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前期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中，鲁迅和闻一多以其精辟而新锐的理论洞察，奠定了《庄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基础，故特拈出予以评述。
鲁迅倾心于庄子的哲学和文章，思想和文风上受到庄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郭沫若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列举了鲁迅在词语、题材方面对《庄子》的引用，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受庄子影响的反映。”[1]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作为讲义[2]，第三篇题为《老庄》，以熔铸古今会通中外的学术眼光，对《庄子》散文艺术作了简要的理论概括。
首先，指出了《老子》《庄子》尤其是后者在先秦诸子中以“美富”著称的特点。庄子以“无为”为其哲学根基，因此对文艺在正面论说时常持消极态度，然而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却是文学价值最高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自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穷形尽相的描写随处可见，无论是鸟兽虫鱼还是风云山水以及神怪异人，均体物入微，形神毕肖，其语言之挥洒自如，在同代文章中罕有其比，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实际上鲁迅这里已揭示出庄子文学家的身份。郭沫若明确指出：“他的文辞确是‘環瑋’而‘淑诡’”，因而“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3]
其次，揭示了《庄子》题材的特点：“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庄子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达超脱的思想，采取了“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达方式，文章中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多地注目于寓言和神话。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改造加工，也不乏自出机杼的即兴创作，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妄情节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中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鲁迅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准确地把握着了《庄子》散文艺术的基本特点。
再次，把《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概括为“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庄子》文章想象丰富，构思奇特。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其宏观的艺术视角，可以随同奋翮高飞的大鹏跃升于九万里之太空，俯视莽莽山川林泽之端之雾霭云霞如野马奔腾；其艺术的微观视角，可以潜入小小蜗角，冷眼旁观触蛮二氏“争地以战，伏尸百万”的荒唐惨象，光怪陆离的形象纷至沓来，异彩纷呈，令人于惊奇骇怪的中获得非凡的艺术享受。通过其独特的风格，鲁迅精辟地阐述了构成《庄子》散文不朽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对《庄子》散文艺术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确立了庄子的文学史地位：“晚周诸子，莫能先也”。受这一看法的启发，郭沫若《庄子与鲁迅》认为：“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
粗略看来，鲁迅的评价与《史记》所载相差无几，然而却是荟萃前人思想而予以独到的评判，重点从文学价值取向上考察了《庄子》散文艺术，突出了其在先秦诸子中独特成就和地位，虽是三言两语，却几乎成为不刊之论。但从表述方式上看，鲁迅所使用的语言还是文言，文体形式上仍有传统评点的痕迹。闻一多则以其鲜明的学术个性，体现出《庄子》散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特色。闻一多对庄子的研究和传播用力甚勤，曾著有《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和《庄子义疏》，并在其他地方多次说到庄子。闻一多对庄子独有会心，，尤其是对《庄子》散文艺术的研究，更显示出一位诗人兼文学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见卓识。1929年岁尾，闻一多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庄子》[4]，结合庄子的生存境况，集中对《庄子》的文学特征作了生动的阐述。
首先，闻一多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文学家，他不是不能。”庄子的时代是一个产生政治家、军事家的时代，不是产生文学家的时代。诸子各家，纷纷攘攘，各逞其策，各献其术，庄子慧眼勘破，劝人弃智慧而求无智慧，劝人说无为则可以无不为，为处于“夹缝”中的“人间世”找寻一条安身立命之路。这说明庄子是身在江湖，心怀天下，被视为哲学家的庄子，在其貌似“出世”哲学思想的背后隐含着“入世”的人间关怀。这主要是表明庄子无意做一个文学家，与其他诸子并无不同。然而，这种“无意”与其“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的有意碰撞，哲学与文学交织在一起，以文学的形式承载起了哲学的内核。因此，闻一多认为：“庄子是一个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进而指出：“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同时，闻一多认为，庄子具备了一个杰出文学家和诗人的基本素质：“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崖际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其次，庄子是一个文学家，那么《庄子》的文学性何在？闻一多说：“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确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是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这里闻一多以诗人特有的多情与灵敏，体悟到了《庄子》文章中诗性特征：一是其抒情性，庄子“是一个抒情的天才”。