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J．M．克莱森著 郭子林译
摘要：酋长是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个人。酋邦是一种政治制度，拥有双层级的管理结构。早期国家则是三层级的、跨区域的社会一政治组织，拥有权力集中的政府，以规范复杂的社会关系。从游团、村落、酋邦到早期国家，社会政治组织呈现出日益复杂的结构变化。在最早的人类社会中，为了处理各种事务，临时首领应运而生。随着人口增加，社会事务日趋繁杂，管理形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从而出现了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剩余产品的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社会规模逐渐扩大，对食物、土地、贵重物品的需求开始影响人们的行为之后，战争和其他强制力量才真正发挥作用。早期国家的产生需要四个必要条件，即一定数量的人口和领土，足以保证剩余产品生产以供养脱离直接生产人员的经济方式，合法化的等级管理组织，解释社会一政治不平等现象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游团 酋长 酋邦 早期国家
本文分析酋长（chief）、酋邦（chiefdom）和早期国家（early state）等概念，并论述社会一政治组织的演化。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然后论述社会—政治现象演化的过程。很多学者曾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得这些问题变得相当复杂。
一、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定义
定义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定义的选择往往是一种策略。人们有时需要一个广义的定义，以便把尽可能多的案例涵盖起来。有时，为了排除大量案例而需要狭义的定义。这样，定义的选择或提出，完全是作者的学术偏爱。在定义的选择过程中，作者的学术背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在我提出这些定义时，两种理论方法发挥了作用。首先，我喜欢比较研究。这意味着我的研究是以大量案例的相互比较为基础，这些案例源自很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我的研究旨在发现并解释相似性、相异性。因此，我提出了广义的定义，旨在使这些定义适用于尽可能多的案例。[1]我的第二个兴趣与演化有关。我已经在几部论著中表明了我坚持什么类型的演化理论。在我看来，演化是结构的变化。[2]一旦某个变化的结果在一种制度或组织的很多方面或所有方面表现出来，那么，一种演化性质的变化便发生了。演化的方向是多维的，可能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进行（这是传统观点），也可能朝着衰落或崩溃的方向发展下去。[3]而且，演化是分阶段的，也是有过程的。我们要想获得对现象及其最终变化的正确认识，阶段和过程都是必要的考察对象。[4]
在进行了前言式的陈述之后，我现在要把资料汇集在一起，对酋长、酋邦和早期国家这些概念进行定义。[5]
（一）酋长
酋长是对一定数量的人口进行管理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这一数量的具体数字尚无法确定，提廖太·厄尔认为应该以数千人来计算。[6]要想把酋长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政治领导者区别开来，我们就需要提供更多关于酋长的特征。首先，酋长是世袭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7]库尔茨认为，酋长的地位体现了一种“政治职位”。[8]这意味着领导者能够将其权威和权力传给自己的后代，而不会受到政治群体的反对。酋长身份是某个家族的特权。当酋长去世时，他的儿子（有时是弟弟或堂兄弟）将继承他的职位。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大人（bigman）或主席（president），这些领导者拥有的是所谓获得性职位，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被任命的，前提是他们为了获得那个职位而完成了某种形式的任务。然而，酋长们也不可能毫无作为，他们必须展示其统治人们的能力，并实现人们对其寄予的期望。[9]一个非常有权势的酋长有时被称为最高酋长，我们几乎无法把酋长与国王区分开来，他们都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也许有人认为应该去寻找他们拥有权力的程度有什么区别，但是，一个弱势的国王与一个有权势的酋长之间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种方法于事无补。[10]事实上，国王是国家（或早期国家）的首领，而酋长则不是。
酋长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神圣的。人们相信酋长（通常以相当模糊的方式）继承了神、精灵或神秘祖先的血统，因而酋长被视作某些特殊能力的源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能够对妇女、母牛和土地的丰产产生积极影响的所谓能力。这种意识形态使得酋长的领导权具有了强烈的合法性。
然而，关于这种意识形态，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相当多的地区，人们相信，很久以前，一个男子为了农业生产而开辟了土地。在开辟土地时，他与土地精灵建立了联系。经过某种谈判以后，他们达成了协议。男子（和他的后代）将获得土地精灵所掌握的丰产能力，而男子（和他的后代）必须向土地精灵奉献某些祭品作为回报。[11]到这个地区定居的其他人将不得不与这个男子达成协议。既非征服也非战争在发挥作用，新来的人要想分享该男子拥有的丰产能力，就不得不承认这位领导者。科皮托夫认为，“形成中的宗族首领发现，只要使自己一直处在自下而上的金字塔顶端，就可以变成酋长”。[12]这种风俗至今仍然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发挥着作用。[13]尽管他成功地当上了酋长，但仍不是神圣的，所以他必须通过各种仪式将自己变成神圣酋长。[14]
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以前曾经认为，酋长的宗族与某个神秘祖先具有亲属关系，与神或精灵的联系密切。通过长子继承这一不间断的谱系，酋长与最早的类人神灵们建立起了联系。对于非长子家族来说，这种联系是间接的。[15]普通人与主要神灵之间的联系，则是以酋长为媒介。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仪式，这些仪式是为了纪念祖先神而举行的，酋长垄断了这些仪式。既然整个群体的生存和繁衍都依赖于酋长的工作，那么就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每个人都要感恩于酋长。事实上，人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必须为酋长提供劳力、食物、物品和女儿。
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为酋长的地位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因为它解释并证明了当时的权力划分是正当的。这种制度可以顺利运行，但前提是酋长履行“协议”中他应承担的部分条款，使得丰产和安康变成现实。这是一种互惠关系。一旦酋长未能或不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酋长就可能被废黜，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Islands）、复活节岛（EasterIsland）就曾经发生这种事情。[16]神圣的非洲酋长和国王们则面临不同的命运。当他们接近晚年时，臣民们便担心他们不再能够履行必要的仪式，从而不能保证丰产。为了阻止这种灾难的发生，统治者必须死掉。他被他的妻子或仆人谋杀，或者他自杀。从他的众多儿子中，挑选出来一位强有力的新统治者，占据他的位置，并借助各种仪式变为神圣者。[17]
