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博物馆历史研究部 广东 佛山 528000
宋代至明代前期，佛山城市经济已经初具规模，在珠三角地区颇具影响。佛山在明清时期就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和享有突出的城市地位，其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及其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多位学人的关注。特别是手工业的产品种类、总体规模、销售区域等等方面，在国内已跻身首位，享誉“天下四聚”[i]之一和“天下四大名镇”[ii]之一。
一、总论：城市经济、空间与环境
罗一星根据佛山地方志中的散见资料进行研究，并且指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发展史，打破了“先政治、后经济”的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城市的发展模式，走发展经济的模式，整个社会也是将主要精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iii]
何一民从经济功能、城市空间、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等方面对明清四大名镇的佛山、汉口、朱仙和景德镇进行对比研究后指出，明清时期，由于佛山周围丰富的铁矿资源、精湛的铸造技艺、便利的水陆交通、发达的手工行业，使得佛山称为明清四大名镇之一。近代以后，由于佛山河道日益淤塞、外来商品的大量倾销、外来的侵略战争及军阀内战、广三铁路及粤汉铁路的建成而导致商品集散地转移至广州，最终导致佛山经济的衰退，也最终制约佛山城市空间的发展和扩张。[iv]
谭棣华认为，明清时期佛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冶铁、陶瓷、纺织等行业的兴盛和发展是导致明清佛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v]
罗一星从佛山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入手，研究明清佛山家族起源与铸造业的兴盛、商人形成与商业资本、城市空间的扩展与手工业行会的分化与组合、民间教育与民间文化生活、祖庙及其北帝信仰等等，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明清佛山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力作。[vi]
邱衍庆从明清佛山历史地位的评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经济“传统内变迁”的机制，以及对明清佛山城市空间演变规律的解析及风貌特色的评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借助“明清佛山城市”这一载体，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背景下，将研究体系主要定位在城市发展的宏观范畴，以及城市空间结构形态、风貌特色等较为微观的层面，对明清佛山这一既具岭南特色又颇有普遍意义的传统工商业城市代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剖析。[vii]
朴基水曾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的角度，对明末清初以来被称为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一的佛山镇的城市发展进行过考察，描绘了导致佛山镇发展的铁器制造业的实际状况和商业发展面貌，但尚未对实现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商人、手工业者及其组织一一行会和会馆进行深层分析。[viii]
冼剑民、王丽娃指出，佛山是在明代兴起的手工业名镇，誉称为“天下四大镇”之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佛山的城市环保问题日益严重。佛山民众在地方官府和地方乡绅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通过发布告示，制定规约等对佛山的城市环境加以整治。这些保护措施对当时的佛山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当代佛山城市环境保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ix]
二、商人和商业资本
蒋祖缘介绍了清代佛山兴旺发达的工商手工业、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星罗棋布的水上运输等是佛山商业繁荣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和自然条件。[x]
罗一星详细介绍了明清时期佛山商人阶层的构成主要有：铁商、布商、丝商、药商、米商、盐商等十一种之多；明清时期佛山商人的特征；明清时期佛山商人的经商理念等，反映了明清时期佛山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打拼及务实精神。[xi]
关于明清佛山商人资本的来源，罗一星指出，主要有货币财富、地租收入、借贷等五种，资本的形式主要有独家资本和组合资本，资本的发展基本趋势：一是商人将资本投入固定资产，比如商铺、房屋等；二是将资本投向手工业行业，如铸造、制陶等；三是放高利贷，坐收利息。充足的资金有利于佛山手工业等产业的兴盛和发达，对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xii]
王仁杰介绍了佛山在明代成为南中国的冶铁中心的基本情况：从兴盛时间、总体规模、产品种类以及市场范围等方面来看，在江南的地位均居首位。当时虽有陕西柳子镇、汉中、遵化和山西等冶铁中心，但佛山的铁货仍然畅销到江浙等省，可见佛山铁制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显示出很高的商品化程度。明代佛山的冶铁业，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是佛山的商品生产从单一的冶铁生产到综合性的手工业发展的时期：以冶铁业为主干，以陶瓷业和纺织业为辅助，带动了金属加工业、造纸业、中药业、颜料业、爆竹业、衣帽业等诸业的兴旺，是佛山商人集团崛起、商品经济繁荣的时期，是佛山成为岭南中心市场，是佛山传统手工业在传统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xiii]
三、手工业
明清时期，冶铸、制陶、织造、成药、民间工艺品等五大传统行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五朵金花”。[xiv]今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冶铸、制陶及手工业行会、会馆等方面。
（一）、冶铸业
罗一星对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的从业人数、产业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明至清前期是佛山冶铁业的兴盛和持续发展的时期。[xv]
