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学派同称为显学。《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文公下》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因此，其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理性认识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其主要内容，一是“非攻”，二是“救守”，前者集中体现了墨家的战争观念，后者则是墨家作战指导思想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征。
一
探讨墨家的战争观，首先应从其整个学说的体系特征与价值取向角度切入，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墨家学说的宗旨与本质属性，才能够找到其军事观念的逻辑起点，并对其进行比较正确的定位。
如果说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本位，法家学说以追求极端功利为基本旨趣，那么墨家则是侧重于在道德和功利之间寻找平衡，而以功利为出发点。章太炎先生认为：“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此说可谓中的。可见墨家的基本立场，是“兼相爱，交相利”，凡事均从是否有利或功利大小的视角进行评估，决定取舍。即判断一切政治设施的优劣得失，在于看它是否对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有实际利益：“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中》）。这一点，其他诸子学派以及后世人们均是具有共识的，荀况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指出墨家的基本特征为“强本而节用”；都看到了墨家崇尚功利的主旨所在。
由此可知，以功利的原则为衡尺，考量军事问题乃是墨家战争观念的逻辑起点。在墨家看来，当时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非战争莫属，因此汲汲于提倡“非攻”。而战争这种天下“巨害”的发生并累世延续，则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在短暂、虚幻的“小利”面前丧失本性，忘却“大利”所在的缘故，因此致力于主张“兼爱”。但如果统治者陷于贪小利而忘大利的思维误区而不返，我行我素，穷兵黩武，那么，被侵凌的一方也就只好用武力对付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了，因此讲求城守防御，形成了《备城门》诸篇系统的防御思想。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墨子间诂?序》）。
墨家学派战争观念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认定其基本性质是非正义的，而非正义的判断依据，乃是有害无利，不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根本要求。
第一，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无功利而多祸害，理应加以摈弃。第二，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给双方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利益无涉，与祸害相伴，.必须加以反对。第三，致力于将“义”落实到“利”的实处。从义与不义的高度，论证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也即非有利性，为否定战争寻找进一步的理论根据。第四，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权衡，论证好战大国从事战争活动的得不偿失，以进一步肯定“非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参见本书“先秦诸子军事思想异同比较”一节相关论述）
墨家战争观念以“功利”为逻辑起点，殆无疑义。“利”象一根红线，贯穿于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联系其所有重要命题与范畴的精神纽带。它力主“非攻”，提倡“兼爱”，主张通过兼相爱来消弥战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认为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客观自然结果，而将两者沟通和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交相利”。由于战争的发生直接渊源于统治者的私欲，《墨子》便把止战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自身的明理知利，要求“王公大人”们为天下着想，为民众着想，也为自身利益着想而停止攻伐征战：“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这里，“利”也是主宰一切的钤辖。当然，墨家也觉得，那些王公大人大多政治眼光短视，不知道自己之利与“天下之利”、“民众之利”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会把“天下之利”和“民众之利”放在适当的位置，而必然汲汲于征战，于是转而求助于“天志”、鬼神，指出行“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同上）的结果。强调攻战作为不义之行，必受到天、鬼的惩罚。墨家提倡“天诛”，宣扬天赏天罚，目的是想借助天意、鬼神，警告诫谕好战黩武的统治者，使其改弦更张，这尽管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但是以“利”为标尺判断是非，衡量得失的做法同样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注意和把握“功利”在墨家学说中的主导地位，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其兵学观念的一把钥匙。
墨家的战争观念是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墨家以“利”为准鹄，充分揭露统治者好战与掠夺的本性，使得人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面目，指出统治者攻伐之举貌似合“利”实则悖“利”的愚妄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针砭作用。同时，以“非攻”为核心的战争观念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求，要求结束战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墨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主体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墨家否定所有以强攻弱的战争，没有能认识到当时的兼并战争乃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是暂时的丧失“小利”而换取永久的赢得“大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表明，墨家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相背悖的，并不能真正摆脱战争的痛苦。可见，墨子的“利益”观存在着暂时、局部、短视的缺陷，不过是“道之一隅”，缺乏最大的圆融性与超越性。庄子尝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篇》）。这个批评，用之于墨家战争观念的评判上，同样是适合的。这也意味着墨家战争观念的历史命运难免是坎坷崎岖、曲折多厄的。
墨家以“利”为衡尺的战争观念首先要同讲究“义利之辩”的儒家发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儒、墨对战争都持“非攻”“反战”的基本态度，但是两者的逻辑起点却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从“仁义德化”推导出“反战”的观念，“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之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因此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而对于“利”，则采取坚决摈弃的立场，这一点在先秦两汉儒家代表人物那里，是具有共性的选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子主张“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荀子提倡“以义制利”，“以义克利”（《荀子?大略》）；董仲舒鼓吹“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等等，皆为其证。这种重义轻利，乃至重义绝利的立场，是与墨家汲汲言利相根本对立的。因此，儒、墨两家虽然都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在学术上却互为不可调和的死敌。一方面，儒家不遗余力排斥墨家，“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 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另一方面，墨家亦对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特点攻讦不已：“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业……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双方形同水火，势如冰炭的结果，是当时“非战”的思潮无法汇集在一起，大大消减了它应有的力量与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当儒学在西汉中叶成为统治思想之后，墨家作为其最大的异端之一，不可避免要丧失活动的空间，墨学中绝的命运随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实为墨家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