闻氏引述了明人吴世尚对《庄子·则阳》中“旧国旧都，望之怅然”的评论：“庄子妙得于诗”，并补充道：“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闻一多不仅于庄子情感外露的地方看到了诗意，而且在玄妙莫测的哲理中悟出了庄子的深情。如他对“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理解：“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闻一多在庄子哲学中探究到的情感趋向，让人感到庄子对生活体验的深刻和情感的浓烈，并进一步阐发道：“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乡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径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有 ，几乎令人捉握不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闻一多的《庄子》阐释，显然已不是文词的训诂也不是哲学思想的诠释，而是对文学深情厚韵的感悟，然而又让人感到他接近了庄子哲学的本真。庄子著述，的确不是要建立什么哲学体系，他要做的只是表述一种适意的、美妙的生存境界，其中蕴含的是庄子对人类生存原生态的深情凝望和畅想。因此，闻一多深情地从《庄子》中看到了“一个哀怨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有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是泛泛的一个诗人。”这样闻氏很自然揭示了《庄子》诗情特征的另一重要方面：道出了人类普遍心理与情感，而这只有一流作家才能做到。闻一多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伟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这里既揭示《庄子》博大精深的审美内涵和“花叶”繁茂的美感形式，也显示了《庄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认为文艺应以“载道”为目的，虽然孔子曾强调“文质彬彬”，但总体上侧重于“质”，而道家虽以其对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揭示推动了文学的自觉，然而魏晋以后，消极追求闲情逸致、片面讲究外在的华丽，失去了文学应有的厚重，失去了《庄子》中“那原始、最宝贵的哲学的仁子”，而流为“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因此，闻一多对《庄子》散文哲学内涵的彰扬，实际上是以深邃的文学史家眼光，开出的一剂疗救的药方。再次，《庄子》虽然也像其他诸子一样地表达哲学思想，但文章却达到美的极致，因而闻一多说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庄子思想与文章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准确地指出了《庄子》成为美的典范的原因。
第三，《庄子》的文辞之美，千古卓绝。闻一多认为，这样的美，根本在于文辞与思想的天衣无缝的浑融，那奇诞葱笼的想象力，恣肆瑰丽的文辞，自由驱遣陶熔的文风，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妙澈融合，达到了中国语言诗性美的极致。通过比较，他称赞道：“战国纵横家以及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的了，但充其量只算得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在引述了《庄子·天下》对庄子文辞的评说和高似孙、赵秉忠、凌约言等人的评价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融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闻一多又从审美接受的角度阐述了《庄子》的艺术效果：“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更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件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第四，从纯文学角度来衡量，《庄子》表现了高超的“写生”和营构“境界”的能力。闻一多认为，庄子既是抒情的天才，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其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摩，怒则分背相踢”；他能感受到春天槐叶的生长，“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生目，十日而鼠目，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闻一多引述了《齐物论》中的描写“风”的“奇文”，认为本来无形可见的“风”，庄子却能描绘得生动传神，比宋玉《风赋》所状之风要高明得多。另外，闻一多还认为，庄子笔下的支离疏等人物是“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代表了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庄子正是这种境界的开创者。
第五，是庄子充满隽永谐趣、奇肆想象的寓言。战国诸子文章多用寓言，而庄子不但用得最多最精，而且最具文学性，闻一多认为：“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其突出特点是谐趣和想象：“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愈能发人深省。”庄子寓言固然有其象征意义，“然而对于故事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气氛’的布置，……他末尝不感觉兴味”，这些“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这是庄子对中国文学的独创性贡献，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闻一多认为，从《桃花源记》、《毛颖传》，甚至《西游记》《儒林外史》中，都可以看出庄子的明显影响。
总之，鲁迅、闻一多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通览全局，抉发特色，以活跃的思维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其拓荒式的开垦给后来者留下了精耕细作的园地。郭沫若对闻一多的《庄子》研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5]可以说，正是他们富于现代色彩的学术理路，奠定了20世纪《庄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基本格局，20世纪后半期的《庄子》散文艺术研究基本上是沿此路径向前发展与开拓的。
注释：
[1] 《中苏文化》（半月刊）1941让4月20日，第8卷第3、4期。
[2] 原题《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3] 《庄子与鲁迅》。
[4] 《新月》第2卷第9期。
[5]《闻一多全集》第12卷郭沫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