“于家为败类，于国为匪人，于物为禽虫，偷视息于人间，恣其忿戾以徼幸”，[40]最为可恶，故胡三省给予了无情的披露。如赵廷寿父子贪求荣华，不惜投靠契丹，引兵戕害宗国。胡三省极为痛心而愤怒的写到：“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晋，藉寇兵而齐盗粮，中国自此胥为夷。……赵廷寿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机浅也。”细细品味其语气，其心情不难想见。其后契丹主当赵廷寿的面宣称“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胡三省不失时宜地感叹：“赵廷寿闻契丹主此言，可以绝望矣。”[41]在胡三省看来，贪求他国富贵而背弃父母宗国，是不能立于此天地之间的。
因而对于南宋降敌诸将，胡三省既伤其失身于异类、于名节有亏，更痛心他们导他国之兵以戕害宗国。故在《通鉴音注》中郑重写到：“背父母之国，不念坟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从蛮夷之俗，是弃冠带也。”其语陈垣认为“为宋末诸降人言之”。[42]此有一定的可能，然不十分明晰。但对于南宋守臣之先后降元，导致南宋疆场入于敌手，（陈垣曾言：“不因刘整、吕文焕，元不得泸州、襄阳；不因陈奕、范文虎，元不得黄州、安庆。”）胡三省是深有感触的，故当梁臣游肇上书言“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之时，不禁慨然写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业，魏不得寿阳。游肇之言，可谓深知当时疆事者。”[43] 其伤南宋降元诸将之心，卓然可见。
二、胡三省的义不臣元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不仅表现在对宋王朝的深切怀念及其对宋室灭亡的反思中，更表现在其义不臣元上。元灭南宋，拥有中原，武功之盛，史所罕见。然胡三省等却坚持不仕新朝，而以南宋遗民自居。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元初统治实大异于中原自古之传统，胡三省等人在心理和文化上不能认同。
元以部族拥有中原，起初统治，颇有部族之风，认为马上得天下，当以马上治之，故对中原文化，颇不以为然。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元人曾言“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又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又欲分裂天下州县，亲赐亲王大臣；于攻下汴京时，又欲尽屠全城之人，均因耶律楚材力谏而止。[44]吕思勉先生曾言：“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的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他所喜欢的是工匠，他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聚敛的政策。”[45] 而对于元人统治的种种不适应，胡三省均有所回应。
（一）关于元初贱儒
元初统治，最令世人反对与诟病的则是政治上极端贱儒，认为儒术无益于国，而儒士“既不能执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筹握算为主人殖货财，又不能为医匠打捕，供主人特别之需求，又不能如农民可以纳赋税”，[46]故欲毁之。后虽因耶律楚材力谏而止，然“十色人”之风终长期弥漫于当时之社会，视儒士与娼妓、乞丐同列，此为胡三省等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所不能接受、所不能容忍，故于《通鉴音注》中恒言儒术儒士的重要。如唐太宗平定祸乱后，选弘文馆学士如虞世南、欧阳询等人，日夕与之讨论国事。对此胡三省写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7]而五代时张昭远上疏，请选师傅教导诸皇子，使之明礼义之重、识安危之理。胡三省于此连连感慨：“自梁开平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论时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也。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国哉！”[48]“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等云云，可知儒者、儒术在胡三省心中的位置。
胡三省不惜大书特书于此，盖既伤元初士流之贱，又闵怀宋室优士之策也。宋朝一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因此，一方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进士一登第即释褐，而且登科名额，较唐代为优，至宋仁宗嘉佑二年，诏进士御试，例不得黜落。一方面又提高了文官的待遇，比如官俸之逐步增添，祠禄（为大臣退职之恩礼），又有额外恩赏，复有恩荫（有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姓亲，乃至门客）[49]。在社会如此的提倡与扶持下，儒士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对国朝掌故、历代典章制度亦多涉猎，对历史文化较为熟悉，在实际的政治、社会中承担着一份责任。因此胡三省对于历史上的重文制度详加留意，多给予注解和评论。如弘文馆，先引《唐会要》和阁本《太极宫图》详注其在唐朝的变迁，然后郑重写到“即我朝之崇文馆也。避宣祖讳，改‘弘’为‘崇’”。其自豪之情寓于言表。同时也对重文之风进行反思。在皇甫镇为义而死之下反思曰：“士为知己者死。皇甫镇有焉。科举之设，乌足以尽天下之士哉！”[50]就认为科举制不足以尽天下人才。而对宋朝重文轻武、重议论而轻实践的风气亦认为有很大的弊端。胡三省认为沈括等人对军事的议论详则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51]对唐太宗初政，不亲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而亲封德彝之举，胡三省大为赞赏而感慨后之为相者，“其心无所权量，但曰:‘亲君子，远小人’。未能有济者也”。[52]此为胡三省对宋朝“重议论而轻实践”之风的反思。另一方面又对宋朝重文之风进行反思，认为文人亦有过错。其在卷284就反思到：“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贲已为文宗言之。李彦韬、史弘肇当右武之世，张其气而奋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责，然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盖亦反其本矣。”[53] 所谓“吾党亦有过”云云，大概指南宋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而言。
（二）关于元初重货利、逐聚敛