蒋祖缘指出，由于明清时期佛山是珠三角的冶铸中心，因产品的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而被朝廷选为军器生产的基地，在冷兵器时代是对佛山铸造业的一种肯定和褒奖，极大的推动了佛山经济的发展，同时军器的大量生产对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是功不可没的。[xvi]
朱培建介绍了明清时期，以佛山为中心的内地百货批发市场，正是起着广东境内农产品的出口、各省百货批发、满足广东各地所需的一个南中国中心市场。按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的反映，在广东的罗定以及沿着西江两岸广西各县市，都会有不少的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的遗物和商业的遗迹。他通过田野调查探讨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产品的销售区域以及冶铁业与明清佛山商业繁荣的内在联系。[xvii]
邝倩华从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上生产与国防有关的军械，经济上官准私营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炉户的积极性，地理上发达的陆运、水运条件是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xviii]
申小红通过田野作业、走访及查证佛山地方志、族谱等史料中有关铸造业的记载，对佛山现存冶铸遗址进行调查探究。他在该文中指出，宋代至明以前，佛山铸造业初具规模，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颇具影响，至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的产品种类、总体规模、销售区域等等方面，在国内已跻身首位，享誉“天下四聚”之一和“天下四大镇”之一。佛山之所以在明清时间享有如此突出的城市地位和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个中原因固然不少，然其支柱产业——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xix]
朱培建利用搜集到的佛山明清时期的铁钟铭文，对佛山明清时期生产的钟钟的使用范围、目的、资金来源、外形特征等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xx]
申小红通过查阅大量的佛山本地族谱，发现很多族谱中，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世家大族的族谱中有较详细的家族铸造业记载。明清时期，佛山铸造业享誉全国，产品遍及海内外，有“佛山之冶遍天下”之称。铁线、铁锅、铁镬、铁钉、铁链、铁砧、铁针、农具、军器和钟鼎等产品以其质量上乘而畅销全国各地。其总体规模、产品种类、销售区域等方面，已跻身国内首位。在该文中，他指出，明清时期的佛山之所以享有突出的城市地位和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主要是铸造业的支柱——以个体家庭小作坊和以家族大作坊为主的作坊式铸造业在明清佛山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功不可没的。[xxi]
（二）制陶业
申家仁指出，佛山是岭南陶瓷业的中心，岭南陶瓷的发展，是岭南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岭南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历代从岭外迁入的移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先后有五次移民岭南的高潮。移民加快了岭南的开发和汉越文化的融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移民带来了北方陶瓷发展信息和技术、陶瓷生产方式，给岭南特别是佛山地区输送了发展陶瓷的生力军，使佛山陶瓷得到极大的发展。佛山陶瓷原材料丰富、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商贸发达以及有悠久的外贸传统，是移民促进岭南陶瓷发展的先决条件。[xxii]
冯雷对佛山源远流长的陶瓷制造历史进行了回顾并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此地区居民就已经开始烧制陶器，历经秦汉唐宋数代佛山陶瓷业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佛山陶瓷已经成为当时该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石湾瓦，甲天下”的评语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佛山陶瓷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从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产品以及当时的经营组织和贸易发展状况几方面记录了明清时期佛山陶瓷业的历史进程。在生产工具方面佛山的陶瓷从业者们改造了原有的龙窑，使其生产率得到很大地提升；生产资料也较以前丰富，尤其是在釉料色彩方面更是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佛山陶瓷所生产的产品种类比前代更多，“石湾公仔”的制作以及仿烧各大名窑瓷器让佛山的陶瓷业在中国陶瓷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明清时期佛山陶瓷的贸易也十分发达，它的产品在国内基本控制了两广地区的相关市场，同时海外贸易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它的产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xxiii]
朱培建论述了石湾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陶都，在佛山经济鼎盛时期，石湾制陶业成为佛山三大经济支柱之一。产品远销两广和海外，有“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而佛山制陶业及其随之出现的行会，对佛山其它行业和佛山城市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石湾以制陶为基地，利用商贸兴镇，取得骄人业绩，与省会、佛山成为当时南海富庶的三大镇。[xxiv]
（三）、民间工艺品业
黄卫红的研究指出，铜凿金花是是在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铜箔刻凿而制成，是佛山先民用于祭祀祖先、神灵及婚礼喜庆场合中的装饰用品，这种手工业在明代就已经出现，清代是大发展时期。它的出现，带动了佛山铜箔业的发展，促进了佛山经济的繁荣。[xxv]
程宜从文化教育需求、信仰需求、生活娱乐需求等方面来阐述明清佛山对木版印刷的需求，而佛山手工业从优良的技术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充裕的劳力资源等方面为印刷业的兴盛作了技术上、交通上、人力上的保障与支持，从而保证了佛山的木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尤其以木版年画的印刷为代表，其远销东南亚各国，助推了佛山经济的高速发展。[xxvi]
（四）、手工业行会、会馆经济