在所有事例中，酋长都把大量食物和物品收集起来，然后再发放出去。暴力可能在食物和物品的收集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是，酋长的合法地位通常使得强制执行没有多少必要。然而，物品的发放不能等同于再分配，因为大多数物品被用于供养酋长的统治集团，或者为统治精英的政治活动提供财政支持。[18]酋长的部分收入被用于构建大型工程，。诸如英国史前巨石柱这样的圣地，[19]戈佐岛（Gozo）的神庙，[20]复活节岛的雕像，[21]密西西比河谷的城镇，[22]玛雅的金字塔，[23]汤加和夏威夷的纪念性坟墓和神庙。[24]
很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深信酋邦是以频繁的战争作为特征，[25]文学作品充满了进行战斗和征服的酋长和国王的名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他们的存在，然而，也有理由将酋邦构想为相对和平的组织。“战争状态”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这个概念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来的，认为在这些社会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最终会发生的战斗，约束那些野心勃勃的人。[26]为了免于这种危险，政治领导者们精心地建筑城墙、壕沟、栅栏和沟渠，使他们的聚落尽可能地牢固。这种防御体系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27]虽然防御工事不能阻止战斗和袭击的发生，却能使居民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
在概括了人类学论著经常提到的酋长特点后，可以对酋长做出如下定义：
酋长是拥有政治职位的世袭社会—政治领导者，他拥有所谓的增产能力，可以积聚物品，收集食物，用以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建造大型的土木工程，并掌握着发动战争的最终权力，防御，或者征服。
（二）酋邦
卡内罗认为，卡勒沃·奥伯格将酋邦这一概念引入人类学和考古学之中。[28]1950年，奥伯格“提出了以政治结构的比较研究为中心的文化形态类型学”，酋邦是这些文化形态之一。酋邦这一概念很快被广泛使用。就其最重要的特征而言，奥伯格认为酋邦是多村落结构，由一位最高酋长进行统治；最高酋长控制着很多区和村落，而区和村落由低级酋长统治。[29]因此，这种政治结构的特点是双重管理层的存在：在地方，是大量的村落、亚族或家族，由低级酋长统治；最高酋长则属于中心管理层。
“酋长”和“酋邦”具有不同内涵。“酋长”一词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关，而“酋邦”这个词则与政治结构（组织）的特殊类型息息相关。酋长是人们的领导者，享有世袭地位。他或她处于政治组织的不同层级上。他们可能是村落首领，也可能是复杂政治结构的领导者。然而，酋邦则是政治结构体系的一部分，以多层级的政治管理为基础。最简单的政治结构体系仅由地方公社组成，特征是单一管理层，管理者是村落酋长或首领。第二种组织体系以双重管理层为特征，被称为酋邦，很多地方公社被统一在一个领导者的统治之下，这个领导者就是最高酋长。[30]早期国家是第三种组织体系，至少有三个管理层。[31]
热妮·哈戈斯坦因详细描述了早期泰国的母昂（muang），[32]母昂由一个中心村落和大量附属的有关村落构成，酋长或最高酋长居住在中心村落。这些母昂是十分稳定的政治单元，与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创建早期地域国家那种通常昙花一现的成就比起来，更是如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密西西比河谷存在双重管理层的村镇。德雷南、汉克斯和彼得森提到了欧亚大草原特里波耶（Tripol’ye）铜石并用时代的酋邦。[33]托马斯提到了波利尼西亚马克萨斯群岛的酋邦。[34]据此，似乎完全可以认为一个酋邦是由一个酋长统治，而一个酋长统治着一个酋邦。然而，民族学却向我们讲述了不同的内容。人们在美国和加拿大西北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当中发现了大量地方公社，德鲁克认为“西北海岸土著文化当中基本和唯一的政治单位是地方公社”。[35]在这些地方公社中，每个公社都有好几个酋长。[36]这些酋长是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同一村落的多个酋长之间以及不同村落的酋长之间，都存在强烈的竞争感。[37]在海达人（Haida）中，同一村落里面生活着几个宗族，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世袭酋长。[38]很明显，这些多酋长的地方公社不能归人酋邦的行列。卡内罗指出，夸基特尔人（Kwakiutl）的很多酋长是根据他们在仪式中的地位确定等级的，任何酋长甚至最高村落的酋长都不能对其他村落的居民下达命令，而只能对自己的村落居民下达命令。他认为：“通过对整个文化的详细阐释来看，西北海岸的部落从未达到酋邦的水平。”[39]
可见，酋长与酋邦的关系并非始终一致。此外，我们也发现了其他一些由大人实施统治的双重管理层的政治组织，因此，它们也是酋邦。这种政治结构的事例是由范西纳提供的，[40]存在于中非的刚果地区。村落领导者和“区”领导者是大人。一个家族群体的领导者被称为“父亲”；这些家族的首领是他的“儿子们”。村落是一些家族的集合体，这些家族受显赫家族的大人领导。大量村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区”，这个区由“长兄”领导，长兄实际上就是村落首领中的最强大者。[41]
如前所述，酋长这个词应该专指世袭的社会政治领导者，而酋邦则专指双重管理层的政治组织，二者并非同一概念。[42]酋邦可定义为：
酋邦是双重管理层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它拥有数量不等的地方公社（村落、小村落、家族），每个地方公社都有自己的领导者，他们附属于居于政治中心的领导者。
（三）早期国家
这里阐述的早期国家特征，乃是基于笔者和沙尔尼克1978年合著的《早期国家》一书之中的论述。[43]
早期国家是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具有边界明晰的领土和一个政府中心。[44]早期国家的经济以农业（在某些情况下，以畜牧业或混合经济）为主，以贸易和市场体系为辅，全职的专业人员也出现了。剩余农产品以及从贸易、市场征得的税收，构成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可以从专职的官员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这一点得到体现。[45]
早期国家的人口至少分为两个社会阶层，上层由统治者、他的亲属和贵族构成，社会下层则有小农和居住在小公社里的佃户等。食物的实际生产仅限于某些社会群体，物质资料的使用权也是不平等的，社会上层通常将贡物或税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税收是由所有社会群体交纳的，尽管各个群体的纳税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不同。
统治者的地位是以神话宣传和神谱为基础的，神谱将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神、精灵或祖先）联系起来。他也被视作慈善者，即被视作赠品、报酬和礼物的给予者，他的周围是宫廷人员和卫士。早期国家的意识形态似乎建立在互惠的观念基础上：所有臣民都为统治者提供物品和服务（贡税），而统治者的职责是为臣民提供保护、法律和秩序，并赐予臣民以仁慈。统治者是早期国家的中枢，其地位的神圣性是其领导权的最重要因素。祭司集团维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由统治者家族的成员、氏族或宗族首领以及高级职位的任职者构成。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似乎罕见，而且似乎对于个人在早期国家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言并不具有重要性。[46]社会不平等的首要基础似乎是出身，社会成员与统治者家族的关系远近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准则，统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亲属关系。[47]
