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鸣九文集（15卷）》（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首发式上，我的座位正对着叠放的这皇皇巨著，心中不禁震颤起来：它凝结着我这位同事、近邻和朋友的多少心血啊！掐指一算，柳鸣九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整整一个甲子了，可以说，一辈子的心血都在其中。而作为同侪，我清楚，他这辈子曾经因为各种各样不可控的因素耽误了很多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能有此成绩，真可谓来之不易。
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柳鸣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有战略眼光。由于“文革”中整个外国文学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就面临着如何搬掉这一“拦路虎”，“突破禁区”的问题。在这方面，“破”什么、“立”什么，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78年秋，柳鸣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鼓舞下，以破冰者的勇气，在广州召开的“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公开指出了几种阻碍西方文学研究的“左”的思潮，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他一连写了三篇拨乱反正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对于这三篇文章，社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逐渐平息。可以说，柳鸣九在那个重要时刻的仗义执言，使他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推开大门的第一人。
西方现代主义流派林立，纷繁复杂，该从哪里入手呢？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我自己首先抓住了现代德语文学中最有影响的卡夫卡。但初次读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主人公为了去附近的城堡开一张临时居住证而求爷爷告奶奶，我怎么也进入不了语境。洋洋23万字翻来覆去就写这么一件事情，令人费解。小说那么有名，其艺术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不久，柳鸣九选编的《萨特研究》出版了，读了其中的小说《恶心》，觉得它的写法与《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又读到萨特的其他著作，才对《城堡》的美学堂奥豁然开朗。存在主义文学强调写人的“生存处境”，尤其是特定境遇下的个人危机，一种火辣辣的生命感受。可以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好阐释。这两人也因此成了卡夫卡的最早传播者。但萨特的思想与时俱进，他后来同情社会主义，曾数度来过中国。他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介入社会”的人生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定义等，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他呈示的文学样式和美学主张有力地触及文学的“人学”本体，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功能，是对西方当代文学的有力推动。柳鸣九先于我们明白了这一切，并知道这些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故早在1980年他就撰文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正名。不久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去法国期间，更将萨特及其志同道合的终身女友波伏娃作为主要访问对象，回国后发表了《巴黎对话录》，和前述《萨特研究》一样，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兴趣。但就像许多最先“吃螃蟹”的人那样，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潮与学派的纷纭复杂，他曾一度受到质疑，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社会的发展，他的萨特缘也就渐渐变成美谈了。
柳鸣九对他的本行怀有宏大的抱负。“文革”后一恢复正常工作，他就在自己主导写就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基础上，一连开启了编选三套现当代法国文学资料丛书的工程，即“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法国现当代文学资料论丛”与“西方文艺思潮丛刊”。众所周知，法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策源地，流派迭出，思潮更迭亦快。柳鸣九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选了这个时期的70种书籍，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领域的各个流派和代表作家，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法国文学景观的全面呈现。起初我还想，把大量时间消耗在这类编辑性工作上是否值得？但当上述三项工程完成后联系起来看，就觉得这不仅对自身学术研究不可或缺，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亦极为必要，必将荫及后人，功莫大焉。
柳鸣九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系但不同专业的校友，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即毕业调入当时中国科学院直属的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直到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理论力量很强，有蔡仪、毛星、陈涌等人，所长是何其芳。这期间柳鸣九受到了必要的理论训练。上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的“共鸣说”引起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兴趣并展开讨论。这一功底使他日后的法国文学研究如虎添翼，常常一动笔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他的15卷文集除了三卷是译文外，其余12卷都是著作，这一数量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罕见的。
我一直都认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成就的大小，关键在于文学素养的高低，外语只是一个工具。前辈中较有影响的同行如钱锺书、杨绛、冯至、傅雷、李健吾、卞之琳等，哪个不是首先得益于文学？柳鸣九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也归因于此，就是说他与上述诸君一样，都属于作家型学者。这一品格使他驱逐了学术领域常见的学究气通病，赋予了他的文论以可读性较强的特色。而如果将那些占了文集一定篇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独立出来，也能见出作者优秀的文学内质。如《巴黎散记》所描画的“巴黎名士”“翰林院”的“翰林”，尤其是他疼爱无比的嫡孙“小蛮女”，一般作家岂能写得出来？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天分和勤奋。有天分的人生活中并不少见，成功者或者说像柳鸣九这样的成功者却实属罕见。原因很简单：一般人不能克服天性中的惰性，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事业上。而柳鸣九却做到了这一点。这无疑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难怪，在电影院里几乎见不到柳鸣九的身影；单位每年春秋游，也从来没留下过他的足迹；即便像出国这样的“美差”，同行中他的频率也可能是最低的一个。这使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歌女约瑟芬，或鼠众》中的那位女主人公，她为了把她的歌唱艺术提升到“最高境界”，以“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榨干了自己身上无助于这一目标的一切！我想，也只有像柳鸣九这样有着特殊韧劲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当面对这15卷文集时，谁会说柳鸣九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所牺牲的无助于此的一切是不必要的呢？
