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湖南邵阳人，晚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近代维新改革思想的先驱者。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警唤国人“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其思想对于近代的中华民族心理、民族风俗习惯，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道德教育领域而言，魏源构建了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道德教育思想即使在当代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好好研习、汲取。
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痛切地感受到中国之所以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心败散、道德沦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1]（P72）意即如果人们失去了道德自律的“廉耻”之心，则国家必然会衰败。他认为，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盛，就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道德教育。
1.道德是修身治国的根本准则。魏源认为，道德是修身治国的根本准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1]（P7）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无道德”，即使言语再动听，也无法取信于世；一个君主如果“无道德”，即使法制再完善，也无法打动民众、获取民众的支持。他又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无德之功、节、言，于身心为无原之雨；君子皆弗取焉。”[1]（P22）魏源将“立德”置于“四不朽”之首，强调“德”贯穿于“立功”、“立节”和“立言”中，认为能否“立德”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成就“不朽”的业绩。道德对于个人的事业成败和国家的治乱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魏源认为，有无人才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兴盛。他说：“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1]（P166），“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1]（P167）。相对于物质财富来说，人才资源对于国家更为宝贵。因此，人才匮乏的清政府应该十分关注人才的培养。那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如何培养人才呢？针对上述问题，魏源指出：“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1]（P62）他认为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都不是人才，只有德才兼备才是人才。他坚决反对“但取文采而不审其德”[1]（P36）的做法，主张把品德与才能的培养结合起来。他强调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根本途径是通过道德教化，“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乎教化……惟教化出之无穷。”[1]（P65）只有通过道德教化，才能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因此，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高度重视道德教化。
魏源对道德教化的高度重视，意在改变当时统治阶级人欲横流、惟利是图、利令智昏、媚外求荣等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呼吁清政府关心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挽救祖国的命运。这无疑是值得高度称赞的。
二、提出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
魏源思想中所蕴涵的诸如因材施教法、防微杜渐法、体验教育法、情感教育法、引导教育法、言传身教法等德育方法，不仅在当时的德育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对于当代德育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对之加以阐明，非常必要。
1.因材施教法。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个性特点，有针对性地注入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教育内容和教育目标，选择特定的教育方法。魏源非常重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说：“教法因人、因时，原无定适。”[1]（P164）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尊重个性差别、因材施教、知人善教的教育主张。他又说：“学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长；勿以师儒治郡国，勿以方面之材责师儒；非体用之殊途，乃因材之强难也。”[1]（P50）他还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1]（P52）他高度强调因材施教对于“用人”、“教人”的极端重要性。“后人所说的‘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运用于道德教育领域，即是因材施教。”[2]（P48）
2.防微杜渐法。所谓防微杜渐，就是针对不好的思想苗头，有针对性地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从而将不正确、不健康的思想道德扼杀于萌芽状态，以免铸成大错。魏源说：“草木之长，不见其有予而日修，为善日益也似之；蘼磨之砥，不见其有夺而日薄，为不善日损也似之。”[1]（P6-7）善、恶的平常积累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小恶积累可至大恶，终至十恶不赦；小善积累可成大善，终至功德圆满。因此，道德教育必须要注重防微杜渐，做到“为善日益”、“为不善日损”。他还提出了防微杜渐的具体方法，“无三畏，则无忌惮之心；无三戒，则无羞恶之心；无九思之思聪、思明、思问，则无是非之心；无九思之思温、思恭、思忠、思敬，则无戒惧之心；无九思之思义、思难，则无恻隐之心。此君子之所自治，而小人之所大戒而小惩。惟平日冰渊之永惕，庶得免乎临时之战兢。”[1]（P315）亦即只有平时如临冰渊，小心翼翼，用“三畏”、“三戒”、“九思”对照反省自己，防微杜渐，才可避免“临时之战兢”的严重后果的出现。这是对刘备遗诏中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荀子《劝学篇》中的“积善成德”[3]（P3）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3.体验教育法。所谓体验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亲身体验社会道德规范的现实价值，深刻认识遵守和维护社会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他们在亲身体验中增强道德自觉性。魏源说：“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1]（P19），意即没有体验过战乱和分离之苦，就无法体悟太平的来之不易；没有体验过疾病的痛苦，就无法体悟健康的幸福。他又说：“不苦行险，不知居易之乐也；不苦嗜欲，不知淡泊之乐也；不苦弛骛，不知收敛之乐也；不苦争竞，不知恬退之乐也；不苦憧扰，不知宁静之乐也”[1]（P24-25），也就是说，只有亲身体验过“行险”、“嗜欲”、“弛骛”、“争竞”、“憧扰”之苦，才会切身感受到“居易”、“淡泊”、“收敛”、“恬退”、“宁静”之乐。因此，道德教育要深入人心，就必须注重运用体验教育法。