黄启臣以地方志、家谱、文献等资料为考察中心，论述了包括佛山在内的商帮形成的原因、商帮的来源、构成及分类，着重阐述了海商、牙商及批发商的类型及日常经济行为。[xxvii]
朴基水的另一篇研究论文就行会和会馆组织化对佛山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行会在清末急剧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变化及其面貌等问题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佛山城市发展的外部表现一一人口集中和人口增加的问题，然后论述人口增加所必然导致的城市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外观方面的变化；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考察与外观变化相应的一种内部变化一一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出现，以及行会组织——会馆和堂等等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各种侧面。
朴基水认为，自明中叶以来， 随着铁器手工业的发展，佛山镇作为手工业城市开始兴盛起来。
由于水路交通便利，佛山作为国内各省间贸易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头角日益峥嵘，甚至凌驾于省会广州之上的商业城市。该文从各个侧面对清代佛山手工业者、商人的组织行会和会馆进行了考察，指出：引导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使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同行组织行会和会馆大量出现，呈现了若干共同的特征：第一，几乎看不到在其他地方常见的称为“公所”的组织名称；第二，佛山的行会组织是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的，会馆则主要是在各种行会得到充分成长、发展的清代后期(道光～光绪年间)建立的；第三，随着清末的社会变化，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出现了兴亡盛衰的反复。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铁制品、其它金属制品和棉制品等等的流入，许多手工业和商业行会衰落了，但也有部分行业的行会，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西方产品展开竞争，某些行会随着出口扩大，到清末反而获得了发展。在工业和商业发达的佛山，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也是佛山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内容。[xxviii]
四、农业
（一）铁制农具的使用
鲍彦邦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广东铁农具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冶铁铸造业的中心都会佛山地区，自明代以来，佛山铁农具的生产是冶铸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据崇祯八年(1635年)南海县的官方文告称，佛山“先年”的冶铸业中已有“农具”行业。当时“炒铸”或“炒铁”制品是以铁锅、农具、铁线、器仗等为主，农具行业与农业生产直接关联，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故史称“炒铁之为用至广，上资军仗，下备农器”。大约自正德(1488～1521年)末年广东实行“盐铁一体”政策以后，佛山炒铁业包括铁农具的生产便日益发展与兴旺，是时不仅佛山炉户生产铁农具等器，而且本省各产铁州县如潮州府海阳五县等炉商亦往往将其生铁运赴佛山铸造农具发卖，佛山已名符其实成为广东铁农具生产的中心都会了。到清初政府便决定将佛山铁农具等器的生产列入“官准专利”， 规定“通省民间日用必须之铁锅、农具， 必令归佛山一处炉户铸造”。
佛山获得了铁农具生产的“官准专利”后， 对其进一步发展铁农具的生产极为有利，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及整个广东乃至华南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xxix]
（二）桑园围及桑基鱼塘
在对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堤围工程桑园围（主体部分在今佛山境内）进行考察研究后，邓芬指出，明清时期佛山民众在西江、北江干道及其支流沿岸基本上筑上捍水的堤围，总长达近70公里，保护围内耕地面积达万顷以上。当时除了江河两岸堤围有较大的发展外，在海坦围垦方在同样得到极大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珠三角人民特别是佛山民众在制服水患、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与江海争田，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粮食产量，对促进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xxx]
赖作莲认为，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顺德的桑基鱼塘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生态农业雏形，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的结合起来。史载：“顺德地方足食有方……皆仰人家之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鱼、猪、蚕、桑四者齐养”。桑基鱼塘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实现良性连环生产，明中叶以后发展迅速，其面积曾一再扩大。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十九世纪末期间内曾两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当时南海九江乡成了“境内无稻田，仰籴于外”的纯桑塘区。南海龙山在十九世纪嘉庆年间，成为“民舍外皆塘”。顺德更为突出，西海一带，咸丰以前，还有稻田，后皆变为基塘。全县在十九世纪末光绪年间，开挖的基塘就有十万亩之多，桑基面积达到三十万亩以上，稻田面积不及总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顺德诗人周祝龄《所托山房诗集》内载《土风三弊》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近觉桑区广，渐计禾田轻。自从咸同来，鱼塘日益稠。……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桑基鱼塘在当时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土地利用方式，对明清佛山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xxxi]
