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这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先秦著名典籍,历来的研究不太充分,且传统的研究停留于校勘、辑佚、考辨、注释等方面。直到近十年来,《战国策》研究才在前人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更向深广度推进,而呈现可喜的新局面。
一、《战国策》的性质
《战国策》由于本身内容的复杂,历代学者对它的认识就存在较大歧义。有的将它归入史部杂史类,有的将它划归子部纵横家类,有的说它实是刘向“一家之学”。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书的性质更有新说,这主要有:1.史书兼子书说。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下引同一人之同一著作或文章不复标明书、文名)中说:“此书不仅是历史,也是纵横家言。”2.史著文集说。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认为“《战国策》不但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杰出的散文总集。”3.故事散文集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但“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霍旭东、任重《<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①指出从历史角度考察,此书所记的谋臣策士的言行大多是虚构或夸张的。因此,“与其说《战国策》是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或历史散文集。”4.策谋汇编说。王扶汉《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称《战国策》为“策谋汇编”。蔡锋《<战国策>谋略浅议》②说:“《战国策》一书不仅是一部文献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也是一部纵横捭阖之士的谋略大全。”5.学习参考资料说。徐北文《先秦文学史》说:“《战国策》这部书,和《春秋》、《左传》等不同,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是纵横家们的业务教材和参考资料。”李叔毅《试论<战国策>之为书》③认为此书既不是纵横说士的言论总集,也不是历史学家的著述。他据《战国策书录》、《鬼谷子·谋篇第十》中的有关说法,从着重联系战国的时代背景来分析《战国策》的绝大多数章节内容的共同点,从而得出结论:《战国策》是“鬼谷子、曷鸟冠子一类教授和张孟谈、苏秦一类学士所搜集的教材或学习参考资料。”
二、《战国策》的作者
近代,特别是四五十年代,学界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清人牟廷相、近人罗根泽认为蒯通是《战国策》的作始者,金德建则主张今本《战国策》是《蒯子》和《主父偃》拼合而成。潘辰则提出《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古书,其中可能有若干秦汉人的著作,“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蒯通等人的一家言”。基于前此的讨论,近年来,研究《国策》的学者大多承认此书的作者不可确指,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谭家健《先秦散文纲要》指出最初作者可能是各国策士,到战国中期以后,由纵横学派的门徒将老师的言行记录下来,后有人加工汇集成书。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从此书的“纵横”色彩推测,原本或出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际纵横家之手。李叔毅则据战国时各国的养士风尚,士对权谋之术的渴求及《鬼谷子·谋篇第十》中隐士授徒的记载,认为《战国策》一书是鬼谷子、曷鸟冠子一类教授和张孟谈、苏秦一类学士所搜集而成。“辑选标准,是斗争史实中具有扭转局势性质,可供学智之士揣摩研习的事例。”并且,他认为《战国策》得以逃过秦火是因为其所集资料散在民间或记在士的脑海,因而推测蒯通、主父偃不可能是《战国策》的作始者。“他们至多也不过对现存的《战国策》中的部分资料进行过研究或论述”,因为“全靠他们是无法收集到那么多庞杂宏富的史料的,特别是秦火之后”。但也有学者仍认为蒯通是《战国策》的作者之一。台湾学者张正男在《战国策初探》一书中据《史记·田儋列传》、《史记·淮阴侯列传》索隐注及《汉书·蒯通传》的有关记载,认为“蒯通自己写定劝韩信自立的文章,被收录在刘向的《战国策》里,所以蒯通是战国策的作者之一。”郑凯《试论<战国策>中的反秦形象》④指出“《战国策》是战国末年至秦汉间的众多作者写的”。且据蒯通曾跟随韩信进行过反秦斗争及金德建的《<战国策>作者之推测》中载蒯通的文辞、文法组织与《战国策》无异这一点,认为“蒯通至少是《战国策》某些反秦篇章的作者之一,《战国策》中苏秦的拟作,尤其可能是蒯通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