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毛泽东，我们就会发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深深地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从他的留下的大量文章、诗词和讲话记录稿等文献中，我们都发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俚语俗言信手采撷、推陈出新；不仅妙语迭出，而且高意频现。同时，这种浸润和熏陶也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纳上。〔1〕至于毛泽东与儒、释两家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者加以了探讨。但毛泽东与道家的关系却少有人关注，更难说系统研究。其实，道家、道教的思想对毛泽东一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道家、道教的思想、人物、事迹、典籍、典故，我们都会在不经意中随处可发现。不过，大多涉词简略。然而，像毛泽东1958年12月对《张鲁传》两度用墨，就其中早期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加以集中解读却是十分罕见的。在这一解读中，毛泽东传达给我们的不仅是传统文化——道教思想对其浸润的信息，更多地则表现出毛泽东一种“六经注我”的主体性的吸纳和发散。下面，笔者将对这一解读作一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解读的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11月～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为会议印发的《张鲁传》所写的两个批语(7日、10日)，我们有必要对“批语”的背景作一简要陈述。
1955年下半年起至1956年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2〕又经过“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3〕的运动。在对“右派”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两个月，即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谈到发展工业、农业要“快一点、好一点”，要“多快好省”。〔4〕时隔一个多月，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在得出了：“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5〕结论后，对应苏联计划十五年的超过美国，提出了：“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6〕这就预定了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中，“人民公社”的出现和壮大则是标志着毛泽东在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和“反右”即体制和思想大革命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走一条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苏联不同的高速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具体实施。1958年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陈伯达撰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向全党全国披露了“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7〕。同年8月9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又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
于是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是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99%以上参加了公社”〔9〕。不过，尔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努力。〔10〕这个努力带有“浓厚空想色彩”〔11〕。
二、《张鲁传》和毛泽东的批语
《张鲁传》是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所撰《三国志》中一篇，南朝宋时史学家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而毛泽东所批的版本则是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12〕据史书记载，张鲁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之孙，其父为张衡。“三张”都是五斗米道(或正一道)的领袖人物。张鲁的事迹主要见于《三国志·张鲁传》，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汉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刘焉传》。从这些书中我们可知，张鲁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祭酒既是教职，又是官职，他们保证义舍、宽刑、禁杀、禁酒等项措施的实行。”具体就是“以廉耻治人、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修路补过以及禁酒肉等主张和办法”。〔13〕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10万大军征讨张鲁，经过很少的抵抗，张鲁降曹，后鲁被曹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其五子皆列侯，随后曹将鲁和子等及大量道众迁往北方。越年(216年)鲁卒。
张鲁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14〕。所实行的一系列原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措施与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所倡的天地中一切财物都为社会公有；〔15〕积财应“救穷周急”〔16〕；强调人人自食其力，反对“强取人物”〔17〕；主张人人平等、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18〕等乌托邦思想都十分相似。〔19〕同时在其实践中也可以说是成功的，以至于“民夷便乐之”〔20〕和“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21〕。毛泽东在1958年12月7日、10日写下对《张鲁传》的批语(虽然，只印发了10日批语)，当然也是有其深义的。现将这两段批语录于下：〔22〕
一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通。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二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二、毛泽东的解读及其内容
以上毛泽东的两段批语，文采俊逸飞扬、才情恣意纵横，它们向我们传达了领袖当年怎样的高蹈风尘之外的理想、追古抚今的情怀及横绝太空的冲天干劲呢?经过研读，我们可将其包含的内容作如下梳理：
1、对中国从汉末以来一千多年农民的生存环境、样态及向往作出了评价。
2、对张鲁政教合一的政权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也就是政权结构和具体举措给予了归纳、提升和赞许。并与正在进行着的“人民公社”运动及作法相比拟。
3、对人民公社的历史渊源和民众基础加以了挖掘。
4、对“群众运动”的讴歌。
5、对当代的农民的阶级性质定位。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毛泽东的解读内容划分得更细一些，不过那就需要更长的篇幅来说明。目前，只好撮其要分为五点。以下是具体论述。
