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长期存在争论。弄清这个问题，对思想史及文学史和先秦西汉有关古籍研究都有重要意义。笔者主要根据以往研究没有运用过的材料，特别是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本《晏子》与今本《晏子春秋》、竹简《孙膑兵法》、汉墓帛书《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比较，根据《晏子春秋》自身的时代特征以及它与《左传》和《孟子》的关系，来论证其成书年代。
一、《晏子春秋》成书于西汉初年质疑
前不久，有两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提出，“《晏子春秋》的成书应该是在西汉初年”①。实际上，这种观点梁启超早已提出。此后，许多学者否定了梁启超的观点。上述关于《晏子春秋》成书于西汉初年的论文，其主要证据是《晏子春秋》引用了《毛诗》，而“据《辞海》‘毛诗’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毛亨和毛苌所传’……，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晏子春秋》也成书于西汉初年”。其另一证据是，《晏子春秋》反映了“西汉初期的文化特征”。笔者认为，其证据和推论是不可靠的。
1.不能因为《晏子春秋》引用了《毛诗》，就推断其成书于西汉初年。其一，《毛诗》不一定完全是由毛公所传。离《毛诗》成书年代较近的《汉书·艺文志》谈到《诗经》时，在记载了“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之后，还指出，“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可见，《毛诗》的成书年代是有疑问的。因此，把《晏子春秋》引用了《毛诗》作为其成书年代的证据不足以服人。其二，《晏子春秋》所引的诗，并不都是《毛诗》。董治安先生早就在《与吴则虞先生谈〈晏子春秋〉的时代》一文中指出，此书引《诗》并不都是《毛诗》。他的研究结论是，“《晏子春秋》全书引《诗》共二十条，……引《诗》与《毛诗》相同，而与三家诗诗文不同者计五条”；“引《诗》与《毛诗》诗文不同，而与三家诗诗文有同者，计三条”；“引《诗》与《毛诗》诗文同，与三家诗诗文亦同，或三家诗无征者，计五条”；“引《诗》与《毛诗》诗文不同，与三家诗诗文亦不同，或三家诗无征者，计七条”②。既然《晏子春秋》引《毛诗》之说，本身还是有疑问之事，因而不宜把它作为推定前者成书年代的确凿证据。
2.关于《晏子春秋》有反映“西汉初期的文化特征”之说，也有很多疑问，因而也难以成为此书成于西汉初年的证据。
按照上述观点的提出者所说，《晏子春秋》所反映的“西汉初年的文化特征”，是“在超越儒墨等诸子学说的同时，儒墨色彩较多，这主要是西汉初年人们在反思秦亡的历史教训时，认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并针对秦代的法家政治而以儒墨为主且综合各家之长融为一体取而代之”。笔者认为，这很难说是西汉初年的文化特征，更不一定是《晏子春秋》的整体性特征。其一，《吕氏春秋》存在偏重于道、儒和阴阳学说，并综合吸取墨、兵、法家思想的倾向，而在这种倾向中，法家学说是不受重视的一种学说，可见，在思想的综合性和价值取向上，特别是在对法家学说的态度上，《晏子春秋》的某些部分与《吕氏春秋》有共同点。因此，所谓《晏子春秋》的西汉初年文化特征是难以成立的。其二，《晏子春秋》还存在着综合儒墨学说，并重视法家学说，而未明显吸收道家和黄老学说的情况，这与西汉初年重视黄老的思想倾向不一致，与此书成于西汉初年的根据相矛盾。例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十七章所说的贤君治国方略，既有体现儒家和墨家要求的“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又有体现法家要求的“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还有墨家色彩较浓的“不事骄行而尚同”。在其方略中没有明显的黄老思想。
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晏子》的有些文字，比同出的竹简《孙膑兵法》、比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等四篇古佚书和《战国纵横家书》的有关文字更早的情况，表明其成书应在西汉以前
笔者把银雀山出土竹简本（以下简称竹简本）《晏子》共十六章与今本的相应部分作了全面的比较。结果表明，两者只有少量文字、极少数文句和两章分章上的不同，而思想内容和多数文字与今本相同。有些句子即使文字上不同，但思想内容或含意相同。虽然分章有不同，但内容也基本相同。只有个别的地方，因文字或文句不同而含意相异。这种情况表明，今本《晏子春秋》与竹简本《晏子》是同一本书，两者有共同的原本或祖本。其差异，是今本在长期的流传中造成的。肯定了今本和竹简本为同一本书，还不能否定《晏子春秋》成于西汉初年的说法，但通过竹简本《晏子》与同为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古籍的文字比较，可以推定《晏子春秋》成书于西汉以前。
清代学者孙星衍，现代学者高亨、董治安在有关《晏子春秋》成书年代的论著中，都已指出其文字比先秦一些子书的文字更古质。但他们在进行论证时，还没有条件利用《晏子》竹简本和近二十多年在早期汉墓中出土的其他竹简和帛书古籍的文字材料。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地对竹简本《晏子》的文字，与其他年代相近的竹简和帛书的文字进行了一些比较。结果表明，《晏子》确有一些文字比较古奥。
1.竹简本《晏子》中有的文字，比同出的竹简《孙膑兵法》的有关文字还要早一些。