为了管理早期国家，委任制演变出来。政府机构有大量执行公务的官员。“普通官员”主要出任地区和地方的职位，而“专业官员”则更多出任全国性的职位。尽管在理论上只有统治者才有权颁布法律和法令，但很多其他人也对国家事务及其发展发挥正式或非正式的影响。政府和国家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其特点通常是人们对“权力平衡”政策的追求和对重要职位的竞争，向心力超过了分裂和分离倾向，中央政府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发挥着决定作用。然而，似乎只有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才对国家感兴趣。对于普通人来说，国家遥不可及，除了偶尔征收税务，国家没有更多的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将早期国家定义为：
早期国家是一种三层级（国家、地区和地方）跨区域的权力集中的社会一政治组织，其职责是规范复杂的分层社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至少分成两个基本社会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两个社会阶层，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层。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拥有政治支配权力，被统治者履行纳税义务。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共同意识形态使得这种关系具有了正当性。[48]
“共同意识形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社会上层和下层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而是仅仅意味着两者在思想上存在足够的重叠部分，从而使得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互惠关系是不对称的，普通人提供物品和服务，统治者则为臣民提供保护、法律、秩序、丰产，这是一种物品与利益的交换。
二、社会一政治形态的演化
本文不可能全面分析演化过程和演化理论，也不可能详细描述所有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我把演化视为结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影响到文化（政治结构、社会）的所有方面或大多数方面。这解释了为什么演化性质的变化经常是缓慢的，有时几乎不能被人们察觉。较长时间之后，人们才能够确定一种结构变化已经发生。[49]接下来，我将提及一些特殊社会和特殊发展，这些社会和发展被认为是演化性质的。我们可以借助很多事例，勾勒出一种演化性质的发展。
（一）起点
可以稳妥地认为，具有演化性质的重大社会变化开始于大约一万年前。直到那时之前，地球上的生命仍处于寒冷和冰川的控制下。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人群生活在一起，依靠其作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掌握的技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始终是痛苦的和可怜的。1968年，萨林斯就指出，一些小规模人群可以被描绘为“最早的富裕社会”。[50]这种人群或者游团（band）的规模各不相同，介于25人至50人之间。[51]随着规模扩大，人群容易分裂。一个原因是食物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种平等人群无力解决冲突。领导者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处理纠纷，也无法纠正违反规则的行为。他（或她）事实上是一个临时首领，只有当他（或她）的领导足够必要的时候，他（她）才能够发挥作用。[52]游团的成员可以在没有首领的情况下完成任务，首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游团的大多数人过着游牧生活，跟随动物而行。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游团会建立比较持久的居住地。游团人口的数量太少，不能确保人口的繁衍。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人群内找不到婚姻伴侣。为了允许必要的婚姻伴侣进入群体内，与其他渔猎采集人群确立并维持了一定关系，例如，互相交换姐妹，或者以协议的方式订婚。这样的关系网络可能一直在尼安德特人那里发挥着作用，很可能也在克罗马农人那里发挥着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网络是某种形式的部落。泰勒认为，早期人要么“与族外人结婚，要么走向灭绝”。[53]
（二）食物生产、村落和酋长
直到冰河时代结束后，人类的生活才真正变得与以前不同了。气候变化使得食物生产成为可能，更大的人群能够生活在一起，全新世时代开始了。[54]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做好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准备，因为他们一直有群体生活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经验使得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稳定人群的生活促成了小村落和村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管理和领导。约翰逊对此做出了解释，[55]他分析了人口的增多与更持久政府形态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与处理越来越多信息和决策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吸收信息并将其转变成决策的能力在当时是有限的。如果领导权不得到发展，那么人群合作的特性和执行任务的能力将会衰弱，而人群将分裂。若使人群不分裂，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组织形态和更强大的领导形式。更发达的社会～政治组织形态的演化开始了，这种演化已经不可避免。
在一些农业小村落里，社会不平等可能已经出现。维尔德对荷兰（公元前5500—前5000）南部埃斯路（Elsloo）的班德克拉米克（Bandkeramik）村落考古遗址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与德国的小村落进行比较以后，发现了这一点。[56]房屋大小、废弃坑中发掘出的物品、斧子分布的不同，都清楚地表明社会地位和财富的差别是存在的，房屋类型的差异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阶等社会组织展示了极大的稳定性”，[57]墓地资料确实证明了他的结论。[58]以不同房屋类型的持续存在为基础，维尔德得出了如下结论：世袭领导阶层已经形成，村落酋长和小酋长发挥着作用。[59]酋长出现，结构变化已发生。
社会分层确实出现了，有时在实际生活中并未引起当事人的注意。康拉德·科塔克描述了这种发展。[60]他告诉我们，大约3000年前，只有极少人生活在东非的维多利亚湖畔。在适宜的条件下，人口开始增加。人口增长迫使社会演化，人们去寻找更多的居住地，在内陆发现了土地。但是，不像卡内罗的环境限制理论描述的那样，[61]我们没有发现战争或征服的迹象，发展是和平的。内陆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气候也是适宜的。唯一的不利是他们不再能直接进入湖泊，从而不能捕鱼，不能进行贸易。如果他们打算分享湖泊提供的优势，他们就必须得到湖畔居民的许可。在这种状况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谋生手段。弗里德将这个社会定义为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62]演化可能就是如此简单，这些发展很容易导致酋长和酋邦的出现。在分层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香蕉的生产发挥了作用，因为这些香蕉提供了安全丰富的食物源泉，这种食物可能被宗族首领用在再分配网络体系中。[63]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作为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些领导者之中最具竞争力的或最具野心的人演变成了统治酋邦的酋长。