第一，对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即东汉末到新中国成立后，贫农、下中农的处境作了高度概括——“一穷二白”。“一穷二白”在7日、10日的批语中都出现，可见其十分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那里，“一穷二白”并不是一件坏事或令人自卑、汗颜的事，而是一件好事，是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他在1958年4月15日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以他特有的辩证智慧，用酣畅淋漓的笔触写到：“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3〕。当然，这是对他同年1月28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又穷又白、又富又文”〔24〕的发挥。这里，在大办人民公社的浪潮中，又两次再提到“一穷二白”。它实际上是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对中国从汉末至今的一千多年里，贫农、下中农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定位。另一方面，又伏笔了在这种境遇下，古今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和蕴藏着的或即将迸发出的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无疑“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才是其逻辑推演得出的最终结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古今“一穷二白”的内容进行归纳，他认为“一千七百年”来，“一穷二白”就表现在“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上。并断定“古今大体相同的”〔25〕，而且，“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及为这些理想而趋赴献身的大大小小农民革命斗争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是相同的(诚然毛泽东也注意到其性质根本不同)。〔26〕
毛泽东对一千多年来贫农、下中农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向往、憧憬所作的这些分析和归纳，其目的还在于他要阐明一千多年前的早期道教的政权结构和原始社会主义诸举措是可为当时的“人民公社”所借鉴、吸纳和标举的。
第二，对早期道教张鲁教团的政治、经济纲领，即其政权的结构和诸举措加以分析。通过7日、10日的批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读《张鲁传》时，其关注的焦点不是早期道教教团的“神道”和“封建性质”。(甚至还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27〕他关注的是这一教团中表现出来的“原始社会主义性质”〔28〕、“原始社会主义色彩”〔29〕。这种原始社会主义在张鲁那里，其政治纲领就表现在政权结构和社会控制上“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30〕。对这种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毛泽东给予了肯定，认为其与今天的“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相近的。〔31〕不过，张鲁的政教合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32〕的，而“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基于人民当家作主(“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33〕)，共产党领导之下，〔34〕其性质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35〕对于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毛泽东在1958年2月～8月间，对其有许多论述。如上文所述，在同年7月，陈伯达将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加以透露。在接下来的8月中，毛泽东对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又有多次论述。〔36〕对这一“政社合一”的性质，我们还可以从经过毛泽东亲手修改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1日)中看到。在决议中明文规定：“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37〕而在此之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在《红旗》上撰文，把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思想表述得就更明确。他说：“成立了公社，乡政和社务合一，工、农、商、学、兵完全结合在一起，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全面发展，一切都在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下进行。人民公社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它比起合作社规模更大，集体化程度更高，并且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38〕对张鲁政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纲领，毛泽东还从中发现了“劳武结合”〔39〕。实际上，“劳武结合”是“人民公社”这种政权的一大特色，工农商学兵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兵”(武)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在早年就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0〕之说，可见政权与“武”关系密切。前述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就人民公社中“劳武结合”的“武”作了说明：“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41〕。不仅如此，在毛泽东那里，“武”还有特殊的含义，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废除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指出，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就与狗搞点屎吃没有什么两样，‘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42〕。他还指出：“‘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对帝国主义和自然力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明确，实行供给制决不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43〕可见“劳武结合”的深义还在于更有效地推行“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当然，“武”的具体作用，毛泽东还作了发挥，他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44〕。因此，早期道教的“政治纲领”中“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45〕和“原始社会主义性质”〔46〕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当今“人民公社”合理存在的历史根基。关于这点，本文还将在下面论及。
那么，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经济纲领又是什么呢?从毛泽东7日、10日的批语中，我们看到主要有这么三条(1)“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47〕；(2)“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48〕；(3)“群众性医疗运动”〔49〕。
