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一位以文化教育为职志的民主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在多方面的、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等，并且具有很深的理论深度，其基本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其一，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使蔡元培在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中，具有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特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蔡元培是一位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反清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民族民主主义立场，拥护和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他经历的曲折迂回的胜利与失败的历程中，包括他已认识到的一时失误之后，也一如既往，不改初衷。蔡元培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在他从事的教育实践中，是同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培育新人以拯救国家危亡，这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归于“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因而大声疾呼：“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 (P15)并把这三者称之为“自强之本”。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兴“新国”必先有“新民”的思想。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虽则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提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丛”。同样，蔡元培在探讨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也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2] (P133)他说：“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3] (P291)他在1919年回顾近代中国自强的历程时指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4] (P641)他明确提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5] (P295)这就真切地阐述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由上可见，启迪民智，倡导教育，并把教育视为救国之道，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总结惨痛的历史经验中提出的一个主张。诚然，单纯的教育救国是不可能达到救国目的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教育救国的主张同民主革命的要求相结合，为救国、强国培育新人，这种主张就不但具有进步的意义，而且必然发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蔡元培倡导并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奋斗的教育救国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进步的主张。
蔡元培之所以强调教育救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教育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出发，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他说：“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6] (P380)在他看来，教育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事业。他认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6] (P179)他在这里所说的能尽完全责任的“能力”，既包括为国家为社会“克尽义务”的献身精神，又包括服务社会、克尽职责的本领。二者都必须具备，而前者尤为重要。他特别指出，要培养公民抗抵外侵、保卫国家、振兴实业的本领和技能，“必先养其道德”。所以，他要求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自爱、爱人的美德”，[7] (P559～565)即他所倡导的“健全的人格”。总之，他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是为救国、立国、强国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他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认识，认定民主共和事业完全离不开教育。蔡元培对维新变法运动持同情的态度，甚至“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但他同时又批评维新派的举动“太轻率”，他说：“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他们要想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把这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8] (P81)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腐败的局面，就必须改革，而改革不能只依靠一个孱弱的君主，也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重要的是能够肩负此重任的革新人才，这就要“切实从教育入手”。正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的震撼，蔡元培决绝仕途，委身教育，而且在他初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为救国培养人才的明确意识。他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等都是为了救国革命、推翻清廷而培养人才。他曾说，他在清季所创办的学校都“含有革命性质”。他创办爱国学社是为了培养“暴动的种子”，创办爱国女学是为了培养“暗杀的种子”。所以他要求：“革命精神之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当辛亥革命发生时，这些学生多有参加南京之役的，“不可谓非教育之成效也”。[4] (P12)辛亥革命后，他又明确提出：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6] (P64)对于这种与革命政治需要相结合的教育救国思想，蔡元培于1917年《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总之，蔡元培是以教育为救国、立国之根本，以育人为建业、兴邦之良策。他说：“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它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用‘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6] (P17)从这里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同他把爱国救亡、立国兴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相联系的。他以一个爱国者的情怀，忧愤清政腐朽，国势日蹙，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和对青年学生历史使命的殷切期望，他义无反顾地走“教育救国”之路。这一切，使他始终坚持“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始终深信只有“养成健全人格，提倡共和精神”，方才“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
