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兵学是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时大规模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两汉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认识两汉文化的整体面貌，就不能不考察这一时期的兵学。
一、两汉兵学文化发展的四个标志
兵书的整理与校定。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限于汉初“干戈未息”的社会环境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侧重于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胜利，统治者对兵学非常关注，于是就有了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同上），可见其侧重点也是搜集兵书。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校理兵书，而光禄大夫刘向则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并上奏皇帝。这次整理不仅划分了兵家的种类流派，而且还认真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值，因而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通过这次整理，使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得以较完整的面貌存之于世，为后来封建王朝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的服务。
兵书的分类与学术总结。在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兵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类。与此同时，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可见这一派以战略研究为重点，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同上），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侧重于讲求战术。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这表明该派深受阴阳家的熏陶，注意天时、地理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则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同上），即注重军事技术问题。刘向、任宏对兵家流派的划分和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成为后世兵书撰者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
兵学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当时兵学之表现形态是各式各样、绚丽多姿的，既有以专门著作形式面世并产生巨大影响、为后人收入《武经七书》的兵书《三略》等；又有以归纳、总结先秦兵学的基本成就为主旨并加以必要发挥的兵学专篇《淮南子·兵略训》等；还有零散见于君臣诏书、奏议以及众多文人学士的著作（如《盐铁论》、《潜夫论》）中的有关论兵言论；更有通过战争实践活动和军队建设所反映的军事理性认识。它们共同勾画了两汉兵学的总体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两汉兵学的实践功能非常突出，较少作抽象的兵学原理演绎，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操作性。如晁错的《言兵事疏》针对汉匈战争而作，总结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抗击匈奴袭扰的经验教训，探索了对匈奴作战的基本规律，为汉朝廷实现对匈奴战略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又如赵充国《屯田制羌疏》，针对汉宣帝时西羌诸部北徙、遮断西域商路、骚扰西汉边境城邑的具体形势，提出“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的主张，为从事军屯、巩固国防提供了高明的策略方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兵学在边防等问题上有了新的深化和突破，现实感、时代感明显加强，这正是两汉兵学在先秦兵学已有辉煌成就基础上的新的发展。
兵学学习的普遍化。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当时统治者将学习经典兵书、演习战阵作为培养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习六十四阵，名曰乘之。”而汉武帝鼓励名将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更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当时的大多数名将都热衷于学习《孙子》等重要兵书，并经常以《孙子》等兵书理论来指导军事实践。如东汉初年大将冯异就“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汉书·冯异传》）。韩信自己解释其背水阵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正确运用了《孙子》“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士气激励原则。武将这样，文人亦复如此。如东方朔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叙述自己的学术经历：“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汉书·东方朔传》）。将学兵书与读诗书等量齐观，两汉文化人对兵学的重视以及当时兵学的发达与普及于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