首先，“义舍”，根据《辞源》，我们得知，它是一种不交费的宿所或驿站。〔50〕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认为：“义舍”是由张鲁创立的，“义舍的经济来源大概是托名于‘供道’的租米制度，即由道民交纳一定数量的米肉诸物”〔51〕。这种“义舍”的作用是什么呢?在《张鲁传》中说：“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52〕。这些由五斗米道的小头目(祭酒)所设置的“义舍”虽做善举，施米肉于行路者，但从张鲁政权的政教合一性质来看，并不排除“义舍”也作其聚民、宣道、教化的活动场所。毛泽东谓其为“大路上的公共宿舍”〔53〕，显然是将其与“人民公社”的公共宿舍相比拟。这种比拟是否昭示“人民公社”的公共宿舍是一种善举，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其次，“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在7日的批语中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不无赞赏的语气评价到，“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54〕，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55〕。从毛泽东的批语中，我们可看到“吃饭不要钱”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供给制，没有货币交换关系在其中；二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量腹取足)〔56〕。而这两方面正是“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大力提倡的。对于“供给制”参见本文前面的陈述。而“人民公社”中的“按需分配”，我们则可以在当时山东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提出的“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中找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57〕对此，毛泽东则批示到，“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58〕。说实话，这种对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的细部描述对今天出生和处于信息(数字化)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的年青人来说是很难理喻的。但那时却是人们所憧憬，所向往，所渴慕的，具有非凡感召力和神奇魅力的目标。
至于毛泽东谈到，“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59〕则是从《张鲁传》中所引三国鱼豢的《典略》中所载“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60〕句中引申出来的。不过，这不是毛泽东关注的兴奋点，兴奋点是“吃饭不要钱”。落实到1958年，就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应该说，毛泽东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对“公共食堂”是情有独钟的。1958年7月14日，他曾批示时任《红旗》总编辑的陈伯达在《红旗》上刊发《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该文中对“公共食堂”总结有四大好处：(1)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2)节约了粮食；(3)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4)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61〕还有，在1958年9月，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了解到这个公社办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后，他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62〕。在1959年3月在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负责人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63〕。同年7月23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挺身为“食堂”辩护，认为“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64〕。8月1日他又再次强调，自己虽然“说过食堂留一半、三分之一也好的话(……)，这对右派也给了些影响。到郑州，以为我是不办食堂之人。食堂无可厚非”〔65〕。而在1960年3月4日，在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批示中，毛泽东认为：贵州省委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写得很好，要求“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并认为该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66〕紧接着在同月15日的《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中要求各地各级领导，对食堂要在该年内“认真大抓两次”，“普遍推行”；要加强领导并“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67〕。同时毛泽东也设想，“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68〕。在同一批示中，我们可读到，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等七个省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69〕然而就是这个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的公共食堂，在现实中却并非如设想中的那么美好，以至在当时共产风刮得最盛，大办公共食堂的河南信阳地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70〕。
最后，“群众性的医疗运动”，在7日的批语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71〕。对于五斗米道的“群众性医疗运动”，在《张鲁传》中记载甚简，只是“有疾自首其过，大多与黄巾相似”〔72〕。那么，“黄巾”也就是张角的大平道是怎样给人治病的呢?在《张鲁传》中，陈寿引《典略》记载：“太平道者，师执九节杖，为符祝，教疾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饭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73〕。而《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张角施行“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而且“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74〕这表明张角是以治病方式来招徕信众的。因此“疗病”在“太平道”那里是十分重要的一种传道工具。张鲁的五斗米道在这上面与其相似，自然可推定张鲁的“疗病”是一种日常进行而且重要的宗教活动。虽说不收取钱财，但其成本也是非常低廉的(“符水咒说”、“病人自首其过”可见一斑)。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神道”。虽说如此，但毛泽东对张鲁“疗病”活动加以了很高评价，称其为“群众性医疗运动”，而且像“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可见毛泽东更看重这种“疗病”活动的群众性和原始社会主义性质。因而将其与“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作了对比。