在塔西提岛的早期国家和酋邦中，也出现了大致类似的状况，这里的社会结构建立在雷美格（ramage）的基础上，雷美格是大规模的、世袭的、有组织的家族群体。在这些家族中，出生次序决定了等级。家族拥有土地、房屋、独木舟和其他财产。在雷美格之内，还存在较小的人群，这些群体也是世袭等级群体。最高等级人群的酋长是阿里莱（ari’irahi），是高级血缘家族的首领，这个家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最高祖先，这为他提供了神圣合法性。他的权威涵盖雷美格的所有居民点，雷美格已经扩张到了整个地区。从而，他统治着一个多村落社会，即酋邦。这种等级结构的必然结果是一些家族处于低等级。曼内胡（manahune）只有有限的所有权，一些学者将他们视为无地者，大多数曼内胡在贵族的沿海土地上做佃农。实际上，他们对岛屿内陆山区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但这种土地是最无吸引力的。因此，他们不愿意远离大海，宁可在高等级成员的沿海土地上充当佃农。他们的地位低下，事实上与奴隶或仆人没什么差别。[64]
就中美洲而言，弗赖德尔讲述了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是怎样在中美洲北部生活的。[65]他们的狩猎、采集和捕鱼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农业，开始生活在村落中。只有当一些植物“通过栽培而满足人类需要”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公元前5000年以后，特华坎河谷的一些村民开始寻找火山玻璃，贸易发展起来。也有迹象表明，在这个早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宗教形式。[66]格罗夫和吉莱斯皮认为，对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家族来说，最有价值的土地是河流冲积堤，物产丰富。[67]一个家族或一群人控制了最好的土地，从而可以对其他人实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人们对农业的依赖导致人们相信神必定发挥了作用，认为那些占据最肥沃土地的家族可能得到了超自然力量的支持。这种信仰是神圣酋长和酋邦发展的基础。一些酋邦建立了祭坛，明确表达了中美洲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酋长借助其神圣性质而被提升到高于社会的地位”。[68]越来越多的人口导致对食物生产的需求日益增加，培育出了杂交玉米，并使之成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旅行者和商人也在饥馑时期为人们提供食物。[69]
莱斯利·古纳瓦尔达纳详细描述了斯里兰卡社会不平等的演化、村落和水利丁程的形成。[70]与其他地方相似，这里的生态因素在形成社会不平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村落与村落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拥有的可耕地的土质和灌溉用水，是不相同的。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创造了不平等，也创造了社会分层，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平等地获得生活资源。[71]这种分层社会保持了几个世纪，显赫家族通过联姻构成了严密的关系网络，形成一个核心集团，外来者几乎不能进入。在这些社会发展中，对灌溉设施（水闸）的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72]农业繁盛与宗教思想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73]对于酋邦的演化来说，同族的核心集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上述事例主要是考古学资料，接下来看一看人类学资料。在缅甸高地的克钦人那里，农业是首要谋生手段。[74]他们居住在村落里，村民借助宗族结构彼此联系起来，婚姻关系采取循环婚姻的形式。A宗族为B宗族提供新娘，B宗族为C宗族提供新娘，以此类推，直到最后X宗族为A宗族提供新娘。因为所有宗族既是新娘给予者，也是新娘接受者，所以这种制度没有导致权力和社会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储存谷物，所以产生了为所有村民举办宴会的风俗，宴会主人可以获得很大威望。由于每个家族都经常组织这样的宴会，这几乎没有导致社会秩序结构发生变化。但可能碰巧的是，某个宗族能够一次接一次地举行几次宴会。这确实影响了村落的平等结构，那些幸运的宗族的威望得到提升。优势宗族的女儿们变得更昂贵，较高的新娘价格带来了宗族的兴旺。如果这种倾向继续，那么对于村落的男子来说，女孩就变得太昂贵了。然后，他们便构建一种新的婚姻循环模式，而繁荣的宗族不得不寻找另一种新娘交换循环模式，较大地区的贵族——富人——参与其中。这里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繁荣的历史结束了，因为土地丧失了其肥沃性，谷物变得稀少，繁荣宗族的威望降低。以前的平等主义结构得以恢复。然而，如果宗族繁荣继续发展，那么不太幸运的宗族将为这些不寻常的发展寻找解释。这种解释用宗教术语表达出来：幸运的村民显然能比普通人更好地接触祖先或精灵。当时发展到达了关键阶段。直到那时，贵族宗族的地位始终建立在分配的基础上：宴会的举行和礼品的发放。但是，一旦村民们理解了事情的真相，礼品的流向就会改变方向。村民们开始为富有的宗族首领提供小礼品，他们的要求是他能在他们祖先面前为其美言。要求自．然得到应允。在最短的时间内，物质产品集中到贵族那里，而他则回报以非物质内容。一种社会发展起来，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非常相似。[75]贵族宗族的首领很快变成世袭领导者，即酋长，自愿纳贡和强制纳税出现了，早期国家最初的发展步骤就是以征税和强制为特征的。
克钦人从相互平等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演化，在很多方面显示了与前面事例相同的演化因素。剩余产品也是发展的起点，贵族的统治开始发展。人们从意识形态上对不平等进行解释，认为富人肯定与神或精灵有着良好关系，因此，人们开始给他送礼，并最终发展为纳税。就像在非洲那样，在波利尼西亚和墨西哥，人们能够参与富有而强大的人的超自然关系，但付出的代价是服从、纳税和服务。在上面的演化中，有趣的是没有征服、暴力或战争的迹象。为了获利，人们服从酋长，为酋长提供物品、服务和女儿，以换取保护、健康和秩序，简言之，以物品交换利益。
这并不是说村落社会始终是和平的。关于暴力控制着人民生活的社会，一个事例是雅诺马米人社会。这个社会位于亚马逊丛林，[76]其存在是以地方特有的冲突为特征的。尽管受害者的实际数量很少，但整个生活都渗透着恐惧和冲突，战争显然在南美洲丛林地区非常普遍。[77]其他处于持久战争状态的例子是北美易洛魁人社会，它们结成了一种联盟，以维持内部和平，并与休伦人进行对抗，[78]休伦族人最终几乎被消灭。[79]海登里希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计划和组织一次战争聚会，只要他能够得到足够支持”。[80]在欧洲的史前时代，暴力也曾发生过。[81]
（三）从酋邦到早期国家
发达的地方公社与新兴小酋邦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明显。地方公社的性质有时很难判断，它们可能由分散的家族群体构成，塔西提岛就是如此。在这里，人群由拉提拉（raatira）领导，拉提拉是贵族中的低级成员。大量人群形成一种区，由图法（toofa）领导。初看上去，这里的区可以视作酋邦。然而，因为这样的区是早期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酋邦这样的词汇似乎不完全合适。[82]一般而言，酋邦由那些拥有丰富食物产品的农业中心演化而来。人们受到优良环境的吸引，不得不与中央村落的酋长达成协议，定居到那里，酋邦的演化便顺利进行。有时其他方式也发展起来，酋长借助这些方式能够扩大其领土范围。在汤加群岛，“战略婚娴”制度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汤加塔布岛（Tongatapu）那些酋长的次子或弟弟去遥远的村落或岛屿，与当地首领的女儿结婚时，这种婚姻便发生了。移居的贵族和首领的女儿所生育的儿子通常能够成功地继承其外公的领导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汤加人的影响扩大了，不必进行战争和征服。[83]
