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万俊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59.00元
笔者最近读了万俊人教授主编的《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一书，颇有收获，对其中史学部分尤感兴味。
去年四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书，显然是为纪念清华的新百年而作，其史学部分名曰《清华大学的史学传统——新史学在清华的成长与顿挫》，分为6章30节，逾20万字，为迄今撰写清华史学传承史事最集中、最翔实、最通透的文本。执笔者刘超，多年来一直倾力于民国以还北方知识群体和大学成长轨迹的研究，犹钟情于清华、北大及西南联大校史，由其担纲为老清华史学来著史，实可谓得人矣。
老清华的历史学系，虽说规模并不宏大，骨干教师不过区区十余位，每年招收的学生亦不多，但是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思想文化领域却赫赫有名，举足轻重。认真总结清华史学的深厚独特的传统，既十分必要，也十分不易。刘超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的确令人钦佩。
史学之作，贵在一个“活”字。司马迁作《史记》，就立下了“活”性史作的优良传统。活是什么？在我理解，它至少应该是生态成长的、内核灵动的、深透细密的。惟此“活”性，才可能有永不停息的生命力和慑人心魄的魅力、穿透力。在作者笔下的清华史学，就试图展现出这么一种活生生的样态，读来使人回味无尽。
作者笔底清华的史学传统，所呈现的这种生态成长的“活”的气象是多处可见的。史学这一部分的副标题是《新史学在清华的成长与顿挫》，这就鲜明地亮出了作者将其研究对象作为生命体看待的用心。作者在论述清华史学的每一个成长阶段时，始终没有忽略其生长的“土壤”、“阳光雨露”及前后左右的“生态状况”。每到一个节点上，书中总是很自然地告诉你，清华史学与校内文理工科的相关状况、学校的发展战略、兄弟院校的同类情况、知识群体的动态、国家面临的时局、时代的趋向等等多层交互的关联，虽然笔墨轻重浓淡不同，但生态成长观的意涵是一贯的。其中较具代表性者，如第三章第二节《罗家伦之大改组与清华史学近代化的提速》。在此节中，作者不仅把罗家伦与清华史学的关系说“活”了，而且从学术上提出了甚有价值的新见。罗家伦到清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组，着力点，就是想把清华建设成具有民族独立学术地位的、国际水准的一流大学，这就需要大力加强研究在学校中的地位，无研究则无学术独立可言。罗家伦奋力欲将清华办成“研究型”，因此需要整合资源、改善条件、引进人才。正是在这样的“生态”情境中，一个为清华史学的近代化安营扎寨的龙首人物蒋廷黻被引入了。作者在书中是这样作出总结性的论断的：从1928年开始，清华在罗家伦之下才开始逐步营造出了研究风气。
史作的“活”性，亦可从其灵动的内核显现出来。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依据一定的理念和目标才可创造值得后人评说的历史。后人评说历史时若抓不住前人的真实理念和目标，那就只能就事论事，画龙而不会点睛。刘超笔下的清华史学，核心灵动的理念十分凸显。上面已提到罗家伦关于建立“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不光是为清华史学坐定了健康发展的胚胎，更为整个清华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清华史学走上成功之路的枢纽人物是蒋廷黻。蒋氏1911年赴美留学，1923年回国任教南开，1929年罗家伦将他引入清华，1935年离校步入政坛。他在清华短短五六年的功夫，就使清华史学无论教、学、研，皆走上了近代化的正轨，成为培养史学一流人才的重镇。蒋氏之国际意识、时代意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学术意识均甚浓厚而且清晰。这些意识的核心是科学观念和近代化目标。书中反复强调，正是蒋氏的这一核心理念的自觉和有力地运用，故为清华史学的成长带来了丰茂旺盛的景象。书中指出：在课程改革和师资选聘中，其实隐藏着蒋特定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关怀。他所期待的是有多学科素养、有世界眼光和现实关怀的科学性研究。在治史理念和门径上，蒋所倡导的是科学与史学的融通。他注重多种文化背景、多门外语能力和多种学科修养，因此他在课程布局上强调要“中外历史各占一半”，鼓励学生选修外系课程以掌握多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及观察能力，引导学生深入研究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日本和苏俄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此作为其育才、选才的重要标准。
一部充满“活”性的史作，还要尽量运用统计的数据、比较的方法和相关学科的知识，使论证的过程和结论尽可能的深透细密，从深透细密中张显活力和生命力。很能体现作者用功之深的，是书中那近20个数据清晰、简洁明了、对比性强、解说力高的表格。如：国学院职员表、国学院毕业生表、蒋廷黻任历史系主任时期毕业生表、四校史学师资对比表、四校教师谱系表、清华史学年轻人学术主攻方向表、长沙临时大学史学师资表、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学系课程表、北大清华联大师生对比表、西南联大历年研究生数量表、清华史学硕士情况表、1946年复员时三校学生选择文理分布表、1946年后清华史学招收学生情况表，等等。
当然，对一个高难度的学术课题，要在短期内研究深透并落笔成书，缺失是难免的。就史学部分而言，我觉得主要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清华史学的主要成果评述的力度不够；二是论述过程的具体段落内部逻辑层次不够谨严；三是作品中极个别地方在技术性处理方面还不够理想。这些问题虽瑕不掩玉，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修订书稿时作者尽量予以考虑，使全书更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