元初政策遭后人批评的，除极端贱儒外，便是重货利、逐聚敛。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元太宗时定天下赋税、地税、商税、盐税，时朝廷认为税额太轻，独耶律楚材一人认为税额过于沉重；而当时官员大力聚敛，岁有增羡，自庚寅定课税格，至戊戌课银，增银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为讨好上司，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耶律楚材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元太宗不听，曰“尔欲搏斗邪？尔欲为百姓库耶？姑令试行之”。[54]由此可见元初逐利之风。
胡三省目击当时好货之习不可向还，故其在《通鉴音注》中，对于唐德宗及五代时事，寄慨尤多。如唐德宗好货，惟进奉者则牢记其姓名，胡三省于此作注，似乎意有所指。而元世祖忽必烈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言利之臣，大肆聚敛，害民尤甚，最后其下场多极为悲惨。胡三省目击其事，常借助历史上的相关人物发之。如五代时后晋郑阮贪财好货而又极为骄暴，被石重立因乱杀之。胡三省于此注到：“因乱者，因中原之乱也。史言贪暴之人，不唯难免于治世，亦难免于乱世也。”陈垣认为“此为阿合马言之也”[55]又在卷282“后晋高祖天福五年”一条下注：“计帐时有仓吏于受纳之时，斛面取赢，俟出给之时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与为弊，至今犹然也。”此感慨逐利之风至元时仍未息。
（三）关于元初宗教的摧残
元初第三个遭史批评的是政治上极为重视与中土迥异的佛教，即其喇嘛教。柳诒徵先生曾言：“元之崇奉佛教，自帝师八思巴始。其徒所奉之佛教，即西藏之喇嘛教，与汉魏以来中土佛教迥异。元之诸帝崇奉之，徒以害民病国而已。”[56]吕思勉先生亦认为：“喇嘛教入蒙古，至世祖时大加尊崇。元朝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不崇信的。喇嘛教的僧侣，都佩金字圆符，往来中国和西蕃。所过之处，都要地方官辨差，驿站不够住，就到民间去借住。驱逐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在中原的，就豪夺民田，侵占财物。内廷年年做佛事，所费很多。”[57]于此可见喇嘛教在元朝的地位和影响。而胡三省亲身所值当时佛教的弊害，故于注中借相关史事发之。对梁武帝崇佛、不忍断重罪的慈悲心一语道破，认为此举“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则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58]对于其他帝王崇尚佛教的行为也大发评论，其有感于元初喇嘛教的摧残可见一斑。如卷282言：“呜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则闽国至今存可也。”[59]就认为佛教无益于国存。又如卷286：“噫！熟知缁黄变色，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耶！有国有家者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鉴矣。”[60]此一语道出崇奉佛教对国家的危害，极为发人深省。
清儒曾言：“君子之大事，在仕与隐。仕隐者，君子之生死也。……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隐，有不可不隐，持之以大贞而存其义，酌之以时宜而知其畿，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虚而死不妄。不轻以身试天下，不轻以天下试其身。终身守之，俄顷决之，皆存乎一心。君子之道，仕者其义也，隐者其常也。”[61]
中国古人对于出处语默、进退仕隐，是很看重的，常以道义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故孔子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62]宋儒程子言：“寒士之妻，弱国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择势而从，则恶之大者，不容于千世矣。”[63]清儒王夫之亦言：“乱世之去就，决之以义而已，义定而守之以信。”[64]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道义”在古人心中的位置，不论出处退隐还是乱世去就，均以道义来权衡取舍。
元初政治上极端贱儒、重聚敛、重与中土迥异的喇嘛教，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知道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仿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可见，元代入主中国，经历一百余年，中国自秦汉以来传统的文治政权的意识，始终未能接受过去。他们的政治，始终是古代贵族封建、武装移植的气味。”[65]再加上元以异族武力杀伐而取得天下，与南宋政治，相差实在太远，在胡三省等辈眼里，此实为一乱世，一无道之世。故不愿失身于异类，认为：“失身于异类，则己无身矣。无身而君谁其君，父谁其父，遑及忠孝哉！”[66]
因此于《通鉴》卷6“周民东亡”下郑重注释曰：“义不为秦民也。”此不啻于胡三省自己“义不臣元”的心声。故其“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存其道统于自身，以寄望于来者。
三、胡三省的文化情结——礼
胡三省的宋室情怀，从何而来？其为何视元朝统治为一异族的政治而不愿臣服？笔者以为，此与胡三省所接受的礼教文化有莫大的关联。笔者认为，吾国自有史以来，便用文化，即礼来引导人们、来处理国家政务、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古人统称为四夷）的关系。因天然地理环境和双方文化生活的差异，古人认为，夷狄之与华夏，“天气殊而生物异，地气殊而习尚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67]虽然如此，双方仍然和平往来，互通婚姻互相贸易。只是当双方矛盾冲突加剧时，此华夷之防才特别提出，然多从文化上来区分，少从血统来审视。因此有学者曾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故在中国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限。他们看重文化，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史上之所谓异民族，即无异于指着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 [68]
这种文化——生活习惯和政治方式——即为一种华夏中原自古相传的礼。