酋邦通常是十分稳定的结构。只要能维持相对繁荣，人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种组织，或者推翻酋长。当食物生产不再足以供养人口时，问题就随之m现，甚至可能会导致酋邦的解体，很容易落人相邻酋邦的统治下。尽管很多学者将酋邦的起源与战争联系起来，[84]但我们所拥有的资料似乎不太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当大量酋邦出现时，和平扩张领土的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酋邦之间的战争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战争可能会持续几年，直到分出胜负。[85]冲突和战争本身几乎没有创造力。霍尔皮克认为，一般来说，军事活动几乎没有产生建设性的结果。[86]他说：“纯粹的暴力不能给政治权威带来持久的政治制度，而且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本身曾导致酋长权威的出现。”[87]可是，有这样几个地区，酋邦之间的战争经常发生。热妮·哈戈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东南亚的状况，发现那里存在大量非常稳定的母昂（muang）（见上文）。野心勃勃的酋长试图通过征服相邻酋邦来扩大其影响。由于多山地形使得战争和征服有时难以奏效，于是他们试图通过与战败酋长的女儿联姻、缔结条约的方式扩大影响。虽然早期国家（三个层级的政治组织）出现了，但非常不稳定，根源是征服者缺乏合法性。后来，一些酋长从来自印度的宗教中寻找新的合法性，以便构建更稳定的早期国家。“佛教僧侣和印度婆罗门教徒在提供贸易和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为东南亚当地统治者提供了合法化概念，例如神王（devaraja）、法王（dharmaraja）、宇宙之王（cakravartin）以及其他类似概念”。[88]因为很多地方领导者拥有了这些头衔，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头衔贬值。他们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维持其地位，赏赐就是最重要的手段。这很快耗尽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另一个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最终取代了他的地位，并不得不面对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89]
有的学者认为战争和冲突对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具有积极影响，促进了国家的形成，一个例子就是印加国家的缔造者帕查库提（Pachacut），他在1438年打败了昌加（Chanca）酋邦。[90]他的统治非常成功，经受住了大干旱的考验，“如果没有帕查库提建立的国家仓储制度，整个印加统治大厦将无可挽回地倾倒”。[91]另一个成功的征服者是欧洲法兰克人的酋长克洛维。他继承了父亲的统治地位之后，开始打败和征服其他法兰克人酋邦。[92]据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以后打败了入侵的阿拉曼人，但伍德认为“天主教不可能是克洛维取得成功的关键”。[93]
迈克尔·泰莫斯基详细描述了中非国家凯内杜古（Kenedugu）和萨莫里（Samori）的形成，虽然这些国家的形成似乎受到了军事活动的极大推动，但他仍然首先提出了诸多先决条件。他指出：“早在国家真正形成之前，一些公社就开始生产一种能够供养统治团体的经济剩余产品。在这两个案例中，公社的人们也了解国家组织。事实证明，经济剩余产品和容易得到的组织模式都未能自动地导致国家的出现。”外部威胁将迫使这些社会组织起来，进行自我防御。人口增长和贸易更可能促进了国家的形成，“确保贸易路线安全的需要是国家发展的刺激因素之一”。贸易导致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差异，为统治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会，商人和统治者的利益开始结合在一起。为了加强控制和剥削，另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便显得很有必要。[94]为了强制推行新制度，军队也是必要的。在这些政治组织中，军队被用来保护贸易。尽管暴力必然存在，但我们没有发现与这两个国家形成有关的战争，军队只是一种警戒力量。
古老的沙漠国家加纳（Ghana）也是这种国家。[95]自从4世纪以来，加纳国家的产生就与贸易息息相关。几个家族控制着当地的沙漠贸易，最强大的家族对其他家族实施某种控制。康纳认为，早在8世纪以前，“社会财富和权力的不断聚集”就导致了加纳王国的发展。[96]博维尔说过：“这样的帝国没有明确疆界，因为统治者对控制领土本身不感兴趣，而是对那些与社会群体有关的事情感兴趣，他能够利用社会群体为自己在战争时提供士兵，为其宫廷提供仆人，为保持其仓廪丰实提供耕者。”[97]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松散的加纳早期国家发展成了组织严密的强大国家。莱弗森认为，到8世纪末，加纳已经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黄金之地”。[98]加纳的黄金用于交换食盐、布料和奴隶。食盐尤其是关键性贸易物品，因为撒哈拉地区的很多民族非常缺乏食盐。加纳有一个“二元”首都，即库穆比·沙勒（KoumbiSaleh）。首都的一部分是一个巨大穆斯林城镇，贸易和市场发挥中心作用。首都的另一部分是王城，国王和宫廷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99]就像非洲早期国家的所有统治者那样，他也被视作神圣之人，这使他的地位具有了合法性。加纳早期国家源于保护和专营沙漠贸易、市场和金矿的需要，是该地区的第一个国家。
在早期国家和酋邦中，我们不应低估经济的作用。中央的统治者，无论是酋长还是国王，都清楚地意识到了确保收入的必要性。酋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没有过多地依靠暴力，而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与他们的追随者交换礼物的方式，保持他们的地位。在班德克拉米克村落，财富与地位之间的联合已经建立起来，“权力”这个词对于这里的社会关系可能太沉重了。一些早期国家，例如印加帝国或者阿兹特克国家，极大地依赖于食物和物品对它们各自首都库．斯科城和特诺奇蒂特兰持续不断的供给。庞大的王室家族、大量贵族家族、无数的祭司和神庙、大批人口（工人、工匠、妇女和儿童）都需要食物、物品和奢侈品。永不止息的需求是人们的沉重负担，导致了动荡和骚乱，国家的存续甚至变得岌岌可危，西班牙人的到来和征服也许仅仅是这两个政治组织衰败的一个插曲。其实，这两个国家的衰败早在此前就开始了。[100]
简单的农业社会演化为早期国家，有时则是受到外部影响的结果。贝齐寮人（Betsileo）生活在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小村落里，他们在沿海平原种植水稻。[101]17世纪早期，当奴隶贩子四处捉人之时，他们的生存便受到了威胁。为了保护自己免于这种危险，他们在山顶上建筑了堡垒，防止猎奴者的捕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生活在自己的稻田附近。因为山顶的堡垒相对安全，所以大量人口到这里寻求庇护，给这些聚落带来了人口压力。为了保持堡垒内的法律和秩序，越来越多的管理措施成为必要手段，这就需要更强大的领导层。[102]在贝齐寮人社会，已经出现了氏族领导者，他们被赋予某种形式的神圣合法性。一些氏族领导者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城堡的社会生活，他们很快具有了神圣地位，取得了高于其他所有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采取暴力措施，以保障规章制度的执行。通过这种方式，城堡具有了秩序，确保了安全和物品流通，最终具备了早期国家的所有标准。[103]需要补充的是，贝齐寮人创造国家的这种方式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罗纳德·科恩描述了农业国家帕比尔（Pabir）和比乌（Biu）的类似发展进程。[104]为了免于邻国的袭击，他们建筑城镇，修建了城墙。城墙内部人口的增加使较强大形式的政府成为必要，最神圣、最强大的首领逐渐成为神圣国王。
三、讨 论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通过大量案例描述了村落、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这里，我们将把这些案例的信息分成三大类。这三个类别呈现出来的次序只是理顺大量信息的一种尝试，并非意在体现进化顺序。在进行这样的讨论之后，我们也许能够得出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组织演化的普遍性结论。
