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全二册)，刘志伟等著，中华书局2013年第一版，88.00元
由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主编的《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以下简称《赋类卷》）为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规划的多卷本《文选资料汇编》之一种，分上、下两册，共计59万字，汇集了历代有关《文选》赋的研究资料。
资料汇编往往不受重视，却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资料汇编工作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中华书局策划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丛书享有盛誉，但受制于当前的学术考核标准，投入其中者日渐减少。且已出的资料汇编，发展并不均衡，不仅多集中在专门之家，年代亦多集中在唐宋以后。而唐前的作家作品，由于年代距今较远，研究资料相对较多，搜集、整理起来难度较大，故相关的资料汇编工作显得较为寥落。在这个意义上讲，《文选资料汇编》的规划和实施，无疑彰显出战略眼光与学术雄心。
《文选》收录先秦至南朝梁代的作品七百余篇，是现存最重要的一部唐前总集。而关于《文选》的研究，隋唐时期已成专门之学，千百年来，未曾断绝，新时期以来，渐趋繁荣。于此情境下，开展《文选资料汇编》的工作，不仅十分必要，也适逢其时。在《文选》所设的39体中，赋的分量不仅较大，而且列于首位，《文选序》曰：“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可知赋作在《文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赋类卷》的先期出版，不仅凸显了赋作的地位，而且为后续各体的分卷汇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典范。
《赋类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以下择要试论三点：
一、网罗繁富，源流并重。众所周知，收录资料的广度是衡量资料汇编质量高低的首要标准。《赋类卷》所收资料的来源包括总集、别集、诗文评、史书、经子注疏、笔记、小说、类书、方志等各种典籍，书末所列的“引用书目”，共分四个部分，集部之书361种，经子之书192种，史部之书54种，文选学专著18种，共计625种。这样的广度，在同类著作中，是并不多见的。同时，《赋类卷》所收资料的性质也极为多样。举凡作品的相关史料记载、后人的评论、疏解、拟作以及对作品真伪、本事、年代、背景、名物等的考证文字，皆精心采择，多所网罗。可以说，《赋类卷》充分展示出历代关于《文选》赋研究的基本情况与发展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历代赋学观念的发展变化。
一部优秀的资料汇编并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而必然会反映出相关领域的学术源流。《赋类卷》在采择资料时，就特别注重《文选》赋研究的源流，做到了源流并重。该书很多部分，都近于学术专题，可以令读者清晰地感知到学术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
二、体例严密，层次分明。资料汇编在资料的广度之外，还需注意编排方式。恰当的编排方式，可以更清晰地呈现采择的资料和编者的意图，便于阅读和研究者使用。以此来观《赋类卷》的体例，可谓恰到好处。
《赋类卷》的资料共分两大部分，总论和分论。总论为总体论述《文选》赋的资料，从宏观上论述《文选》赋乃至赋文体的源流、体式、创作、风格、功能等，依时代先后，分为唐前、唐五代、宋金、元代、明代、清代、现代七个部分。分论为涉及具体作品的资料，按照《文选》中赋作的顺序依次排列，每篇赋作的相关资料则大致以年代先后为次。这样的编排方式，既妥善区分了总论性资料与具体作品相关资料二者不同的面向，又兼顾到了各自的特点，眉次清晰，颇便省览。
值得注意的是《赋类卷》在体例上的创新与突破。《文选》中原收赋作56篇，但《赋类卷》根据若干赋作的特点，将原属一篇赋作而《文选》析为多篇的如《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等的资料，仍旧合为一处；并将一些关系密切的赋作，如《羽猎赋》与《长杨赋》、《高唐赋》与《神女赋》等的资料，并为一处，这样共列目48篇。如此就避免了相关资料的重复及强行拆分的失误，保护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可读性。
除了篇目省并之外，《赋类卷》最大的创新之处是“附录”体式的设置。《凡例》第五条曰：“一些关联性较强的资料，则将后出者以附录形式辑录在初始条目之下，注明‘附录’，以便检寻。”从书中情况来看，“附录”的大规模出现，是基于关联性对文献资料的扩充，延展了文献资料的不同层级，呈现出学术发展的复式脉络，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历史流变，极大增强了资料汇编的学术史意味。此种编排方式，类似古代“纲目”、“正变”等层级设置，显示出清醒的学术源流观念和层级区分意识，但在资料汇编中从未见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三、识断谨严，补益多方。资料汇编虽然以汇编为名，但并非将相关资料悉数照录。选择取舍之间，最能考验编纂者的功力。《赋类卷》在此方面，亦极有特色。
最有代表性的，是书中对于旧注的辩误及相应处理。《文选》在古典时期，拥有多种注释，而这些注释在不同的版本中时有舛误，如何厘清《文选》的各类注释，是当前《文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作为一部资料汇编，如何处理旧注的疑误之处，是《赋类卷》必须面对的任务。《赋类卷》采取的办法，见于《凡例》第七条：“盖因注文流传久远，又经删削合并，多失原貌，故除可确定为李善、五臣注者，概以‘阙名’标目，以示谨慎。”检寻全书，此类“阙名”情况共有10处，看起来虽不多，但以提供资料的立场衡之，已然不少，足以传达出编者谨严的学术态度与强大的学术自信。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处理，不仅使资料归属更加精确，而且提点出专题研究的深度，颇见学术光彩。
更多体现编纂者识见的，是书中的“编者按”。《赋类卷》的“编者按”共有31处，总论部分7处，分论部分24处。从构成上看，内容十分丰富，包含考证、辨误、补充说明、提供线索等多种类型，其中以辨误为大宗。
总的来看，《赋类卷》的出版，代表着当前学界资料汇编工作的高水准，为多卷本《文选资料汇编》的持续进行提供了高起点，也为同类资料汇编著作设立了高标准。《赋类卷》的行世，必将促进《文选》学及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