此一礼，实为中国古代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作用略相当于今一国之法或国际法。小而言之，为个人修养、行事的准则，大而言之，则为国君治理国家、颁布政令、处理外交事宜的指南，是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法则。如《礼记·礼运》言：“礼者，君之大炳也。所以别嫌，明微，摈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69]《左传》将此礼上升到守国、平乱、亡国的高度。如僖公十一年言：“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上下昏，何以长世？”[70]宣公四年言：“平国以礼，不以乱。”[71]故王夫之曾言：“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72]直把此礼上升到国家存亡、上升到“道”的层面。
（一）礼以变夷
综上所述，此礼实为中国古代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国际法。古人用此礼来治理国家政务，又用来处理民族关系。其中一重要的原则即为以华变夷，使先王之声教达于四海。《论语·子罕篇》言：“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3]《孟子·滕文公上》亦曰：“吾闻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74]均是以华变夷思想的流露。此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是很正常而普遍的。胡三省亦不列外。他也希望能以华变夷，常保此祖辈相传之衣冠文物。然此事实为不易，故屡叹以华变夷之难，其在卷111就感叹：“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之后始振。盖代北以右武为俗，虽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呜呼！平凉之后，儒风虽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迁洛时，未尽改也。用夏变夷之难如是夫！”[75]其感慨以华变夷之难，不言而喻。然若他国之人能习中原文化，尊重华礼，则善之。如石勒，虽为胡人，但能尊重士人，尊重中原文化，禁止兵卒凌暴衣冠之士，故胡三省赞道：“勒，胡人也。能禁其丑类，不使陵暴华人及衣冠之士。晋文公初欲俘阳樊之民，殆有愧焉。”[76]又曰：“石勒起于胡羯饿隶，而能如此，此所以能跨有中原也。”[77]
而对中原之国，复用夷狄之礼，及因战乱等因素导致中原淳厚之民风沦为夷狄犷戾之风，则伤之。魏孝武帝即位，用代都旧制。对此胡三省感叹：“魏自孝文帝用夏变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汉武之制。今复用夷礼。”[78]细细品味语气，“今复用夷礼”，其失望、痛惜之情如在目前。又在卷240下写到：“考之《汉志》，汝南户口为百郡之最。古人谓：汝颖多奇士。至唐而犷戾乃尔，习俗之移人也。呜呼！吾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79]其“吾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语，既伤汝颖风俗之变，亦感慨中原风俗，在元人的统治下，逐渐沦为犷戾。
然虽痛心中国之沦为夷狄，胡三省却坚信正统在华不在夷，中原虽沦入夷狄之手，但非天命，终会恢复。在卷100胡三省就郑重写到：“古者荆蛮之俗，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负、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时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负、殊吠尧刺由，知各为其主而已。”[80]又于卷103“王猛劝秦主好事江南”下写到：“王猛事秦，亦知正统之在江南。徐光之论非矣。”[81]胡三省反复强调“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大概在他的眼中，“正统”即代表着文化与天命，正统不亡，即为文化的再生；而文化的延续，即为正统的相传。
（二）礼以论人
因此，在胡三省的眼里，并没有严格的民族界限，他只以文化（即当时中原自古相传的礼）来对待当时的民族交往。当他族之人能以礼让为国，重视华夏之衣冠文化时，则赞许有加；若其违礼乱行，离经叛道，则必贬损之，虽帝王将相及华族之人也不能避免。胡三省以此来臧否历史人物，形成其独特的论史方法——重德不重位。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看重其德行而非名位，从其对华歆、邴原和管宁三人的评论，可以看出。
卷67胡注：华子鱼有名称于时，与邴原、管宁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邴原亦为操爵所糜，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 呼！[82]
而尤其看重其臣节操守。如李业拒不受公孙述的征辟，胡三省认为其志节可嘉，大笔勾勒到：“（李）业，平帝元始中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之不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夫既不仕于莽，其肯为述起乎？”[83]而对于保自身长寿而无益于家国的，如苏威，则叹其“不如早夭”；对段秀实等不避权贵、守正不阿的行为，则极为称颂，认为“其事业风节，卓然表出于唐诸将中。”[84]对于那些为保自身禄位而背弃宗国、视人君如路人的，则必加鞭挞。如李崧、冯道等人，视国亡如儿戏，故言“二人历唐、晋，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85]
胡三省对女性的评论，也以礼为标准，不计其权位与声望。当唐昭宗已被杀害，其妻何太后求生于蒋玄晖，辞极哀婉。对此胡三省感叹到：“昭宗已弑，裕与诸弟稍长，相继而死，事也至此，后之母子独能全乎？”[86]认为何太后偷生无益。其后，何太后亦因蒋玄辉而死。胡三省感慨万千：“何后祈生于蒋玄晖，而卒以玄晖死。屈节以苟岁月之生，岂若以身殉昭宗之不失节也！”对身份极为尊贵的何太后，因德行品节有亏，不能一死以全节，而置不满之词；而魏时司马昭作乱，杀害高贵乡公，尚书王经不从，将其逮捕入狱。经辞别老母，其母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其所。如此并命，何恨之有！”胡三省于此不禁感叹：“非此母不生此子。”其对王经老母极为钦佩和赞赏。又五代十国时，高彦俦之母以忠义教子，及孟氏亡，蜀国仅高彦俦一人能以死殉国。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胡三省感慨到：“妇人志节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87]对微名不显的妇人赞赏有加，对身份极为尊贵的何太后，却置不满之词，正是胡三省论人重德不重位的体现。
（三）礼以明道经世
胡三省又本此礼去关注人事，考察社会风气的兴衰，形成其独特的史鉴目的——经世明道，即从历史中去考察国家的治乱兴衰、礼乐兵刑、民情风俗等，以定当前行事之得失，为来者诫。故清儒王夫之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着，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8]