（一）经济
在这里，“经济”这个词汇关注的是“经济的占有和控制”。关于食物生产、运输、礼物、贡物和税务、酬劳和技术（公路与灌溉工程）的信息，都被放在一起，置于这个标题之下。食物生产对于全体居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全新世开始之后，农业很快发展起来。对肥沃土壤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肥沃土壤并不是很充足。因此，那些拥有优质土地的人很快就吸引了追随者，农业的成功被归因于幸运家族尤其族长与神、精灵或祖先之间的较好关系。那些想要定居在肥沃地区的人们不得不与该地区的族长达成协议，并以认可他的领导权作为交换条件。换而言之，以向该地区的族长表示臣服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才能够开始种植和收割庄稼。这种类型的关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可以找到，在中美洲的特瓦坎河谷、斯里兰卡和缅甸高原的克钦人那里也同样存在。
其他地方的人们认为，统治者的神圣地位确保了土地的肥沃和高产。作为回报，农民不得不服务于统治者，并为他的神圣场所提供物品和服务。这种状况发现于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古代埃及。
在一些案例中，统治者处于中心地位，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食物、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这些供应使他能够供养庞大的首都，为很多贵族家族和神庙提供给养。例如，印加帝国建立了庞大的公路系统，这使得食物和士兵的运输成为可能，各行省的仓库被用于储存食物和物品。在阿兹特克，首都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统治者不得不征服相邻地区，并残酷剥削那些臣服的人。在这两个案例中，统治者也需要大量炫耀的物品，用于奖励他们的追随者和官员，从而珍贵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首都，物品在首都被分发出去。在其他地方，就像在斯里兰卡，人们建筑大规模灌溉工程，以满足可耕地的需要。在夏威夷，干燥的芋头田地被构建起来，与鱼塘一起，为人们提供必要的食物。[105]
（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条理清晰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人类行为。从我们提供的案例研究来看，意识形态似乎在所有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地方的统治者都是神圣人物，是神、精灵或最高祖先的后裔。在大多数案例中，意识形态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正是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地位为他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并使他有权力获得食物和物品。另一方面，正是人们从统治者的合法权力获益，统治者保护人们，使人们免于危险和罪恶，他还努力使他们获得妇女、土地和母牛的丰产。在那些统治者不能（或没有）满足全体人们希望的案例中，统治者通常丧失自己的地位，有时甚至丧失生命。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人们相信开垦了土地的人能够获得土地精灵掌握的丰产。这使他变得神圣，而人们依赖于他的授权，才可以耕种肥沃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以前的人们相信食物生产依赖于某些纪念祖先神的仪式。这些仪式被酋长垄断。这里整个社会构建依赖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念，即每个人的地位依赖于他的／她的出生顺序，最年轻的人的地位最低，塔西提岛的曼内胡（manahune）的地位就是这样的。这种观念也在非洲的大湖区发挥了作用，较年轻的儿子和兄弟被赶离维多利亚湖畔。
在克钦人当中，幸运农民的成功很快就被归因于他们与祖先的良好关系，而不太幸运的农民开始给幸运农民礼物，以获得他的调节。在中美洲，那个拥有最高产量（最好土壤）的家族很快获得了声誉，即他们比其他人更得到神的支持。依靠这种信仰，他们很快获得了对其他人的社会和经济控制，而且他们变成了酋长，保卫着来世的人口。
在斯里兰卡，某些家族的优势以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为基础，更好土地的掌握和开发也经常意味着这些家族可以获得水。通过向佛教修道院大批捐赠物资，这些家族获得了丰富的业力，修道院使他们的物质优势合法化。
印加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儿子，每年都仪式性地犁出一个田垄，然后将犁杖递给他的贵族们，接下来这些贵族也犁出一些田垄。通过这种方式，印加统治者展示了他对农业的影响。[106][107]阿兹特克统治者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主持献祭仪式。无数的人被献祭给神灵慧兹罗波齐特利（Huitzlipochtli），而阿兹特克军队被派遣出去，捕捉囚徒，以便用于献祭。这种政策使阿兹特克国家丧失了王国内的所有支持，最终统治者只能孤身对抗西班牙人。[108]
（三）人口状况
这个词表明了与可耕地面积和其空间分配相关的人们的数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估计出社会的农业繁荣程度。然而，因为没有很多关于土地面积的信息，也没有很多关于土地产量的信息，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其他信息。最可能的似乎是那些关于人口增长和／或人口压力的信息。关于这些主题，案例研究提供了某种证据。
毫无疑问，在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现象，很可能也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因为人群中的年轻成员被送往内陆，远离湖畔。在非洲的其他地方，显然也有可耕地的短缺现象，结果那些不得不应对这种短缺的人们去往比较富裕的人群的领导者那里，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获得较好的土地。对于波利尼西亚而言，每个岛屿的情况都不同。在夏威夷，出现了某种人口压力，这导致政治领导者去建造鱼塘，并开辟可用的芋头田地。另一方面，在塔西提岛，出身微贱的曼内胡可能拒绝在内陆的贫瘠土地上耕种，宁愿在海岸作为佃农耕种高产的土地。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一政治组织与（可估算的）人口数量和可耕地面积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建立起来了。[109]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克钦人那里存在人口压力。中美洲的情况不太清楚。肯定存在某种人口压力，但始终改进的农业技术似乎使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斯里兰卡灌溉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水的分配提供了强大政治权力，这种事实似乎表明可耕地的可得性是有限的，结果某种人口压力确实发生了。
在凯内杜古（Kenedugu）和萨莫里这两个非洲国家，经济剩余被生产出来，但在稍后一些年里，人口压力出现了，贸易变成了满足人们需求的必要手段。对于黄金国家加纳而言，自给自足的生产已经足够了，因为在贸易物品中，食物并没有被提及。
为了保持他们的灌溉稻田，贝齐寮人逃到山顶的堡垒中，抵抗猎奴者的攻击，在和平时期返回他们的田地。在堡垒中，人口压力发挥了作用，这导致了一种较强大形式的政府的发展。
最近，查尔斯·斯宾塞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领土扩张与国家形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10]然而，因为存在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早期国家，即领土扩张并没有在它们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也有这样一些酋邦，即领土扩张没有导致国家的形成，所以总体来看，领土扩张似乎不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
