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惠王的宫殿里，墨子解下自己的腰带，在坐席上环绕为城，然后取出一些小木片来代表攻守的器械。“请您发起进攻吧。”他充满自信地对公输般拱了拱手。
公输般想要一击就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打跨，他首先运用的正是自己最新的发明——云梯：“我所造的云梯，与宋城一般高大，下置六轮，推到城边，用辘轳绞起车上的高梯，长一丈二尺，搭上城堞，士兵们缘梯而上。请问你怎样防御？”
公输般把一块木片推近腰带围成的城墙，却被墨子用手拦住了：“且慢。云梯是庞大的攻城器械，您不可能带着它长途行军，一定是拆成散件，到地方才开始组装，并且组装后推近城墙也需要一段时间，对吗？”“正是如此。”公输般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实地回答。
墨子挺了一下腰，把一块木片放在腰带的内围，正对着“云梯”：“那我就有时间建造‘行城’来抵御。行城用木材架构，高城二十尺，宽十尺，探出城墙外二十尺，上面模仿城堞建造掩体和了望孔。行城外包覆着竹编的‘答’，上涂湿泥，可以遮蔽箭矢，并防火攻。行城上的士兵，挑选力气最大的十人手持长杆抵御云梯靠近，五人手持利剑阻挡想要攀爬过来的楚兵，另有士兵持弩，听鼓声指挥，或者交错射击，或者覆盖射击。这样的防御，再加上滚木、擂石、灰瓶、沸水泼下，您的云梯攻城法还可能奏效吗？”
公输般不禁目瞪口呆……
以上所设想的场景和对话，并非凭空捏造，都可以在《墨子》一书中找到依据。《墨子》成书大致在战国中后期，《汉书·艺文志》称原有七十一篇，今仅存五十八篇，是不同时期、不同支派的墨家弟子集撰而成，内容非常庞杂。后世学者往往将《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单独结集来研究，因为这些篇章所谈的内容与它篇迥然不同，不是哲学著作，而是兵法精要。
从这些篇目的名称就可看出，墨子及其弟子们所谈的兵法，主要为守城之术，这是因为墨家讲究“兼爱、非攻”，反对主动发起战争，因此关注的重点都放在防御战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卿大夫们的采邑的中心必然是城池，绝大多数战斗都围绕着城池来展开，因此墨家重守，首在城守。
墨子城守十一篇〔应为二十篇，亡佚九篇〕，首先是《备城门》，开宗明义地讲述说：墨门大弟子禽滑厘问墨子：“现在诸侯离叛，天下动乱，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我想帮助小国防守，应该怎么办呢？”墨子问他：“你想要防备敌人怎样的进攻？”禽滑厘总结说：“当今之世攻城常用的方法，不外乎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这十二种，该怎样一一应对呢？”
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禽滑厘就已经逐一道破了，但更为惊人的是，墨子还能够将其逐一击破。所谓临，就是建造土城以攻击城内，后世将其发展为可活动的临车；所谓钩，就是用绳钩缘城而上；所谓冲，是指冲车；所谓梯，是指云梯；所谓堙，是指填塞城濠；所谓水，是指水攻；所谓穴，是指挖掘城基，然后以火焚之，藉以使城墙崩坏；所谓突，是指突击城门；所谓空洞，是指挖掘地道，突入城内；所谓蚁傅，是指密集强攻；所谓轒辒，是指轒辒车〔一种用生牛皮包裹，可蔽矢石的城下作业车〕；所谓轩车，是指高过城墙的侦查车，亦称楼车或巢车。
《备城门》篇是总论对于城门、城墙的防御措施和人员布置、物资部署。其次《备高临》、《备梯》、《备穴》等篇，则逐一破解十二般攻城方法，最后《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篇，则就祭祀、战术、军法等各方面加以补充说明。可以说，除《迎敌祠》开篇存在着某些荒诞不经的所谓兵阴阳的描述外，全部都是古代军事科技的无价瑰宝。
春秋战国时代，城墙大多是夯土垒建的，其后逐渐变为砖砌。然而在爆炸物发明前的千余年间，攻城手段很少有技术性的大突破。对比另一部城守专著、南宋陈规的《守城录》可以看出，除火器外，宋代攻城方的利器只增添了巨弩和砲〔投石机〕。而多人绞张的机弩，以及早期的石砲，在《墨子城守篇》中也都有着明确的记载，只不过大概因为射程尚未能及远，威力还不够巨大，所以只作为守城方的兵器使用而已。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争频繁，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实用科技，都因此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百花齐放，竞现异彩。可以说，《墨子城守篇》是冷兵器时代城池防守方面最系统、最完善也最高深的军事专著。
