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号为礼仪之邦，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最后奠定辉煌之宗周礼乐文明，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从一人之冠礼、丧礼，到一邦之吉凶军宾嘉五礼，几至于无事不关涉礼。有威仪可观，有等级可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仁义内蕴，忠诚外化，当廷为谦谦君子，万民之望；临阵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仁覆四海，义襄天下，钟鸣鼎食，金声玉振。庶人模仿，戎狄观化，蛮夷向慕。惜乎后世积靡，天王狩于河阳，八佾舞于鲁庭，士子数典忘祖，诸侯习仪亡礼，终至礼崩乐坏，仁义陵迟。然而后世之贤士大夫，无不孜孜以求重兴礼运，再开太平。孔子、七十子之后，汉廷定儒学独尊。至宋明之时，士人乡绅聚族复礼，以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风淳朴，彬彬有礼。清乾嘉之时，三礼之学大盛，有以礼代理之论，清学殿军孙诒让以《周礼正义》为经学时代画上句号。可叹后世发奋图强之际，却自怨自艾，曰礼杀人，以祖有罪，欲移风易俗，全盘西化。然当此之时，礼失而求诸野，仍可体会主人待宾客之诚，宾客报主人之深。惜乎自此之后，逐渐礼弃而不讲，仪变而莫究，世道叠运，中西交会，终至今日莫知所守，莫知所往，莫知所信，莫知所尊。积淀千年之礼义，浸淫百代之斯文，必将贞下起元，一阳来复。方今之世，诚信待立，大雅需兴，舍礼，何由何从？
然而书生论世，多以为迂阔；六艺经世，终难见速效。故士君子或隐于闹市，或居于乡里，独抱遗经，笺注疏赞，思系千载，神游九州，补前修之未备，继往圣之绝学。就中创获犹多者，实为礼学。历代礼学著作汗牛充栋，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皓首穷经，白头立说，学者皆视为畏途。然夫子后裔孔德成于台湾执教礼学五十余载，桃李成蹊，更将士婚礼等摄为电影，学界称为美谈。大陆陈公柔就考古发现论士丧礼、既夕礼之丧葬制度，张长寿据出土遗迹论墙柳与荒帏，士林为之击节。武威汉简《仪礼》出，千载难逢，陈梦家、沈文倬及三地学者研究纷纷，至今不绝。近来战国楚墓中遣策、祭祷、占卜类竹简叠出，与三礼名物相关，马王堆帛书中有丧服图，郭店楚墓竹简、上博博物馆藏简中直接关涉礼者如《天子建州》《昔者君老》《内礼》《君子为礼》诸篇，去圣不远，可供研究者多。
昔日杨宽《古史新探》以出土文献证传世文献，新探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飨礼、射礼、贽见礼，名满天下。如今耆学硕儒多已老成凋谢，三礼之学，其有师法之传、以学名家者寥若晨星。然此中以绝学矫世者有之，知仪不知礼者有之，征传世文献而不究出土文献者有之。故相关著作虽时有所见，而探本穷源者罕有所闻。虽可喜礼学不绝若线，亦可叹礼运时命不兴。
今喜见杨华教授之《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年），考察古代礼仪制度，学有师法，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其先论礼乐制度与中国传统文明，考察先秦制礼作乐至礼崩乐坏之历程，追寻礼义，而不止于琐屑仪节；继以出土文献、异族之说、外来观念以考殷高宗“谅闇不言”与君权交替之事，示人其研究方法，实乃陈寅恪所总结王静安之“二重证据法”；其下分论礼学诸问题。篇末《上博简〈天子建州〉礼疏》《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序宁祷券〉集释》三篇，展示作者之研究路数，正是乾嘉学者先为资料长编之法，且“以小学入经学，则经学可信”。故其所论诸文，根本深厚，皆有可观及可资启发之处，如《新蔡楚简所见祭祷礼仪》《新蔡楚简祭祷礼仪杂疏》之类，便引发学界之种种讨论。虽或容有不同意见，后来者却不得略过其说不表。