（四）复杂的相互作用
在前面几部分，我们已经把资料置于不同的标题下。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发展不是分离或孤立地发生的，而是在密切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使另一方成为可能或必要，并使两者能够合并起来，使两者的合并成为必要之事，从而一系列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社会的结构变化。从而，这些社会的演化是大量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三个一般因素（经济的占有和控制，意识形态和人口状况）形成了复杂相互作用模式的本质，这是我们对它的称呼。[111]三个因素复杂的彼此互惠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些环境，社会一政治组织在这些环境中形成，或者因此激发了更复杂类型的发展。
人们可能会问战争和征服在这种模式中占据什么地位。我们不能低估战争和征服对社会一政治组织发展的影响，正如克莱森和沙尔尼克已经论述的那样，[112]这些现象更可能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或人口状况纷扰的结果，而非暴力本身的结果。从而，战争和暴力不能被视作独立因素。它们是派生因素。自然而然地，有时战争或征服明显地在朝着国家组织的方向发展，但战争和征服都不应该——一般意义上讲——被视作充分因素或必要因素。想当然地，战争推动了较强大领导权和更好的组织的发展，但它没有创造国家。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是战争在社会朝着国家状态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众所周知的案例。早期法兰西也是这种状况，法兰克人酋长克洛维打败并征服了所有相邻部落。
（五）国家形成的条件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早期）国家的演化是社会一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国家演化出更发达的国家形态，而当时世界政治舞台由国家控制。这些明显的事实不应该令我们忽视另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实际上同样重要，即在大量酋邦和大人制度社会中，只有少数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水平。显然，在朝着国家发展成为可能之前，一些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以前面几部分的结论为基础，我们能够像下面这样概括这些必要条件。[113]
第一，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们形成一种复杂分层的社会。必要数量的管理者、仆人、廷臣、祭司、士兵、耕作者、商人等等，总量须以数千计。甚至塔西提岛最小的早期国家也至少有大约5000人。
第二，社会必须控制特定的领土。从长远来看，这样的领土不一定足够供养人口。在这样的案例中，征服或贸易显然是弥补其不足的方式。在其他案例中，政府更多的不是关心土地面积，而是关心自己对人民的控制。
第三，必须有一种生产制度，可以生产出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多专业人士、特权人群和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
第四，必须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用于解释和证明等级管理组织和社会 政治不平等的合法性。
如果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不存在，或者未出现，那么国家的形成就是困难的，甚或非常不可能的。
如果缺乏有利的意识形态，那么或者一种社会将始终处于初生水平，或者其他类型的社会一政治组织将发展起来，例如异构型结构（heterarchy），或早期国家类似体。这些社会类型的讨论不在这篇论文的范围内。[114]安哥拉的姆邦杜人（Mbundu）是这种社会的恰当案例，这个社会因缺乏适合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演变为较高水平的组织。这里大批人口生活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人们曾几度尝试组建支配性的宗教或社会一政治结构。但这些尝试当中没有一次取得成功，人们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太强大了，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的控制。[115]只是在被相邻国家征服以后，姆邦杜人才创建出了支配性的社会一政治组织。
合情合理的假设似乎是，前面概括的四个条件也适用于所谓原初国家或原生国家的形成，这是弗里德提出的概念。[116]在他看来，原生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因为它们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的条件下演化而来的。最近，布朗森在讨论一个崩溃了的国家复兴的可能性时，创造了“模板复兴”这个词，即当一个国家组织复兴的案例“与一种被充分理解和详细记录的历史模式非常相似”时，这就是“模板复兴”。[117]然而，只有当前面提到的四种条件同时出现时，一个国家一早期的，原始的，或复兴的国家——的形成才成为可能，无论有没有先例。
条件的发生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国家的形成。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一些能够使发展达到国家状态的事件就是必要的。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进一步发展就受到阻碍。从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国家形成案例来看，诸如食物和物品的短缺、人口压力、相邻民族的威胁、战争、新思想的引进、保护贸易路线和市场的需要等，可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简而言之，某种预料之中的或预料之外的事实发生了，并导致领导者们采取行动，提出创新。这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将原生国家的起源视作根本不同于其他早期国家起源的现象。原生国家和所有其他早期国家都展示了组织和立法方面的相似性，因为中心政府遇到的问题类型（征税、交通、防御等）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由于事实也证明只有少数解决方式才是有效的，所以成功的早期国家所运用的解决方式也有很大的相似性。那些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的国家消失了，原因与达尔文的观点类似：这里也是适者生存。
注：本刊发表之时略有删节
作者亨利·J．M．克莱森，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译者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注释：
[1]关于比较方法，参见Andre J.F. Kobben, “Why Exceptions？ The Logic of Cross-Cultural Analysis, “Current Anthropology,vol. 8, 1967, pp. 3-34; Andre J. F. Kebben, “Comparativists and Non- comparativists in Anthropology, ” in R. Naroll and R. Cohen, eds. ,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81-596; S. F. Nadel,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Cohen and West, 1969, pp. 113 ff, 248 ff;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The Early State, The Hague: Mouton, 1978, pp. 533-537.