《左传》中已提到避讳的事，《孟子·尽心上》中更明确地说了避讳的情况，即“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秦汉在著书和抄书时避用皇帝的名字，已较为多见。据唐兰先生考证，抄写于西汉前期文帝初年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抄写于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都避了刘邦之名讳，把“邦”字改为“国”字。而竹简本《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中，两次用了“邦”字，未避刘邦之名讳。其抄写年代最迟也应在避讳不是特别严格的灭秦建汉之初，而其成书当然就更早了。值得注意的是，竹简本《晏子》中有的文字，比竹简《孙膑兵法》的有关文字还要古一些。这是竹简本《晏子》的文字，与文物出版社1975年2月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所附部分竹简照片，及与同一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原简摹写本》的有关文字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例一：竹简本《晏子》以“机”字为“救”字（见第八章），而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篇两次使用此字，都是直接用“救”字，没有用“机”字或假借他字的情况。此外，《孙膑兵法·五度九守》篇也两次使用了“救”字同样是直接使用“救”字，没有用“机”字或假借他字。两相比较，在此字的用法上，竹简本《晏子》比《孙膑兵法》要更古一些。因为，“救”字在出土的汉初其他竹简和帛书中已通用，而“机”字应更古。例二：竹简本《晏子》第十五章，把“视”字假借为“示”字，表明抄写时，这两个字的使用尚未专门化。而上述《孙膑兵法·擒庞涓》篇直接用“示”字，没有假借的情况。例三：竹简本《晏子》第十三章，以“川”字为“顺”字，这至少说明其抄写时差别较大的这两个字的使用尚未专门化。而竹简《孙膑兵法》的《威王问》篇，则直接用“顺”字，此字没有使用“川”字或假借其他字的情况。以上比较表明，竹简《晏子》的抄写年代，其文字的分化或专用性不及竹简《孙膑兵法》，这应该是前者要早于后者的表现。
2.竹简本以“机”字为“救”字，以“川”字为“顺”字，这比抄写于西汉初文帝时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经法》、《十大经》、《称》、《道原》中的相应文字还要早一些。例一：“救”字在帛书《经法》的《亡论》篇，在《十大经》的《正乱》篇，同竹简《孙膑兵法》一样，都是直接写作“救”，没有使用“机”字或假借他字。在帛书《称》中，“救”是写作“救”，两者非常接近。例二：“顺”字在帛书《经法》的《道法》、《君王》、《六分》、《论》、《论约》篇中，在帛书《十大经》的《正乱》、《姓争》、《前道》、《顺道》篇中，全部都是直接写作“顺”，全书没有以“川”为“顺”或把别的字假借为“顺”字的情况。竹简本《晏子》与抄写于西汉文帝时的上述帛书的文字差别，也应该表明前者的抄写年代要早于后者。
3.竹简本《晏子》以“机”字为“救”字等情况，比抄写于汉初的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有关文字还要早。例一：竹简本《晏子》以“机”字为“救”字，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篇、第十八篇、第二十三篇（共三次）、第二十六篇（共三次）、第二十七篇（共二次），全部都是直接使用“救”字，全书没有一处以“机”为“救”或假借他字为“救”字。例二：竹简本《晏子》第十二章、第十三章，都是以“数”字为“速”字。而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四篇，则是把“速”用作“速”，两者已非常接近了。在《战国纵横家书》的全部文字中，都没有见到把其他字用作或假借为“速”字的情况。以上字例的比较，应该是包含了竹简本《晏子》的抄写年代要早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信息。
综合起来看，竹简本《晏子》的抄写年代，比抄于战国末至西汉初年之间的竹简《孙膑兵法》、比抄于汉初的汉墓帛书《经法》等《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和《战国纵横家书》都要早一些。因此，竹简本《晏子》的抄写年代应在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最迟也在西汉立国之际。显然，其成书应该更早，不会是在西汉初年。
三、《晏子春秋》并非成于西汉初年，其主要内容写成于战国后期的内在根据
1.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书中受到批评和贬抑，这应是西汉以前的情况。
《晏子春秋》的《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共有十八章，其中就有五章直接批评了儒学和孔子，另有一章为捉弄孔子的内容。特别是此篇的第一章，借晏子之口，多方面批评了儒学和孔子，认为其“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循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儒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这一对儒学和孔子的批评，明显地具有战国时期墨家的节葬、节用、非乐的思想特征，还带有法家反对虚言邪术的思想倾向，与《韩非子》的《五蠹》篇和《显学》篇对儒家的批评相接近。《五蠹》篇认为“儒以文乱法”，“父之孝子……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显学》篇则指责儒家“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这与上述《晏子春秋》对孔子的“好乐缓于民”等批评是比较接近的。