尽管蔡元培有过“教育万能”一类偏颇的认识，但是，他对“教育救国”的至诚愿望，并自觉地把教育同争取民主共和、兴邦强国的目标联结起来，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正是有这种自觉的、革命的驱动力，使他在教育实践中具有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特点。他不仅在初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有为培养民族民主革命的人才而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止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随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革新，成为他在教育事业上最突出的贡献，“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可以说，改革创新的精神是贯穿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全过程。
其二，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使他在教育实践中既能择善而从又注意剔除封建糟粕。
蔡元培以“翰林革命”而著称，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翁同和评语)，可谓旧学深沉，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他一生博览群书，“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书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9] (P31)在接触新学之前，他阅读的范围包括了旧学的经、史、子、集，尤涉足小学、经学、考据、训诂、宋明理学。这奠定了他国学的基础，“山阴才子”由此得名。
蔡元培虽饱读经书，但并不尽信古书。他喜自由阅读，喜探究人生哲理，如他读清末学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时，对其“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推崇备至。他青年时期也习作八股文，但不喜这种文体对思想的束缚，不严守老八股的格调，作那种不合时宜的怪八股。他十分赞同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这是蔡元培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他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准则。这个认识，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全盘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往往反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场。蔡元培曾指出这两种主张的弊端，他说：“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的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7] (P299)他既反对那种拒绝外来文化、固步自封的国粹派，也不赞同消亡民族个性的全盘欧化论，而主张中西兼容、融会创新。这反映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进步的文化教育观，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在蔡元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绝不会因近代科学的发达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虽然，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例如烹饪之法，铸冶之术，引重致远之具，其发起也，均在理化学未立以前，而实为理化学之导线是也。且科学成立以后，其应用也，仍不能不有资于复杂之经验，例如机械学、气象学，在今日固为精密矣，而应用之于航空，则屡濒危险；农艺学、工程学，在今日至为进步矣，而径行之于素未调查之区，则动多窒碍，是也。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4] (P112)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对文化思想既不守旧、也不盲从的正确态度。他认为，对文化思想采取极端的主张，往往是轻率的，不是应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当说，蔡元培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也是采取研究和分析的态度的。1925年7月，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在英国爱丁堡举行，作为中国代表的蔡元培因故未能出席，他为大会准备的演说词由他人在大会上代为宣读。他在演说词中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从“太学”到“国子监”的教育体制，是一种个别教学的教育体制。在这种体制的学院中，如同其他学校一样，班级由教师管理，而学生则接受单独的授课。这种教育方式，正是孔子、墨子时代那种单纯由私人讲学的形式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孔墨时代的这种与古希腊书院相当的私人讲学形式，在当时教育界中是颇为突出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二百年中，这类学校仍可以说是具有一种深远的教育意义。他把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优点概括为：(1)注意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2)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可以由个人自由钻研学问；(3)可以因材施教，教学不致因班级中落后学生而受到影响。他说：“我们在源于早期学院而来的王阳明书院(大学)中，在源于古代教育发展而来的清朝的颜元(习斋)书院中，可以发现其显著影响。尽管这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历史对当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所启示”。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1)我国古代学校的课程，过分重视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考据学等。我国早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只重视个人修养的尽善尽美，重视培养个人的文学才能，而不注重于科学方面的教育。(2)我国古代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使少数人毕生攻读，使他们能顺利通过朝廷举办的各种考试，而考试则是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至于就平民文化而言，它并没有普及教育的明确目标。[10] (P345～346)这就指明向近代教育制度转变是历史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见解是比较深刻的、科学的，反映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的正确处理。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必然要涉及作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儒家思想问题。蔡元培极不赞同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致使“诸家之说潜矣”的错误主张和做法。反对尊孔读经，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十分注意在大一统的封建文化中剔除封建糟粕，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后他革除旧教育宗旨中“忠君”和“尊孔”的条款，小学校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这些革命性的措施，必然引起保皇势力的恐慌和反对。在袁世凯擅权复辟，一些人竭力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时，康有为也发表《孔教会序》，他说：“自共和以来，礼乐并废，章典皆易，道揆法守，扫地无余，遂在教育之有司议废孔子之祀典，小则去跪拜而行鞠躬，重则废经传而裁俎豆，……呜呼，曾不意数千年文明之中华，一旦沦胥为无教之国，岂不哀哉！”这里所称“教育之有司”者，正是指坚持民主改革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但是蔡元培没有畏惧后退，不为所动。他随后在各地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批判了复古派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谬论，“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是关于教育、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学说，孔子与宗教自划界限，从不言鬼神事，曾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强调：“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11] 驳斥了那些“今日尊孔之徒”。