除了以上对五斗米道的政治经济纲领作了批语外，毛泽东在10日的批语中还加进两条对五斗米道对待社会越轨行为，即犯错、犯罪行为的处置方式的评语：其一，“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修路)”；其二，“‘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方法)”。〔75〕在《张鲁传》中，陈寿引《典略》称，在张鲁政权下，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76〕；而在《张鲁传》中则称“犯法者，三原然而后行刑”〔77〕。即对犯了法者三次不计其过，尔后，再犯才加以刑处。犯小错误被罚“修道百步”是与早期道教将所崇之“道”与“道路”联系在一起有关，同时也增益了公益事务。一方面给了犯错之人提供了向“道”、改错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坏事变成了好事，道路得到了整治。毛泽东历来注重事物的一分为二和对立面的转化，因而他敏锐地将五斗米道的这一方法提取出来，并加以肯定。进而对“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的处置方法，给以评价，认为这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这两条都涉及到对犯错误的态度与方法。不过，在当时谁有可能犯错误呢?就在印发《张鲁传》及批语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第二个问题——“保护劳动热情的问题”时说，“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78〕。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知道，“犯错误”的主要是指那些“太热了一点”〔79〕的人和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80〕的人。在批评教育这些人的同时，要保护好他们的劳动热情。因为，“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81〕。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将早期道教中对待“犯错误”的方法加以提出并在10日批语中增加进去。
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处处流露出他对我国早期道教运动中原始社会主义诸举措的赞许。他找到了或更加明白了中国农民从东汉末年一千多年来的追求和为这追求所投身的斗争实践。他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正是这种追求和实践在当时的继续和发展。
第三，因此，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82〕。具体地讲，在批语中：一方面表现在一千多年前广大人民群众就对原始社会主义的认可、向往和追求。张鲁当时搞的那一套原始社会主义已“民夷便乐之”〔83〕，“大受群众欢迎”〔84〕。由于一千多年来，贫苦群众的“一穷二白”的状况没有变，历史积淀在他们心底的美好向往和追求也是不会变的。因此，说“人民公社”是有其历史来源的；同时，也表明，为什么“人民公社”运动在今天如此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85〕。这些农民革命运动中在群众那里表现出的原始社会主义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正说明“人民公社”的历史根源。
第四，毛泽东在《张鲁传》的批语中，另一特点就是对“群众运动”的充分肯定，在7日批语中，他有“群众性医疗运动”、“群众运动的”、“革命的群众运动”、“极大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在10日批语中，有“黄巾运动”、“群众运动”、“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农民革命运动”。〔86〕毛泽东在批语中一再重复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太平道、于吉道团)是“群众运动”，是极大的群众运动，这与他对“群众运动”历来极为推崇和倚重有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对“农民运动”加以了高度的赞扬，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87〕。解放后，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对“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加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88〕。毛泽东为什么推崇和倚重群众运动呢?一是因为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89〕。也就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90〕。二是因为“群众运动”是过渡到共产主义达到斯大林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的必要因素之一。“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91〕可见其十分重要。
再一方面，是因为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于“群众运动”已有了成功的经验，也使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群众运动”仍是有效可行的方法。他在1958年9月视察马鞍山钢铁厂时，就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92〕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促进，“群众运动”在全国成为燎原之火，各行各业大搞群众运动。其结果就是，工业上，“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93〕。农业上，在“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94〕。其结果就自不待言了。而毛泽东在《张鲁传》批语中，多次提到的“群众运动”，正是这一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公共话语。它折射着领袖当时内心的革命浪漫情怀和必胜的信念。
第五，毛泽东在批语中，对农民的阶级性质作了极大的肯定。他认为，近几十年中，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动联盟的压迫下，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是无产阶级的“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95〕这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无产阶级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它也表现出了“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96〕。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更是扬鞭催马，高歌猛进，通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型基层政权——人民公社，融工农商学兵为一体，向着理想飞奔。对此，毛泽东当然是非常赞赏的。而且，我们还发现，毛泽东在1958年6月的一个批语上曾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97〕。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了农民的革命的阶级性质。当然，也不是说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没有缺点。这种缺点就是农民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小私有者”。这就产生了“保守性”。不过，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98〕。这就需要帮助、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巩固工农联盟，并且最后把工农融合成一体，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99〕而“人民公社”正是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的一个机构。〔100〕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的《张鲁传》批语的分析，我们可作如下归纳：
1、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它的许多思想都在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中化为了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结构中的文化因子。如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辩证思想、形上指向倾向，等等，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底线提供着文化支撑。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01〕就是这个意思。