由此可知历史在中国古人的眼里，不仅仅徒兹考证，以炫耀其博，以背诵记忆其掌故而已，它有自己的价值与最高的要求。“史术之正，在以道济天下，参赞化育，礼乐兵刑，经纬万端，非徒智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正一国已也。……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最重者也”，[89]柳诒徵先生此语道出中国古人对历史的总体看法，也道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最终志趣。
胡三省注《通鉴》，最大的目的便是以史为鉴，故不惜一生精力，对此1362年的历史进行详细的探索。其史鉴的第一表现，便是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推崇。曾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胡三省就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乱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其后又于注中大加感叹：“史极言齐氏政乱，以启敌国兼并之心，又一年而齐亡。有天下者可不以为鉴乎！书名《通鉴》，岂苟然哉！”[90]“呜呼！兼并易也，坚凝之难！读史至此，盖亦知其所以得，鉴其所以失，则知《资治通鉴》一书不苟作矣。”[91]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极为推崇，就认为其记载多有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可以鉴往知来，非苟然为史而已。
其次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和制度得失，胡三省也进行了探讨和反思，深有见地，并非空发感叹，托诸空言。如燕云十六州，是北宋政治上一个极大的问题。自宋太祖和宋太宗征辽失败后，遂形成辽与北宋对峙的局面。历代评史者对此均有感慨。胡三省亦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论述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在于石敬瑭的贪婪。在卷278就言：“时幽州有备，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横帐，居捺剌泊，出寇云朔间。……是后石敬瑭镇河东，因契丹部落近在云、应，遂资其兵力以取中国，而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为北方引弓之民。”胡三省所言“燕云十六州之地，遂为北方引弓之民”，一“遂”字，包含万千。其后又言：“人皆以为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92]胡三省引相关书籍论述燕云十六州的关键在于东部燕、蓟诸州，以及营、平诸州，而非燕云十六州本身，其观点深有见地。继而痛伤十六州的丧失，认为“北不得燕、云，……宋人以为千古之恨”。[93]宋人云云，亦是胡三省自己的心声。而在卷292又感叹：“唯幽燕不可得而取，至于宣和，则举国以殉之矣。”[94]则其语气更为沉重也。
胡三省经世明道的第三个表现，则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即关注现实人生，对种种是非得失进行评论与研究，以期符合于礼。胡三省晚年在元初统治下度过，目击当时许多不合于“礼”的风气习俗，于《通鉴音注》中微微透出。“呜呼！自短丧之制行，人之不知礼也久矣！”[95]此为伤元初实行短丧之乱礼。在《通鉴音注》中又言“元瓘笃友悌之义，元璙知忠顺之节。兄弟辑睦，以保其国。异乎夫己氏者矣”。[96]此为胡三省伤元室之同室操戈、自败伦纪。“夫己氏”指元世祖兄弟，陈垣认为“此为胡注贬损当世之最显著者”。[97]
更可贵的是胡三省能据今以证古，从当世之现实，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西汉时国力强盛，威震西域，汉使节入西域益得其职。“益得其职”，颜师古注：“赏其勤劳，皆得拜职也。”胡三省却重新注到：“余谓颜说非也。此言汉使入西域，诸国不敢轻辱，为得其职耳。得职者不失其职也。”[98]
而对于康居自恃强大，侮辱汉使以傲视邻国之举，胡三省亦不同意颜师古的注解，而自注释曰：“余谓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汉也。旁国，邻国也。”[99]以上两条解释，胡三省不用颜师古的解释，而别出心裁，另加解释，正是唐宋时代不同所致。胡三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不盲从前人，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一部《通鉴音注》中散见颇多。从这些别出心裁的解释中，可以考见胡三省卓越的史识及其对现实人事的关注。
结 语
“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全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史学必以国家民族大群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由此培养出一番见识与心智，其自身始得成为一历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参加此民族国家历史大趋之人物。其所表现，则在此人物之当身，在其人物之现代，在其当身现代所干之事业。”[100]
钱穆先生此语也可以用在胡三省的身上。当南宋已灭，元氏也兴的大局下，胡三省融入真血性，关注真问题，以国家民族为探究的对象，坚持“国已亡，而天下犹存；政已亡，而道统犹存”的精神，隐居著述，不仕新朝，将一生精力投入到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注解，投入到对此1362年大历史的探究中，以中国自古相传之文化——礼——来考察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来臧否人物贤奸，以寄托亡国之哀思，以延续道统之传承，以寄望于将来，开辟出历史注释的新路径。其本身便是一历史与文化的事业，一人类大群之事业。其志向之大、眼光之远、心胸之广，非一般人所能想往。虽然，其名不显于当世且淹没于身后，然此心此志却融入历史。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胡三省义不臣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气节和爱国行为，而是一种对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爱护、传承和一种道义上的操守与志向情趣的坚持。一部《通鉴音注》融入了胡三省的真血性，闪烁着胡三省的真性格和对历史的卓越见识；它不仅仅是一番陈年往事的记载与注释，更是一番灵魂与心的灌注，一份对大群人生路向的思考和一份厚重而笃实的历史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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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e Comment on Feeling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Cultural Complex about Husanxing ——Cased on Tongjianyinzhu
