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
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
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
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科”与“教”相辅而行。
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