[2] Henri J.M. 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 in N.N. Kradin, A.V.Korotayev, D.M. Bondarenko, V. de Munck and P.K. Wason, eds. ,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 2; Fred Voget, A History of Ethn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p. 862.
[3] Henri J.M. Claessen, “Problem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of Evolutionism, ” pp. 1-11; Henri J. M. Claessen, “Was the State Inevitable？”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 2002, pp. 101-117; Henri J.M. Claessen, “On Early States: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Fall,”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l. 9, 2010, pp. 3-51; Henri J. M. Claessen, 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Leiden: CNWS Press, 2000.
[4]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N. N.Kradin, A.V. Korotayev, D.M. Bondarenko, V. de Munck and P. K. 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52-58.
[5]参见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no. 1, 2011.
[6]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4; Timothy Earle, “Chiefs, Chieftaincies, Chiefdoms, and Chiefly Confederacies, ”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2011, p. 28.
[7]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 146 147.
[8] Donald V. Kurtz,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1, p.54; Donald V. Kurtz,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Status to Political Office, ”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3, 2004, pp. 150 175.
[9] Henri J．M．Claessen，“On Chiefs and Chiefdoms，”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Vo1．10，2011．pp．5-26．
[10] Henri J．M．Claessen，“0n Chiefs and Chiefdoms，”P．6；Robert L．Carneiro，“The Chiefdora：Precursor Of the State，”in G．D．Jones and R R．Kautz，eds．，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7；Peter Skalnik，“Chiefdom：A Universal Political Formation？”Focaal—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v01．43，2004，PP．79—81．
[11] Igor Kopytoff，“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in S．Keech—McIntosh，ed．，Beyond Chiefdoms：Pathways to Corn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90—91；Henri J．M．Claessen，Structural Change： 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P．146—147．
[12] Igor Kopytoff，“Permutations in Patrimonialism and Populism：The Aghem Chiefdoms of Western Cameroon，”P．91．
[13] Aad Zuiderwijk，Farming Gently，Farming Fast：Migration．Incorpo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the Mandara Mountains of Northern Caineroon，Leiden：Centr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of Leiden University，1998，P．92；Peter Pels，Het uitzonderen van A厂rika，Leiden University：Inaugural l．ecture，2004
[14] Jean—Claude Muller，Le roi bouckmissaire：Pouvoir et rituel chez les Rukuba du Nigkria central．Quebec：Fleury，1980；Jean—Claude Muller，“Ideology and Dynamics in Dii Chiefdoms：A Study of Territorial Movement and Population Fluctuation（Andamawa Province，Cameroon），”in H．J．M．Claessen and J．G．Oosten，eds．，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s，Leiden：Brill，1996，PP．99—115．
[15] Nicholas Thomas，Marquesan Societies：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rmn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28-33．
[16] Henri J．M．Claessen and Martin A．van Bakel，“Theme and Vari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ces in Polynesian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s，”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vo1．162．2006，PP．239，248；Ellen Morris，“Lo Nobles Lament，the Poor Rejoice：State Formation in the Wake of Social Flux，”in G．M．Schwartz and J．J．Nichols，eds．，After CollapsP：The Regeneration of Complex Societies，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6，P．60；Ren6e Hagesteijn．“The Angkor State：Rise，Fall and In Between，”in H．J．M．Claessen and P．van de Velde，eds．，Early State Dynamit S，Leiden：Brill，PP．154-169．
[17] Jean-Claude Muller，“Divine Kingship in Chiefdoms and States：A Single Ideological Model．”in H．J．M． Claessen and P．Skalnik，eds．，The Study of the State，The Hague：Mouton，1981．pp．239-250：Henri J·M·Claessen，Structural Change：Evolution and Evolution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PP．178-186．
[18] Patrick V．Kirch，The Ewd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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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Colin Renfrew，Before Civilization：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 and Prehistoric Europe，Penguin Books．1973．
[21] Jo-Anne van Tilbur9， Easter Island：Archaeology，Ecology，and Culture，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l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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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inda Schele and David Freidel，A Forrest of Kings：The Untold Story of thP Ancient Maya,New York：Morrow，1990．
[24] Patrick V．Kirch，“Monumental Architecture and Power in Polynesian Chiefdoms：A Comparison of Tonga and Hawaii，”World Archaeology，vo1．22，1990，PP．206-222．
[25]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in G.D. Jones and R.R. Kautz, eds. ,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pp. 37-79;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p. 52-58 ;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Ian Wood,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Longman, 1994; Charles S. Spenc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stine State Formation, “in N.N. Kradin, A.V. Korotayev, D.M. Bondarenko,V. de Munck, and P. K. Wason, eds., Alternatives of Social Evolution, Vladivostok: Far Easter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154-165.
[26]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8, pp. 6-10.
[27] Timothy Earle,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Martin A. Van Bakel, Samenleven in gebondenheid en urijheid, Euolutie en ontwikkeling in Polynesie, Leiden: Ph.D. thesis, 1989.
[28] Robert L. Carneiro, “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pp. 37-79; 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p. 52-58.
[29]转引自Robert L. Carneiro, “Process vs. Stages: A false Dichotomy in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State, ” p. 54.
[30] Henri J. M. Claessen and Pieter van de Velde, eds., ” Hoofdlijnen over Hoofdschappen, ” Profiel:Archaeologisch Contactorgaan RUL,vol. 4, no. 4, 1992, p. 123; Donald V.Kurtz,Political Anthropology: Paradigms and Power,pp.50,168,note 4;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31] Henri J.M. Claessen and Peter Skalnik, eds. , The Early State, p. 579.
[32] Renee Hagesteijn, Circles of Kings: Political Dynamics in Early 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Dordrecht: Fori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KITLV no. 138］, 1989, p. 14.
[33] Robert D. Drennan, Bryan K. Hanks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efly Commun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 Region,” Social Evolution and History, vol. 10, 2011, pp. 149-186.
[34] Nicholas Thomas, Marquesan Societie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Polynesia.
[35]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 in E. Took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merica, Washington, D.C. :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1983, p. 87.
[36] Philip Drucker, “Ecolog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America, ” p. 88.
[37] Frederica de Laguna,”Aboriginal Tlinkit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in E.Tooker, ed.,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Native North Atnerica, p. 77.
[38] M.B. Blackman, ” Haida: Tradi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