Abstract: In Tongjianyinzhu , Husanxing discloses the intens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We may regard giving a kind appellation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continuing to use the geographic name of Song Dynasty as the deeply yearn of Husanxing to Song Dynasty ,and his righteousness not to yield Yuan Dynasty , living in seclusion to write books and making a deep introspection about perdition of Song Dynasty , may regard as his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being displayed highly。Behind th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 , in fact, it is a continuity and reflection on cultural complex. Husanxing often uses the culture, namely Li,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historical trend, judg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life, forming himself unique comment and annotation on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 Husanxing；the feeling of Song Dynasty；cultural complex；Li
注释：
[①]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解释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69页。
[②]陈国本：《胡三省生平与著作简况再评》，《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胡克均：《胡三省蒙昧草野六百载初探》，《盐城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胡克均：《胡三省生平及其资治通鉴音注》，《台州师专学报》，1995年1期。薛秀霞：《胡三省及其通鉴注述评》，《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冯端林：《胡三省的史识和史才》，《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8期。方如金：《论胡三省的治史态度和人格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④]仓修良：《胡三省通鉴注简论》，《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陈国本：《胡三省论注书》（上下），《盐城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第4期。陈国本：《再评胡三省论通鉴书法》，《盐城师专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⑤]李萍：《从文献学角度看通鉴胡注之特点》，《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张后武：《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文献学成就》，硕士论文，2007年。
[⑥]陈润叶：《胡三省历史观初探》，《零陵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陈润叶：《明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胡三省》，《零陵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培华：《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河北学刊》，1996年第4期。贾一平：《通鉴胡注军事史论研究》，硕士论文，2010年。
[⑦]虞云国：《胡三省宋史观探微》，（《史林》，2006年第5期。）主要论述胡三省对两宋大格局、北宋统一与制度建设和南宋政局的曲折走向等方面的评论。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从本朝、校勘、考证、辨误、评论、感慨、治术、民心、夷夏、臣节、释老、货利、生死等20个方面论述胡三省及其《通鉴音注》，是研究《通鉴音注》最早、最全面的论著。
[⑧]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三联书店，2010年，第55页。
[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
[⑩]［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1，中华书局，1982年，第2251页。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3，中华书局，1982年，第7152页。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2，中华书局，1982年，第8535页。
[13] 陈垣：《日知录校注》卷13，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789页。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7，中华书局，1982年，第2440页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1，中华书局，1982年，第8122页。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5，中华书局，1982年，第2096页。