邓芬对明清时期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主体部分在今佛山境内）进行考察研究后指出，桑基鱼塘形式是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农业特色。由于丝织品的兴起和发展，在客观上刺激了桑基鱼塘这种农业形式的出现和兴盛。基塘的形成与桑园围的修筑，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转化，客观上扩大了蚕桑的种植面积。桑基鱼塘与堤围的结合，又增强了防洪抗旱的能力，从而使得桑、蚕、鱼等实现了连环性的发展，实现循环经济，有利于佛山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xxxii]
吴建新论述了在佛山顺德的基塘农业历史中，池塘以淡水养殖业为基础而兼有蓄水的生态功能，而基面上的作物应对市场而转换，由此形成不同的基塘类型。基面作物的转换与经济类型的变化有关。明代的果基鱼塘，促进了面对国內市场的果品加工业的形成，以果基鱼塘为特色的商品性农业的兴起，是顺德开县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转型；明末清初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广州的丝织业，以湖丝和粤丝搭配，织造出来的丝绸产品深受洋商欢迎，为此对本地蚕丝的需求扩大。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中记载：“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蚕丝业的发展刺激了明末清初顺德等地的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
从果基鱼塘向桑基鱼塘的过渡是顺德经济的第二次经济转型。清代基鱼塘和缫丝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缫丝业，使顺德的经济变为外向型模式，这种外向型经济，使顺德变为广东最富庶的地方，经济文化也最发达；晚清民国初年机器缫丝业兴起，桑基鱼塘与外向型的缫丝业更紧密连接一起，晚清顺德当时有广东最发达的机器缫丝业。顺德丝业在外贸中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代广东的经济的重要支柱，由于经营丝业资金庞大，顺德的商业资金流量是全省最大的，被称为广东的金融中心。[xxxiii]
（三）、沙田、墟市与家族经济
叶显恩认为，随着商业化的出现，社会流动加速，新的士绅阶层兴起；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致富的阶层，冲破宗法制为官宦世家所垄断的藩蓠，也修坟墓祠堂，撰写族谱，置族产，按照宗法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宗族制趋向庶民化、普及化。作为宗族集团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族田，也从16世纪起，日益受重视，并且不断地增殖。商业化也从此时起日渐加深。
从明中叶起，因得益于商业化，他们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一个通过科举仕宦而形成的官僚士绅集团也被培植出来了。他们追本溯源，把自己的家世与中原名族联系起来，并按照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统合、组织宗族组织。明中后期活跃于政坛上的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官僚伦文叙和以训、以谅、以诜父子，霍韬、庞尚鹏、李待问等，就分别从农民、鸭户、小商贩、冶铁户等社会底层出身而出任朝廷大臣，或地方高级官僚。其所属的宗族，也就成了当地的官宦望族。明中叶珠江三角洲因商业化的兴起，而引起宗族的普及化和庶民化。宗族组织实施沙田的开发；沙田的开发又同族田的增殖联系一起的。族田加强了宗族的经济实力。专种水稻的沙田区，支持了民田区、围田区因农业商业化所需要的粮食。商业化、族田与宗族制，互相关联，交相起作用。[xxxiv]
申小红分析了明清时期佛山地区墟市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发展概况，考察了墟市的分布网络、层次与功能、墟市的建立、管理及其与封建家族的关系等问题。他认为，明清佛山的墟市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已具有商品集散市场的作用，家族经营理念的灵活性、经营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墟市一方面对明清佛山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墟市被封建宗法家族的控制也加强了。[xxxv]
罗一星认为，明初地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芦苞社区各宗族间资源控制的分化。先到的宗族控制了大片沙田和神明祭祀等文化资源，并制造出一套地方认同的话语和族群分类标志。后到的族群则通过“造祖”和“请神”等文化手段模糊族群分类，并尽快融入到地方认同之中。地方认同比国家认同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宽容，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地方认同的空间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支点。而地方认同一旦形成，就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地方宗族组织和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沙田的开发，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xxxvi]
五、民俗经济
申小红对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佛山“行通济”这一自明至清的民间民俗活动进行历史考察，指出这一古老的民俗活动寄托着佛山人民的美好祝愿，“行通济，无闭翳”的谚语在佛山尽人皆知，意思是走走“通济桥”，就没有忧愁和烦恼，事事顺利，客观上能刺激经济的发展。通济桥在佛山独特的影响力主要源于两点：一是通济桥为佛山古八景之一的“村尾垂虹”所在地；二是数百年来形成的“行通济，无闭翳”的传统习俗。在“行通济”前后一周时间里，十里八乡的人们趁墟、赶集，进行着商品交换，尤其是“行通济”当天，各种商业活动达到高潮，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xxxvii]
李小艳阐述了佛山庙会是古代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与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信仰、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是佛山庙会的兴盛和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佛山民间信仰的发达，神庙众多；二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交易的活跃和墟集的兴起。庙会为商品交流和贸易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场所——墟集的兴起和发展。[xxxviii]