杨华诸文，尚有一特色，乃穷举相关资料，兼以大量图表以清眉目，有量化研究之风。其所犹擅长者，乃系统之研究。自集释入手，而又能贯通而升华，积垒土而为九层之台，兼诸善而至神明自得，打通甲骨、青铜器、简帛、封泥、地券，穿插于思想类、数术类、遣策类简帛，流转于战国简与汉简，古书与文书等学科区块，纵横捭阖，为鸿篇巨制。此等功夫，在同辈人中罕有其匹。如其考究先秦用血制度两篇，一为《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一为《先秦衅礼研究》，本源三礼，上通殷商，浸及原始巫术，下涉汉宋，远涉子集二部，复又论及儒者起源之公案，故有新见解；其《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剔罗扒梳楚简与经书，又据齐侯壶而论《周礼》成书时间之旧讼，因得新观点，继而又考《尧典》“六宗”之旧难，遂提新证据。再如《说“谪”——兼论汉代政治谴告理论的民间基础》一文，勾连简牍、买地券、经典、道教文献，清理出民间信仰中长期流传而不为学界所知之专题。凡此诸文，不仅皆极具开创性，且其积累之深厚，问题意识之敏锐，实为罕见。而其以楚简中之“上下”、“内外”为楚人祭礼中之神灵分类，则展示统合之能事；以墓葬中出土之器具、简牍、标签、封泥以考楚地助丧礼仪，论襚、赗、遣，则凸显如炬之目光，皆金针度人，授人以渔，启发良多。至若其论楚礼庙制，则本楚简材料，阐明楚人祖祭礼制总体仍近周礼而别于殷制，是故中原文化斥其为“淫祀”，实因其不如周礼之严格细密而已，此说足以纠正过去之偏见。其《“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一文，又据出土竹简文献，厘清经学史上聚讼千载之问题，表明《礼记·祭法》基于五祀，复吸收楚地司命、厉二神，终成“七祀”，则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又有需改观者。然《楚地水神研究》一文，却揭示楚人违礼越望之祭。但此三文恰表明楚人与中原文化之辩证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一叶障目。与上述开创性之研究不同，《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一文，乃在诸多前贤论述之基础上为更上一层楼之研究，利用最新出土文献，自战国述及秦汉三国时期，定谳不少悬疑争辩之难题。
然简牍之学，于今已枝繁叶茂，日进千里，网上文献之涌现，需以分秒计，今是昨非者所在皆是，连环待解者触目可及。《古礼新研》中许多文章虽在出版前不断更新补充，亦难免有今或可商之处。如“举祷”之释，“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之解等等，或还可再讨论。然此类问题，为任何一部与简牍相关之著作所难免，更何况杨华此书面试于2012年3月。其所依凭时贤前哲之说，如庄周之年世，“颛顼”、“太一”之读，齐侯壶之年，“十大经”之名，“世俘解”、“诠言训”之称等等，或还可以再商量，但此则为责备贤者之说了。书中隶定古简文字，造字虽多，然校对精细，错讹罕见。其或为手民之误者，仅有几见，如所引孟蓬生文《上博楚竹书（四）闲诂》之“闲”恐当为“间”之讹，所引王博文《释“三年槁木，不必为邦旗”》，当为“槁木三年”，此纯为苛责之赘言。
要之，杨华《古礼新研》一书，上及原始巫术、殷周之礼，下至唐宋民俗，本于传世文献，依托出土简牍，兼及金文、地券、封泥等出土文献，证经补史，稽考群疑，并为创造性之研究，为礼学返本开新，洵为经典之作。
数十年来，地不爱宝，湖湘皖豫赖其天赐之地下条件，出土大量楚国遗物，简帛名物得以保全，时有轰动学界之消息。诸地域文化研究中，楚文化独领风骚。荆楚大地，珞珈山上，时有高朋满座，百家争鸣之会，于湖光山色之中，颂屈子之骚，读楚人之简，正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杨华毕业于复旦，执教于武大，综两校之长，兼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其将来之更大成绩，可以期待。（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