4.情感教育法。所谓情感教育，就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要真心投入，真情付出，以情感人，从而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目标等产生情感上的认同，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魏源说：“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卫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1]（P35）情感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慈母”对“赤子”的关爱之情、“手足”对“头目”的护卫之情，是“赤子”和“手足”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对“民物”充满真情，才能真正接济“民物”。教育者要帮助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就不能不重“情”，运用情感教育法。
5.引导教育法。所谓引导教育，就是教育者对待受教育者既不能强制压服，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在掌握其道德状况和特点的基础上循循善诱。魏源说：“星非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物非能自浮也，载而浮之者水也；臣非能自遇也，引而进之者君也。”[1]（P55）亦即“星”、“物”、“臣”之发展离不开“天”、“水”、“君”之引导，引导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道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引导，是受教育者实现思想道德良性转化的必要外部条件。
6.言传身教法。所谓言传身教，就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将言传和身教相结合，既要注重言语劝勉，也要注重身教感化。魏源说：“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故立言不如默成，强人不如善感”[1]（P69-70），也就是说，“教”与“化”即言传与身教，在增长知识、培养品德、塑造性格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对于道德教育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三、确立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原则
魏源不仅注重探索德育方法，而且十分重视研究德育原则。针对教育者的道德教育，他确立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平等、尊重教育客体的主体性、教育者先受教育、循序渐进等原则；针对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他确立了严于律己、谦虚踏实、勤学好问、经世致用等原则。
1.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的原则。魏源对当时以五经为宗、八股为试，以书艺工敏、辞章应对为高下的科举考试及其人才培养模式，极为不满，提出应从观念上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更新教育内容，改革教育制度。围绕此目的，他确立了如下一些重要原则。
一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平等。魏源说：“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1]（P67）当时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极为不平等，这严重危及了人才的健康成长。针对这种状况，魏源认为，只有做到“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1]（P67），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平等，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才能使“天下无不当之人材”[1]（P67）。
二是尊重教育客体的主体性。所谓尊重教育客体的主体性，是指道德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他们接受道德教育的自觉性。魏源的尊重教育客体的主体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2个方面：其一，提出“自造自化”，强调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魏源说：“人之心即天地之心”[1]（P12），“造化自我立焉”[1]（P5），“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1]（P5-6），意即人类的产生依赖于人类自身，人类只要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就一定能够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人类的主体性有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道德教育必须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其二，提出“人定胜天”，强调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性。他说：“诚知足，天不能贫；诚无求，天不能贱；诚外形骸，天不能病；诚身任天下万世，天不能绝。匪直是也，命当富而一介不取，命当贵而三公不易，命当寿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匹夫碻然其志，天子不能与之富，上帝不能使之寿……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1]（P21）只要人们能够反身而诚，自立其志，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人定胜天”，改变自身的命运。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受教育者的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是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魏源的“自造自化”和“人定胜天”，从哲学上讲，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但从伦理道德的意义上来讲，却高扬了人性与自由，闪烁着反封建的人文主义的光辉。
三是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教育活动的效果。魏源主张，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很好地完成道德教育的任务。他说：“交道非人益我，即我益人。求人益我者，进德之事，子夏之言近之；以我益人者，成德之事，子张之言近之。非能自受天下之益者，不能以益人，故学者当先子夏而后子张。”[1]（P7）意即教育者只有通过“求人益我”，先受教育，完成“进德之事”，提高自身道德品质，然后才能“以我益人”，教育别人，完成“成德之事”。