[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2，中华书局，1982年，第3214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5，中华书局，1982年，第3637页。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 中华书局，1982年，第6669页。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2，中华书局，1982年，第5360页。
[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中华书局，1982年，第5858页。
[2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131页。
[2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评论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137页。
[2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中华书局，1982年，第2402页。
[2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7，中华书局，1982年，第4007页。
[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中华书局，1982年，第162页。
[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5，中华书局，1982年，第9323页。
[2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6，中华书局，1982年，第4571页。
[29]［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8，中华书局，1982年，第4622页。
[3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3，中华书局，1982年，第9559页。
[31][清] 王夫之：《宋论》卷9，中华书局，2009年，第165页。
[3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6，中华书局，1982年，第4848页。
[3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中华书局，1982年，第6635页。
[34][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121页。
[35][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4，中华书局，1982年，第3582页。
[3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中华书局，1982年，第5471页。
[3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
[3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30，中华书局，1982年，第7403页。
[39][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0，中华书局，1982年，第3787页。
[40][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2008年，第402页。
[41][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1页。
[4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解释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59页。
[43][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47，中华书局，1982年，第4609页。
[44][明] 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58页。
[45]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3页。
[46]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58页。
[47][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82年，第6022页。
[4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6，中华书局，1982年，第9026页。
[49]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44页。
[50][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3，中华书局，1982年，第8233页。
[51][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中华书局，1982年，第191页。
[52][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中华书局，1982年，,第6053页。
[53][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4，中华书局，1982年，第9285页。
[54][明] 宋濂：《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463页。
[5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货利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398页。
[5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6页。
[57]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
[5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9，中华书局，1982年，弟4935页。
[59][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2，中华书局，1982年，第9216页。
[60][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0页。
[61]［清］王夫之：《宋论》卷14，中华书局，2009年，第245页。
[62][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06页。
[63][宋] 朱熹 吕祖谦：《近思录》卷7，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