申小红的研究表明，在“神”权支配一切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祈雨贺晴、消灾祈福、求子生财等，都想依靠神明、求得神明的保佑，因而向神献戏就成为一种风俗。旧时的戏曲演出，以敬神为正宗，人随神娱。戏剧歌舞的功能既有原始娱神的遗存，又有后増的娱人的成分。广大民众为了酬谢神恩，以家族或宗族为主导，在佛山是以八图里甲、世家大族为主导，在传统节日里举行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如舞龙舞狮、放鞭炮等，更会筹集资金聘请戏班演戏作为主要庆祝活动，这种酬神戏或神功戏，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另一方面也拉动了佛山手工业特别是酬神用品行业销售额的增长，有利于佛山经济的发展、社区的整合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建设。[xxxix]
注：
[1]申小红，男（1969—），佛山市博物馆，硕士，馆员，主要从事地方史、民俗学等研究工作。
注释：
[i]（清）刘廷献《广阳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1版，第193页。
[ii]（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首之二，第九页。佛山市博物馆藏线装本，出版者暂无定论。
[iii]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 期。
[iv]何一民《兴盛与衰落：明清四大名镇在近代的舛变》，《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
[v]谭棣华《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繁荣的原因》，《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vi]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vii]邱衍庆《明清佛山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viii]（韩）朴基水《清代佛山的手工业、商业之发达与市镇之扩展)，《东洋史学研究》第69期，2000年。
[ix]冼剑民、王丽娃《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的环境保护》，《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2005年第4期。
[x]蒋祖缘《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xi]罗一星《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学术研究》1985年第6 期。
[xii]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广东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xiii]王仁杰《明清时期佛山的商业地位》，《探求》2003年第3期。
[xiv]杨河源《向东平河望过去》，《佛图通讯》2003年第5期。
[xv]罗一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 期。
[xvi]蒋祖缘《试谈明清时期佛山的军器生产》，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20页。
[xvii]朱培建《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7页。
[xviii]邝倩华《试析明清佛山冶铁业兴盛的原因》，《广东文化艺术论丛》2002年第1期。
[xix]申小红《佛山老城区冶铸遗址调查报告》，《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xx]朱培建《佛山明清时期冶铁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见朱培建主编《佛山明清冶铸》，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1页。
[xxi]申小红《族谱所见明清佛山家族铸造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xxii]申家仁：《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
[xxiii]冯雷《明清时期佛山地区陶瓷业研究》，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xxiv]朱培建《石湾在清代佛山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石湾窑研讨会论文，2009年10月。
[xxv]黄卫红《佛山铜凿金花的历史概貌及其民俗功用》，《神州民俗》2006年第3期。
[xxvi] 程宜《明清佛山木版年画印刷初探》，《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xxvii]黄启臣：《明清广东商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xxviii]（韩）朴基水《清末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xxix]鲍彦邦《明清广东铁农具的生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xxx]邓芬《桑园围——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堤围工程》，《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xxxi]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xxxii]邓芬《桑基鱼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农业特色》，《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xxxiii]吴建新《明清民国顺德的基塘农业与经济转型》，《古今农业》2011年第1期
[xxxiv]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定、宗族与商业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
[xxxv]申小红《明清时期佛山的墟市》，《五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xxxvi]罗一星《资源控制与地方认同——明以来芦苞宗族的构建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xxxvii]申小红《佛山‘行通济’民俗探析》，《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1年第4期。
[xxxviii]李小艳《明清佛山庙会及其功能的研究》，《岭南文史》2009年第1期。
[xxxix]申小红《明清佛山庙会的酬神戏》，《五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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