他还批判了那种把前贤典籍奉为万言不变的教条，要求后人不得越雷池一步的错误观点，他说：“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异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4] (P612)这对于破除迷信，打破思想束缚，振奋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蔡元培在去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批判尊孔读经的同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揭国粹之真相”，[4] (P450)揭示其中民主性、科学性的成分，使之成为对新时代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6] (P16)这就是说，要把孔学、儒家作为本来意义上的一种学说、学派，加以研究、继承和发展。比如，他在反对小学生读经的同时，又提出：“为大学国文系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历史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6] (P16)这表明，他是反对用古代典籍束缚青少年的思想，强制他们读青少年无法理解的东西，那样做是有害的，但他并不是一概反对青年读经，主张让已具有一定思考和分析能力的青年学生进行学习和了解，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派，也有别于那种极端的“国粹派”，是值得赞许的。又如，他对包括孔子儒家学说在内的古代教育思想是很重视的。他注意从中引出适合于新时代的新义。他在阐述新教育方针时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众。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恕。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他以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证以中国意义，要亦不失为道德之重要纲领”。[4] (P222)他还十分注意借鉴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进步的、合理的成分，他举例说，古代的“六德”教育即现代学校课程中的伦理学，“六艺”中的射、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体育，算术则成了我们今天的抽象思维训练，礼仪的教学“是一种介乎于道德教育与智力训练范围之间的科目”。他认为这种“对人的身心予以全力关注”的教育，是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达和成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认为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经验与思考并重，这在今天也值得提倡。他还十分欣赏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说：“照《论语》所记的，问仁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不一样；问政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也是不一样，这叫做‘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发展个性，适应社会，决不是拘泥形式，专讲划一的”。[4] (P716)后来他在对留美中国学生讲演时又说：“孔子主张陶养性情，发达个性。其教人之法，为因材施教”。[10] (P37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十分重视的“尚自然、展个性”这一教育主张的思想渊源。
综上所述，蔡元培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自觉地采取了“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和做法，这是贯穿他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全过程，也是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其三，了解和学习西方，取文化世界主义，因而“融会中西”成为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苦难的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特别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澜。多少爱国志士悚于亡国惨祸之降临，“尝中夜起而大哭”(严复语)，愤怒谴责腐朽的清廷“疆臣跋扈，政府阘茸，外内狼狈，虚疑恫愒，已成炀灶之计，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实乃“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蔡元培语)。当时有识之士无不惊呼：国家已处在“列强环伺，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语)的状况。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蔡元培开始接触新学，“涉猎译本书”。为了了解西方和直接学习西方，他从1898年起学习日文，进而学习欧洲多国语言。他曾说：“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读欧文书价贵，非一般人之力所克胜。日本移译西书至富，而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遍读世界新书”。[12] (P92)他经过努力和探索，使自己具备了一定的世界知识和世界眼光。目睹国势日益衰微，又初步了解了西方世界，这使蔡元培产生了出国游学、学习先进文化以解国困的愿望。正如他致友人的信中所说的：“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为此游学一事耳”。[13] (P45)他在1902年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游学日本的经历，但此时已不愿东渡，而是“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恰这时(1906年)有此机会，“不能不为之心动”。他所以选择德国，是因为他推崇德国的教育和学术。黄炎培回忆蔡元培当时曾对他说过：“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12] (P93)所以他表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4] (P663)1906年冬，蔡元培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表达了自己赴德留学的愿望和理由，他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今译赫尔巴特)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今译福禄贝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观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教，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美。爰有游学德国之志，曾在胶州、上海等处，预习德语。……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4] (P452)