[6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2008年，第133页。
[65]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62页。
[6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8，中华书局，2008年，第519页。
[67][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中华书局，2008年，第372页。
[6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3页。笔者按：华夏与四夷的区分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亦可以从古人对华夏二字的解释看出。《左传》管仲云“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魏绛云“诸华必叛”，孔颖达疏：“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见《春秋左传正义》卷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又唐代皇甫湜《东晋正闰论》言：“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非系于地。”（此引自柳诒徵先生《国史要义·史统》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69][清] 朱彬：《礼记训纂》卷9，中华书局，2007年，第342页。
[70][晋] 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
[71][晋] 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2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6页。
[72][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7，中华书局，2008年，第486页。
[73][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13页。
[74][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60页。
[75][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1，中华书局，1982年，第3489页。
[76][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1，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1页。
[77][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87，中华书局，1982年，第2743页。
[7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55，中华书局，1982年，第4824页。
[79][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0，中华书局，1982年，第7745页。
[80][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0，中华书局，1982年，第3154页。
[81][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3，中华书局，1982年，第3269页。
[82][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7，中华书局，1982年，第2134页。
[83][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3，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5页。
[84][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中华书局，1982年，第7240页。
[85][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6，中华书局，1982年，第9330页。
[86][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5，中华书局，1982年，第8653页。
[87][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3，中华书局，1982年，，第9570页。
[88][清]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中华书局，2008年，第135页。
[89]柳诒徵：《国史要义·史术》，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90][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2，中华书局，1982年，第5340页。
[91][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41，中华书局，1982年，第7756页。
[92][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0，中华书局，1982年，第9154页。
[93][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0，中华书局，1982年，第9480页。
[94][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82年，第9526页。
[95][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9，中华书局，1982年，第3458页。
[96][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8，中华书局，1982年，第9086页。
[9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伦纪篇》，中华书局，1962年，第261页。
[98][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中华书局，1982年，第707页。
[99][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2，中华书局，1982年，第1037页。
[100]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三联书店，2010年，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