《晏子春秋》的以上综合了墨家和法家思想的论述，只能产生于战国后期，不能形成于汉初。因为秦代因暴政失去民心而速亡，已证明了《韩非子·显学》篇对儒家的上述批评是错误的。西汉初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在汉初，儒家虽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也没有像黄老之学那样起主导的作用，但已受到重视。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汉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民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徽，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陆生所著《新语》，主要内容之一即“行仁义，法先圣”和识贤任贤，以德教化等儒家思想。可见，刘邦及其左右对儒学已有相当的重视。《史记·儒林列传》也指出，“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可见，在推翻秦的暴虐统治之后，急需建立新的统治秩序的汉初，不存在贬斥孔子和儒学的“好乐缓于民”，“繁登降之礼”等思想的社会环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晏子春秋》上述批评孔子和儒家的内容，只能形成于战国时期。西汉的刘向在《晏子·叙录》中就指出：“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
2.《晏子春秋》中关于臣具有较高地位，并直接而尖锐地批评以至指斥君王的内容，具有战国中后期的时代特征。
战国中后期有名望的士及任官的臣，在君王面前具有较高的地位。这是既不同于春秋，又不同于秦汉的一个特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敝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另据《孟子·公孙丑下》篇所述，孟子要去见齐王，碰到齐王派人来传话，说本来是要来看孟子的，但因感冒了不能来，问孟子能否在他临朝时去。孟子说，我也得一点病，不能去朝见齐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种古佚书之一的《称》，对战国中后期臣的较高地位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即“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革（霸）者臣，名臣，其实〔宾也〕”。《孟子·离娄下》篇中，更是直接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晏子春秋》中，有许多体现了臣有较高地位且面对面地尖锐批评、指责君王的内容。如在《内篇杂上》第十三章中，晏子早晨陪在景公身边，景公觉得冷，叫晏子给他拿点东西吃，晏子回答说：“婴非君奉馈之臣也，敢辞。”景公又叫他给拿一件毛皮衣服来，晏子又说：“婴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辞。”在《外篇重而异者》中的第三章，晏子当面指斥齐景公“君居处无节，衣服无度，不听正谏，兴事无已，赋敛无厌，使民如将不胜，万民怼怨”。在《内篇问上》第十章中（竹简本《晏子》第七章），晏子当面指责景公“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这种臣对君的尖锐批评，其内容和语言与风格，即使是虚构，也只能形成于臣的地位较高，君主专制不及秦汉的战国社会环境中。
3.《晏子春秋》多处抄录了《左传》的有关资料和文字，吸收了孟子的思想，其成书应在战国中期至后期之间。
以上论证，侧重于说明《晏子春秋》的成书不在西汉初年，也不在秦代，说明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在战国后期，但未论证其成书的上限年代。从此书多处抄录《左传》和吸收孟子的思想情况看，其成书的上限年代应在其后的战国中期。
对《左传》中关于晏子的一些史料和文字，《晏子春秋》几乎是照抄。如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十七章中，从“叔向曰：‘齐其何如？’”到“‘民人痛疾，或燠休之’”一段共141个字，几乎是完全照抄了《左传·昭公三年》中的有关文字。此章从照抄“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到“子将若何？”一段共150多字，也几乎是完全照抄《左传·昭公三年》中的文字。还有，此章从“？闻之”，到最后的“岂其获祀焉”共48个字，也是照抄《左传·昭公三年》的文字。总之，《晏子春秋》这一章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抄自《左传》。再如《晏子春秋·杂上》第二章（竹简本《晏子》第十二章），从“晏子立崔杼之门”，到“将庸何归”一段共125个字，几乎是照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有关文字。又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三十章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上是照录《左传·襄公十七年》的有关文字。而《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五章的绝大部分内容，即从“分共邑”，到“所谓幅也”一段共134个字，全是照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的有关文字。
