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在宥》
老子继续说：“这样闹的结果，是真正的贤人瑟缩到了深山高岩之中，而权势显赫的君王，忧心战栗，惶惶然处在朝廷之上。如今的世道是被斩杀砍头者你枕着我我枕着你，戴枷扛锁的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受到刑讯鞭打的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而儒家呀墨家呀就在这些桎梏囚笼之间你来我去，指手画脚。他们难道面对这样的世道而讲那些高高在上的空道理却不惭愧吗？不免太无耻了吧？我不敢肯定圣智是不是枷锁的横木，仁义是不是枷锁的孔柄，又哪里知道曾参、史之流的道学家是不是夏桀、盗跖之类恶人的先导呢？所以说，只有灭绝圣人，丢弃智谋，天下才能大治呀。”
与内篇里庄子的灵动潇洒相比，外篇里的“庄子”执著了些，也 啰 嗦了些，往往就一个话题，掰开了揉碎了说个没完，说得太透了就露出破绽。内篇中圣人还是个好话，到了外篇圣人就成了贬义词，大致的意思是说：圣人是一些无事生非、空谈误事、于事无补、大言欺世的人，这样的人倒也是万古不绝。这样的圣人，不错，国之贼也。
那么贤人呢？贤而不圣为什么就好起来了？其实到了《杂篇·徐无鬼》中，庄子也把贤人云云骂了一顿，此是后话。这里呢，贤人是躲藏起来的，深山老林，洞穴悬崖，才是他们去的地方。躲着往后梢（注，这是北京口语）的人是好人，出头露面整天曝光的人则比较讨厌，至少是涉嫌对名利斤斤求之，涉嫌爱表现、沉不住气，涉嫌，且不仅仅是涉嫌自蹈凶险、自取灭亡。那么，躲藏起来又何以知其贤呢？没说。整个来说，中华文化喜欢谦虚、深藏、躲避、归隐、内敛，不喜欢外在的积极进取。这当然有片面性，它说不定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对于那个时代各诸侯国酷法暴政的描写到位、刺激，令人触目惊心。将处于那种恶劣情况下却一味提倡仁义道德的人说成是暴君强盗的带头人，听起来有些生硬，实际上至少有部分道理，其实鲁迅的某些文字也是讲这个的，他老对提倡宽恕的人如此反感，就有点认定曾参、史是国贼们的责任人的味道。是的，你可以，以至你有权利骂那些离开了现实、离开了百姓的实际处境与利益，而大讲仁义道德的温馨理念的人是骗子；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干脆万众一心地决定来他个绝圣弃智的出奇制胜，国家能够从此大治吗？还是更加大乱了呢？
顺便说一下，这一章中首先是否定了“治天下”一说的，这里却又讲起“天下大治”来了。其实老子也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仍然是治吗？否定一切的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此是绝对化论述产生悖论的一例。
批评一种说法一种价值是无效直至适得其反的，这很好批，乃至是英明的，认为否定了涉嫌虚空伪饰的好话就天下大治，多半未必。批评一个英雄其实颇平凡，太容易了，批评一个老师大师自己说的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做到，这也太平常了。然而，从而认为一切英雄与老师都是骗子，这个群体能够更健康更文明一些吗？还是更糟糕一些呢？
一句句好话虽然不能完全落实，毕竟还有人讲，有人谈，有人听了写学习心得，你对此痛斥猛损吗？搞到连讲也不讲的程度呢，不像是更好，而像是更坏。人们有时候常常不是在一好一坏中挑选，而是在一个坏和一个更坏，一个无效另一个更有害的情况下选择。就像美国人说他们的选总统一样，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请想想看，一种情况是大家说许多好话，但是不能兑现，出现了虚伪，出现了言行不一，然而好话对一些善良天真的人，尤其是对青少年多少有点教育感染的力量。另一种情况是，大家素质不高，干脆一起抨击高素质的说法是幻想是欺骗是虚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结论是，世上只有小人，我们只允许小人存在，有个把君子也要坚决把他们灭掉。就是说，如果一个群体，不但做不到仁义道德，连说说仁义道德的人也没有了，这会是更好吗？会是极好吗？
昏君暴政也是一样，昏君暴政是不可取的，干脆消灭执政者，实现无政府状态，却绝对不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