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历史，是近代才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至今不过百余年。在历史学的众多门类中，中国文化史虽属“后进”，但是由于前辈学者对该学科的勤勉耕耘，留下了极为宏富的研究成果，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在这些浩瀚的成果面前，研习者常有不得门径、望而却步之感，由冯天瑜、杨华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以下简称《精读》）便是导夫先路的入门之书。
与其他学科不同，文化史的边界和重心、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划定，是颇费思量的问题。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先行者梁启超曾说，“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其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然，《精读》的编者并未完全采用梁氏的观点。该书所收录的32篇文章，涵盖了七个方面：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文化各专题的研究、中国传统信仰和崇拜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化论争、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国文化走向的各种主张、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根据该书编者此前多种论著的一贯表述，文化应当包括器用、制度、行为、观念等由外及内的四个层面，统称为“大文化”，而观念文化（如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学术创造等）则称为“小文化”。所谓文化史研究，即通过研究“小文化”的演变过程，来把握“大文化”的发展脉络。《精读》所选之文章，无疑体现了编者的这些理念。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篇什可以算作经典？
《精读》一书的选文，既包括多篇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理论阐述，也包括一批具体的实证研究。在理论性文章中，可以看到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及其所拟定的《中国文化史目录》，柳诒徵和陈登原分别为各自《中国文化史》所写的绪论、弁言，王云五为编纂《中国文化史丛书》所建的理论构架，这些都在中国文化史的概念、史料、研究对象、世界定位等方面，为该学科的创制设轨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在实证研究中，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徐复观的《中国画与诗的融合》、梁思成的《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等，这些文章或属于服饰史、建筑史、书画史的范畴，但编者以自己的理念将它们纳入文化史研究的框架内，展示出别样的文化史图景。
20世纪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一百年，文化史研究无疑也体现了这种学术走势。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吴承仕的礼学史研究、顾颉刚的古史辨伪研究、胡适的新子学研究大都带有这一色彩，即用新的学术理念来重新审视传统的旧史料、旧问题。选编者对20世纪这一学术特色予以充分揭示，将作者及其文章的时代烙印都加以梳理条陈，把前辈名家所提出、解决和遗留的问题均予以揭示，极便于青年后学“照着讲”和“接着讲”。
刘师培的《汉宋学术异同论》、陈寅恪的《论韩愈》、唐长孺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都是各个领域的扛鼎之作，被视为“经典”选入此册，是情理中事。
除此之外，另有几篇文章被列入“经典”，则反映出编者的独具只眼。如杨联陞的《国史诸朝兴衰刍论》（附《朝代间的比赛》），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三位学者都不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而闻名，但都揭示出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杨、谭、费去世多年后，当今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化内在因子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对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研究，已成为常识性话题，难道不正是对三位文化巨匠的礼赞吗？
卡尔维诺认为，经典只有与其他经典相权衡才能确定。《精读》在选文时，至少做到了三个方面：其一，论题与中国文化史相契合，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必须讨论的问题；其二，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20世纪的名家，在各自领域极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其三，文章的学术影响极大，在相关研究中至今仍无法绕开。毕竟，经典反刍的目的在于继往开来，深化研究。循此原则，编者撰写的每篇“导读”，看似短小，却包含了学术前史、文章主旨、学术价值、学术影响等多方面内容，实则是一篇反映编者独到见解的小论文，议论精辟，引人入胜。加上后面推荐的“延伸阅读书目”，有志于中国文化史研习的学者，大略可以“得其门径，窥其堂奥”了。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冯天瑜、杨华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