之所以肯定《晏子春秋》与《左传》文字相同处，是前者抄后者而不是相反，是因为《左传》为编年体史书，是公认的“信史”，因而《左传》不可能多处抄史实年代不清楚，而且有很多虚构故事的《晏子春秋》，更不会把《晏子春秋》作为有关晏子事迹的主要史料来源。此外，《左传》的成书年代较早，而且在不少学者中有了比较确定的认识。杨伯峻先生在中华书局1990年5月出版的《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说，《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至前389年之间。吴枫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简明中国古籍辞典》认为，《左传》“约成于公元前375年至351年间”。王树民著，中华书局1981年11月出版的《史部要籍解题》，也认为《左传》的“撰作时间，当以战国中上期之可能性为最大”。既然是《晏子春秋》抄了《左传》的文字，那么其成书年代的上限就应在《左传》成书并流传之后，即应在战国的中期。
另一可以说明《晏子春秋》成书时间的上限应在战国中期的证据，是此书明显地吸收了《孟子》的思想。《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四章的“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诸侯与境内，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这与《孟子·梁惠王下》中反对君主“独乐”，主张君主“忧民之忧”，与众同乐，“与民同乐”，“与百姓同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之所以说两者的这种一致性，是《晏子春秋》吸取了《孟子》的思想而不是相反，是因为前者有吸取、改编或后出于《孟子》的显著特征。这从《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一章，与《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四章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两书此处都叙述了齐景公与晏子问答的同一件事，文字也大部分相同。其相异之处是，《孟子》的语言文字和含意明显地要早于《晏子春秋》。其一，《孟子》此处的“天子适诸侯”，《晏子春秋》作“天子之诸侯”。用“适”比用“之”要更古一些，更难懂一些。其二，《孟子》此处的“诸侯朝天子”，《晏子春秋》与“天子之诸侯”一样用了一个“之”字，作“诸侯之天子”，不但浅近易懂，而且不像用“朝”字那样有明显的礼制等级色彩。其三，《孟子》此处的“夏谚曰：吾王不游……吾王不豫”，《晏子春秋》作“夏谚曰：吾君不游……吾君不豫”。“王”字与“君”字之别，反映了时代的不同。明确王与君的所指各有区别，比王与君混称的年代应更早。《墨子·所染》篇就是把舜、禹、汤、周武、夏桀、殷纣、周厉称为王，而把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称为君，界限很清楚。因此，《孟子》转述“夏谚”时用“王”，比《晏子春秋》转述“夏谚”时用“君”的年代应更早。
4.《晏子春秋》的某些矛盾及其“重而异”和“重言重意”的情况表明，其编著者不是一人，也不是作于一时。
《晏子春秋》的思想内容有一些相互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内篇问上》第十七章认为“贤君之治国”，“其行爱民”，“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内篇问下》第二十二章也认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与之相矛盾的是，《外篇》第一章批评孔子“好乐缓于民”。再如，《内篇杂下》第二十九章记叙晏子临死前对妻子说：“吾恐死而俗变，谨视尔家，毋变尔俗。”而此篇第三十章记叙晏子临死前留给其儿子的遗书则说“布帛不可穷，穷不可饰；牛马不可穷，穷不可服……”。这两处遗言不但不相一致，还有矛盾之处。晏子对其妻所说的“毋变尔俗”，应该是包含其一贯主张和实行的节俭治家之意。而对其儿子的遗言却说不能缺少布帛和牛马，这与前者有一定的矛盾。至于此书记事或叙事的矛盾就更多了。
《晏子春秋》的许多章节存在“重而异”和“重言重意”的情况。西汉的刘向整理、编校此书时，所编列的《外篇重而异者》就有二十八章。吴则虞先生编著，中华书局1962年1月出版的《晏子春秋集释》所附“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表”，共涉及到六十八章。上述矛盾和相重而又有差异的情况表明，《晏子春秋》的作者不止一人。如果作者是一个人，那么即使是收编不同的传说，作者也会进行改写和改编，使之协调一致而不矛盾和重复。再说，此书所具有的虚构性质也允许这样做。上述情况也表明，此书不是写成于一时，应是在战国中后期之间陆续完成的。而今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又有相当多的变动和损益，但其主要思想内容、结构形式和多数文字基本未变。
注释：
①毛曦、李山娥：《〈晏子春秋〉的成书时间与思想特征》，《人文杂志》，1997（6）。
②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附录董治安先生的论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