2、早期道教的“乌托邦”思想和实践非常重要。它上及先秦墨家、下逮新中国先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乌托邦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无法割舍的一种情结。在其时隐时显，此起彼伏的流变过程中，它虽屡遭困厄、蹀躞垂翼，但也不乏有凯歌高奏、振翮冲霄之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系统地整理道教的“乌托邦”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阶段，当家作主人的中国人民以高昂的斗志和勃发的热情在党的领导下使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恢复了经济，使各项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尔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虽然斗志不减、豪情依旧，但在实践中却急功近利，南辕北辙，结下苦涩的果子。若仅仅从领袖那里去寻找根源，而不从国民的心态、文化的底蕴去挖掘更深的潜意识结构，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4、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正如我们分析时看到，有其非常独特的解读角度。作为领袖来说，他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洞烛机微的巅峰，不但荡思八荒、游神万古，而且腾冲超拔、机锋驰骋。虽然，他高怀远引，但也极易驰情入幻。高言妙句、音韵天成之中难掩其非常强烈的主体性，“六经注我”、“挥斥方遒”之际，也常蕴锋芒毕露的天真。一句话，毛泽东对早期道教原始社会主义的解读既是他深受道家、道教的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表现，又是他步入晚年时内心世界乌托邦理想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注释：
〔1〕参见李锐《毛泽东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汪澍白《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3；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2〕显然与1952年9月，毛泽东的“十年到十五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中的设想不同，提前了许多。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0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朱正语，参见其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4〕〔5〕〔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594、634、6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8〕〔23〕〔24〕〔37〕〔44〕〔58〕〔78〕〔79〕〔80〕〔81〕〔89〕〔91〕〔92〕〔97〕〔10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317、318、177～178、42、515、430、494、636、612、614、637、177、596～597、433、296、345页，同〔4〕。
〔9〕〔10〕〔93〕〔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66、360、365、366页，见〔2〕。
〔11〕李锐著、薛晓源编：《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136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5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1卷，188、18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4〕〔20〕〔52〕〔56〕〔60〕〔72〕〔73〕〔76〕〔77〕陈寿：《张鲁传》，见《三国志》，卷八，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263～264页。
〔15〕〔16〕〔17〕〔1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247、247、242～243、6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参见卿希泰《试论〈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见《道教文化新探》，99～10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1〕《后汉书·刘焉传》。
〔22〕〔25〕〔26〕〔27〕〔28〕〔29〕〔30〕〔31〕〔32〕〔33〕〔34〕〔35〕〔39〕〔45〕〔46〕〔47〕〔48〕〔49〕〔53〕〔54〕〔55〕〔59〕〔71〕〔75〕〔82〕〔84〕〔85〕〔86〕〔95〕《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42～151页，同〔12〕。
〔36〕〔41〕〔61〕〔62〕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317～318、317注〔1〕、315、432～433页，同〔4〕。
〔38〕谭启龙：《“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载《红旗》，1958(5)。
〔40〕《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2〕〔43〕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42、4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0〕《辞源》，修订1版，第3卷，2497页；第1卷，157页。
〔57〕转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497页，同〔4〕。
〔6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139页，同〔4〕，1993。
〔64〕〔65〕转引自李锐著、薛晓源编《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124、129页，见〔11〕。
〔66〕〔67〕〔68〕〔6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44、69、70、70页，同〔4〕，1996。
〔70〕转引自李新《“四清”札记》，载萧克、李锐、龚育之等：《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2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4〕《后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2299页。
〔83〕“民夷便乐之”即汉族和少数民族都高兴。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张鲁稍骄于汉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叛诣鲁”(《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而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对五斗米道的创立和传播与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密切关系作了论析(见《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1卷，164～165页)。
〔8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3页，同〔40〕。
〔88〕〔90〕〔96〕〔98〕〔9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234、513、239、414、414～415页，同〔4〕，1991。
〔101〕《鲁迅书信集》，上卷，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作于2000年，2004年3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