从1907至1926年的二十年间，蔡元培曾先后五次到欧洲游学考察，居留外国近十二载。其中三次留学德国，前后共计五年多。这期间，他的年龄跨度在40—60岁之间，可谓是“老学生”。除了第四次(1920年11月至1921年8月)他是以大学校长身份受政府派遣赴欧美九国考察教育外，包括他担任教育总长之后历次游学，都是作为普通的留学生，靠译稿卖文、做家庭教师补贴费用。他说自己曾过“半佣半丐”的生活。他珍惜留学机会，勤奋、刻苦、博览，几乎涉及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民族学、人类学、史学等许多领域，并且在欧美期间还深入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和人文文化。通过这种潜心学习、研究和考察，不但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他的文化观和教育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蔡元培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善于独立思考、分辨吸收的研究方法，避免了近代许多留学生存在的盲目崇外、不求甚解、生吞活剥的通病。他的融会贯通中西文化的进步文化观，就是在他第一次游学欧洲期间开始形成的。蔡元培中西文化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反对盲从和守旧，主张对文化要作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他于1921年6月考察美国教育时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讲演中，比较了古今中外文化演进的历史，指出：“综观历史，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他特别举例说：“就在中国，与印度文化接触后，产出十世纪以后的新文化，也是这样”。[3] (P351)这就包含了要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择善而从以融会中西文化的思想。在他看来，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创新发展的过程。所以他主张要“以近代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学术，俾实用于现代”。[3] (P351)可以说，通过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是蔡元培文化观中具有目的性的一个基本要求。他坚决反对对西方文化一概肯定、盲目照搬的错误态度，强调对域外文化要重在消化，而消化的作用在于助己发达。他辩证地说明了消化和吸收的关系：“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不然就会“酿成消化不良之疾”。他进而认为：“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例如晋唐之间，虽有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易’‘庄’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现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也”。[6] (P462)这种对外国文化既要吸收又要重在消化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这里还要再次指出，蔡元培主张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绝不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否定或妄自菲薄。他认为，中国人向有二弊，一是“自大”，一是“自弃”，二者又往往会互相转化，这是必须加以克服的不利于文化交流和吸收的心理障碍。在他看来，文化交融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他指出：“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3] (P423)他强调中外文化交流包括两点：“(一)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3] (P351)“今日中外文明，既有沟通交换的机会，我们是格外要留心的”。[3] (P423)应当说，蔡元培文化观的理想境界，是善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以整理固有文化创造新义，促进文化的发展，推动历史进步。
蔡元培的上述文化观，同样体现了他所主张的融会中西的教育观。在蔡元培的教育活动中，从他确立的新的教育制度到健全的人格教育，从教授治校到思想自由原则的提出，都包含了他对西方教育制度和思想的借鉴、吸收。比如，教育救国、学术兴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他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曾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5] (P295)他特别强调：“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昌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7] (P563～564)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学术兴国主张的思想渊源。又如，“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办学宗旨，这也同他对西方特别是德国大学理念的理解紧密相关。他在三次留德期间，比较充分地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德国的大学观念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他说：“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的自由”。他由此认定：“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4] (P632)他欣赏德国大学那种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风气，他说：“西洋学生研究学问系完全自动的。德国大学学生听讲与否，学校是不管的，听讲的有时不满三人，有时一个讲堂内，有数百个学生。毕业的年限，也没有一定的规定，教师对于学生，不过指示几种参考书和研究的方法罢了。然而德国常有著名的大学者出现，这都是学生自动的研究学问的结果”。他十分感慨地说：“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中国学生个性发达的很少，因此对社会多是盲从，这都是平时死守讲义，不能自动的研究所养成的习惯而来”。[3] (P399～400)他希望改变这种沉沉暮气的景况，强调“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4] (P452)再如，“养成健全的人格”，是蔡元培关于人才培养的一个基本目标，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只重“脑部”，单纯灌输知识，这只能造就文弱书生，无助于身心全面发达，将来是无法担负建设国家、服务社会的重任的。因而他非常重视军国民教育，重视体育，认为有健全的体魄才有助于养成健全的人格，1921年9月他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后对北大学生发表演说时，就把“外国学生最注重体育”，作为九个月考察的第一个感想提了出来。他说：“世界各国除德国外，要算英美两国提倡体育最力，英国剑桥大学学生竞渡的竞争，非常激烈。英国养成学生正当的人格，就是运动；他们的运动，含有一种强迫的性质，但是他们运动的竞争，都取正常的手段，否则即使得胜，也要被人耻笑的。至于美国学生的运动，是各人自己情愿，并不用别人强迫”。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也应注重体育，须有强健的精神和体力，否则不能抵抗外力的压迫了”。[3] (P398～399)
上举数端，说明学习外国，择善而从，融会中西的主张，是蔡元培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诚然，上述列举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和特点，并不是它的全部，但确是反映了它的主要方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进步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正是这些特点，造就了这位大教育改革家的成就。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4期，人大复印资料G1《教育学》2007年07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参考文献】
[1]王拭主编：《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
[2]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3]《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4]《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7]《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8]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湾传记文学社，1967.
[9]《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0]《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1]《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新青年》第2卷第5号.
[12]《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3]《蔡元培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4]《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