四是循序渐进。所谓循序渐进，就是道德教育不可急躁冒进、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要根据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和思想道德变化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魏源说：“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日在歧途两界之中。去禽而人，由常人而善人，而贤人，而圣人，而人道始尽”[1]（P2），亦即由于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应该通过循序渐进的道德教育，使人们的道德品质由“常人”到“善人”，再到“贤人”，最后到“圣人”，逐渐由低到高不断提升。
2.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的原则。魏源非常重视受教育者进行自我教育，这同他的尊重教育客体的主体性的德育原则密不可分。在魏源看来，人们只要在道德修养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断进取，就可以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进行自我教育是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必要前提。为了帮助受教育者有效地进行自我教育，魏源确立了如下一些重要原则。
一要严于律己，这是实施自我教育的必要前提。魏源将“克己之谓强”[1]（P6）视为君子的一大特征，所谓“克己”，就是以社会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严于律己。严于律己包含2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他说：“作伪之事千万端，皆从不自反而生乎！作德之事千万端，皆从自反而起乎！不自反，则终日见人之尤也；诚反己，则终日见己之尤也。终日自反，则放心不收而自收；终日不自反，则心虽强收而愈放。”[1]（P9）所谓“自反”，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能否“自反”，即是否具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决定了能否“自收”其“放心”，恢复和建立优良的道德品质；其二，要有勇于改过的精神。他说：“众人之过，过既于形；圣人之过，过于未形。故惟圣人然后能知过，惟圣（人）然后能改过。”[1]（P9）“圣人”之所以能超越“众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就是由于“圣人”能及时“知过”，勇于“改过”。魏源的严于律己精神，注意到了自我教育在思想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是对老子的“自知者明”、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的“反求诸己”、曾参的“三省吾身”、《中庸》的“慎独”等自我修养方法的丰富和发展。
二要谦虚踏实，这是实施自我教育的正确态度。魏源说：“瓶笙之水，愈沸则响愈微；彼惟恐人不闻者，中不足也。明珠藏千仞之渊，黄金韫万仞之崖，珊瑚沉大海之底，采者不避兀臬而致之；彼炫鬻于市而人莫顾者，赝且贱也。钟磬之器愈厚者，则声愈从容；薄者反之。故德薄者无卑辞，德厚者无盈色。”[1]（P24）他用“明珠”、“黄金”、“珊瑚”等借喻有德行的人谦虚踏实，厚德载物，深受众人欢迎；用“瓶笙之水”等借喻无德行的人喜欢炫耀卖弄，自视甚高，深为人们所厌恶。通过比较对照，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谦虚踏实的优点和极端重要性，激励人们争做谦虚踏实之人，坚定人们谦虚踏实的学习态度。
三要勤学好问，这是实施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魏源认为，知识来自于勤学，他对“生而知之”的说法提出严厉的质问：“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1]（P9）并以“敏者与鲁者共学，敏不获而鲁反获之；敏者日鲁，鲁者日敏”[1]（P5）为例，说明不存在先天的聪明和先天的愚蠢，人们的智慧主要来自于后天的勤学。魏源不仅重视勤学，而且倡导好问。他说：“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1]（P35）“学”和“问”密不可分，“学”必“资于问”，“问”是“学”的重要手段。为什么呢？对此他解释道：“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1]（P35）意即一个人只有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形成自己的大智慧，成就自己的大事业。所以，要想获取真知，就必须“不耻下问”。
四要经世致用，这是实施自我教育的根本目的。魏源极力反对乾嘉以来盛行的汉学，批判当时钻研汉学的知识分子争治诂训，追求书艺工敏、声律骈偶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1]（P165），“畸于虚而言之无物，畸于实而言无心得”[1]（P228），“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1]（P231），指出正是这种脱离实际、清虚空谈的学风“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P359）。因此，他力倡“经世致用”，主张要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学问。魏源提倡的这种学风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有着重要影响。
四、建立道德教育的评估标准
所谓道德教育的评估，就是对道德教育的效果进行评价，它既是对前一道德教育过程的总结，又是开展下一道德教育过程的依据，在道德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确立科学的道德教育评估标准，进行客观的道德教育评估，对于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魏源的道德教育评估标准，是建立在其对“知行”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行观”问题，为中国历代思想家所重视，对这一问题，魏源强调“知”来源于“行”，“知”依附于“行”。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1]（P7）人们要了解事物，就必须亲自与它接触。又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1]（P7）他十分重视“行”即实践的重要性，强调百闻不如一见。
与其“知行观”相一致，他强调道德教育的评估标准只能是实践。他说：“语道不可以觉童蒙者非至道，立德不可以明征验者非至德。”“征验”是指实践的检验，“语道”和“立德”皆指道德教育，意即道德教育只有在实践中被证明已取得了实际的教育效果，才是成功的。这种思想已蕴涵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萌芽，贯彻于道德教育领域，便是提倡以实践作为道德教育的评估标准。
透过以上6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窥见魏源在道德教育领域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对我国近代的道德教育工作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认真继承和发掘魏源道德教育思想的智慧和精华，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成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04期，人大复印资料G2《思想政治教育》2005年10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
[3]杨毓麟.湖南历史资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