《墨子城守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员布置和物资部署；二，是武器装备和工程设施；三，是军法；四，是战术运用。可以说巨细靡遗，包含了城池防守战中的方方面面。
就人员布置和物资部署来说，守城一定要有人，同时还必须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杂守》结尾处就提到：“在五种情况下，城池无法防守——城大而人少；城小而人多；人多而粮食缺乏；物资集散地距离城池过远；积蓄和富人都在城外。”其后还有后人补注说：“大致户口一万，城池三里见方，是比较合适的比例。”
城守各篇对于人员的区分和布置，有着非常详尽的叙述，包括青壮应该做些什么，老幼应该做些什么，妇女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当任命具备何种资质的人担任各级守城将领、担任侦查兵、担任敢死士，等等——如此全民皆兵的动员，是和当时战争规模的扩大化紧密相连的。
西周和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的常备兵员都是士，偶有平民参与，以战车为主力。鞍之战的时候，中原霸主晋国动用兵车八百乘，每乘三十人，才不过两万余人。到了春秋后期，晋的兵车数增加到四千九百乘，总兵力十五万。春秋战国之交，大量平民被编入军队，骑兵登上历史舞台，兵车的主力作用也逐渐被“徒步”所取代，步兵集群战术得到大规模运用。三家分晋，魏在全盛时期有“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连最小弱的韩也有兵卒近三十万。
士兵的增加和人口的膨胀是密不可分的，相对的，城市规模也有了很大的扩展。春秋时代，一般国家的首都周围不过九百丈〔约六里〕，卿大夫的采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一般城邑住户不过千家，最少的只有十家，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碉堡。而到了战国时代，齐都临淄户口一度达到七万，而韩国的商业中心宜阳，据说“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城池攻防战的重要性和规模都日益增大，战斗也往往旷日持久。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兵伐齐，取城七十余座，只有莒和即墨无法攻克，前279年，即墨守将田单终于击破燕军，复兴齐国，围城战竟然持续了五年之久！
对照上述的历史背景，就可了解《墨子城守篇》中全民皆兵的人员部署，以及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物资配给，确实不是空穴来风的呓语。
战国时代，铁器已经大规模运用到军事上，《墨子城守篇》中也有多处提及。按照城守篇的布置，城墙上一步〔古以六尺为一步〕设置一名兵卒，方圆两步必须准备以下器具——武器：一具连挺〔类似于双截棍〕、一具长斧、一具长椎、一具木弩、相应矢箭，以及二十柄枪；其它：一张答〔竹帘〕、一具渠〔已失传，疑为直立的木杆，张答用〕、二十支火炬和十五斤以上的石块五百枚。
《备城门》中详细说明了城墙上的各种应用武器、物资和设备，两步以上还有五步、十步、二十步甚至二百步和四隅〔城四角〕的布置，甚至连厕所的多少，具体位置，是否需要密闭，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工程设施的介绍，更会令读者如同公输般一样瞠目结舌。
比如，《备穴》中提到，为了防备敌人挖掘城基，放火焚毁城墙，必须在城中建起高楼，派侦查兵日夜监视攻城敌军的动向，同时，如果发现城内某井的水变浑浊了，也有可能是敌人正在挖洞。最有效的作法，则是在城墙内侧每隔五步〔三丈〕就挖一个深两尺的洞，距离城墙一丈二尺，洞内放置容积四十斗以上的瓦罐一具，上蒙薄皮，派人日夜伏耳倾听，就能察觉敌人是否凿穴，以及从何方向开凿。
然后，从城内相对着敌人的洞开挖，塞入一系列长二尺五寸、粗三尺的瓦筒，瓦筒由上下两片瓦覆盖而成，相互间的缝隙必须填实。瓦筒内放置炭、糠，但不要塞满，洞口建灶，外张四具风箱。洞内张有隔板，一边挖，一边将隔板向前推，到接近敌人洞穴时，即快速冲破土层，然后灶内点火，鼓动风箱，以烟薰敌。为了防备敌人堵塞烟洞，隔板上还要留有一些孔窍，可以探出长矛以刺敌……
此外，对于挖洞的角度、长度、广度，以及支撑洞壁的木架的搭建方法，也都有详细的解说。就这部分来说，城守篇甚至是一部中国最古老的工程学方面的专著！
物是死的，人是活的，除了分配人员、物资，布置各种武器和器械外，《墨子城守篇》也提到了军法和战术方面的原则和细则。《号令》中反复申明，城内要分区负责，一旦失火，对肇事者、救火不力或者救火时喧哗、隔区救火的，皆斩，对于趁机作乱的则处以车裂的酷刑。而为了避免引起城内恐慌，平时严禁军民喧哗、集会、相视而泣，甚至连悄悄以足相碰，都要给以相应处罚。至于防守不力、阵前逃跑、出城投敌等等，则处罚更为严厉，甚至要斩或者车裂其三族〔父母、妻子及兄弟〕。这些严刑峻法，在战时是相当必要的，但同时也隐藏着相当浓厚的秦人的味道。
有罚就有赏，《号令》中提到，如能逼退敌人的进攻，并使其短时间内无法再来的，选最勇敢的两人，赐以高额俸禄。彻底解除围城状态后，有功者兵将赐关内侯、上卿等各级爵位，女子赐钱五千，参与防守的无分男女老少，每人赐钱一千，并免除三年赋税。
在战术运用方面，《墨子城守篇》提出必须在平时就注意城池的修补和物资的积聚，对于没有战略价值或实在难以防守的城池尽量舍弃，集中力量防御战略要点，得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后就要分批派出侦查人员，随时关注敌军的动向，用烽火在各城间传递消息，用旗帜和鼓声来通知城内军民敌军的距离，诸如此类。
最重要的是，城守篇中明确指出：“凡守城要以尽量杀伤敌有生力量为上策，那些迁延日久，只懂等待救援的人，是不明守城之法！”千余年后的陈规在《守城录》中也提到，必须日夜不停地骚扰敌人，一得到机会就出城攻击敌军，使敌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而自退，而不能仅仅被动消极的防守。就战术原则上，两者是相同的。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田单所以能用即墨一城的力量击破燕国大军，复兴齐国，就在于他无时无刻不等待反攻的机会。他先是使用反间计，让燕惠王解除乐毅的统帅职务，代之以骑劫，然后鼓舞城内军民同仇敌忾之心，夜布火牛阵，一战而燕军大败，撤至黄河以北。这是墨子守城方略的最佳范例。
《墨子》为不同时代的墨家弟子共同编纂而成，许多篇章的行文风格都绝然不同，甚至篇内也多重复和矛盾之处。城守各篇中所提到的刑罚、爵位明显有商鞅以后的秦国的痕迹，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就更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后人认为，这些篇章主要出自西方墨派之手。
秦惠文王的时候，墨家巨子腹黄复居住在秦国，墨学的中心也因此转向西方，代表人物除腹黄复外，还有唐姑果、缠子等。西方墨派尊墨子的嫡传弟子禽滑厘为其始祖，因此城守诸篇基本上都是通过墨子和禽滑厘对话的方式来完成的。
墨家讲究“兼爱、非攻”，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彻底权威扫地，天下没有了共主，地域观念日趋严重，任何一国的统治者都不会关爱他国之人，甚至要其关爱本国的百姓，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奢望。“非攻”并不能达成“兼爱”的目的。因此，经过墨子以后数代墨家的求索、奋斗，然而碰壁、失败以后，部分墨学门徒开始寻求另外一条保护百姓的道路。
某些学者认为，西方墨派的代表人物在秦国得到了重用，一方面为秦国研究攻防技术并付诸实践，二是参与秦国官营手工业的生产与管理。这一派别基本上没有留下哲学、社会学方面的论述，“以戈止戈”的思想或许在他们头脑中也只有模糊的概念而已。然而相比注重哲学的东方之墨、注重思辨的南方之墨，或许西方之墨在身体力行方面，更接近他们的开山始祖墨翟。
相信是秦国淳朴、勤俭的民风，以及严明的法令吸引了腹黄复等人投到秦惠文王门下。然而他们擅长的守城技术，却并没能在秦国得以发扬光大。秦有函谷关为屏障，并且自商鞅变法以后，很快就变成了当时最为强大也最富进攻性的势力，惠文王中后期就屡屡发兵进攻楚和三晋，甚至远征齐国。此后的秦国，非常懂得进攻，很少需要防守。
不过善守者必能攻，禽滑厘能够总结出攻城的十二种方法，必然对每种方法的优劣短长全都了然于胸，而墨子能尽破十二种攻城方法，假以时日，其弟子们也定能研究出反制之计。相信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试验攻守之策，如果换了墨子主攻，公输般主守，胜的也仍然会是墨子。因此西方墨派对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肯定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
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强秦军团向东推进，其后无疑隐藏着数代墨门弟子的血汗和巧思。同样浩浩荡荡，一往无前的历史车轮向前推进，墨家思想在其中的演变，从“兼爱非攻”到“以戈止戈”，究竟是进步呢，还是歪曲呢，那就只有等待后人来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